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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炜:那一个永恒的圆─写给罗曼菲的挽歌/那个抱起受伤天鹅的人
送交者: 力刀 2006年06月05日08:50:2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苏炜:那一个永恒的圆──写给罗曼菲的挽歌

DWNEWS.COM-- 2006年6月5日0:29:5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那个黑色而巨大的圆,旋转到第九圈,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灯光在舞台上渐渐弱下来的时候,我当然是有所期待的。开场前季季大姐告诉我:演出后怀民要请你吃宵夜,听听你的观感。她带点神秘地笑笑:怀民说,要你好好看,今晚他会让罗曼菲上。台北朋友们都知道我这个远来浪客的身份与一个特殊日子的关联──况且,又是在一个驱冤化孽、祭祀亡灵的节庆里,跨越那个忌日。我的已经被岁月和世故磨砺得相当粗糙的灵魂,祈盼着一下沉烈的撞击。

我等待着。

视线紧紧盯注的前方,冥黑中只有一束追光,笼着一个隐约可见的躯体,屈立迷茫,如同一支弯折的箭。良久良久,在中正广场台下的几万束目光,仿若穿越了冰河洪荒时代一般漫长、僵硬的注视下,它缓缓蠕动起来了。舞台空阔。耳边隐隐传来钢琴沉重的琶音。不经意的灯光和不经意的形体。可以渐渐看出的旋转──舞裙和舞步,都似乎是被重力拖曳着,不情愿地缓缓转动起来。

旋转。舞台愈加变得幽深漆黑而追光愈加变得炽白眩目,肢体的意向却是沉滞莫名的。──还是这旋转。黑色的长裙和披散的短发在转动中漾起了波澜,像是一阵掠过头顶的微风。──旋转。肢体开始扭曲,那个可以渐渐分辨的端秀的面容,也是扭曲的。──还是这旋转。舞台上潮水一样涌起的琴音把偌大的中正广场淹成一片死寂的平潭,只有视网前方那个炽亮的光斑,在黑迷迷中时大时小、若急若缓地旋转着,裙裾似乎被撕裂,五官开始变得破碎模糊。──还是这旋转。──当我下意识开始明白,眼前面对的,就将是这么一具永无休止旋转下去的躯体,扭结着、痉挛着、伸张着、卑曲着旋转下去的躯体──天哪,那舞台上冥茫的黑暗,以及这黑暗之外躁动着的整个世界,仿佛,就全然定格在这旋转之中了!

──旋转,旋转,旋转。还是这令人晕眩、令人灵魂出窍的旋转,这仿佛地老天荒一般的旋转啊……

我视网幕上倏然闪过:广场绝食进入情景最惨烈的一天──天安门5月19日那个炽日如火的中午,满城彻响着救护车的尖啸声。我守在劳动文化宫门前的北京知识界联络站,赫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年轻的背影,在采摘天安门观礼台左侧花坛里的鲜花!──当时整个广场秩序井然,为着不给当权者落下话柄,大家都非常小心地维护着这种安宁、祥和的气氛。我迎上去想探问究竟,他回过头来,头上扎着绝食学生的白布头标;我马上注意到,酷热的中午,他身上却披着一件厚厚的草绿色的军大衣,对着我的,是一张瘦削的、白亮得近乎透明的脸。这张惨白而俊秀的脸,砰的一下在我心头撞起来的感觉,就是──晕眩。仿佛他随时都会被风吹起、被大衣压垮的那种晕眩。我想,纪念碑下那些被饥饿和热情榨干了血色的年青的躯体们,或许所发生的第一个不适的生理反应,就会是这个──晕眩,缺血的晕眩?他向我粲然一笑,语声微弱缓慢:我是清华绝食团的。几个饿晕过去的女同学醒过来说,她们想看鲜花──我们男同学醒过来想到的都是要喝水。所以我就出来给他们找鲜花。我请他到我们联络站的棚子里小坐一会儿,向他介绍在座的几位他熟悉名字的作家、学者。他就那样静静地抱着鲜花,一张苍白透明的脸淡淡地、略带呆滞地微笑着,轻轻说:我也喜欢文学,学运完后我要找你们聊文学。然后,我目送他缓步离去。我清楚记得,当我在逃亡路上,听说天安门大开杀戒的当晚,倒在枪口下的北京学生中以清华的最多,我眼前倏地闪过的,就是这张白亮得近乎透明的脸!在脑海轰然袭来的一片空白中,我生出的第一个生理反应即是这个──晕眩。是的,就是这天旋地转、天崩地裂一般的晕眩,这如同永劫万复的轮回一般的晕眩;就是此刻舞台上,这不期而遇的、令人动容令人窒息令人肝胆俱裂的旋转着的晕眩啊!泪水缺了堤似的,从我脸颊上滚落下来。…………

