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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派之路及其思考
送交者: 阿唐 2006年06月10日14:08:1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硅谷夜话

阿唐


(十七) 我的右派之路及其思考

一直到20岁之前,我还是一个很标准的左派。

左到什么程度?左到小时候看天安门四五运动的报道时,因为气愤一小撮坏人的胆大妄为,一小拳头砸向报纸,结果被报纸下面的图钉把手给扎破了,呵呵。出面调解小朋友之间的争斗,告诉他们,毛主席说要团结不要分裂,结果他们都来揍我,哼哼。上大学后,积极要求加入组织,并且如愿成为其中的一员,嘿嘿。

我的左派思想是有家庭渊源的,因为从小就被老爸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过来,他老人家对于那一套东东信服的不得了,全部都是金科玉律,容不得半点怀疑。也难怪老爸这样想,党施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痕迹全部都是正面的:韩战下来的功臣,被组织上选中脱产扫盲,然后一路仕途,风平浪静,甚至在文革中因为出身贫苦历史清白做人磊落,也仅仅靠边站了不到两年,就又被三结合回去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能够在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安然走过是多么的不容易,凡是在社会上有那么一点地位的人,很少有人能够一次车都不翻。

老爸从不翻车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首先在感情上,他对党充满了感激之情,自己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他不过是乡下的一个泥腿子;其次文化水平太低,甚为勉强的初小毕业,没有那么多的花花肠子想些什么歪道道,因此很容易人云亦云,所谓工农干部是最可靠的,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可能为人还算正派,因此没有什么把柄可抓。

说到老爸的盲从,记得林彪事件后的74年,老毛有个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老爸非常兴奋,散步的时候跟我说:这样很对啊,不能再乱下去了,工人要干活,农民要种地,不能光革命不干活。等到75年底,老毛又发出新的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我老爸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阶级斗争是纲啊,没有那个确实不行。当时旁边并无外人,老头子断不至于是在作戏。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老爸前后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现在回头再去分析他老人家的心态:前面那个对于结束文革的叫好,显然出自他的本能反应,因为当时社会上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能够过上安定祥和的日子;后面那个阶级斗争是纲的提法,恐怕就是多年洗脑下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特定条件下的思维惯性。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两代人中,具有这种以党的寡头的声音取代自己声音的思维定势的人,恐怕不在少数。我老爸这种工农干部紧跟党的指示,是出于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的本能;相当一部分知识阶层中自我分析自我思维能力的缺失,则是信息来源和价值取向过于单一所造成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社会万马齐喑万众一声的局面。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时代打下的烙印是非常深刻的,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身上的左派思维定势,一直维持到大学二年级才开始有了一些转变。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从图书馆借到了一本美国人写的有关韩战的书,作者和名字已经记不得了,这本书的翻译可能产生于70年代中美的蜜月时期。尽管编译者已经做了某些删节,但是书中透露出来的种种信息与我知道的有关韩战的相关知识仍然相去甚远。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似乎更倾向于这种新的观点,因为描写很客观,分析很到位,资料引用也很丰富,总之,从工程分析和科学推断的角度而言,这本书更经的起推敲和分析。最重要的是,书中描述的细节与老爸偶尔对我提起的韩战经历,十分的接近。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对同一事物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引发而来的震惊可想而知。此后,我开始有意识地阅读尽可能广泛的资料,越是与头脑中旧有观念相冲突的,越是如饥似渴地拼命吸收。这恐怕就是对于长期以来的一个声音现象的一种逆反,很多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矫枉过正的心理反应。

尽管如此,一直以来相对平稳的家庭环境和还算正常的成长经历,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地认为,党在大的方面还是不错,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毕竟代表了主流民意,顶多也就是经验不足,好心办了坏事。因此,大多数时候我对于来自党的声音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并且希望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从大的方面讲,党统治着国家,是一切正面因素的代表;从小的方面讲,如果今后有所成就,非党员不可。呵呵,说到底还是个人野心作祟。

对于独裁体制与民主政体的争论上,我认为过去与现在的中国选择专制独裁是很正确的,因为独裁的效率要比民主高,中国要想赶上西方强国,走人家走过的路子不行,要走捷径。嘿嘿,有这种想法的人,恐怕现在也不会少。

