八、“四清”——不成功的嘗試

　　一九六三年二月，鑑於毛澤東指責中共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中共決定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半年前被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搞得很被動的劉少奇，也許是出於希望以順應毛取得諒解的目的，起初非常積極地推動運動，大講階級鬥爭，派夫人王光美親自下鄉蹲點，並把一百八十多名正副部長和一千多名司局長派下鄉搞運動。運動逐步具體化為“四清”——即清帳、清倉、清財務，清工分（後升格為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簡稱“四清運動”。

　　在運動發展過程中，毛澤東不只一次地指示：根子在上面【32】。然而主持具體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卻將運動搞成了自上而下派工作隊清查農村基層幹部，目標放在打擊多吃多占和貪污浪費上。這兩種對運動完全不同的態度與期望，導致了毛和劉當面發生衝突。

　　針對劉少奇所說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毛斥責道：
　　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四清”“四不清”運動……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的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33】

　　這段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毛澤東的觀點。以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頭腦和對毛的了解，不會不明白含義是什麼。但他們不能按照毛的路子搞，那樣就會搞到官僚集團和務實派自身，甚至自己都可能成為運動對象。這一點在劉少奇檢討對毛不夠尊重的時候已經看得出來，毛當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34】

　　當時中共的組織體系掌握在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手裡，毛因此空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卻沒有層層貫徹推行的權力。務實派明着不跟他爭，卻是一個“拖”字定乾坤，反正權力在握，毛的意志只能通過他們貫徹，他們就給他搞走過場，形式化，抓而不緊，不了了之，消解於無形。對此，當代研究劉少奇的學者何家棟有這樣看法——“四清”時毛澤東就想搞一場類似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只是因為劉少奇的抵制才未能實現。【35】

　　何家棟的看法有對的一面，也有不對的一面。對的是“四清”比五七年的“鳴放”更接近文革。五七年“鳴放”只有人民監督政府，“四清”運動又加上了教育人民，組成文化大革命之核心的“斗私”和“批修”兩個因素，在“四清”時都有了萌芽，並且組合在了一起；不對的是毛在“四清”時還是想通過黨政體系貫徹他的構想，而到文革時，他已經是要以打碎黨政體系貫徹他的構想了。因為“四清”的經驗使他明白，盤根錯節的黨政體系已經整體地成為了他的敵人。

　　他對黨政體系的態度，可以從這樣一個變化反映出來——“反右”時，由他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講：反對一個基層單位的領導，就是反黨，因為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是由一個一個具體的基層組織組成的”。而九年後的文革，同樣是他審定的決議和社論卻說：反對縣委書記或省委書記都不是反黨，也不是反對黨中央，因為省委就是省委，黨中央就是黨中央。【36】

　　十、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為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場權力與政治的運動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稱？我想那不僅只是因為運動發端於文化領域，而是他搞那場運動的根本動機並非如後來主流觀點認定的那樣在於爭奪權力。對他而言，如同他在文革前就向劉少奇揚言的那樣，“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40】那可不是吹牛。僅為重新控制權力他用不着搞一場勞民傷財的大革命，即使他那時被架空，他也有足夠的權威、手腕和冷酷去搞一場斯大林式的大清洗，那對重新控制權力是足夠的，而且不必波及人民，可以避免社會動亂。我相信更吸引毛的是在另外的方面，即“觸及人們靈魂”、“改造人們世界觀”，“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和實現“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從這個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稱呼就容易理解，並且也就十分貼切了。

　　在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整體構想中，“毛澤東思想”既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指導，又是武裝群眾的思想武器，通過學習“毛澤東思想”，人民將變成無私新人，通過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人民將把官僚集團置於看管之下，防止他們搞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只有囊括這幾層關係的組合，才是毛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設想所在，其他任何單一的強調都是不夠的。

　　今天，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已是眾所周知。但就毛當時的具體操作而言，氣魄之大和手筆之高都不能不令人驚嘆。他明白，在權力體系和行政程序之內，搞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努力都會被官僚集團化解於無形。為此，他必須首先超越官僚集團，並且打碎官僚體系。他靠什麼做到這一點呢？這時，他以往一直在有意積累的資源就顯露出作用了。
　　——那就是個人迷信。

