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

【来源:《晚年周恩来》】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首肯后才讲的。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林彪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耍弄，诱骗自己上钩而心气难平。双方由此反目成仇。

庐山会议的真相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这是林彪暗中对毛泽东揣摸多年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心得49，又恰好道出了毛在卢山会议开场后陷入的窘境，成为解读庐山事变的一个注脚。实际上，毛的内心恼火并非始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而是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已经大为不快了。会上，除毛本人外，其余四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出任国家主席。林彪、陈伯达自不待言，就连属于文革派营垒的康生也恳请毛能够考虑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出来担任这一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处事谨慎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为了说服毛，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在上庐山后，他还特意请陈伯达准备一下宪法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不过话说得很活：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

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入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虽说毛作为当事人可以表示个人的意见，但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还是应当少数服从多数。这一点毛心里是很清楚的。而让毛有口难言的是，他本人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不好明说，又找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尴尬可想而知，几近恼羞成怒，乃至表示：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并且放出这样的话来：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一九七０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林彪才拿定主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拿张春桥开刀。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考虑主攻方向，对他在会上讲不讲话、讲什么内容有些举棋不定。据身边的人说，林彪直到临上车前还在问叶群的意见。在看到毛泽东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陷入窘境，几近发作后，林彪决定暂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就像当年对罗瑞卿、贺龙等人曾做过的一样。

在林彪看来，这次应该是稳操胜券──既然当初毛泽东可以为了拉拢他而不惜抛弃跟随多年的贺、罗两人，就更不会为了张春桥这样一个“小记者”而得罪自己了，况且他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这一回林彪却打错了算盘，竟不知形势已经迥然不同了。当年毛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对林彪刻意笼络迁就，而现今在毛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为急于翦除的对象。因此毛的态度也就完全两样了。

关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长期以来一直被说成是“突然袭击”、“抢先发言”。这是根据毛泽东在一年后南巡讲话中所谓“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的说法而来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林彪在讲话前曾专门请示过毛，是经过毛的同意后才讲的。在这一点上，毛出尔反尔，对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是明了后来整个事态演变的紧要之处。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被长期掩盖，才使得林彪事件越发显得扑朔迷离，令人疑团莫释。

现在该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关于这一点，大陆传记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传》中多少有所透露，由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

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

吴法宪回忆说：

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主席问讲什么？林彪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此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了底，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的人物不点名的点名。他在讲话前报告了毛主席。”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表示是听叶群讲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确实是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的约定讲的，对张春桥并没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隐晦的语言，批驳了所谓“迷迷糊糊的思想”，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面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林彪并从正面大力颂扬毛是“天才”，称赞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的“灵魂”是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内容。

当然，林彪也绝非是安分守己之辈，在当面请示毛泽东的同时，又像在九大时那样暗中做了手脚，在全会各大组私下串连，营造声势，企图上下结合，一举搞垮张春桥。不过，他还是在政治上留了一手，本人并没有出头露面，而是在幕后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话，同时给叶群规定了发言口径：要从“天才”、“领袖”、“指针”三个方面去讲，“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林彪并叮嘱在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同时不要扩大打击面，牵涉江青、康生两人，否则毛那里通不过。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除黄永胜因留守北京没有上山外，其余的按照统一布置，分头活动，私下串连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和动员。陈伯达则连夜选编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因向张春桥开炮而受到林彪传话表扬的吴法宪更是急于再立新功，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各组应该学习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这一动议，随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

于是，从八月二十四日起，全会改变了原定议程，各组转入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讲“天才”问题，说"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时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

其中华北组闹得最凶。本来就与张春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从林彪那里得知他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后，更是不再有什么顾虑，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口讲指划，滔滔不绝，猛攻党内“陆定一式的人物”，极富煽动性。同组的汪东兴也不甘寂寞，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由于陈是中央常委，而汪是毛身边的人，这种特殊身份使人们更加相信“有人反对毛主席”的说法大有来头。于是，与会者义愤填膺，在发言中纷纷要求揪出"党内的大坏蛋 "。

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提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57 这份简报立刻不胫而走，在全会中点了一把火，各组哗然，群情激愤，纷纷仿效华北组，或联名写信，或通过决议，要求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一时间，整个会议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用毛泽东后来所形容的话说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在这场风波中，周恩来再次显露了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本领。同被蒙在鼓里的普通中央委员相比，对他来说，会上发生的这场风波并不全是突然袭来的。周既了解事情的起因──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那场争论，也完全清楚林彪讲话的矛头所指，而且亲眼看到林彪在讲话前曾和毛泽东单独谈过话。对只知唯江青马首是瞻的张春桥，周素来没有多少好感，因此在林彪整张春桥的问题上，虽然未必准备介入参与，但也绝不会对张援之以手，相反还会乐观其成，希望杀一杀文革派干将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