真正让我从左派迷梦中开始清醒,恰恰是由于因为入党而引发的。我当时是班头,行事作风一直很强势,因此班里新派来一位班主任觉得不是很爽,我们的关系处的很一般,于是这位老师在我入党的时候整了我一下,东北话叫恶心了我一把,让我非常的狼狈。这大概是我的人生之路上的第一次走麦城,几乎是用自己的自尊换来了这张在心中一直认为很神圣很重要的党票,对于我来说,打击很大,好像不小心吃下了一个苍蝇。

如果说,入党事件让我亲历了党员们人性的丑陋之处,认识到党员也是人,一样的有七情六欲阴暗狭隘,那么,在接下来本科之后的研究阶段,让我对于党在建国之后在经济领域内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感到失望之极。

当时,我的专业转入经济管理领域,因此有机会大量阅读有关建国以来党在经济领域里种种行为的论证与分析资料。最后的结论是,干对的时候实在不多,排除政治运动的干扰,即使是在5、60年代的经济建设黄金时期,也是时左时右,时紧时松,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中央与地方,生产与生活。。。之间的矛盾重重,从来就没有有效地解决过,顶多是在左右摇摆的过程中的某个中间点上好上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因此对于党内第一经济大老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非常失望:人,凭借什么来决定这笼子要做多大?

此前,我认为党在建设时期的种种错误,是因为老毛不尊重党内经济大老们的意见,臆想天开一意孤行造成的。此后我知道,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体系,根本就是错误的:人类试图对于经济过程施加的种种人为的硬性束缚和约束,根本就是徒劳无益的,经济生产的活力和走向完全是由市场自身决定的,所谓的无形的手,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只能使用间接的手段,能够直接施为的地方实在不多。

等到毕业后走向社会,阴错阳差地下海经商。那时候下海的人,大多是不容于体制的人,为生活所迫,别无选择,很多人都是劳改释放犯或者街道上的混混儿。下海后,原来在体制之下获得的一切荣耀,不仅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好处,反而处处累赘,屡遭取笑。到最后,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我干脆先拿自己开涮:你可要小心点,我是个党员,嘿嘿。

但是真正让我对于党感到彻底失望的,还是六四那一档子事,那天直升飞机在天上低空盘旋飞行的时候,我心里沉重的不得了:完了,党彻底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了。等到六四一开枪,我气得简直要把党一脚踩到脚底下:从人性从手段,卑鄙拙劣到了极点,简直还不如北洋政府文明!我居然是这组织中的一员!

80年代中后期,以河殇为代表的对于中华文化的反思浪潮,对于我思想上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大中华文化是否曾经一枝独秀是否曾经独领风骚也变得有几分不够确定。结合自己被体制抛弃之后的落寞心态,到90年代初,我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右派分子:不仅仅共产党不地道,中华文化自身就有问题,党不过是这块土壤滋生出来的一个产物,是这种落后的黄色文明的一个集中体现。

等到后来出了国,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共产党是可以骂的,但是中国不可以骂,因为那是我的标签,骂中国等于扇自己耳光一般。嘿嘿,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曾经与一位六四出逃的曾经的民运人士交谈,他也有同样的想法:逃出国后,却断了那个痛骂中国的念头。

我想,这就是“根”现象:生活在海外的游子,心灵深处维系的本民族文化的根。

心态的回归,置身度外的超然,互联网时代的资讯爆炸,最终导致我在政治立场的取向上定位在中间偏右的位置上。

切,说了半天,还是一个右派!嘿嘿,我还是比较喜欢右派,因为右派踏实一些。

我理解的左右两派的区分是这样的:左派,理想化,激进,冲动,关注他人,崇尚暴力革命,喜欢干预现状,宽容度不够;右派,务实,客观,沉稳,冷漠,尊重秩序,崇尚改良主义。左派的优点是以平天下为己任,努力推动历史车轮的运转,右派的优点是尊重现实,努力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左派失之于盲动,好心办坏事,右派失之于冷漠,为求稳定而不思进取。

在不同时期和背景下,左右两派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对于六四,有人说上街好,有人说杀人好,前者是左派行为,要加速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后者是右派行为,尊重现实的秩序与法律。相对于共产党而言,主张游行的人,显然是右派,因为要走西方民主化的路子,主张镇压的人,显然是左派,因为与自己同路。

