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婚恋悲歌 zt

与表妹周瑞莲的初恋

周瑞莲是彭德怀舅舅收养的一个孤女，从小受到彭德怀家的关爱，与彭德怀情同手足。舅舅也为他们订下了婚事。彭德怀从军时，表妹送给他两双亲手做的鞋，里面锈着“同心结”三个字，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彭德怀投入湘军，三年后升任连长。正当他准备回家结婚时，传来了表妹的噩耗—地主向舅舅逼债，舅舅无力偿还，狠心的地主竟要用表妹抵债，表妹宁死不从，跳崖身亡。彭德怀闻讯，痛哭失声！

与发妻刘细妹的悲剧婚姻

1922年，在旁人的劝说下，彭德怀与货郎女儿刘细妹成婚。婚后，彭德怀将刘细妹改名刘“坤模”(女中楷模也)，又令其放足不久，彭德怀从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升任湘军军长，便把妻子接来部队，并送刘细妹进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夫妻恩爱异常。

1928年平江起义，特别是1930年攻打长沙以后，彭德怀与妻子刘细妹失去联系。刘细妹在彭德怀音信全无、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在武汉又与他人成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刘细妹在后方通过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报道，才知道彭德怀还活在世上，于是急忙写信，收信人地址便是这“平型关”。可巧这封信居然让当时正在山西五台山的彭德怀收到了，他好生欢喜，马上回信让刘到延安来。信中说：“坤模妹，在枪林弹雨中收到你的信，很兴奋。你要来，可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主任。”刘坤模果然北上延安寻夫，正巧彭将军由前线返延安开会。这对离散了近十年的夫妻都十分感动。

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能够破镜重圆。刘坤模对彭德怀说，平江起义之后，她在国民党追索下被迫离家出走，四处漂泊数年，在担惊受怕身心交瘁下只好与人重组家庭，匿居它地。作为一个女人，她没有其他办法了，而且她还有了别人的孩子。彭德怀听着刘坤模的诉说，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等她等了快10年，到头来妻子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多少年后，彭德怀谈起这段往事还叹息道：“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被中外女作家爱慕

1937年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移驻陕西渭河北岸的三源县云阳镇，彭德怀在这里主持红军整训，准备迎接全民族抗战。此时陕北成为全国爱国青年男女无限向往的“红色麦加”。

当时，全国许多热血青年，为了抗日，为了拯救中华民族，都奔赴延安。于是也就有了一个美好的传闻：说知名女作家丁玲久慕彭大将军的英名，从十里洋场的上海来到陕北，赶往地处前线的云阳镇去见彭德怀，并借此体验红军生活，为创作积累素材。丁玲对他充满了好感和神秘感，而彭德怀对之也亲切有加。不久，周恩来也来到云阳，显然听说了这里正在发生的“事”。周恩来和彭德怀开玩笑，询问他们俩何时可以办事。彭德怀苦笑着回答：“没有的事。”原来他已经慎重地考虑过：军人尤其还是指挥员的他，与女作家在工作和生活上均难以协调，于是那个念头很快被打消。

还有一个传说，说有以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记者倾慕彭德怀将军。1938年初她去采访山西洪洞县马牧村的八路军总部时，以西方女性特有的坦率表达衷情，却被彭德怀婉拒了。女记者表示无法理解彭的回拒时，彭严肃地说：“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女记者赶紧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对这种“西方话语”，彭也回敬以坦率和幽默的“中国话语”：“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于是乎，当日军发动进攻、文化人被安排撤回延安之际，这位女记者随队怏怏地离开了总部。

与浦安修结合

1938年秋，彭德怀从前方回延安，参加中央会议。此时，彭德怀将过不惑之年，却依然是单身。彭德怀一人向隅，大家不约而同替他着急，在众人的撮合下，终于解决了彭德怀的老大难问题。

浦安修是上海嘉定人，1918年出生于北京。她是著名浦氏三姐妹——洁修、熙修、安修——的老三。浦安修是北师大的女学生，当时在陕北公学教书，而且已经是中共党员了。

彭德怀也了解到浦安修的身世：少年失母，父亲续娶，从小由两个姐姐抚养，并非大家闺秀似的娇惯，抗战后在山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继由组织派遣赴延安。对她这个“条件”，彭德怀是满意的；而浦安修对彭德怀更是如雷贯耳、久仰其人了，加上组织所促成，她自无意见。那是1938年10月10日，在彭德怀开赴前线之前，他们成婚。

浦安修与彭德怀成婚后不愿被人议论，浦转到中共北方局工作，与其他干部夫妇一样“过礼拜六”的夫妻生活。而彭德怀艰苦朴素、以身作则是出了名的，他对自己大学生妻子更不给予什么特权的照顾。其实，自幼失去母爱、长久失去家庭生活的彭德怀对这位“大学生”(这是他私下对她的昵称)妻子是怀有深沉的感情的。1942年5月，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残酷的“扫荡”，八路军和北方局机关分散突围，浦安修与滕代远夫人林一失踪，彭德怀在清点突围人员的名单时强忍着不提妻子的名字。他终于找到浦安修后，急切地攥着妻子的手，说：“我想你的身体是坚持不下来了，正要派人去寻你的尸体呢。”突然他似乎骄傲地又说：“八路军副总司令的老婆，死活都不会落到鬼子手里啊！”

然而，没有死别在战争年代的这对夫妇，在共和国成立十余年后却令人无比痛心地生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