以上这段文字,写于十四年前(!)的一九九二年。这是一篇写完了无处发表、而今天已成了残篇的文字。原因还依稀记得──域内不必说,当时海外的几家华文报章,谈文学的嫌它“太政治”,谈政治的又嫌它“太文艺”。一位编辑如此对我说:可写的东西很多。值得为一个舞蹈,这么大费周章么?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懂。稿子搁下了,却搁不下一段尘封的心事。直到多少年后的那一天,骤然读到罗曼菲英年病逝的消息,惊愕良久,耳畔久久响起的,是那个晚上,她用轻缓的口气对我说的话──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亲自在天安门广场上,跳一次这支舞码……”她撩了一下落在眼角的发□,语调变得略略忧伤,“只是怕到时候,我已经跳不动了……”

那晚演出完后,蒋勋兄把我领到后台,林怀民兄又把我引到正在卸装的罗曼菲面前。两对目光刚刚交接,张开的臂膀已经把彼此紧紧拥在怀里了!“怀民告诉我了,今晚观众席里会有一位从天安门出来的朋友,我在台上就知道,跳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我们两个人泪水滂沱。怀民、蒋勋也在一旁盈泪唏嘘。

“要真在天安门广场跳,你的感觉就更不一样了……”我喃喃说道。

泪眼相看,素面的她甚至比舞台上更显得五官清丽。我简直震惊不已:这么一个瓷器样精细、纤巧的躯体,是怎么能在舞台上完成那个绝对超越生理极限的、足足旋转了十三、四分钟、简直是舞蹈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旋子”的?(听说,罗曼菲之后,“云门”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跳《挽歌》了;或者说,即便能扛得下来,也跳不出罗曼菲的感觉了!)我感叹着说:绝了,绝了!你这舞实在是跳绝了!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你们只用这么一个旋转动作,就把整个“六四”悲剧的全部情绪、意蕴──激情和浪漫,悲情和惨烈,绝望和无助……等等等等,这么洗炼、这么准确地表达出来了!确实,至今想来我还很难想象,用舞蹈表现这样一个宏大悲绝的历史事件,还有什么样的立意构思和肢体语言,比用这么一个单纯的旋转,更直白而又更丰富、更凝炼精准而又更震魂摄魄的!我听说,这个名叫《挽歌》的舞码的原题是:《我是柴玲,我还活着》,便好奇地问他们:这支舞,究竟是怎么编出来的?

“──天旋地转。”怀民吟然一笑,很斩截地回答我,“那几个白天、夜晚,天天伏在电视机前看天安门的消息。听到枪声响起来的那个晚上,我就是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怀民望一眼罗曼菲,“那天早晨,电视里传来了柴玲逃亡中的讲话录音,‘我是柴玲,我还活着……’声音很微弱,却把我的心撞得很重很狠。我便给罗曼菲打了一个电话,说:曼菲,你马上过来我这边一下……”

罗曼菲轻轻用纸巾抹了抹眼角,赧然笑起来,说:“我一大早赶到他那里,他给我放响了李斯特的钢琴曲,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天旋地转。你试着跳跳看……”