另外,以美国的两党轮替为例。一般来说,民主党可以归为左派,共和党可以归为右派,两个党的政见虽然有区别,但是差别并不大,不过是侧重点上略有不同,如穷人和富人,移民和公民,个体和企业,民众和国家,黄油和大炮,很难说孰优孰劣,大致是看选民的心情以及国家的经济形势与国际局势而定。十分有趣的是,两党在上台前往往比赛看谁左,比如说抨击中国的人权,威胁要对中国如何如何,等到上台执政,往往两年不到,一个个争相去拍中国的马屁,因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于执政者来说,实在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良心啊道德啊暂时不能当饭吃。因此,一个政党的左右色彩也是可以轮替的,通常来说,在野党扮演左派角色居多。

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其政治理念可能会在左右之间摇摆,在同一时期,对于不同的事物也可能会产生左右两种不同的观点。同样,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期,也会选择左右不同的道路。

一般而言,社会沉寂的越久,不安定的因素就会沉淀很多,社会结构就会趋向于不稳定,如果遭遇外来的冲击与挑战,左派就出来了。满清末年的国民党和民国末年的共产党都是当时的左派代表。

国民党在建立全国政权后,很快就开始扮演其右派的角色,而共产党在建立全国政权后,大部分时期一直扮演着一个左派的角色,直到老邓上台,才开始回归执政党通常应该具备的右派角色。其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所遭遇的苦难过于深重,民族精英中蕴藏着的急于改变现状的企图心过于强烈,共产党所奉行的共产主义理念过于注重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以及毛泽东对于其为人师表的狂热追求。

以其曾经的宗旨相衡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右派政党:对内追求经济效率,忽视弱势团体,维护企业利益,罔顾职工权益;对外以国家利益为上,完全抛弃意识形态和良知道德的争议。因此,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于中国长期以来左倾思潮的一种矫枉过正。

左右两派其实并无优劣高下之外,其区别在本质上而言,不过是对于历史进程主观愿望上的快慢两个字而已。在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左与右是良性的互动关系,一个是历史的加速器,一个是历史的制动器,相辅相成。

呵呵,说了半天,左右的朋友都会骂我:你这人没有是非观念,两面讨好。

好吧,作为一个右派,我来骂骂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左派现象。

这种左派现象是这样一种情形:凡事预设立场,与定式符合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这一现象是何时开始的已不可考了,总之,源远流长,并且蔓延至海外。比如说,中国有5000年悠久历史,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台湾一定要解放,日本人天生是贱种,太平天国义和团是社会的进步力量,曾国藩李鸿章卖国,国民党消极抗日,韩战把美国打败了,中苏分裂是因为苏联要控制中国,西方国家总是时刻敌视中国,中美日早晚有一战,和平崛起不可能。。。

列举以上的观点,并非主张与之相反的观点,而是认为其中立论的持正与资料的真伪有待商榷与讨论。如果你现在有跳起来揍我的冲动,呵呵,你大概就是左派了。

这里,仅仅就韩战打败了美国这一说法做一番探讨与分析。

首先列举一下中共对于韩战的说法:1)韩战是美国及南韩发动的侵略战争,旨在以朝鲜为跳板,威胁我新生的共和国政权;2)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5次战役打败了美军及其仆从军,把他们赶回到了38线,美国被迫签署了停战协定;3)韩战的胜利,让西方国家认识到了新中国的力量,赢得了50年经济建设的和平时间。

右派的观点却有很大的不同:

1)从解密的前苏联档案知道,韩战是北韩在苏联默许下(或者是怂恿下),对南韩发动的旨在统一朝鲜的战争。从美国政府方面披露的资料来看,美国无意借韩战染指中国领土的企图,其战略重点在欧洲,韩战中美军及其盟军的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的越过38线进逼中韩边界的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是自行其事,与美国政府不希望韩战扩大化的战略设想相冲突,并为此遭到解职。

