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 共同回顾中国高考制度走过的百年zt
打开这扇门，背后出现的是狮子还是美女？
2005年6月28日，上海11.2万考生将迎来又一年的“放榜日”。
在松江二中就读的廖成彪在分数揭晓前有一些紧张了。他今年第一志愿报考了华东政法学院，虽说考下来感觉不错。
几家欢喜几家愁。“放榜”之日也是全城父母揪心之时。曾几何时，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曾经全文刊登考生的成绩和录取名录。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双眼睛热切而紧张地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中寻找自己孩子的名字。
从1999年起，全国普通高校扩招，“放榜日”不再那么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了。上海紫荆中学的姚露莎今年参加高考，“放榜”之前，她说自己一点也不紧张：“父母没有给我多大的压力，只要考上大专就可以了。”
不过，到底寒窗苦读了十二载，放榜之日，众多高考考生面临的，大概还将是一个难眠之夜。
我们再把目光往回推移。
前些日子，只要稍加留意，总能被各种匪夷所思的消息撞个趔趄。
来自众多药店的消息是：很多妙龄女生争相购买避孕药。她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避孕，而是吃避孕药可以延迟月经，以保证高考的正常发挥；来自交通方面的消息：北京某高校的播音系专业课招考当天，约有10万家长和学生聚集现场，场面蔚为壮观，京东交通顿时瘫痪。
这个炎热的季节，走在社区里，谁的家里有考生，你一望即知，因为他们的脸上清楚地写着焦虑。
此时，也许没有人意识到，废除科举的第100个年头，正向我们逼近。
100年前，一次科举考试往往能决定一个读书人的命运。今天，科举被高校招生考试(取其广义，简称“高考”) 取代100多年后，回望这一段历史，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回顾指向的往往是未来。在科举废除百年之际，也是2005年高考“发榜日”的前夕，我们策划了这个“百年高考 ”专题。里面有不同年代的人对自己高考往事的回忆；有对百年来高考演变之路的忠实描述；有对高考制度与教育公平关系的反思。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专题，大致勾勒出中国近一百年的高考的概貌，更希望的是，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中国高考制度的未来的兴趣。
1905-1949
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风雨飘摇中欲图振拔的清政府诏准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此诏
书宣告了有着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
科举废除之前，洋务求新人士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像本┣寤笱А⒕┦Υ笱煤蜕虾Ｂ硐嗖唇ǖ摹敖系谝谎Ц备吹┕У认执咝！５招跷ⅲ蟮制涫笔咳硕嘁晕卵檬桥悦磐岬溃欠牌凭伲亮苏庋难茫雎范际歉鑫侍狻？凭偌确希笾诠勰畹母镄碌於嘶 ?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为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简称“高考”)施行各大学自主招生的政策，各自为政，各家独立自主命题，虽然老学究们有时还会开开倒车。
比如，北平一所医学院招生，国文考试题目是《卞壶不苟好时论》，题目出自《晋书》。可是，立志做医生的学生又有几个读过《晋书》呢？只好全体交了白卷。
不过大势所趋，新式考试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年轻时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蔡元培还是翰林，但他们都主张“兼通新旧，融合中西”。在蔡元培掌校(1915年)之前，用冯友兰的话说，“北京大学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但考试制度似乎已非常新潮。
当时北大的高考分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别的不考，但中文和英文总是逃不掉的；第二类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科，则要考数学。
和现在一样，当时的高校也有名额的限制。
1915年，梁实秋考清华时，直隶省的分配名额为五名，报名的差不多有三十几个人，初试先涮下二十几个，留十名，复试再淘汰一半，遴选出五名。梁实秋虽然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却顺利地进入第二轮。直隶省省长朱家宝在自己的府邸内考起梁实秋等十名考生来。作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和八股文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看来，当时清华的改革较之北大，还有不小的差距。
当时，自主招生的大学在招收学生上还是相对宽松和灵活。1929年，钱钟书和他弟弟钱钟韩一起参加清华的高考。钱钟书数学考了15分，要不是校长罗家伦赏识钱钟书的国学和英文，竟要被拒之门外了。
钱钟书的例子也不是当时惟一的个案，1922年，还有个叫卢冀野的学生考东南大学，数学更差劲，考了个鸭蛋，但因国文满分，而被东南大学破格入取，轰动一时。
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不断的时局使得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受影响，但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大多高等学府基本上依然保持了由蔡元培、梅贻琦等人呵护培育出的现代大学精神，在招生考试制度上，也大致沿袭了各高校单独自主招生的传统。
1949-200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用胡风当年的诗句来说，“时间开始了”。华夏大地上的诸多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等院校招生制度也迅速发生了变化：
1949年，高等学校沿袭过去单独招生的方式。
1950年，同一地区高校联合招生。
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
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首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废除科举制度后一直施行的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彻底宣告结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废除高考，高校停止招生。
