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2 |
| 送交者: tangtang 2006年05月31日08:49:2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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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http://agri-history.net/blog/more.asp?name=zeng&id=137 zeng 发表于 2006-5-17 22:51:37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罗志田 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1期 不同的观察不排除地区差异的存在, 但在很多地方, 教育是否那样重实用也还值得进一步考察。前引《申报》之文就指出, 旧时蒙馆所教读者, 从方块字、《三字经》到五经古文等,“读书数十种, 费时五六年”, 多为“所学非所用之物”, 除“号为士者, 尚称有用”外, 其余“为商为工为农者, 则于此等书籍毫不相关”。作者认为, 如此“误人子弟之教法, 一经道破,无有不恍然思返者”; 但实际的情形是, 由于“相沿已久, 人竟深信不疑, 绝不究其实效之如何”。该文归咎于“科举之锢习, 深入人心已数百年”, 非一朝一夕所能“刬除而悉去之”。[7] 其实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古有“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说法。究竟何谓“文德”固可以有各种解释, 但多少总带点儿“知识就是力量”那一西谚中“知识”所具的“力量”之意味。在真正“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 如刘大鹏所言, 士人“平居乡里, 所言所行, 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 [8]身为楷模的士人观念对追随的大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士人推崇的“知识”对老百姓未必很实用, 却得到他们的承认, 因而也具有影响力。[9] 民国《霸县新志》说: “二十年前乡间子弟得一秀才, 初次到家, 不特一家人欢忭异常, 即一村及邻村人皆欢迎数里外。从此每一事项, 惟先生之命是从。先生一从都邑回家, 则必聚而请教。即先生有不法事项, 亦无敢与抗者。自科举停, 功名人不出, 其视旧功名人又如彝鼎图书, 以为不可多得, 亲敬更甚于前。”至于“一般新界人, 其自命亦颇觉与旧功名人相抗”, 然一般乡民对其“敬心终不若”,盖“不知其读书与否, 故其心常不信服也”。[10]这里“不知其读书与否”一语颇具深意, 通常“新界人”多是受了些教育的, 但地方老百姓恐怕不承认其所学为“读书”。 彭湃在1926 年也注意到, 乡村私塾中的八股先生教小孩读“关关雎鸠”、“子程子曰”等,“不会念的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夹手指等酷刑, 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 并说这个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到县教育局将其换为师范生或中学生,“今日教什么算学, 明日教什么格致, 再教什么历史、地理、古文、体操; 废止了野蛮的酷刑, 而用文明的面壁、记过和扣分。表面上多么好看”, 结果念书的小孩们反而怀念以前的私塾, 以为那时“没有这样多麻烦和苦恼”。[11] 约十年后, 有人到乡村中实地考察“现在一般未曾受过教育的人对于知识阶级所抱的”态度后说: “过去乡村中, 秀才先生或书塾老师有极大的潜势力。他是一乡中的审判者, 一乡中的号令者, 一乡中的指挥者; 他是一乡中所‘佩服’的人; 假如这位秀才先生或乡塾老师, 果真是道德高尚, 则他的话差不多即可成为号令。”村中如有争议, “往往请求他去批判”; 有“新事情发生了, 则一般民众大都不约而同去听受他的意见”。后来学校毕业的学生则不然, “虽则现在一般知识界的学问、理解力较之过去均属优良, 但乡村中人士对于他们却全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怀疑的心情; 不但不愿听他们的话, 简直亦不敢听他们的话”; 实即乡民“怀疑知识界, 不信任知识界”。[12]在作者的新眼光中比过去更优良的“知识界”, 却得不到一般乡民的信任。 乡民对新学的不敬有时也因物质方面的不满, 如彭湃所注意到, 与县教育局派来的新教师相伴随的, 是“增加了学生的学费, 附加了什么农产品的捐税”。[13]另一方面, 如马儒行所说,过去塾馆的老师是请来的, “东家待师隆重, 徒弟对师恭敬, 先生亦感快愉”。且“生徒之成绩佳否, 即知先生之教训勤惰。所赚束脩, 不过应得之报酬, 非其主要目的为赚钱也。社会上对之, 亦甚隆礼。其人人格正直, 则赚钱虽少, 人亦优礼看顾”。自学校归村公办, 即他人代为延师,“先生成为雇工, 学生本强迫而来”, 师徒关系通过中介的“学校”而建立, 与前大异。因 “待师之礼既薄”, 老师“教生之心自冷”, 也不如从前负责了。[14] 我要重申, 中国的地大物博非常实在, 不同地区可以差异很大。钱穆在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读书时, 全镇之人“对果育诸师长皆备加敬礼”。且此尊敬是从私塾延伸而来, “其时科举初废, 学校初兴, 旧俗对私塾老师皆知敬礼, 今谓新学校尤高过旧私塾, 故对诸师敬礼特有加”。新尊敬超过以往的一个例子是, 该校唱歌先生华倩朔每周往返于苏州无锡间, 每当其归舟驶过全镇时,“镇人沿岸观视, 俨如神仙自天而降, 其相重视有如此”。[15] 但在其他很多地方, 乡民对新旧教育的“信任”的确不同。彭湃在1926 年说: “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去, 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 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 以反抗(革命) 为罪恶, 以顺从(安分) 为美德。”就教育而言, “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 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 为农民所最欢迎; 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时, 都为农民所讨厌”。