蒋勋在一旁微笑着:“语汇很简单,过程也很简单。”伟大,常常出于简单。一个记录着伟大历史事件、也必将在人类舞蹈史上留下伟大纪录的经典舞码──《挽歌》,其诞生过程,就是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自己十几年前的记忆是否有误,其细节,与今年刚刚庆祝了建团三十周年的“云门舞集”的有关纪录,是否吻合?但我深信:《挽歌》的创作以及罗曼菲的旋转舞姿,是值得在史册中留下重重的一笔的。

深夜,怀民和蒋勋要领我出去宵夜,尝一尝台湾最有特点的小吃──“蚵仔煎”,也邀上罗曼菲同行。她客气地婉谢了。我才注意到,在舞台上炫亮照人的她,其实在台下,是一个素朴内敛、不喜欢社交应酬的人。我们坐在清简的巷头小店里喝番薯粥、吃蚵仔煎,散漫地聊着。聊起当初在芝加哥和怀民的相遇相识──当其时,“云门”正迎受着又一波商业大潮的冲击而面对第二次“关团休演”,怀民兄正形孤影单地在纽约、芝加哥等地云游,和我们这一拨被“六四”狂潮冲到海外的大陆流亡知识分子──刘再复、李陀、甘阳和我等等几个,在李欧梵的芝加哥家中相遇了。那晚,怀民请我们看“云门”的《薪传》录像,也许是“薪传”独特的激情语汇与刚刚经历的血火历练相吻合,也许又是同为被政、商两股狂潮冲散的“天涯沦落人”,整整一个晚上,我们的泪水流在一起,话语关不住闸门,自此结为莫逆。八九年底,怀民从《九十年代》看到主编李怡对我作的长篇访谈,专程从纽约打来一个长电话,说:反思,我看你这篇访谈是真正开始从具体事件抽离出来,进入反思的层次,我很喜欢……。至于跟蒋勋的交情,则就更久远了。蒋勋在一旁笑着告诉怀民:早在没有发生“六四”之前,他在北京双榆树的小家,就是两岸探亲解禁之后,我们第一波造访北京的台湾作家、诗人们的落脚点──我和王拓他们,都在他那个小斗室里喝过酒,吃过“德州扒鸡”……

我向怀民感慨着:每次看“云门”,都让我生出一种宗教感──你们是在用灵魂来跳舞,在形体里里悟道……

“可是,也有舞蹈界同行批评我,现在已经没有人要这样跳舞,让舞蹈承载这么沉重的意义了……”怀民谦和地笑着,“你老兄从来是云门的知音,我已经读过你谈云门的好几篇文章了……”他似乎还没有从适才的演出盛况里抽离出来,沉吟说道:“今晚的罗曼菲,真精彩……她是真正用灵魂跳舞的人,她也是我们云门舞台上的灵魂……”

窗外人声熙攘,过着“中元节”一道又一道的祭祀亡灵的“送神”人流。我知道这是民俗鼎盛的台湾相当隆重其事的大节庆,四处香火缭绕,河灯闪烁,祭神招魂,化解冤孽。可我眼前不断闪过的,仍旧是舞台上罗曼菲那个似乎永恒旋转着的黑色而巨大的圆……。…………

弹指之间,又是十几年的光阴,在海天相隔中飞逝了!哪位作家朋友说得好:“奥斯维辛之后,不写诗,也是可耻的。”我们这个民族,百年来经历的灾难,实在是太深太重了。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诗穷极而后工”。可是,当今时世,我们这个华夏千年诗国,诗──从民族忧患中凝结出来的诗情、诗性、诗篇,又实在是太少太少了!然而,林怀民、罗曼菲和她的《挽歌》,却是一座旋转的雕塑,一首形体的诗篇,一帧真正的从历史的大爱大恨中凝结出来陶炼出的诗画与诗酒、诗史与史诗。那天,从报章看到载誉荣归的导演李安,在林怀民的陪同下观看罗曼菲的《挽歌》录像而忍不住掩面饮泣的照片,我的眼眶热了。又是一年“六·四”忌日将临,我从箱底翻出了这篇旧稿,心里默默地,为天上的罗曼菲,许了一个愿──

