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雄文：从美国的本质反观中国z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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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hou

晋燕侯领消防员（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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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5 on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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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宗教信仰对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一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限于篇幅，不再细述。美国社会的宗教性，不仅决定着其国内政策，而且也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政策。在以后的章节中，将讲述其外交如何受宗教影响的。
　　
　　没有去过美国的中国读者，看到我对美国的宗教性的描述，可能会感到大惑不解，他们会说：“瞧，你说美国是这样一个宗教性国家，宗教不是都对行泛滥抵制吗，那么，你看好莱坞电影，美国人那里有宗教性呢，美国人不是把性交当儿戏吗？每一部卖座的电影不总是带点床上戏吗？那些主角哪个没有一个滥交的美女做伴作陪衬呢？美国电影表现的纸醉金迷男盗女娼不堪称世界之最？”。这是中国百姓对美国所抱有的印象，中国人对美国抱有的印象是充满暴力、性紊乱、肉池酒林、毒品泛滥，主要来自于美国电影的渲染。
　　但是，美国电影表现的情景不是真实的美国，那只是一些脱离了基督教或对基督教不怀好感的艺术家们表现的虚拟的美国，或美国一部分人的生活。美国时代杂志社记者著名作家大卫艾克曼说：“美国的主流报纸、期刊和杂志不怎么反映美国内地的宗教热忱。流行文娱节目也没有表达出一个虔诚的美国的印象。”其原因，艾克曼说：“好莱坞、强势媒体、学术中心和重要的金融基础机构多半是由放弃宗教，或至少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所控制”。也就是说，好莱坞强势媒体等制造美国形象的机构或人都是些世俗化文化人士，他们表现的美国是其所乐见的世俗化一面。关于美国的实际情形，艾克曼说：“占据这个国家文化界顶层的那些人多半是些世俗人物，而美国的平民百姓则依然我行我素，去教堂做礼拜、捐助慈善团体、继续遵循十诫或山上宝训”。
　　所以，真实的美国不是一些脱离了基督教精神的演艺人员表现的美国，也不是这些演艺人员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多数的美国人私生活都很保守，循规蹈矩。尤其是在性问题上，美国人的保守态度可能在世界上也属于前列。
　　众所周知，克林顿因为莱温斯基而差点遭国会弹劾，不得不到国会去详详细细披露与莱小姐的做爱细节，表示忏悔，以求民众的宽恕。以前也有以位总统竞选人因为被披露异性丑闻而不得不退出竞选。在美国，政治人物竞选时都渲染自己对家庭的爱，包括对自己宠物的爱，强调自身私生活的严谨，做出一副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如果政治人物保养情妇，无论是在议会还是政府，必然会丧失支持，甚至身败名裂。此外，许多非政界的公众人物为保持好的形象也保守私生活的严谨。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很多城市，夜生活并不丰富，晚上基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灯红酒绿。，在一些宗教影响教强烈的地区，夜晚尤其寂寞。
　　其实，真正的肉池酒林和性混乱的，是在日本或在现在的中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日本经济高度发达，社会也彻底世俗化，所以，在日本，感官的刺激已经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乐趣，美酒美食美女美男基本是社会的普遍价值，对这些的追求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而被理解和宽容。日本的福田首相在竞选时曾被人指责包养了一个情妇，福田首相回答此问题时说；“你说错了，包养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然后，福田情深意长地向众人讲述了他与两个情妇的相遇及真情，让人觉得福田又敢爱又负责任又坦率，完全是一个男子汉形象，结果，福田反而人气大增，竞选首相成功。这是一个比较能够说明日本社会的一个实例。性的紊乱在日本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谓“援助交际”也就是大学生考出卖肉体来获得社会上某人的经费支持，在日本很盛行，中国人所熟悉的“人体盛”之类的别出心裁的色情餐饮，确实是日本的独创。