[16] [1]胡尔霖:《拟上学部条陈》(1908 年) , 收入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 辑上册, 第277 页。 [2]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 商务印书馆, 1939 年万有文库本, 序言第6 页, 第144 页。 [3]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41 —59 页。 [4]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乡治》第2 卷第2 期, 第1 页。 [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1921 年2 月16 日, 第286 页。 [6]参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第2 —3 页。 [7] 《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申报》1909 年5 月24 日, 第1 张第3 版。 [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1897 年2 月16 日, 第69 页。 [9]在四民“分工”意识被实际接受的社会里, 读书多为求仕途之“上进”, 无意此途的农民通常缺乏需要识字、算账的“自觉”, 而将此功能划归读书人, 详另文。 [10]民国《霸县新志·礼俗》, 1934 年铅印本, 转引自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第362 页。 [11]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1926 年) , 《彭湃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第110 页。按《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至少有两种版本, 文集称其所据是广东省农民协会1926 年10 月出版的单行本, 本文所引这段叙述在稍早《中国农民》刊出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尚不存在。 [12]鲍祖宣:《国难时期的妇女教育》, 《女子月刊》第4 卷第1 期(1936 年1 月) , 第26 页。王奇生在其《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已引用此文部分内容, 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第558 页。 [13]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彭湃文集》, 第110 页。 [14]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乡治》第2 卷第2 期, 第2 —3 页。 [1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第54 页。 [16]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第1 期(1926 年1 月) , 第59 页。刘大鹏几乎同时的观察很能印证这一见解: 该乡的官道社演唱傀儡小戏, “每户出钱至三元、五元不等, 率皆情愿”; 而由村公所分摊捐款,“每户一元、两元, 上户则七八元、十数元不等, 乃竟未免有怨声”, 村长不得不寻求他这样的士绅来帮助解决困难。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1927 年5 月2 日, 第353 页。 [17]胡适:《归国杂感》,《胡适文存》卷4 , 亚东图书馆, 1920 年, 第10 页。 [19]此点承王 森先生提示。 二、城乡疏离与乡居精英的流向城市（2） 废科举后二三十年间, 乡村新式读书人离村的现象是明显的。彭湃在1926 年说: “廿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六寸鞋斯文的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 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1]杨开道大约同时也观察到, 一方面是农村最缺“领袖人才”, 而乡村读书人向城市浮动已成“普通潮流”: “一般有知识的人, 能作领袖的人, 都厌恶农村生活, 都 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农村社会费了金钱来教育他们的优秀分子, 本想他们来作农村社会的领袖, 来作农村社会的改造者; 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跑了, 剩下一班没有知识的农民, 教他们怎么样能改善他们的生活?”[2] 梁漱溟1929 年从广州北上, 考察了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及山西太原等地, 他也发现: “有钱的人, 多半不在村里了。这些年内乱的结果, 到处兵灾匪患, 乡间人无法安居, 稍微有钱的人, 都避到城市都邑。”同时, “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 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 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 早出来了”。[3]因内乱离村只是原因之一, 更多人可能是到城市去寻求发展的机会。这些人当然不尽是读书人, 但读书人的比例较高, 如前引江苏江宁县的统计, 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为8212 % , 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仅为6319 % , 便可见一斑。 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说, 尽管不少读书人喊着“到民间去! 到乡间来!”