　　正如毛的批評者所指出的，毛喜歡並且鼓勵對他的個人迷信。然而那除了是一種不好的“作風”，我相信也屬於他深不見底的謀略之中一個部分。他十分清楚個人崇拜在政治鬥爭中能起到的作用，例如他在一九六五年對他的老朋友斯諾說：“赫魯曉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為他完全沒有個人崇拜”【41】，因此他“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42】。文革期間，他又向斯諾進一步解釋了要搞個人崇拜的理由：“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43】

　　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在他的鼓勵和中共黨內的迎合下，他被推捧到神的高位。當年上海的中共書記柯慶施如此宣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44】對毛來講，人民和黨對他保持迷信，就沒有人敢於和能夠進攻他。反過來，他卻可以把個人迷信作為對付任何敵手的強大武器，即使整個官僚集團都和他作對，他也可以使用這種武器去動員群眾，把他們打的粉身碎骨。

　　文革之初的毛正是這樣做的。那時中共官僚集團重施“四清”時的手段，“轉移鬥爭大方向”，阻礙運動發展。而他採取的辦法就是直接登上天安門，向全國的“紅衛兵小將”揮舞紅星軍帽，以神諭方式授予年輕學生造官僚集團反的權力。上千萬狂熱追隨他並且“誓死捍衛”他的紅衛兵，只用短短幾個月就把龐大的官僚集團沖得七零八落，落花流水——足以證明個人迷信與群眾運動結合在一起的威力有多大。

　　仔細回顧，當時被人認為難以理喻的事，不乏毛的“高招”。例如似乎荒誕的“大串聯”，不惜物資停運，讓千萬紅衛兵全國各地任意遊走，食住行全部免費，在正常思維中只能視為胡鬧。當時的周恩來擺出各種理由表示串聯給城市和交通造成的壓力太大，而毛卻毫不在意地告訴周這才是剛剛開始，他還要再接見成千上萬的紅衛兵。【45】對毛而言，千萬初生牛犢般的紅衛兵放出去，目的就是打亂原有秩序。官僚集團對控制本地及本系統從來是強有力的，可以有效地阻隔毛的意圖下達或使其變味，但那些持有尚方寶劍且極其好鬥的外來造反者卻讓官僚們無法對付。紅衛兵所到之處，造反之火立刻熊熊燃燒。他們給當地人帶去榜樣和勇氣，把當權派打得威嚴全無。如果沒有紅衛兵大串聯的“煽風點火”，除了少數大城市，文化大革命很難在全中國發動起來。相比這個目的，生產停頓、物資停運一類的損失，對毛根本不值得一提。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是毛對文革過程的思路。林彪在六六年八月說的是：“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着覺，無產階級也睡不着覺。”【46】毛所要的“亂”是打碎舊的，而後再實現他的理想——即是“治”。為了那種“治”，他不惜也不怕“天下大亂”，因為對他而言，只要實現理想，犧牲再大也值得。鄧小平後來在嘲笑毛晚年自我矛盾時說：“毛主席……評價文化大革命，說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麼能聯繫起來呢？”【47】然而這種矛盾只是對鄧而言的矛盾，卻不是對毛而言的矛盾。如果真能實現毛對文革寄予的理想，即使再多幾次“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又能算得了什麼呢？也無非是“一個指頭”的問題。毛之所以承認“三分錯誤”，只是因為他那時已經無法迴避革命結果與理想之間的距離遙遠。其實，所有自認為代表絕對真理的理想主義者在這一點上都是一樣——只有他們的理想屬於至善，具有高於一切的價值，而給人民與社會所造成的浩劫，不會讓他們有任何動搖。

　　概括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手去運動群眾，另一手搞群眾運動。他所希望的是最終形成這樣一個結構——高高在上的他提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指導思想，通過現代意識形態手段普及給下層群眾，轉變為群眾的“思想武器”，再以群眾作為他的思想運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對夾在他和人民之間的官僚集團進行批判、監督和制約，從而達到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防止權力集團變質的雙重目的。

