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谈话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北京。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说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

人民日报则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载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绝食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的要求。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未果。而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并已经有人晕倒。

5月15日，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满，明显同情学生。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而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舆论也呈现同情学生一边倒的迹象。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情愿要求。阎明复到学生当中劝说大家尽快停止绝食并返回学校。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六四事件前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5月19日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到这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当天，学生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抗议。晚上，李鹏及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共告北京市党政干部大会，措辞严厉，宣布戒严，赵紫阳则没露面。之后，李鹏在电视发表演说，发布戒严令。会议尚在召开，就有人通风，各大学广播紧急通知，学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设置路障。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市区前进，均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未能进入北京城。

5月20日，李鹏正式签署戒严令，北京开始戒严。

戒严令全文如下：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

发布戒严令后，还是有很多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对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予以声援，其中包括一些境外企业，送饮料和食品。事后有人指出，某些境外企业支持学生是为了煽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戒严

1989年5月出现在长安街地下行人通道墙壁上的政治漫画5月20日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但此时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戒严期间，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出现不正常情况。由于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发生多次冲突，而解放军方面，据中国官方说法：由于严格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冲突中多人被打伤。

5月21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数架军用直升机，低空往复飞行，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

5月22日，正在加拿大访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在多伦多表示：“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5月23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无1人死亡。

5月25日，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

5月26日，由于天气炎热，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开始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下。而同时，大量戒严部队仍在北京市区周边休整待命，准备随时进城。

5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上支起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捐赠来的新帐篷。

5月29日，静坐学生开始安装大型塑像“民主女神”。

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天安门管理处为此发表声明说，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并称雕像所处的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国家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有限绝食。

天安门清场

一张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的图片：据称名叫“王维林”（身份至今无法确认，魏京生称据其调查此人在后来的又一次相同举动中被坦克碾死，但魏无法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说法）的年轻人站在离开广场的坦克车队前，阻挡坦克前进。根据CNN现场拍摄的画面，后来坦克在数次试图绕行未果后没有再向前移动，而士兵只是探出头示意后面的坦克车队后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此后撤行动充分证明了军队并没有肆意屠杀市民和学生。图片由Jeff Widener (The Associated Press)拍摄。6月3日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清晨，由于军队被阻，上街阻拦戒严部队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在北京城区和市郊多处发生冲突，军队对企图反抗以及旁观的民众开枪射击，一些企图对伤亡市民学生进行救护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也遭到军队射击。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途中的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此后若干天内，军队开枪射击民众的事件仍有发生。大多伤亡者被市民送往医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包括二十八中墙外）。有录像资料和图片资料证明解放军枪杀了数目不详的北京市民。另据中国中央新闻联播报道有多名战士被残害致死。而另一方面，香港报章报导有杨尚昆旗下的军队因为拒绝执行任务，与一支从外地调来的军队在长安大街对峙。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九九零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呈国务院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文件真伪目前未能证实]：

城市 群众死亡 群众受伤 军警死亡 军警受伤
北京 523 11570余 45 6240余
成都 277 2100余 9 550余
武汉 12 170余 —— 125
贵阳 29 290余 —— 150余
哈尔滨 7 90余 —— 190余
郑州 6 130余 —— 150余
兰州 21 200余 2 120余

但此数据之真伪目前还不能判断。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据传说，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关于详细的死伤人数，尽管各界众说纷纭，但是一般咸认主要的死伤发生于军队往天安门推进的途中，而非柴玲所宣称发生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根据录影资料显示，当军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大多已经听见镇压的枪声而逃散，只剩下少部分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被军队包围后强制解散。刘晓波被拘捕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说：“未曾看见军队向广场上的学生开枪”（大意如此）。针对柴玲的说法，一直在天安门广场留守到最后一刻的台湾歌手侯德健在纪录片天安门中说道：“事实还不够么？为什么要用谎言对抗谎言？”。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而后来死亡的军人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车速过快而翻车至油箱起火死亡。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见当时《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

六四尾声
6月7日，由于戒严等多种原因，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四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24日。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的局势还很不稳定。

6月4日之后，尽管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搜捕拘留了大批积极分子。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遭到通缉的学生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有一部分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法国等地。这些人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有王丹、封从德﹑王超华，柴玲完全淡出、吾尔开希基本淡出，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等七人仍在国内。王丹在六四后7月2日在北京被捕，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直到1998年4月19日在写过悔过书之后被准许出国。

6月4日之后，各地的学生运动仍然持续一段时间，有许多地方学生和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各地政府开始追究“动乱分子”。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直至2005年，仍有人被关押。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后全国各组织机构仍发动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追查六四运动期间人们的去向并备案。据称，参与过游行的一代大学生之后无一被批准入党，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门之外，对其今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
6月25日，人民日报恢复每日八版发行。当日头版即以醒目的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介绍了有关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则长达一百七十二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在当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发布了小则《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给本报印刷发行造成许多困难，从6月7日起，本报不得不改出四块版。现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北京地区的秩序恢复正常，影响本报正常出八版的各种因素都已消除。因此，从今天起本报恢复每天八块版。本报改出四块版共18天。为了弥补订户的损失，我们将陆续编印增刊、附页，随报送各订户，不再另办退还报费手续。敬请读者谅解。”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如共产党缺乏改革经验，左倾路线的残余，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束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横行，西方国家的遏制破坏等），中国刚刚起步的改革进程遭遇了重大挫折，六四事件便是国内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连续两任力主推进改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因为对待自由化政策而半途下台，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之后选择有学术背景的江泽民作为继任者。

为了应对六四事件之后，政治气氛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国际社会孤立的困难局势，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在经济领域采取更加有效地改革来从根本上缓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被指责为侵犯人权的非常手段稳定局势，在政治领域趋于保守。

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采访时，解释说：“人民解放军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事实证明，有近1000辆军车，包括坦克被焚毁。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中国的首都将完全陷入混乱并导致全国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 江泽民表示,防暴应该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但他也同时认为，国外的新闻报道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今后要加强控制，国家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针对“拒绝和自己的人民对话” ，中国当局表示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同时承认“毋庸讳言，我们可能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工作。”

中国当局表示，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没有变。公开声明继续民主法制建设，但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逐步进行，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决不能够照搬。但政治改革之后一直处于停顿甚至倒退。

为打消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焦虑和担忧，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但有部分人认为这是中国不肯实行政治改革的借口。

针对学生运动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多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但这类措施被人认为并没有实施长久。

1992年初，邓小平针对六四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发表南巡讲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继续维持改革的方向。九二南巡极大的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国内外局势的大大改观也使中国政府适当的放宽了对舆论的控制，同时非常有限度地允许一些因六四事件而逃亡国外的学生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