的口号, 实在的现象却恰相反,“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 不见一个返到乡间”, 甚至“乡村小学的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 致使乡村颓败, “只剩下少量的具有十八世纪头脑习惯的人在过着十八世纪的生活, 用中古的技术求得生产来供给自己”。问题是不但“没有一人关心及乡村, 总集团于都会”, 这些18 世纪的村民“还要供给都市”。作者认为, “这样畸形的偏重的趋势再不能继续下去”, 各方面的人都应到乡间去工作, 以“造成美丽的安适的丰富的乡村”, 更要“让乡村与都市平行的前进”。[4] 杨开道此前也提出,“农民缺乏知识, 是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故“一班优秀分子不应该跟着普通潮流, 去过城市的生活, 而厌弃农村生活”, 反而应该“到农村社会去服务”。[5]1932 年11 月,《申报月刊》组织上海一些教育家举行以“今日青年的烦闷与出路”为题的讲谈会,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俞庆棠就说: “青年的职业, 不应该专向城市里去找。因为城市里面粥少僧多, 时闹失业恐慌; 青年要在城市里找职业, 恐有登天之难。近年来我国乡村的衰落及离村问题极为严重, 我们希望城市里的青年们应该回到乡村里边去, 作归农运动, 帮助农民改造乡村, 建设乡村。”[6] 前引胡适所看到的中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 恐怕更多是他们进入城市的情形, 与俞庆棠所见相同, 说明城市也未必“需要”和接纳这些知识青年, 而新式大学的花费又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支付的, 故这些人的“烦闷与出路”确已成一大社会问题。俞氏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当然充满城市人对农民和乡村的想像, 但她和其他许多人所共见的读书人“离村问题”确实存在。重要的是乡村读书人心态的转变, 庄俞早在清末就注意到, 新学堂教育出来的学生“骄矜日炽, 入家庭则礼节简慢, 遇农工者流尤讪诮而浅之”。[7]在耕读相连的时代, 四民虽有尊卑之分, 从天子到士人都要对“耕”表示相当的尊敬; 在耕与读疏离之后, 乃有这样的新现象。如黄炎培所说, 包括乡村教育在内的平民教育, “不但没有造福平民, 且给平民前途以很大的危险”; 即“在教育还没有能造成好环境时, 早早诱导平民脱离他们的固有生活; 即使事实上一时不得脱离, 先养成他们厌弃固有生活的心理”。[8] 故章太炎指出: “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 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 其实就是新教育建制的产物。太炎敏锐地认识到, 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 轻视乡村”, 进而产生了整体性的城乡“文化之中梗”。[9]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 部分即因传统的耕读生涯中止所致; 民初的读书人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 虽未必皆去乡村, 多少仍提示出城乡的分离。 在科举制废除后, 传统士绅的数量只能日渐减少, 而新学生又往往离村, 则所谓“乡绅”的成分便可能出现变化, 乡村中的权势也可能出现转移。毛泽东1930 年在江西兴国县永丰区看到, 当地管理公田的“公堂”, 仍“多数把持在劣绅手里”。他们“不是富农也不是地主”, 而“大半家里有些田, 但不够食”。因其田产“不够食, 所以要把持公堂, 从中剥削”。在该区的一、二、四乡, 公堂由“劣绅管的占十分之六, 富农管的占十分之四”。但在第三乡则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 “民国以前, 劣绅管的最多, 因为那时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得。民国以后, 富农管的最多。与一、二、四乡恰好相反, 十分之六是富农管, 十分之四是劣绅管”。[10] 文中所说的“劣绅”, 恐怕更多是泛指有功名的传统士绅, 盖文中并未出现和“劣绅”对应的“正绅”或“良绅”等。永丰区地处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处, 第三乡是其中自然条件最好的一乡, 通常无水旱灾, 地租的比例也比一、二、四乡要高10 %。可知“劣绅”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多数地区尚能继续维持权势, 但也已受到没有功名的“富农”之有力挑战; 在相对富庶的第三乡,“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这一规则已失效, 呈现出明显的权势转移。 1935 年河北濮阳某村的一份调查报告说, 1920年以前,“村政完全掌握于旧式知识分子、家族长及一小部分地主的手中”。后来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都参与花生及小盐业的经营, “现在的村长佐、里排长,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花生行、枣行、盐行的东家、小股东及经纪人”。故该村“今年以来的政治中心, 已经由秀才、举人及家族长的宅第, 转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贷者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商店之中”。此前有权势之人中“不营商业者, 都因贫困化而丧失了固有权威”。[11] 在这两处乡村的基层权势转移中, 都未曾看到新学生的身影, 与旧式读书人衰落相伴随的是“富农”和经商者的兴起。如果这些新兴的掌权者也逐渐纳入下层乡绅的范围, 则乡绅的受教育成分显然降低, 而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 早在废科举当年, 前引《中外日报》的文章便认为: “废科举设学堂之后, 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 将使乡曲之中, 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愈不易言。”[12] 鲁迅在1907 年便观察到“事权言议, 悉归奔走干进之徒, 或至愚屯之商人, 否亦善垄断之市侩, 特以自长营 , 当列其班”。