　　中国现在色情业的发展也令人瞩目，性观念的开放也可以与日本一比了。看看现在的网站，那个没有所谓“性福”平台呢，而这些网站任何人包括儿童都可以登陆。滥交在很多年轻人中间流行，觉得这才是一种时髦，是对西方生活的实践。包养二奶现象好像已经不再局限于商海中的成功人士，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那么一段二奶的故事。据说，在某地区，已经不再攀比谁的二奶漂亮了，而是攀比私生子怎么样，因为私生子的状况就把某人的财力影响力及二奶的水准就全比出来了。这几个力量缺一个，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或公开的私生子。中国的状况大家很熟悉，不再赘述。
　　欧洲的色情也很发达，欧洲已经世俗化的缘故，这个在下面详述。(2.4万字)
　　
　　 第二章 美国的表面的世俗化特征，是基督教理念的实践，并非真正的世俗化
　　
　　“你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追求神的义，然后一切都会加于你”——《马太福音》
　　
　　那么，怎么看待、怎么理解前面讲述的美国的各种表面的世俗化特征呢，也就是说，怎样理解美国表现出来的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物质主义等的特点呢？
　　我国的学者把美国社会表现出的强烈的世俗性与同样强烈的宗教性，称作是 “宗教信仰无所不在与世俗精神历久不衰的共生现象”，是一种“令宗教学者感到困惑的普遍的拜物性与显著的宗教性的悖论式结合”。美国世俗化学者但尼尔贝尔（Danniel Bell）则说，美国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有两个不同的语系，一个是拜物的、功利的、利己主义的语系，一个是宗教的、利他的社区的语系。
　　其实这种理解、描述和定义都是错误的。
　　从下面的对基督教精神史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世界被认为是世俗化国家特征的政教分离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其实起源于耶稣时代的原始基督教教义，成形于近代基督教新教的教义；在当今世俗化国家被认为是物质主义的勤勉、储蓄、敬业、追求财富等世俗化观念，就如社会学家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其实起源于近代的基督教改革，反映了新教清教徒派和路德派的宗教理念。
　　美国作为清教徒当初要创建的基督的王国，其立国精神、国民道德等都反映了清教徒以及路德宗等新教教义。就美国的政教分离原则而言，它是依据新教的政教分离的宗教信念的而设立的；就美国人的狂热的物质主义而言，它由来于基督教新教的勤劳致富荣耀上帝的理念，不同于世俗国家的物质主义，不是拜金主义。
　　一、首先，我们先看政教分离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
　　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的原则，起源于基督教中耶稣对弟子的教诲，成形于的新教的“因信称义”教义。
　　在基督教史上，最先对政教分离原则提出来的，是耶稣。据《圣经》记载，在回答法利赛人提出的是否应该向皇帝纳税的时候，耶稣回答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众所周知，凯撒，是耶稣时代罗马皇帝的称呼，在这里，凯撒代表世俗政府，上帝代表宗教，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政府的归政府，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被后来的新教徒认为是政教分离原则的教义依据。
　　早期的基督教徒忠实地执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从来没有尝试去干涉政府的世俗权利，或者尝试去让教会行使政府的权利，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仅仅作为民间信仰在社会流传。到了罗马帝国的晚期，从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开始，基督教成了国家支持和维护的宗教，开始了与政权的结合。以后的皇帝也看到了基督教的可利用价值，开始尊基督教为国教。这个时代的政教结合，还仅仅是政权对教权的干预，反映着基督教作为民间信仰时代承受政权压迫的传统，政权力量优越于教权，教权则对皇权的世俗事物尚无实质的影响，皇帝除了在精神上受宗教的影响之外，不让教会人士不干涉统治，也不会给教会以世俗的权利。比如君士坦丁时代，君士坦丁就称自己为主教中的主教，并且在君士坦丁的主持下，教会平息了教义的争论，形成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
　　发展到了天主教时代，天主教的教义中因为包含有“因行为称义”的思想，以及因为欧洲的王权由于宗教结合的需要，基督教开始了与政权的密切愈合，王权的代表者往往就是教权的首领，执掌和管理着教会，或者教会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世俗权力，成为近似于政教合一的宗教。
　　天主教成为政教合一的宗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天主教的教义中包含有“人因行为称义”的思想。
　　传统天主教尽管起初受奥古斯丁的教义诠释影响很大，但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接受了帕拉纠主义的人“因行为称义”的思想。人能“因为行为而称义”，意思是人通过善行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即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善行、赎罪行为等等来获得救赎。因此，天主教在其宗教实践中，非常注重人的行为的公义性，注重信徒的修道修养，要求信徒行善，做好事，多捐款。极端的例子，是在中世纪天主教发行的赎罪券，那时，天主教让人相信，人可以通过买赎罪券而获得灵魂的救赎。教士说：“当听到钱进箱子的叮当相声的时候，一个灵魂就因此得救了”。此外，天主教还注重礼拜时的繁琐的宗教仪式，认为遵守这些仪式也是得救的必要程序。
