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禎帝身旁為什麼沒有“陸秀夫” |
| 送交者: ZTer 2006年05月27日11:01:0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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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亡國之君中,明代的崇禎帝死得最淒涼。1644年農曆甲申年三月,闖王李自成的大軍攻破北京,三十五歲的崇禎皇帝讓太監敲響緊急狀態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鐘。可平時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麼,無一人出現,早就作鳥獸散了。只有太監王承恩陪在旁邊。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樹上。 《明史.莊烈帝本紀》記載着崇禎帝自殺前所寫的遺詔:“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臨死前依然說“諸臣誤朕”一則反映崇禎帝剛愎自用的性格,也反映了他失望之際的心情:你們這些大臣們,世受國恩,最需要你們的時候一個人也見不着,白養你們了! 我們看看歷史記載崇禎帝自殺前那幾天驚慌失措,猶如一頭困於籠牢中的野獸。 十八日外城陷落,他問太監去為什麼沒有京營兵護駕,太監回答說:“皇爺安得有兵?京營兵皆散,今惟有勸皇爺走耳。”走投無路的崇禎召新樂侯劉文炳等帶家丁前來護駕。劉的回答是:“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豈能當賊?”劉文炳說的是實情,明朝從洪武帝開始,對大臣監控甚嚴,大臣如果自己訓練家丁,那就有私練武裝的嫌疑,可能危及江山,是大罪,而一些毫無訓練的家僕不可能有什麼戰鬥力。此時崇禎嘗到了祖宗之法結下的苦果。 當日崇禎將長平公主的胳膊砍斷,嘆息道:“汝奈何生我家?”命令太子化妝逃到民間。他自己也趁黑微服到朝陽門,要出門,守門的不放行,說天亮再說。——這也是規矩,但此時李闖大軍在外,稍微有點良心的人不會拘泥於成法,無論是城中哪一個達官貴人,能放出一個就可能救活一人,但此時守門的已生了異心,他們再為李闖守門不讓人逃命,好日後邀功。崇禎扈從想去奪門而出,守門的反而也大炮回擊。他命令人去叫負責守朝陽門的朱純臣來開門,可朱府看門的人說老爺赴宴未歸。——此時哪能有閒心去赴宴,分明是託辭。走安定門,門閘太堅固,打不開。太子叩嘉定門想外逃,守門的官員周奎自顧自睡覺,兵士不理睬太子。 清代定鼎中原後,追贈崇禎的諡號為“莊烈帝”,帝王死於宮外者為“莊”,而自殺很符合“烈”字。崇禎皇帝既不像漢獻帝那樣懦弱,也不像隋煬帝那樣殘暴,也不是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那樣醉心於詩詞書畫而荒了國政的皇帝,而是一個很敬業、破頗思進取、一直想匡正爺爺萬曆、哥哥熹宗執政時的過失。因此崇禎的死更具有悲劇意義,比其他亡國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養士三百年,最後大敵當前,這些食朝廷俸祿的人很多都這個樣子,當然可以說這些人無恥、軟弱。可他們天生就這樣無恥麼?同樣是讀書人,宋末士大夫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度足讓明朝士人汗顏。同樣讀孔孟書,為什麼差別這麼大呢?我們要比較一下宋、明兩代“養士”的差別。 宋代最後一個皇帝趙昺和崇禎帝相比,同樣是自殺,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淒涼而是悲壯。大明和李自成軍事力量的對比,遠不如南宋和蒙元軍事力量對比那樣懸殊。蒙元是在掃平歐亞大陸,剪滅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後,包抄了疆土狹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時的蒙元來攻擊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級大國美國進攻伊拉克一樣,勝負早定。即使這樣,南宋獨自抗擊了蒙元幾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邊的崖山。蒙元水師逼近,宋軍在張世傑的指揮下,打了一場慘烈無比的“崖山保衛戰”,因力量過於懸殊而失敗。丞相陸秀夫背着8歲的小皇帝滔海自殺,。史載:“後宮諸臣,從死者眾”。“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萬餘人”。大戰中和帝室失散的張世傑直到少帝已死,領着船隊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島一帶海面時遇颶風溺死海中。 張世傑、陸秀夫和在北京就義的文天祥被後人稱為“宋末三傑”。而為大宋殉葬的士人遠不止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長沙)時,嶽麓書院幾百個儒生全部戰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殺時,身邊連半個陸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時,投降的大臣一個接一個,前赴後繼。江南一些縉紳起兵主要是以復社文人做領導,他們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閒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識分子,如陳子龍,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楨,一個沒有功名的讀書人,清兵下江南後,跟隨唐王抗清,最後被清廷杖死。《研堂見聞雜錄》感慨:“忠臣烈士,不出於縉紳,而出於一青衿弟子,不出於食祿大臣,而出於偏藩幾日之薄官,其為明朝結三百年之報,惟公一人矣。”而東南文人領袖錢謙益,口口聲聲要殉國。待到國亡時,小老婆柳如是勸他投河已成大節,錢說水太涼了,以後再說。他最終還是投降了滿清,沒當成陸秀夫。連後來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這些投降的大臣,說漢族文人太柔弱,讓他們入了《貳臣傳》。 明末文人無恥者、貪生怕死者眾多,而整個大明,提倡理學有時不遺餘力的。