　　十一、“大民主”

　　毛要與群眾結盟，重要措施是給群眾以權利。他曾經這樣闡述他的“人民主權”思想：
　　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48】

　　被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的“鞍鋼憲法”就是這一思想的典型體現。這一思想隨文化大革命到來轉變為“大民主”，則是順理成章的。當時專門為毛澤東主義進行註腳的林彪這樣解釋“大民主”：
　　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49】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民主”的充分實踐。尤其在文革開始的最初兩年，中國大地到處造反、奪權、串聯、游斗當權派、成立團體和組織、自辦報紙電台、撒傳單、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小人物一夜成為明星、原來從不出遠門的青年免費闖蕩天南海北、各種規矩制度全部作廢、甚至可以真刀真槍地打內戰……除了攻擊毛和他身邊少數幾個人以外，其他政治自由幾乎無一不有，且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過，那並不是真的自由。這一點可以比較一下“大民主”與民主之間的區別：民主沒有事先設置的框框，自由形成的民意是最終被接受的結果，然而民意的產生與實行過程則要遵循程序（法律）；“大民主”卻是沒有程序約束，並且有意去打破程序，任由群眾進行創造和發揮，然而必須囿於毛澤東主義的框架內，不允許任何逾越。所以，“大民主”下沒有真正的民意存在，只有毛的個人意志凌駕一切。這一點，曾任毛的“筆桿子”的陳伯達講得很清楚：
　　在“大民主”的條件下，群眾的爭論和鬥爭一定會發展成為科學真理——毛澤東思想。通過鬥爭與爭論，革命人民的思想就會與毛澤東思想融為一體，毛澤東思想就能掌握群眾。在這種意義上，群眾將會實現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目標。與此同時，毛澤東思想也將同革命人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就是“大民主”最偉大的意義。【50】

　　在陳伯達的說法中，似乎群眾運動會自發地與“毛澤東思想”達到一致，實際顯然不是如此。那是由非常殘酷的專制手段保證的。所以，文革年代的“自由”只是體現在對程序的摧毀上，而專制則體現為對思想的絕對主宰和不容異端。二者在那年代同時達到頂峰，但無疑專制是最基本的。只不過長期處於奴化狀態的群眾對思想壓迫往往不敏感，卻能從對程序與秩序的摧毀中體會解放的快意。一些人至今還對文化大革命保持懷念與讚美，往往就是出於這個原因。

　　一方面，毛要用自身意志統治所有中國人的大腦；另一方面，他又處處表現出立足群眾。他告誡下級“要做群眾的小學生”【51】；他痛斥官僚“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52】；他提出“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繫群眾”【53】，“最重要的監督就是來自於群眾的監督”【54】，“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55】；他主張“讓群眾管理他們自己的事情”；他迷信群眾運動，宣稱“什麼工作都要搞群眾運動，沒有群眾運動是不行的”【56】。據研究者統計，從一九四九年他掌權到一九七六年他逝世，僅全國性的群眾運動就搞了七十多次，地方性的運動還要多十倍。【57】

　　之所以毛澤東主義具有體系上的平衡，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政治極權加經濟公有使社會成員生老病死皆在權力控制下。毛如何把這種無與倫比的專制與他代表人民利益的說法合理地聯繫一起並解釋呢？——就在於他賦予群眾崇高的地位，以及“大民主”的權利。一旦群眾真正能夠監督和制約當權者，能夠對當權者進行造反、奪權或更換，再高度的專制也是可以被平衡的。因為儘管社會財產被統治者把持，但是在官僚集團嚴密管治人民的同時，人民也能對官僚集團進行反制以至將他們打倒，誰還能說社會財產不屬於人民而只屬於當權者呢？這樣一來，公有制看上去就名副其實了，政治上也就形成一個所有人（只有毛一人除外）都受到管治的結構。那種循環的相剋構成了近乎奇妙的平衡。