曼菲姐(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我知道你的好友知己、观众“粉丝”成千上万,你一定不会记得我了。但我却永远记得你当初对我说过的那句话:“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亲自在天安门广场上,跳一次这支舞码……”──天地不仁,天妒英才,你的“亲自”,不幸竟成了遗响;可是,会有这么一天的:渺小如我,也一定要拼毕生之力来还你这个愿、践你这个约──也请此刻读到这篇文字的读者,到时候一定要提点我──当那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一个硕大无朋的大银幕,向成千上万公开缅怀纪念“六四”英烈的社会公众,播放罗曼菲的《挽歌》录像。让罗曼菲飘飞的黑裙短发连同那个永恒旋转的大圆,亲吻那片撒落无数鲜血、汗泪的土地,舞动天安门、紫禁城的飞檐金顶,充盈于天地广宇之间……

二00六年五月八日于北美康州衮雪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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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抱起受伤天鹅的人

文/苏 炜


【看中国2004年04月22日报道】傍晚下班,行车在返家的高速道上。车流在绿灯前面突然慢下来,最后整个儿停住了。探头望去,远处路中央像是隐约躺着一个白影子,大概是出了车祸,事故好像还出得不轻。我看见一个身影从前面的车子走出来,走向那个白影子。仔细端量,原来是一只腿上受伤的白天鹅,不知怎么来到了高速道中央,又被两边奔驰的车流吓着了,正惶急不知所措地在路中挣扎。那位男子抱起了受伤的天鹅,穿过两边止停的车流,把天鹅轻轻放到路肩下的林子边上。他重新回到车上,车流又缓缓开始启动。
  这是此地日常开车经验里非常平凡的一幕。有时是为着一匹受惊的小鹿,一群过路的野鸭,或者一只迟钝爬行的乌龟、土拨鼠,车流为之停止、谦让。总会有某位好心人走下车来,为那些惊慌无助的小生灵助一把力。然后,车流起动,道路重新变得畅通无阻。

  我透过车窗,看着路肩下那只天鹅雪白的影子一颠一蹶地消失在向晚的绿林子里。说不上为什么,一阵复杂难言的情感忽然袭来,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了。

  我眼前浮现出另一个身影——我心里明白:是因为那个日子,又逼近了。

  这小半辈子,为一个单一事件流过最多泪水的,莫过于六·四了。哪怕文革浩劫中的家庭受冤遭罪,哪怕父母亲友的伤病骤逝,都没让我掉过这么多的眼泪。事件的当时与事后的这么些年,这个日子成了一个不敢触碰的话题,每忆及当时的一场一景,每读到有关的一篇一文,总是难忍盈眶热泪。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这是许多个人、许多群体、许多家庭共同的感受——这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感受。这种感受来得如此强烈持久,我想,一是因为事发突兀、惨烈而波及面深广,二是因为不平不义延宕的时间太长。我本来以为,十五年过去,时已过,境已迁,泪水早应该在眼前的诗酒笙歌、灯花人语中淡去了。怎么想到,近日蓦然读到北京解放军301医院蒋彦永医生写给2004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关于“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上书,一直强忍着的泪水终于在终篇时缺堤——我怕惊动同事,赶紧关上办公室门,这才伏在案上,让泪水哗哗淌流下来。

  随后几天,陆续接到来自各方的电话、电邮,今早打开电脑,网上传来了远地友人一首无题旧体诗,中有“活人济世壶未老,喑马噤蝉究可哀;一士诤诤血如煮,七尺昂昂头飞白”句,我才恍觉:随着时日的推移,这道刻在整个民族身上的六·四伤痕,其实并没有越来越淡,反而越刻越深;一朝无以愈合,就要变成始终淌流着溃疡、脓血的创口——这是一只分明就躺在大道中央的受伤天鹅,已经不可能不成为车流行进的障碍了。

  怎么办呢?我们——有关无关的各路“车流”们,包括那些把握着国家方向盘的领头司机们,应该怎么办呢?