1971年高等学校逐步举办试办班，恢复招生。招收的新生初中毕业即可，但须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废除招生考试，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工农兵大学生”就是该非常时期的产物。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一位明星式的“工农兵大学生”。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
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一次有四十多位教育界著名人士及官员参加的“神仙会”上决定：立即恢复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这是结束“十年浩劫”后，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
1977年，新中国教育史上出现一个奇观：为尽速弥补“文革”给高等教育带来的耽搁和损害，决定在当年冬季就进行大学招生。于是，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神州大地就有了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参加考试的总人数达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之多。
中国人的大学梦在此次的大考中获得了最彻底而淋漓尽致的展现。它有太多的故事，也太令人回味。
著名导演张艺谋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在此之前，他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后又调进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张艺谋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去报考摄影系，却因年龄超过两岁而未获准考权，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给素昧平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求学信，还附上几张能代表自己摄影水平的作品。这封信居然发生了效力——他被破格收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上世纪整个80年代，大学生被名副其实地称为“天之骄子”，身上布满了神秘而神圣的光辉。
与“天之骄子”不无联系的另一个词是“黑色7月”。7月是中国高考的月份(自1979年到2003年)。不知具体从哪一年开始的，高考变得越来越充满歇斯底里的气息。千万学子的十二年寒窗，就是为了7月7、8、9三日的“决战 ”。
因为全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同，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虽然实行了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有很大差异，由此引发了“高考大移民”现象：一些考生从录取率低、录取分数线高的地区通过“移民”转到那些录取率高、录取分数线低的地区参加高考。目前，“高考大移民”现象依然在各种争论中顽强地存在、发展。
1999年对于许多考生和家长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该年，全国高校招生数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加了22万人。此举大大扩展了高等教育的受众面，但也引发了关于“教育质量下降，大学文凭是否贬值”的激烈争论。目前，扩招正如滚雪球一般愈演愈烈。
此外，近年来出现了系列高考单独命题的试点改革，2005年，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13个省、市(直辖)实行了高考单独命题。
张开济
建筑设计大师，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31级
一切顺其自然
“我看报纸上说，好些家长又是给孩子定出租车，又是租饭店，大动干戈。其实很没有必要的。我的父母当年没有管我，我儿子高考时，我也没有管他们，一切顺其自然。”
第一次到北京的人，很少有不去天安门的。到了天安门，几乎没有人不慢下脚步，注视天安门观礼台。
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者，正是已经94岁高龄的张开济老先生。
张开济是新中国的一代建筑大师。除了天安门观礼台，他的作品还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中央民族学院、中国高等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等工程。由于成绩卓著，15年前，他被建设部授予“建筑设计大师”称号。
“我是1931年从上海考到南京中央大学的。”让张老先生回忆自己当年的“高考”，的确有些勉为其难——毕竟那已经是74年前的旧事了。她的夫人在一旁说：“他现在记忆力差得要命，刚告诉他一件事情，一转身他忘记了。”
张家家学渊源，张开济先生的父亲是复旦大学建校后第二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学贯中西，他先是教书，后来受聘于上海文史馆。
“当时我的父母是不同意我考建筑系的，他们认为经济对男孩子来说很理想的专业，对未来发展比较有保证。经济系毕业了，好去银行里面工作，这样的工作是有保障的‘铁饭碗’啊。”张开济先生回忆道，“可是我对父母说我喜欢建筑，他们就让同意我考考看。当时只有中央大学才有建筑系，所以就报考了那里。我估计，当时我父母的想法是，如果我考不上建筑系，我只能死心塌地回来考经济系。”
结果，天未遂父母之愿，张开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建筑专业。
“我父亲很不高兴。是母亲送我去的南京中央大学。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我母亲当时很年轻，中央大学的老师看见我们母子，还以为我是来送我母亲上学的，赶紧对我们说，女生宿舍还有的。”
张开济和张永和是中国建筑史上罕见的“建筑父子”。而对于自己的儿子的高考，张开济先生似乎并没有过多的要求：“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小学文化程度，一个是高中文化程度，他们都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当时比较担心老大，小儿子的‘底子’相对要厚实一些。结果老大考上了经济学院，老二上了南京工业大学——恰恰是我当年上的南京中央大学。后来，老大张保和在耶鲁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后学位后定居美国，老二张永和也在美国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并且在美国4所著名大学执教。”
