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新应当有坚实的依据 : 评朱学渊(完整篇;乱码已被改正) (1) |
| 送交者: HG 2006年05月31日08:49:2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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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新应当有坚实的依据——评朱学渊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姚大力(复旦大学教授)
马札尔人是匈牙利民族自古以来的自称。他们在九世纪末从黑海北部草原迁到今匈牙利境。人们一般赞同，更早先的马札尔人应该分布在伏尔加河上源的森林地带。而这已是迄今所能知道的关于马札尔人最古老的消息。而今，本书却将马札尔人的起源追溯到唐代活动在东北地区的靺鞨部落（即后来女真人乃至满族的远祖）。那么，作者是否在他的书里证明了自己的这个见解呢？ 本书罗列了存在于今匈牙利语与女真语、蒙古语乃至锡伯语中的诸多被看作音、义都相近的“关联语辞”，作为马札尔人起源于东北亚洲的证据之一。但是细绎这些举证，我们发现，其中可议之处实在是太多了！ 由于作者将马札尔语的“极东祖源”指为靺鞨－女真语，检验他所提供的马札尔语和女真语之间亲缘关系的证据也就尤其显得重要。为此，我们至少需要仔细考察书中的四个词汇表。先看本书页10所载女真语与匈牙利语的词汇比较表 ： 上列“女真语”词汇，都是本书作者从四库馆臣附在《金史》卷末的《金国语解》里搜选出来的。请先说第一个词项。从表面看来，andaqa与vendeg的发音确实很相似。但是清人用满语的andaqa（“语解”编者称该词意谓“客之通称”）来释读《金史》中的“按答海”，这个比勘是否准确，现在难以判断。蒙古语中有andaqa和andaqai/andaqan等词，分别是“盟誓”的动词和名词形式 。它们当然与蒙古语中的anda（译言“契友”、“交物之友”，即互订盟约的朋友，又引申为一般朋友）同样，都应当是派生于更早先的突厥语词and（译言“盟誓”）的外借词 。满语中的anda也只能是源于某个更早时代的外借词；而作为满语原生词的“朋友”则读作gechu qarqan。清人将满语anda译为“宾友”；“宾”者，客也 。如果andaqa在清语中确实意谓“客之通称”，那它应当就是满语anda之“宾”的涵义的衍申。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将此种转义的历史一直追溯到比清代更早的时期。从以上讨论可以获得两个结论。首先，清人断言女真语词“按答海”译言“客人”，其证据是不足的；因此将它与意谓“客人”的匈牙利语词vendeg进行比较，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其次，更重要的是，撇开女真语“按答海”的问题，即使在同样译言“客人”的满语andaqa和匈牙利语vendeg之间真的存在着某种“关联”，那么它也只能来源于二者在历史上都是突厥语and的外借词这一事实。总而言之，vendeg这个词语的形成，不可能是直接受女真语或者满语影响的结果。 第二个词项的正字法形式也可以说是相似的。但关于女真语“什古乃”的涵义，清人明明说是“瘠人”，即“瘦长”的人。把它拿来与“同义”的匈牙利词语相勘同的前提，是本书作者首先要将清人对“什古乃”的诠释擅改为“穷人”。因此该项举证也应视为无效。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第六词项。据“语解”，“益都”译言“次第之通称”。本书作者将“次第之通称”的意思误解为“二、第二”（按满语“二”写作juwe），然后把它与相应的匈牙利语词去作比较。其结果自然也一无可取之处。 第三个词项中的“女真语”，连清人自己也已莫知其究竟，只好将它诠释为蒙古语的外借词，所以他们写道：“蒙古语谓角觝者为‘巴哩勒都’”（按原文并附注蒙文作barildu）。barildu这个动词出现在《蒙古秘史》中，汉文旁译为“相搏”，它是动词bari（译言“拿”、“把”）的“互动态”。它的非限定式乃至动名词形式则应写作barilduqu 。该项举证同样包含两种不可靠的成分。一是女真语的“拔里速”究竟是否可以和译言“角觝者”的蒙古语词“巴哩勒都”相勘同？而这又恰恰涉及到以下这个关键问题，即离开清代诠释者已达五六百年之久的那个女真古词“拔哩速”，其词义究竟是否“角觝者”？