　　那樣一個結構對當時中國人是有相當說服力的，也吸引了世界形形色色左派的傾心。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平等狀態使專制更容易統治，當時的中國社會雖然充滿迫害，卻並非只有一部分人受迫害，另一方是迫害者。幾乎任何人，不管他處於什麼位置，那時都沒有絕對的特權和安全。苦難中的人民會因此得到安慰，環顧周圍，既無富人，“當官的”也只敢夾着尾巴逢迎群眾。不說別的，僅一個大字報就足以讓所有當權者膽戰心驚，何況“偉大領袖毛主席”還鄭重宣布：“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58】，並且給出了“七八年一次運動”的時間表，各級官員就更加時時處處如履薄冰。毛構建的那種平衡保證了那個年代的中國再亂也不至顛覆根本，而毛自己也始終受到多數中國民眾的衷心擁戴。

　　不過，仔細考察毛所晝思夜想、真誠要為之獻出一切的那個“人民”，其實只是他頭腦里的一個概念和偶像。人民（乃至全人類）是一個最大概念，因此也最能感動狂妄的理想主義者。然而真正的人民從來不是概念，而是千千萬萬活生生的個人。大躍進餓死了上千萬的個人，毛只是輕描淡寫：“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59】他還說過這樣的話：“有人說中國人愛和平。我們說不對！我們中國人好鬥。依我們的意見，犧牲世界半數人口，消滅資本主義，換來社會主義……”【60】在這裡，願意為“主義”犧牲半數的難道真是那些中國的父老妻兒嗎？顯然，“好鬥”的只是毛自己，而人民是實現他自我理想的工具。回顧歷史，他所做的一切事無一不是以犧牲無數個人為代價。法國大革命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對他完全可以換成——“為人民，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一旦超越毛自身的邏輯——關鍵是看到他的“人民”概念與個人的脫節，他的體系就失去平衡，成為泥足而立不住腳了。

十二、“只有天知道”

　　毛最得意的時候應該是中共“九大”。當時看“九大”影片，毛談笑風生、躊躇滿志，真是意氣風發。30個政治局委員打倒了27個，17個書記處書記打倒了13個，新一屆279名中央委員，上一屆留下的只有53名。全國75%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普通幹部也有17.5%被立案審查【61】……那時似乎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在實現，他贏了那場史無前例的豪賭，大滿貫。

　　但是越往下走就越不是那麼回事。他的理想實現了嗎？人民“靈魂深處”真地爆發了革命，從此變得無私、成為新人了嗎？官僚集團被看住了嗎？他和人民的上下夾擊確實解決了馬克思留下的難題嗎？路線鬥爭沒有隨“文革”勝利而結束，反而愈演愈烈。林彪事件給他的打擊非常之大。不錯，舊的官僚集團打碎了，但是另一個集團又出現了。那不是一個人的背叛，是更根本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成功還是一個巨大的失敗？他付出了一世英名的血本是贏了還是落得滿盤皆輸？他那時一定會產生種種痛苦的疑問。

　　林彪死後，很多事又得從頭來。剛建立不久的行政體系需要重新整肅，把林系人員清除出去。原來最可靠的軍隊不再令他放心。他不得不重新啟用已經被文化大革命粉碎了的舊官僚集團，由此形成了一九七二年後的“回潮”。那使得中共務實派重新獲得權力，並且在整頓文革爛攤子的過程中步步為營地開始收復地盤。那一段時間，毛的政治選擇一度顯得模糊，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使他難以確定位置。他肯定是不會放棄理想的，他也不會甘心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敗者的形象，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對現實，他也從來都有善於退卻的一面。

　　一九七三年他讓“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復出擔任副總理，表現出他的靈活一面。一九七五年初又讓鄧擔任了軍隊總參謀長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歷史表明，毛一旦處於反思就開始務實，至少允許他的左右務實。務實得到的穩定不僅能使他安心反思，而且也是在為他的下一步進擊積累物質基礎。一待他心理上緩過勁來，問題也想明白了，務實派和務實路線就會被拋在一邊，他又會義無返顧地重新投入到他的烏托邦中去。