到了90多岁，张开济老先生才有了孙子，虽然目前还不用考虑到孙子的高考问题，但他对现在的家长对孩子高考问题的焦虑和各种匪夷所思的做法不以为然：“我看报纸上说，好些家长又是给孩子定出租车，又是租饭店，大动干戈。其实很没有必要的。我的父母当年没有管我，我儿子高考时，我也没有管他们，一切顺其自然。”
顾晓鸣
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级
当年，我的高考是幸福的
“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心里挺无所谓的，当时觉得被上海戏剧学院录取肯定没问题，所以七个志愿都填的是复旦大学，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历史系、历史地理系、经济、哲学……就这样一路填下来。”
1962年，顾晓鸣17岁，上海市62中学的高三学生。
这个平时经常不交作业，有点“吊儿郎当”的孩子在学校里很活跃，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参加话剧组表演和绘画上面。他一心想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美术系，因为“舞台美术系又可以表演话剧，又可以画画”。
艺术院校的考试比正式的高考要早，关于那次考试，顾晓鸣记得很清楚：“当时上戏录取17名，一共有360个人报名。初试考的是美术，有60个人通过进入复试。”顾晓鸣进了复试，复试的题目是文化课和口试，这是他的长项，从考场出来的他信心满满。
紧接着就到全国高考了，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变化：从1962年开始，所有的艺术院校的发榜结果都推迟到高考之后才能公布。为保险起见，自觉被上戏录取毫无问题的顾晓鸣还是参加了高考，他选择了考文科。当时的志愿要先填的，他全部填了复旦大学，从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历史系、历史地理系……一直填到哲学，七个志愿填得满满的。
考语文那天，顾晓鸣一看到作文题目的时候就乐了：“我那次真的是捡了一个大便宜，1962年以前的高考作文题都是很‘左’的题目，或者就是《我的爸爸》、《一件难忘的事》之类，发挥的余地不大。而62年的作文题是《雨后》，这个题目的文学性很强，考的是考生的文学积累，很多同学都愣住了，而我平时就很爱看课外书，知识积累得很多，非常占优势。”
考完试后的顾晓鸣很潇洒：“当时心态很放松，一方面是觉得上戏那边应该没有问题了，另一方面我们那个时候高中生毕业都是包工作分配的，并不是一定要上大学。”于是，他立刻又投入到话剧的排练中去。
成绩出来了，可惜，没能如愿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但有些失望的顾晓鸣却在一天早上8点多钟等来了他的第三志愿—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通知书。后来他知道，语文帮了他的大忙，作文92分。
今年60岁的顾晓鸣觉得他们当年的高考是幸福的：他从来没把高考当作个什么事儿，像后来许多人那样把命和前途都押在上面。他有时会在复旦的讲堂上问他的学生高中是如何度过的，大部分学生说的都是学习，只有一个说曾经在电视台实习过。对此，顾晓鸣称：“我当时就摇着脑袋想，当年我们其中最差最不会玩的孩子都自己装卸过矿石收音机呢……”
曹文轩
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1974级“工农兵”学员
我没有高考故事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可是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
一张口，曹文轩就说，他没有高考故事，因为他是被推荐保送的工农兵学员。
曹文轩一生感谢王德义老师：“她是我的恩人。如果没有她，我就上不了北大：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只有两种人生可能：要么始终和土地捆绑在一起，要么在地方上从政。”
曹文轩的人生奇迹，发生在他的20岁。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既无权也无势，而且贫寒，这样的家庭背景。若没有特殊的才能，好运通常到不了他那里的。曹文轩总是在想，自己何时才能离开“牲口一般”的乡间劳作。
盐城不大，江苏省里下来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那里，只有一个。1974年某天，曹文轩接到一个电话，是北大法律系的老师王德义打来的。她要他进城来见个面，后来知道那是个面试。由于业余创作，曹文轩在当地颇得名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个名额居然被他得到了。王老师见到曹文轩，对他说：“你去北大吧。”当时北大招生是具有优先权的，王老师最先把曹文轩的档案拿到手里，这决定了20岁的曹文轩的未来的命运。
“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并不像想像中那样一团乱的，也是很有章法的，事先要通过数学和物理的考试。由于名额有限，所以更难。”曹文轩说。
乡中子弟被北大录取，这在当地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时也是巨大的荣耀。曹文轩清晰地记得，当时乡亲、朋友以及同学，凑了粮票和钱来，父亲还请木匠为他新打了木箱子，当时是雨季，等那箱子到了北京，便裂了一个大缝，足以钻进一只耗子去。
曹文轩被保送到北大图书馆系。学了1个月的图书分类法，便转到中文系去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开创了北大历史上转系的先例。大学毕业时，北大要他留校任教。曹文轩不干，回到盐城老家，结果北大一直按时给他寄发工资，“我整整领了一年半的工资，实在不好意思，还是回来了。现在让我去哪，我都不适应了，只能待在北大”。
在北大执教二十几年，曹文轩教出了一批如刘震云、陈建功那样的学生。谈到高考的残酷性，曹文轩觉得，竞争是现代社会正常而普遍的事情。要想让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平等自由的路径进入高校，那中国除了高考这种方式，没有别的办法。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曹文轩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苦难。有个细节总是被忽略，当下这个时代的语境，是个“享乐主义时代”的语境。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了苦难教育，家长自己曾经经受的苦难，不愿意让孩子来承担，他们过分地渲染了孩子的苦。“但我认为，这种苦难，是不能省略的”。
“高校招生的名额就那么多，谁能上，谁不能上？谁能上名牌大学，谁不能？总是要通过考试决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竞争将永远反映在高考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