二是即使排除上述问题，蒙古语词barildu(qu)与匈牙利语birkozo在拼写形式方面的差异仍然太大，以致于很难让人觉得还有什么必要在二者之间去从事比勘。这种情形绝不止是个别的。表内的第七、第八和第十一以下诸词项，便全都属于此类情况。事实上，这是造成本书大量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稍后我们还要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对第四词项，也有略加评述的必要。根据上列表格的制作方式，在女真语的uju（译言“头”）与匈牙利语的fej之间，看起来很像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如果考虑到突厥语中“头”字读作bash，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fej与bash之间的“关联”其实更紧密。 经过上面的讨论，在表内列出的十六组对应词汇中，多少还存在可比度、因而需要加以进一步考察的，总共只剩下三个组（即第五、第九和第十词项）。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六组对应语词，被作者认为是表明了女真语和匈牙利语之间“高度亲缘性”的“匹配最为严整”的例证（页10）。如果这样一堆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对应组合”竟然已经是作者所能提供的“匹配最为严整”的“关联比较”，我们又怎么还敢对本书的其它举证怀有最起码的信任！ 受篇幅的限制，接下来没有可能再像刚刚作过的那样，对本书所制“金女真语、蒙古语、匈牙利语关联语辞”表内总共39个词汇组（页38至40）逐一进行检讨。但是仍然有必要对该表所力图展示的女真语、匈牙利语之间的“关联”性作出某种评价。这39个词项，也包括了上面已经讨论过的16组词汇，还包括被本书承认为看不出有什么内部“关联”的7个词项组合。于是还剩下另外16组词汇需要分析。可以将它们分为三种情况。属于第一种情况的是那样一些女真语－匈牙利语词汇组合，尽管本书作者暗示在这样的组合中存在着两相“关联”的性质，实际上每一对被比勘的词汇，其读音差异都相当大，因而根本不能据此就以为它们可能属于同源词、或是构成源词－外借词的关系。兹将这11个对照词组列为下表。表内的序数词所显示的，是该词项在原表中的次序： 属于第二种情况的词项有三个，即“围猎”（4），“心”（9），以及“坡”（25）。根据作者的暗示，在这三组词汇中，词汇语音的相似，主要显示在蒙古语词和匈牙利语词之间。无论他的证明是否有效，其结论都与我们现在关注的女真语/满语和匈牙利语言的关系问题无直接联系。因此不再在这里讨论它们。 剩下的两对词汇，即“户长”（6）和“疮”（11），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关联”，虽然连这样说都是十分勉强的 。 现在检查页11至12上的锡伯语－匈牙利语词汇对照表。这个表内总共列入了20个词项。其中的锡伯语词，除第一项里的“母亲”（语音作“额聂”） ，全都与满语中的相应词汇同源。在这19个同源词里，有两个即“头”（7）、“牙”（8）已经在上面讨论过了；剩下的17个词汇中，与匈牙利语相应词汇的语音差别颇大、因而很难认为有什么“关联”的，至少就有12个。兹列表如下。表内的序数词系指该词项在原表中的次序。 另外的五组词项，也许各自之间有某种应予进一步考察的“关联”。它们分别是：“箭”（13），锡伯/满语niru～匈牙利语nyil；“村庄”(17)，锡伯/满语gashan～匈牙利语kozseg； “鞋子”（15），锡伯/满语sapo～匈牙利语cipo；“新”（19），锡伯/满语iche～匈牙利语uj；“旧”（20），锡伯/满语fe～匈牙利语ven。 最后需要检核的，是页26的满语（锡伯语）－蒙语（契丹语）－匈牙利语对照表。表内涉及的满语（锡伯语）词汇有十个，其中与前出词汇重出者四（“牛”、“鸡”、“狗”、“喜鹊”）。剩下六个词项中，同义但语音根本不相近者有四项。它们是“树、木”（满/锡伯moo~匈fa）、“花”（满/锡伯ilga~匈virag）、“马”（满/锡伯morin~匈lo）、“骑马”（满/锡伯yaluga、moringa~匈lovagol）。另有一词（“豌豆”），据作者暗示，其“关联”性应在蒙语和匈牙利语之间，此处不讨论。只有一个词（“猴”，满/锡伯monio、monj~匈majom），似乎尚值得研究。 