　　所以，儘管他在七四年說了這樣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62】並且被周恩來和鄧小平巧妙地借用，搞成了企圖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安定團結”路線，但決非說明他從此就心灰意懶，不打算再折騰了。

　　那時候，毛的身體已經一天不如一天。他就象一頭伏櫪的老驥，仍然夢想着往昔一日千里的時光，壯志未酬，心何以甘。熟悉他的人後來對他的人品多有非議，說他“遠賢人，近小人，喜歡奉承，聽不得批評……出爾反爾，言行不一”【63】，然而如果把他後來的舉動全歸於性格缺陷與老婆的挑唆是不夠的。完整地觀其一生，不難想到他根本不可能半途而廢，也不會接受不了了之、不明不白離開人世的下場。

　　“批儒揚法”、“批水滸”、“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他步步深入地重新回到起點去的不同階段。他放不下他的擔憂。他在八十一歲生日那天跟周恩來談心，又一次老話重提——“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很容易”。他在談話中把解決的辦法歸結為一點，就是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很明顯，他並沒有從他的怪圈裡轉出來。

　　他同周恩來說這些話也許是一種刻意安排。他與周終生保持一種奇妙的關係。沒有周給他收拾爛攤子，他那些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奇想肯定早已夭折。不過毛也肯定清楚，周不是他的同道，如果他先於周死，周一定會馬上終結他的革命，重返務實派的道路。毛在晚年越發孤獨，雖然一般黨員和普通人民對他崇拜得無以復加，高官也無不對他畏懼仰望，可是有誰真正懂得他的理想，理解他的追求呢？拜訪過他的法國作家馬爾羅斯曾聽過他這樣低語：“我是獨自和群眾在一起的……”【65】從這個角度考慮，讓周早於自己死掉，會使他感到心安。

　　不過還有一個鄧小平，難以置信地結實和強悍。事實表明，“走資派”是不會真正被改造的。文化大革命給了鄧那麼多“教育”，一讓他上台就立刻回到老路，仍然去搞修正主義。毛在垂危時清楚地意識到，不能讓鄧繼續留在台上，而且要在他活着的時候就解決。他又一次發起攻擊，重新打倒了鄧。他當時所說“走資派還在走”，今天證明是沒錯的。他最終得出的結論——“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讓人不能不感到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以至成了荒誕。他一生立志消滅資產階級，最後發現資產階級就在他組建和領導的共產黨內。這種荒誕遠遠超過那些荒誕派戲劇大師的想象。說出這個結論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只有那種把自己視為上帝的人才能無視這種話可能引起的後果。

　　毛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已經沒有時間解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嘗試，耗盡了他所有的精力，結果是失敗的。他在有生最後一個元旦發表的兩首詩詞——《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都是在他暗自策劃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所做。前一首的結尾一句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後一首結尾一句是“試看天地翻覆”。然而那已經不再是“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當年，他讓八億人民掀起學習這兩首詞的全國性熱潮，不過是滿足他心靈中最後一抹迴光返照的憧憬罷了。讓他夢牽魂繞的理想遠遠沒有實現，原來無比崇拜他的群眾卻站到了對立一邊。一九七六年春，全國多處發生了以悼念周恩來為名的群眾抗議運動。四月五日清明節那天，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和騷亂。

　　四五事件對毛的打擊不亞於林彪事件。他一生自認為代表人民，人民也從來都對他山呼萬歲，然而到了臨終時刻，就在離他住處幾百米的廣場（是他當年宣布“新中國”成立的地方）竟會有成千上萬的群眾鬧事，為的是支持被他打倒的“走資派”！他此生最後一次看電影，當出現他的部隊四九年被人民夾道歡呼進城的鏡頭時，他竟失聲痛哭，不能自已。那時，他的內心是怎樣感慨歷史輪迴和人心變遷呢？沒有證據說明他的死亡與四五事件有確切聯繫，但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他就離開了人世。

