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六四，这是可以而且也是应该讨论的问题，见仁见智，没有必要强求一致。但理性的讨论应该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应该违背最基本的常识和道理。

先说事实。89年的中国社会其实是危机四伏的。89年的大学生其实并不比今天的大学生有更多的理想主义：经商比文化更热。当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觉得大学生是所谓“垮掉的一代”。在89年的确有一些政治力量想有所行动，这当中既有改良派也有激进派。但他们都没有什么广泛的群众组织：这在中共统治的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胡耀帮的去世给他们表示不满提供了一个机会，但这对普通大众没有什么动员力，普通群众对胡的评价没有知识分子那么高。胡耀帮追悼会的时候虽然有大规模的学生示威，但里面的绝大多数是看热闹的。事情的转折点在三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递请愿书而无人搭理，甚至在跪下之后仍没有人理睬。这样的冷漠让大多数学生寒心，很多人当场失声痛哭。当局连个姿态也不愿做么？连个姿态也不会做么？

之后便是罢课，演讲，大字报，和上街发动群众：全都是从革命传统教育中学来的。但因为学潮没有什么社会基础，社会上的反响并不大，学生内部对长时间的罢课也有不同意见。没想到这时来了个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将学潮正式定性为动乱。学生们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情绪激动，根本不要什么动员就来了个四二七大游行。这次游行规模浩大、群情激愤而又秩序井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这次大游行可以说是大大出乎当局和“精英知识分子”的意料。当局内部的意见出现了大的分裂，赵紫阳接见亚洲开发银行时的讲话，从四二六社论的立场上后退了很多。之后学运开始退潮，五四大游行其实已经是强驽之末，清华大学等学校干脆开始复课。但上了一周的课就出现了绝食请愿。事后看来，这是学运的最大的转折点。虽然可以说某些学生领袖在组织绝食请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普通学生内部，的确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前一段时间的运动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果感到不满，所以一拍即合。

绝食请愿，犹如骑虎，上去就不容易下来。就当局而言，即便只是接受了绝食请愿提出来的部分要求，就等于开了一个中共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先例，即在民众的压力下后退。中共本来就是闹运动出身的，知道这样的后果必然是一退再退，不知伊于胡底，所以绝对不会让步。而学生绝食请愿，又等于断了自己的退路，没有说得过去的成果，根本不可能停止绝食，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领袖必然受制于绝食学生。现在看来，绝食请愿把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互相妥协的道路给堵得死死的。面对绝食请愿的学生，当局不想让步，再加上内部的分歧，最初几天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一下就把学运推到了一个高潮。所有请愿的目的、口号、和要求一下全都失去了实质内容，学运完全变成了一个自虐式“悲情诉求”：“妈妈你怎么不理你的儿子，妈妈我饿”。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这场学运就是学生为老百姓给政府提点意见，可政府不理人家，人家绝食请愿了还是不理，这还了得，于是纷纷上街声援。这一来就更把学生架到火上了。没有实质性的战果，绝食根本停不了：别说学生，就连老百姓也不答应。随着社会声援一浪高过一浪，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和政府内部的官员出于各种政治考虑，开始利用这个局面。但已经进入“悲情诉求”的学生，哪有这么好利用的？“精英们”希望学生，用戴晴当时对学生的话讲，成为“一支打得出去，拉得回来的队伍。” 这简直是异想天开！直到今天，这帮“精英”仍不自觉，还在批评学生没有理性，没有跟政府内的改革派配合，等等。他们没有想到，“悲情诉求”式的绝食请愿已经造成了一个死结。改革派自己要么比保守派更强硬，要么就是无所作为。前者在当时的中共内没有可能，所以保守派必然得势。这跟学生配不配合没有关系。

等到政府宣布军事管制，事件就只可能是以暴力结束了：不是暴力镇压，就是暴力反抗（或者政府内出现政变）。这跟学生领袖已经没有关系了。当时的情况，不是学生领袖“领导”学生留在广场，而是只有留在广场的才是“学生领袖”，而总是会有学生愿意坚守广场的，不愿意的人早就“用脚投票了”。当局之所以拖到六月三日晚上才行动，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缓兵之计，避其锐气，等待最佳时机出手。中共马上得的天下，这点军事智慧还是有的。二是需要时间来加强内部的统一，避免政变的可能。即便如此，镇压的时候当局还是留了退路，一是动用庞大的兵力来互相牵制，以防不侧；二是当时中央大员大多在北京远郊，静观市内的局势发展。镇压的同时，当局也为事后的宣传做足了准备。杀人的部队以占领广场为最高目的，遇到阻拦，格杀勿论。而后面跟着的部队，则让群众泄愤用的，以便制造“暴乱”。很多军车明显是留给老百姓来烧的，烧得越多，镇压“暴乱”的理由就越充分。中共玩这些骗人的伎俩，真是天下第一！而铁的事实是：军队开枪镇压在前，群众暴力反抗在后！！！

现在有两种意见颇为流行。一种意见是如果没有镇压，就没有中国后来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实是，六四镇压之后，极左思潮回流，90年到92年的中国看不到什么前途，大家都想离开这个国家。所以邓才不得不来个南巡讲话，中国真正的经济成长是95-96年以后的事情，而实施的经济政策比学生六四时候提出来的还要激进。而政治上缺乏监督，官员的腐败也开始肆无忌惮。另一种意见是，如果学潮成功，学生领袖和精英知识分子上台，中国将陷入混乱。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学运如果在绝食请愿之前成功，无非是当局承认学生是爱国的，做点姿态对付一下官倒；如果在绝食请愿之后成功，那只可能是当局内部的改革派上台。想当年辛亥暴力革命之后，不照样先请黎元洪后请袁世凯来做总统。但我估计，用不着什么南巡讲话就开始做95-96年的事。

不管怎么说，六四宣布了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彻底破产。之后，中共只有用爱国主义和传统儒家爱民如子的“父爱主义”来重建其统治的道德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