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中利益集团上下其手，学生们的善良和爱国热情被利用，所以六·四没有英
雄，是个历史悲剧。六·四如果成功，从坏处看中国很可能演变成前苏联和东欧的
结局，从好处看大概也不会比现在更好，这是我个人对六·四的基本看法。

西方史学理论认为，一个历史事件要过五十年之后，才可能出现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是利益相关者都渐渐淡出，一是事件的潜在后果和正负面影响，才完全凸显出来。

六·四前后我也参加过游行，在道义上始终是支持学生的。但道义性本身不是没有
边界的，超过了边缘，就走向反面。六·四后期，整个国家政治、经济陷于瘫痪，
前台的学生，表现出不顾一切后果的态势，使整个国家（不止北京）处于一种无政
府的准革命状况。民族命运何去何从的生死关头，流血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这
在六·四发生前最后一个星期，不少人都对此有所共识。六·四发生时我在广州，
大学里都能看到香港电视，惨不忍睹，食不下咽，感情上非常同情学生，激愤之情
难以平静。人都是血肉之躯，人皆有父母兄弟，刹那间的无数生死，有谁能够无动
于心？

但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则又非常鄙视民运分子，觉得他们是一邦最无耻的小人。
因为他们的冷血，而把天真无知的学生引上死亡之路，这最明显的铁证，就是所谓
民运分子，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为了理想走在前面，以身殉道的。“一腔热血勤珍
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中国近代从七君子以降，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理想，抛
头洒血者多矣！或殉旧道，或殉新道，朝闻夕死，从容取义，至诚忘我，感天动地。
而这一切之中，都没有一丝民运分子的影子。六·四之后，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
真正显示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情操和高风亮节，这就是当时被称为中国四大
思想家之一的金观涛。六·四之后，从国外匆匆回国，在香湾被朋友劝留时他回答
说：“在这样的时刻，我要和我的人民在一起”。

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中的理想主义，不论其是否合理，总是要在现实中
付出代价，而且是巨大的代价，理想精神往往成为现实利益的牺牲品。记得当年戈
尔巴乔夫曾在六·四期间几经坎坷，访问北京。回想起来，这仿佛是上苍给俄罗斯
民族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在沸沸扬扬的浪潮中夹带著困绕中国近两百年的最后的
衰运晦气回到苏联，其破坏力之巨大，足以使一个帝国土崩瓦解。

虽然说人的心灵没有远近之分，但六·四期间，我毕竟只是个边缘人，不知道为什
么十几年后的今天，却想说几句话，也许是那一段日子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吧？而六
·四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也许再过三十年我们才能真正看清，
三十年对一个人，也许是从春到夏或从夏到秋了，但对于一个古国，三十年只不过
弹指一挥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