　　臨死前，他對身邊人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66】

　　在這段話中，再也看不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氣，也不見了“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霸氣。他已經實在太老了，即使還有心，也沒有力了。他幾乎沒有對身後之事做什麼安排，儘管他擔心可能出現政變，也憂慮親近之人的下場，但是卻把權力傳給了一個註定站不住腳的華國鋒。他給華的合法性只是一句“你辦事，我放心”，留下的政治遺囑是“按既定方針辦”。他奮鬥一生，結果是越走發現離目標越遠。他不再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留給接班人的，是一句平實得有些令人傷感的開導——“不要着急，慢慢來。”

　　既然連他自己都難以堅持住“既定方針”，還能指望誰呢？整個中國已經到了山窮水盡、行將崩潰的邊緣。他的死給一個新時代讓出了空間。他活着，沒有人敢於和能夠忤逆他。但是他死了，威力便如風消散，以至屍骨未寒就發生宮廷政變，老婆被關進監獄，近臣被一網打盡，而被他打倒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則全面復辟。中國航船的舵輪，從此落入與他恩怨難解的那位“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手中。

　　十三、未解的矛盾

　　現在回頭看，更令人感興趣的倒不是毛的荒謬——那已是有目共睹——而是毛為什麼能在那麼長的時間裡迷倒數億中國人，並在地球的東西方同時颳起令人耳目一新的風暴？

　　我不把毛在五七年後的所作所為只看作他個人的瘋狂，我寧願相信那其中有一種必然——那是沿着共產主義的體系深挖下去，最終一定會出現的一口井。

　　人類自古就有消滅貧富差別的平等理想，共產主義可以說是這一理想的頂峰；同時人類又有人人都為自身追求個人幸福的要求。二者之間形成的張力，導致在以物質為崇拜的現代世界中，追求平等的共產主義必須要有“物質極大豐富”做為前提和號召。何況世界體系中還存在着另一個物質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進行參照。如果不能在物質上超過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便無法戰勝資本主義。因此共產主義的成敗，最終的關鍵就歸結為是否能在經濟發展上實現“超英趕美”。

　　而這也就引出一個悖論：實現“物質極大豐富”離不開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如果承認人的本性自私，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就只能對“私”進行迎合。然而，迎合“私”的結果會是實現共產主義嗎？要知道，共產主義的目的並不在發展經濟，而是要消滅剝削，實現平等呀！迎合“私”的結果只能與這樣的目的背道而馳——因為歸根結底調動“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擴大差距，而在那樣一個過程中，就一定會產生兩極分化和新的剝削，最終不可避免地回到資本主義老路上去。

　　由此而知，只要真誠地堅持共產主義目標，就不能對“私”有任何妥協。那麼就只剩下兩種可能，一種是堅持不迎合“私”，寧願勞動者在公有制下失去生產積極性，大家一塊窮，然而那最終仍然無法戰勝資本主義；另一種就是除了不迎合“私”，還要去改造人，消滅人性中的“私”，最終把全體社會成員改造成無私“新人”，讓他們在公有制下忘我地工作和無私奉獻——那不恰恰就是毛澤東的追求和所作所為嗎？因此，只要是沿着共產主義的邏輯往下走，最終結果只有此路一條，別無他途。從這種共產主義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其實一點也不荒謬，他只是比其他共產主義者都走得遠和徹底而已。

　　有這樣一句話——“三十歲以前不信共產主義是沒有心，三十歲以後還信共產主義是沒有腦”，典型地反映了人類的困惑。一方面，消滅剝削和追求平等的理想曾使無數人類優秀分子前仆後繼；另一方面，毛澤東、斯大林、波爾布特一類的共產帝王又給人們留下了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殘暴和恐怖。難道在人類的良心之上，長出的結果只能是魔鬼？難道挺進天堂的征途，最終到達的必定是地獄？而我們的理性之腦，是不是一定就得拋棄我們的審美之心呢？那麼多天才頭腦的思考，人類的千年之夢，百年來激盪全球犧牲了千萬英烈與剝削、壓迫、不公正和貪婪進行的鬥爭，到頭來難道全然是一個誤會，一次可恥的自我蒙蔽，一場白白捉弄人的鬧劇和徒勞嗎？