　　因为相信“因行为称义”，相信行为的正当是得救的手段，因此，天主教倾向于严厉地约束信徒的行为。中世纪的修道院要求修道士进行刻苦的修行，遵行严厉的纪律。
　　同样，因为“因行为称义”的教义，教会也渴望能够在社会上约束世俗百姓的行为，以使世人能通过善行获得的救赎，以建立世上的基督教王国。
　　这种渴望经常变成对权力的渴望，因为只有政权才具有约素百姓行为的权利。这是教会与政权结合的思想基础，也是教权当初渴望与政权结合的的动机。
　　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的局面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政教愈合的过程，有着很复杂的因素。在天主教方面，“人因行为称义的”的教义，是促使政教合一的教理基础；在政权方面，也有着与教权结合的渴望，因为通过君权神授的理论可以获得政权的正统性。两个可以相互利用的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局面。
　　
　　如同基督新教的英文字意Protestantism所表达的一样，作为天主教的抗议派而产生的新教，在“人因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问题上，也有着与天主教截然不同的看法。
　　基督教新教的最基本的教义是人“借着恩典，因信称义”，就是主张，人“本着恩典，因着信仰，被神救赎”。这个教义引导信教徒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
　　这个教义的基本逻辑是，因为人的本性的不可救药的堕落，所以人的行为都带有罪性。人做一件好事或一些好事都不能掩饰其行为的整体的罪性，甚至所谓好事也往往出于人的自利自满自傲等罪性，也不是真正的好事。比如，有许多人的捐助或舍施或帮助他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感，甚至是一种自我宣传，而不是来自内心的真正的善行等等。因此，人仅仅靠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是摆脱不了罪性，也就摆脱不了灵魂的灭亡。
　　这个教义说，人的称义和获得救赎，依靠上帝的恩典。救赎来自上帝，来自于上帝对人的怜悯。从人的堕落程度来讲，虽然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得到救赎，但上帝对人有充分的恩典，有充分的怜悯，上帝将救赎作为一种恩典赐给人们。
　　那么，救赎怎样体现呢？这个教义说，救赎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就是，上帝作为人子，降临于世，在十字架上替他们死一回，替他们赎罪；并且将圣灵赐给信仰上帝本身替人赎罪这一事实的人，让他们靠着这个信仰，得到来自上帝的圣灵，使他们因圣灵充满而弃绝罪性，成为再造的新人，从而使身体和灵魂获得救赎。这个救赎意味着身体不再受罪念的困扰，而灵魂则可以不死，并上天堂。
　　也就是说，他们“本着恩典，因为信仰”而被救赎。
　　《圣经》的《罗马书》说“义人因信而生”，人“因信称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新教徒反对并批判天主教的“人能通过赎罪善行等行为”获救的思想，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一书中说：“任何没有信仰的行为，都将受到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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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hou

晋燕侯领消防员（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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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人因信称义”和“信仰乃是上帝的恩赐”的教义，使得新教不倾向于约束人的世俗行为，因为在新教看来，善行来自于信仰，来自于上帝，是圣灵在人的内心做工的结果。人去约束的人行为是没有用的，天主教的实践证明是约束不了的，只有依靠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真正让人行善。因此，新教认为，真正的基督徒是没必要遵守教义上的清规戒律的，有了上帝赐与的圣灵，人的行为自然就体现了上帝的善，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保罗说，“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自由”，指的就是基督徒摆脱宗教律法约束的自由。
　　新教因为不倾向约束人的行为，也就缺乏与政府结合的欲望，缺乏获得世俗权力的欲望。