对朱著中四个词汇表的重新考察究竟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在朱著的全部举证中间，与匈牙利语可能（而且还只是可能！）有某种形式联系的女真－满语（包括锡伯语）词汇，不过十一二个而已。朱著告诉我们，书里所作的“比较就像是一个指纹鉴定。它以确切的事实证明匈牙利语的极东祖源，是古代靺鞨－女真语”（页12）。在这里，语气的武断和陈述关键概念时的闪烁其辞同样地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说“匈牙利语的极东祖源……是古代靺鞨－女真语”，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在说，通古斯南支诸语是进入匈牙利语的各种外借词中间最东面的源语，那么这样说或许不错 。可是正如同出现在匈牙利语中的数量甚至更多的原蒙古语、突厥语借词丝毫不说明马札尔人就是原蒙古语或突厥语部落的后裔一样，这样的证据也丝毫无助于马札尔人的靺鞨起源说之成立。如果它意味着匈牙利语与满语、锡伯语之间存在某种发生学意义上的亲缘关系，这倒可以成为马札尔人是靺鞨后裔的一种强有力证据。问题在于：仅仅凭十来个“关联语辞”作为证据，是否就能否支撑起这样一个重大的假设，即匈牙利语和通古斯诸语之间存在着亲缘性？回答当然只能是否定的。 部落名称的比勘，乃是支撑朱著关于马札尔人远东起源论的又一重要证据。但这方面的问题也很大。 首先，许多分明不相同的部落名称，在被转换为汉字音写、尤其是在研究者用现代汉语的语音去识读这些汉字音写的场合，它们之间的原有差异（甚至明显的差异）就会变得很难识别。本书将匈奴姓氏“须卜”与女真部落名“苏不鲁”、匈牙利姓氏Sipos相勘同即属诸多同类错误之一（页16至17）。“卜”在古汉语中是带有-k收声的“屋”部韵入声字。是知用“须卜”两个汉字来音写的匈奴姓氏，它后一个音节乃是-buk/-bu。但女真姓氏“苏不鲁”的后两个音节或最后音节应为-bulu/-buru或-bul/-bur；而匈牙利姓氏的最后音节则是-pos。三者的最后一个音节明显不同，我们不知道朱著凭什么把它们混为一谈。 女真部落名称“徒单”、“术虎”和“散答”的识读，看来即使是对于语言、族属都与女真相近的清前期的满人而言，都已感到没有什么把握了。《金国语解》分别将这三个部名读作tusan、johre、sakda。但在12卷本的《金史语解》中，“徒单”和“术虎”又分别按照清代满族姓氏改读为tuqtan、juge（卷7）。如果我们相信清人的识读，则“徒单”（tusan/tuqtan）与匈牙利姓氏Dudas、“散答”（sakda）与匈牙利姓氏Santa，以及“术虎”（johre/juge）与Juhos，都根本不存在勘同的可能。如果我们发现连清人的识读都已经不可靠，那么又凭什么断定这几个部落名称的确切音读，并且将它们用于与匈牙利姓氏进行比较？ 其次，有些专名的语音之间确实可能存在相似性。但我们没有理由仅凭这一点就把用它们来命名的那些对像视为一体。例如在靺鞨一部的名称“泊咄”的正字法形式中，确实包括着padu这样一种形式（其它形式还有pakdur、padul等）。朱著将它与匈牙利姓氏Bodo相勘同（页19）；仅从语音方面来看，这是可能成立的。但是仍有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需要说明：怎么知道“泊咄”必定就是padu这一形式的音写？更重要的是，靺鞨“泊咄”部与匈牙利的Bodo姓氏，地域上东西相差逾万里，时间上前后相隔上千年，怎么知道二者名称的发音相似不只是偶然现象，而必定反映了两个人群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另一个近乎滑稽的例子与此前提到过的匈奴“须卜”氏有关。朱著说，蒙元前期的名将速不台，他的名字“就是蒙古语的‘须卜氏’”（页58）。按“速不台”的拉丁化正字法形式为sübehetei。从构词法角度讲，它可以看作由sübehe-与其后缀-tei两部分所构成。也就是说，“须卜”与sübehe-在语音上确实相当接近。但是在匈奴的“须卜”氏和这个蒙古名将之间，时间相隔一千年以上，并且“速不台”只是蒙古兀良哈部落中一个成员的人名，元代并不存在一个叫作“速别额”（按、“速不台”又写作“速别额台”）或“须卜”的部族。难道仅仅以语音相近为立论基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蒙古人名的辞源，倒溯到匈奴时代的“须卜”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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