　　世紀末寫下這段文字，我的心是非常沉重的。這一個千年顯然已經沒有可能得到答案，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接踵而來的下一千年，人類不會最終依然迷茫。

　　公平與效率至今仍然是人類一對不解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立身基礎在於效率，共產主義的立身基礎在於公平。公平雖然總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產主義終究敵不過資本主義，原因就在資本主義已經找到了效率的“無形之手”，共產主義卻一直沒有找到公平的“無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實現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產生形形色色的毛澤東，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殘酷故事。

　　把毛澤東說成一個內心陰暗、專事弄權的暴君，無疑可以使在毛時代受過迫害的人得到比較暢快的發泄。然而那樣一個毛能夠使我們得到的啟示，遠不如把他視為一個追求至善天國的理想主義者。因為我們迫切地需要明白這一點：人類不僅需要畏懼和防範暴君，更需要畏懼和防範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一旦讓自以為代表絕對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義者掌握了人類命運，他們就將以發自真心的美好動機——類似解放全人類或實現共產主義——去命令人類無條件地服從他們的理想，並把一切都交由他們安排。那時，所有的苦難和犧牲都會被他們視為“必要代價”，而任何反抗與不滿，也會被他們“以革命的名義”毫不留情地鎮壓。

　　問題是，他們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但他們憑什麼可以代表人民呢——如同毛說“中國人好鬥”或當今中共說“中國人有不同的人權”？人民難道給過他們授權嗎？他們又有什麼權力把國家機器據為己有，強加全社會接受他們個人的理想和價值呢？然而，這就是迄今為止所有社會理想降臨到人間的通常途徑。理想先於一切追逐的是權力，因為只有牢牢抓住權力的“有形之手”，才能去實現“理想”中那些均田分地、抑強扶弱、純潔亞力安人種、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或是再造人間、實現共產主義天堂等等的“遠大目標”。不往遠說，即便今日社會僅剩的一點呼聲微弱、苟延殘喘的公平，不也是唯有依靠政府權力才能勉強維持嗎？

　　這就給我們展示出一個扭曲的現實：因為有“無形之手”，產生效率的源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自由；因為沒有“無形之手”，保持公平的力量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強加。而這樣的結果，就把效率與公平的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地轉變成了自由與控制、民主與專制的矛盾。公平也就被荒唐地推到了自由與民主的對立面。

　　這就是許多心地善良的人三十歲後寧願只要腦不要心的原因，也是“自由主義者”常常對“左派”心存疑懼的根據所在。但是，我們能因為懼怕控制就犧牲公平和正義嗎？我們又能因為貪圖利潤就放棄大同理想和社會良心嗎？在我看來，以一句“世上沒有最好，只有最不壞”就推脫該做的努力是不負責任的。公平和效率並非能夠只選擇一個而不要另一個。它們二者的矛盾只在表象，深層卻有共進共退的關係。一旦社會只有自由沒有控制，只有效率沒有公平，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引狼入室——你所懼怕的毛澤東，就會在自由的舞台上高舉着公正大旗而崛起，並用強有力的“有形之手”去重新控制社會。那時效率就會自嘗苦果，且一定要加倍地償還對公平所欠的陳債。

　　在生態問題日益突出、資源逐步匱乏、全球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人類對總體控制的需求只能加強。僅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決新時代擺到人類面前的新問題。自私是人的本性棗這在毛澤東改造人性的革命失敗之後已經成為無可爭議的公論。而若沒有控制，自私的人難道可能從貪婪與瘋狂的物慾軌道上自行退出嗎？當我們意識到人類社會不能沒有控制、並且還需要加強控制時，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慘痛記憶就應該成為一種強烈提醒：未來社會的控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還是“無形之手”，實在是意義重大。我們必須解決這個難題，為公平（也就是為控制）找到一隻“無形之手”，並讓它與效率的“無形之手”和諧共存。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人類勢必難逃以往的輪迴，只有找到那隻“無形之手”，我們才會有可靠無憂的未來棗那未來也許不再有讓人熱血沸騰的理想本身，卻將永遠保持在寧靜而安全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