  过去的十五年,大体是这样办的:首先是有人告诉说,为了让车流前进,车子不妨就从受伤天鹅的身上碾过去,哪怕血溅羽飞、焚琴煮鹤也在所不惜。更多时候,则是如此告诫:要“司机”们装着看不见那只受伤的天鹅,或者用路障把受伤天鹅遮挡起来,让车子绕着天鹅走,并且不让放慢行车的速度,置受伤天鹅在光天化日之下继续受惊吓、受伤害而不顾,也置各种司机、乘客们的痛心疾首、喊叫呼吁而不顾。最可悲的是,车流不管不顾地疾驰而去,渐渐,这只在路中央挣扎着的受伤天鹅,就仿佛真的不存在了,被人帮大而化之、视而不见了。曾经痛心疾首、喊叫呼吁的人们也因为“说了也白说”而呈现出一种全民性的麻木、颓唐。全社会因为缺乏一种向上提升的高洁力量,以致弥漫朝野的都是腐败堕落、道德沦丧了。车流似乎只要还在走、走得动,不管为了遮掩“受伤天鹅”而绕道是走得多么难堪、丑陋,由此引发的车祸、事故多么频繁,领头的司机们,似乎也一概“置之度外”了。

  一晃眼,六·四已经过去了十五年。本来,“抗战八年”、“文革十年”已经成了灾难纪录里“旷日持久”的代名词——十五年!“六四受冤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势必要成为新的耻辱的历史标杆。

  让我们想一想那只受伤的天鹅吧!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五年?数百条屈死的生命及其受冤屈的家庭,成千上万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们,能有多少个十五年?一个民族的正义公理、人心命脉,能搁置多少个十五年?——那是一只真正受到巨大伤害而无力无助的天鹅的生命啊(想想丁子霖书中那些一个个受冤老去、死去的 “天安门母亲”们吧),究竟还能耽搁多少年?

  都说:政治看十年八年,历史却是看百年千年。政治人物如果没有百年千年的胸襟,至少也应该有停下车来看一看那只受伤天鹅的恻隐之心、伶悯之心吧?“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蒋彦永)——这是一颗何等为自己的党、自己的国家设身处地、推心置腹的拳拳之心!想想今日中国,由改革开放造成的繁荣局面,不正是启动于中共自身对于十年文革浩劫的彻底否定,而令得全社会在整整二十年间获得一种巨大的向上提升的动能,才得以实现的么?不又正是因为,六·四学生运动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的要求,至今没能获得道义上、价值上和制度上的有效支持,而使得全党上下的腐败大案、奇案无日无之,全国上下钱权勾结、不公不义的现象铺天盖地的么?

  毫无疑义:当今中国,需要寻找另一个能够重新提升全社会向上的正义标尺和道德力量。只有为六·四正名,抱起路上那只“受伤天鹅”,车流才可能重新走得畅顺。在今天繁忙、盲目而麻木的中国车道上,蒋彦永医生,就是那个坦然走向路中央,抱起那只受伤天鹅的人。如果是在一个正常而平常的社会,蒋医生的行止,就如同我前面经历的场景一样,只会成为一个普通的背影(我甚至连那男子的相貌都没看清楚)。他不会得到多么了不起的尊敬,但至少,不会受到“多管闲事”的白眼,更不会受到“车流”们以“影响速度”为名的喝斥、留难甚至碾压打压。反过来也可以这样发问:难道为了保证车流的速度,任何社会的任何人,就有任何理由让车子碾压过受伤的生灵而不顾么?今天的领导人喜欢谈论“奔小康”,强调“以人为本”、“和平崛起”,这都是古人所言的弃“霸道”而行“王道”的意思。 “王道”,即是“仁政”。孟子言: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中》)荀子曰:“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荀子。王制》)六·四已经进入历史、成为历史了。——古贤遗训,轻慢不得啊!

  “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一个可悲的时代”。在今日全社会弥漫着的一片冷漠、恐惧、麻木和哑默之间,蒋彦永医生以平凡卑微的身躯,在众士谔谔之中,抱起那只“受伤天鹅”的身影,却显得如此高洁、伟岸。他让人仰之若高山,望之若虹霓;他守望着我们的良知,也鉴照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拭干泪水以后,重新开始我们新的前瞻,新的劳作,新的坚持。

〔2004年3月16日于耶鲁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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