讀書人從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們培養出許多洪承疇和錢謙益。 明代的教育為什麼失敗?關鍵是統治者並沒有尊重文人,他們沒有真正把文人當成有獨立意識的人來對待,而是當成奴才來處置。明廷所要培養讀書人的忠,乃是忠於一家一姓、帶有奴性的忠,而非愛社稷、護百姓的大忠。 可以說,從開國皇帝朱元璋開始,除了其間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幾個對文人不錯的皇帝外,大多數皇帝和文人的關係是非常緊張的。朱元璋幾乎是有意識地、有計劃地改造文人,讓文人的自尊掃地,氣節不存。他動不動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賦予太學以下各類官學的管理人員有任意侮辱讀書人人格的權力。到了他的兒子朱棣,更是變本加厲,滅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滅族實則向天下的知識層昭示一個道理:不要忠於道統和原則,而是要忠於最終的勝利者。 但中國的文人和老百姓一樣,是給點陽光就燦爛的人,政策稍微寬鬆就感恩戴德了。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來對待士人。經過仁宗、宣宗等相對仁厚的皇帝執政,士人的正氣也漸漸地又被培植起來,打屁股不再是恥辱,因為直諫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榮譽。孟森先生說:“至明之廷杖雖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為至榮,終身傾慕,此猶太祖以來,與臣下爭意氣不與臣下爭是非所養成之美俗。”(《明史講義》) 真正對士氣產生根本性摧殘的事情是明中葉以後兩件大事:嘉靖朝嚴嵩當權殺直諫大臣,天啟朝魏忠賢當權殺東林黨人。此後雖有復社上接東林、匡正士風的努力,但一切來得太晚,真正能顯達的總是那些無恥的文人,明朝士林演化成嚴重的逆淘汰生態。 先說嚴嵩殺諫臣。嚴嵩父子當權時,楊繼盛上書劾嚴嵩“十大罪”,被定為死罪,行刑的那天,圍觀民眾皆流淚為之送行。高陽為此評論道:“明朝殺諫臣,自此而始;反激排盪,致使言路趨於偏激,由意氣而戾氣,國忘始息。說嚴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為過。然而此養奸純出於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國之君,乃有亡國之臣,於此又得一明證。” 魏忠賢誅殺東林黨人是明史上對士大夫最大的一次圍剿,為首的是魏公公,但依附他而報私仇的文臣也不少,東林黨人在政治鬥爭的技術層面幾乎是不合格的,純粹靠一股浩然正氣支撐,而閹黨控制了皇帝,又掌握了能隨便把人處死的東廠和錦衣衛。東林黨諸君子被拷掠的慘狀,可說是空前絕後。東林黨被滅後,士大夫正氣幾乎蕩然無存。死在北鎮撫司獄的東林黨人之一黃尊素的兒子,就是那位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黃宗羲,對君權提出質疑,對一家一姓的王朝不復有父輩的愚忠,他們對異族入侵、文化毀滅感到痛心,但對朱家皇朝的完蛋並不痛惜。這不能說沒有父輩遭遇帶給他的教訓。 這樣有計劃既“殺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學的地位抬得再高,讓讀書人念再多的孔孟聖賢之說,也只能培養一大批善於講假話、作秀的文人。一個國家到了知識層無恥的地步,那就沒救了,最後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讀書人的氣節不如妓女還。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則是相當尊重文人的。陳寅恪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則是相當尊重文人的。陳寅恪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宋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和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設法來打擊文人的氣節,而趙匡胤則是想方設法來贏得文人的心,甚至給後世繼位者立下具有憲法權威性的遺詔,規定不能以言論來殺文人。宋代養士三百多年,儘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撐危局。 再說崇禎皇帝的個人原因。 崇禎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頗相似,勤於政事而人不夠通達,對臣下過於苛刻。如果崇禎和雍正一樣,繼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樣留下來的全盛帝國,他未必不是一個有為之君。一個身體健壯裝抵抗力強時,對體內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藥也無妨,而對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謹慎。崇禎面臨的不是雍正那樣沒有根本危機的帝國,也採取和後來雍正一樣的剛猛之法,是他執政的失誤。 一位號鎖綠山人的明朝遺民在《明亡述略》中評價崇禎,“莊烈帝勇於求治,自異此前亡國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無知人之識。君子修身齊家,宜防好惡之癖,而況平天下乎?雖當時無流賊之蹂躪海內,而明之亡也決矣。”這番話很有道理。崇禎剛即位能清除閹黨,很有一番勵精圖治的樣子,天下人對他寄予中興大明的厚望。可到後來覺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監,如開門投敵的曹化淳。經過他父親、哥哥的那些年折騰,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不下多少,又因為他的剛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職,袁宗煥被冤殺,盧象升孤立無援戰死疆場,重用的都是溫體仁、楊嗣昌這類治國禦敵沒本事、搞權爭卻手段高明的大臣。遠因和近因交雜在一起,明亡則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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