2)韩战的进程并非是从北向南,一推搞定,而是一波三折,先赢后输再平。一二三次战役,从战役结果来看,虽然中方未能成建制歼灭美军,并且二次战役中东部的9兵团因为天寒地冬而伤亡惨重,但是基本上到达预期的战役设想。美军先骄后馁,对于志愿军的战法(穿插、分割、撕裂、包围)非常不适应,一路败退回到38线。四次战役中,开始全面换装苏式装备的志愿军虽然前进到了37线,但是并未达到大量歼敌的战役企图,双方大致战平,攻击砥平里的失败影响尤其重大,美方不仅总结出志愿军是礼拜战役(士兵携带的粮弹只能支撑一周的作战)、月光战役(满月有利于夜战),而且认识到志愿军徒步的攻击穿插部队不能携带重型武器,对于团营规模的野战防御要点缺乏有效的攻击手段,因此,信心大增。五次战役则是中方的完败,美军在中方前期攻击中,采用磁性战法,保持30公里左右的接触距离,一方面让中方的穿插包围企图落空,一方面充分发挥其远程炮火的威力,在一周后,突然以坦克装甲车组成快速纵队,沿公路猛烈攻击中方后方的防御要点和交通枢纽,造成中方顾此失彼,战线撕裂,全面崩溃,最后不得不采用以一个连队坚守一个山头一个昼夜的梯次抵抗的惨烈战法,迟滞美军的进攻势头,为二线部队在后方构筑完整的战线赢得时间,最后志愿军依靠坑道战法终于把双方的战线稳定在38线。五次战役后,双方以阵地战为主,最大的进退不过是十数公里,总体上而言,美军略占上风,但是要想击破当面的中方战线,需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因此一直没有大的动作。志愿军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很难承受这种攻击带来的伤亡,最终双方在38线上下形成僵持局面。

3)韩战的确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但是如果说中国由此变成了谁都不敢招惹的刺猥则是言过其实。韩战后,美国打了越南,印度占了西藏的土地,苏军陈兵百万,甚至风雨飘摇中的南越都敢和中国在南海叫板,谁怕过中国?

韩战之于中国,毫无疑问正面的因素要大一些,这是新中国经受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的洗礼,中国军队与苏制装备结合在一起,初步完成了从近代化军队向现代化军队的转变,赢得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尊重,换取了苏联帮助中国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体系。

但是,解放军对于韩战经验教训的总结远远不够,突出强调志愿军的勇敢精神与谋略运用,对于美军专业的参谋体系,娴熟的兵种配合,系统的后勤补给能力,则认识不足。美军在进攻中火力的组织协调,撤退中的计划制定和兵种配合,都做的相当出色。

韩战后,刘大帅与粟大将曾经试图对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旋即因为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被整肃下去。64年贺大帅搞了一个大比武,注意力都放到拼刺刀和扔手榴弹上面去了。69年中苏对峙,中国军人试图用红宝书逼退对方,更是让世界笑话。79年打越南,步兵的制式装备中居然不包括钢盔,足登胶底鞋,连二战中装备二流的日本军队都不如。许和尚对着地图指挥作战,制定了很多不切实际的穿插作战,参谋们也不提醒一下亚热带丛林气候和越北险峻的地形对于步兵行军的影响,结果往往战斗打响后,穿插的部队还在路上。

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图片,中苏两国的边防军在边境相遇,友好问候,中国军人是雪地摩托,苏军是滑雪板,表面看起来是中国军人装备更先进,但是一看军服,苏军是一身雪白的冬装,紧凑合身,头戴登山装帽,中国军人是普通冬装上外罩白色披风,头戴王进喜式棉帽,臃肿笨拙。我记得老爸说,在韩战的时候,冬天行军时每人披一条白色床单,空袭时扒在地上敌机不容易发现。呵呵,5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军队还在用大致相同的东西凑合,这恐怕不是军费紧张能够解释的吧。

中国左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自主分析能力的缺失,判断事物预设立场,人云亦云,这种现象,在后文革时代并未随着时代大潮的荡涤而销声匿迹,它继续以种种一窝蜂式的社会现象继续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来,沉淀如斯,积重难返,与我们民族文化中的文过饰非天朝老大等等糟粕结合在一起,已经达到了妨碍民族进步的程度。现在的中国,还是要提倡多一点自主思考,多一点怀疑精神,多一点考据,多一点推敲。

最后再给左右双方和和稀泥,左派的可爱之处在于热情,右派的可贵之处在于思考。

呵呵,我自己还是喜欢当一个右派。

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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