古所谓专制统治不过一独夫, 今则“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 遑论“兴国”! [13] 山西举人刘大鹏有切身体会, 他在1913 年听人说: “各村董事人等, 无论绅学农商, 莫不借执村事从中渔利, 且往往霸公产为己产, 肥己之家。村人多陋劣, 敢怒不敢言。其中有狡黠之辈, 非入其党即与抗争, 往往大起衅端, 赴县构讼。官又以若辈办公, 且为袒庇。”[14] 十多年后, 他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 非是劣衿、土棍, 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 各县皆寥寥无几。”再后来, 连“绅士”的资格和标准也混乱: “绅士而反成痞棍, 痞棍而竟成绅士。”[15] 类似的记载充斥于他那一二十年的日记, 此不赘。应该说, 刘大鹏对“民国”本身及其世风是有些偏见的, 他自己在当地其实也受到相当的尊重, 只是未达其所希望的程度而已。到1928 年末, 他“赴县成立严禁洋烟大会, 系绅学农工商所组成, 会员凡五十余人”。[16]这里的“绅、学”分列值得注意, 若非因其个人好恶而视新学界之人为“学”, 而是转述, 则“绅”与“学”当时已被视为两类人, 正体现出乡村中“绅”与“士”的疏离。 刘氏这样的旧士绅尚长期居于乡村, 但在广大地区, 新读书人“离村问题”确实是严重的。这一现象曾引起李大钊的注意, 他在1919 年就认为“中国农村的黑暗, 算是达于极点”。究其缘故,“都是因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 跑在都市上; 求得一知半解, 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 都不愿回到田园; 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 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 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 都成了鬼蜮; 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 也就成了地狱。”[17] 应该说, 民初读书人眼中的“乡村”, 既是实在的, 有时也是一个承载着多种想像的象征符号。当年那些尝试新村和菜园一类自食其力的“互助”生活者, 就曾把乡村视为未受或少受污染的清纯处所, 想像着与纯洁农夫共同劳作、打成一气的新生活。[18]到1922 年, 顾颉刚等学术精英在探讨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时, 郑振铎便主张“淡泊自守, 躬耕自给, 弃都市之生活, 专心去乡村读书”; 沈雁冰更提出一种现代“躬耕读书”法, 集合同志二十人组织“合股公司”,因乡村没有图书馆不便治学, 还要集资买书带去“大家公用”。只有常乃德认为这种乡村纯洁的想像是“中了古人的毒”, 其实“乡村的环境并不比城市好, 恐怕还要坏一点”。[19] 经常返乡的李大钊或比这些人更了解乡村的实际, 故看到其“黑暗”的一面。在乡村读书人渐养成“厌弃固有生活的心理”之同时, 胡适和俞庆棠皆已注意到城市未必接纳来自乡村的中学生。故李大钊看到的“受害者”是双向的: 常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固然成了“鬼蜮”,而失去知识阶级的农村也变成了“地狱”。两者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 特别是双方的结合为后来中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人力资源。[20] [1]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国农民》第1 期(1926 年1 月) , 第54 页。 [2]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东方杂志》第24 卷第16 号, 第5 —6 页。 [3]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1929 年) ,《梁漱溟全集》第4 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896 页。 已为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一文引用。 [5]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东方杂志》第24 卷第16 号, 第5 —6 页。 [6] 《今日青年的烦闷与出路》,《申报月刊》第2 卷第1 号(1933 年1 月) , 第53 页。 [7]庄俞:《论小学教育》,《教育杂志》第1 年第2 期(宣统元年二月) , 第112 页。 [8]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 第144 —145 页。 [9]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 年10 月) , 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 中华书局,1979 年, 第823 页。 [10]本段与下段, 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 年)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第202 、201 页。 [11]转引自秦复平《农村基层政权和组织》, 收入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 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798 —799 页。 [12] 《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东方杂志》第2 年第11 期, 第252 页(栏页) 。 [1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第46 页。 [1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1913 年5 月13 日, 第181 页。 [1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1926 年8 月14 日、1936 年8 月17 日, 第336 、497 —498 页。 [1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1928 年11 月30 日, 第377 页。 [17]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 年2 月) ,《李大钊文集》(2) ,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288 —289 页。 [18]参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 1919 —1923 , 伟大的开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第226 —241 页。 [19]参见《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讨论》,《教育杂志》第14 卷第5 (1922 年5 月) 、6 号(1922 年6 月) , 第19895 —19901 、20033 —20035 页。 三、余 论 《汉书·食货志》给四民社会中的“士”下了一个界说, 即“学以居位曰士”。这里的“位”当然包括士向“大夫”的发展路向, 同时也意味着士在基层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从孔子以来,中国士人最向往的政治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士治”的秩序: 不仅因为各级“大夫”多从士来,由于小政府的传统, 基层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实行自治, 起着关键作用的乡绅之核心成分就是士人, 故“士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实际的。 郑振铎曾说, 中国传统的“治人阶级”分为直接统治者(约指皇帝) 和“帮治者阶级”, 后者便是士人。[1]但“帮治者”在“通上下”时亦有其立场, 即“公正绅士”须同时具有“地方观念”和“国计民生思想”: 应当“思为地方除害, 俾乡村人民受其福利”; 而不能“借势为恶,婿官殃民, 欺贫谄富”。[2]若其交通官吏, 夺民之利, 乃是苛政之“帮凶”,已失“士治”之本义。 当清季学外国图富强, 小政府不得不行使大政府的职能时, 不仅会与民争利, 且呈现出变“士治”为“官治”的倾向。惟因当时学西方立宪, 又推行新式的“地方自治”。中外新旧两种“自治”的对立一面是明显的, 却也有着未必是主动的“配合”: 官方仍像以前一样将地方事务责成士绅操办, 这等于让士人“自改革”以调整“士治”。科举制废除后, 甚至可能变“士治”为“绅治”。随着乡绅成分的转化,“士治”与“绅治”的紧张和冲突势不能免。 民国代清之后, 这些问题就遗留给新政权来处理。北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办事的思路和方式上———延续了清季的模式, 大体是“士治”向“官治”过渡, 而以“绅治”为补充。国民党则不同, 其在广州已尝试推行一种结合英美与苏联的政治模式, 上层权力日益集中,在基层也力图实现近于“官治”的“党治”。[3]故国民党当权后乡村的问题较前更复杂, 在士人大体从乡村权势淡出后, 往往体现为“官治”与“绅治”的冲突。[4] 可以看出, 中国传统是一多层面的体系, 表面看去似不怎么紧密相连, 实则内在联系丝丝入扣。晚清到民初各社会群体间这样的竞争与互动, 还需要从基层进行具体的区域性探索和重建。应说明的是, 在公路和铁路尚少, 机动车为少数人所使用, 以报刊为表征的舆论之涵盖面和时效都相对有限的时代, 乡村本不怎么互通, 中国“地大物博”的多样化和歧异是非常实在的。故城乡差别的最后确立和士人从乡村权势中淡出皆有一个过程, 且各地可以很不相同。 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即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 “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 不再主要由读书人组成, 特别是下层乡绅中读书人的比例明显下降, 乡绅与书本“知识”的疏离可能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 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 容易出现所谓“土豪劣绅”。结果是“劣绅”及其伴随的“土豪”、“土棍”、“地棍”、“土劣”等用语日渐普及, 从一“独夫”的帝王统治变为“千万无赖之尤”的混治, 恐怕是导致后来所谓“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 废科举不过是20 世纪一系列“斯文扫地”活动的开端。当乡村社会的斯文扫地渐成定式之时, 各类新型的乡绅也会成长起来, 其中固然包括使乡村“黑暗”的劣绅, 也会产生出一些不代表“斯文”但行使着传统乡绅之基本正面功能的人, 例如“修桥补路”一类社区事务的组织(通常也包括民间信仰方面的组织) 。随着“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 基层的“士治”可能变为新型的“绅治”。在整个世纪的系列斯文扫地活动之后, 乡村既遭受了疏离于“知识”的痛苦, 也会开始真正尝试一种无士的自治生活。[5] 〔本文责任编辑: 徐思彦〕 [1]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 卷第1 号(1929 年1 月) , 第10 页。 [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1926 年4 月24 日, 第322 页。 [3]王奇生称之为“国家政权的下沉”(参其《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国社会史论》下卷, 第574 —587 页) , 然“党”与“国”之间除共性外, 也还有紧张的一面。 [4]在国民党涉及地方的档案文献中,“土劣”一词出现非常频繁, 最初或不过是“土豪劣绅”的缩写, 后来则不免带有土著的“地方性”含义, 多少反证出“党治”人员那外来异客的特点。 [5]从根本上言, 与废科举相关的近代社会重构固然产生出大量的社会问题, 同时也给包括读书人在内的各社群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新机, 无士的乡村自治生活恐怕就是一个集正负两面于一身的“发展中”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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