　　同时，因信称义的教义导致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与的，是上帝亲自做功的结果，那么，信仰在本质上是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事，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新教这个教义还导致了信仰的个人主义，信仰的个人主义认为，既然信仰是上帝赐与的，那么，在信仰生活中，重要的就是个人，个人才是上帝所赐信仰的载体，个人的灵魂是上帝拯救的对象。上帝通过圣灵在个人心灵做功，个人也通过圣灵与上帝直接沟通，这样，在个人与上帝之间，不再存在神父等中间环节，而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的教义意味着，在信仰上，除了《圣经》和圣灵之外，没有任何权威和信靠，无论政府还是教会的领袖，也就是说，政府和教会的领袖都不能强迫别人的信仰和搞宗教迫害。
　　
　　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政经分离。作为新教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得通过对耶稣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教义的诠释，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意义，他说：
　　教会与政府分属两个不同的王国，教会管的是属灵的领域，教会通过传播福音，来给人带来属灵的公义性。政府管的则是世俗的领域，政府通过扬善惩恶来保证社会的和平和秩序，它不可能给人带来属灵的公义。政府的唯一任务是专注世俗的秩序，教会的唯一任务则是宣讲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它们两者在人的生活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分管不同的领域。
　　同样，依据这些教义，新教徒主张信仰自由。既然“信仰是上帝的恩赐”，来自于上帝，那么，个人和团体就不能限制别人的信仰。新教徒说，当年耶稣在传播福音的时候，对不信者也并没有强制，他只是通过教训和传道让人们悔改，并没有诉诸任何强制力。马丁路德在给德意志亲王的信中说：“政府的职能不是禁止或教导人们宣讲自己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福音还是谎言”。
　　
　　新教徒对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执著，还源于自己在天主教统治下遭受长期迫害的体验，以及对天主教长期政教合一体制所带来弊端的反省。这些弊端，在新教徒看来，都有害于信仰。
　　首先，政教合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弊端，是宗教迫害，而宗教迫害会使信仰带有屈从或伪装色彩，从而有损信仰的真实性。
　　基督教在获得政权的支持之前，内部的正统与异端的斗争仅限于教义的争论，并没有血淋淋的宗教迫害。在原始教会时期的对诺斯替主义的排除，在教父时代的“三位一体”信仰的确立，都没有伴随对异端的肉体的压制。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因为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教义之争逐渐演变为宗教迫害，教会的控制者为维持自己教义的正统性开始用暴力对待异端。在中世纪，天主教获得了对欧洲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的绝对支配之后，宗教迫害发展为统治者对整个社会的所有持异见者的全面压制，魔女裁判、异端裁判、火刑成了这个时代的特色。中世纪末期，基督新教因为对天主教的世俗以及神学权威提出了抗议和挑战，成了天主教剿杀异端的最大规模的牺牲品。在几百年的天主教的对基督新教的迫害中，有大量的新教徒被屠杀，仅在1572年8月23日一个夜晚，新教的胡格诺教派就在巴黎被天主教的国家势力屠杀了2000多人。著名作家斯迈尔斯写的《信仰的力量》一书，详细地记载了法国天主教徒动用国家力量对新教徒实施的迫害，上万的人被屠杀，流放，禁锢，或被剥夺财产。
　　在天主教对新教的迫害中，虽然有许多新教徒为信仰不屈地献了身，但也有许多新教教徒为保全生命或财产，不得不宣布放弃了新教信仰，重新皈依天主教，但实质上，这些教徒中，有许多人仍然保守着自己的新教信仰和新教的宗教仪式，背着人群举行自己的宗教聚会；或者虽然被武力迫使放弃了新教信仰，但也无法回归天主教而找不到信仰。
　　因此，新教徒们在长期的遭受迫害的历史中认识到：国家权力的强制只能使信仰带有伪装或屈从色彩，不是来自灵魂的真正的信仰。
　　其次，政教合一的另一个弊端，就是教会与政权结合会产生的巨大的世俗利益，而这种世俗利益会使得信仰趋于形式化和带有功利主义目的。
　　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作为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的相互交换和利用，教会赋予了统治者以正统性，政权则给了教权以大量的土地和其他的世俗的好处和财富。教会因为与政权的结合而成了社会的特权机构，教权阶层也成了享有特权的富裕的贵族阶层。随这种现象而来的，是教会向功利主义机构的蜕化以及信仰的形式化和功利化，许多教士也变成了趋利好财之徒，而不再是神的仆人。比如，原先在宗教仪式中许多代表信仰的活动变成了盈利指向的行动，当时的发行赎罪券和一些其它的宗教行为，直接就是赚钱的行为，某教皇在过足了荣华富贵的日子之后，在死之前竟声称自己实际上并不信上帝。
　　新教徒因此也认识到：国家权力与宗教结合会导致权力对信仰的腐蚀，权力派生的世俗利益让灵魂直接成了世俗利益的的奴仆，信仰由此变成了通向世俗利益的阶梯，而不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受权力腐蚀的信仰只能是带有功利主义的假信仰。
　　天主教近千年的政教合一的实践证明，政教合一的体制与信仰无益，反而有害于信仰。
　　
　　主张政教分离，是新教的一个特色，新教在本质上都是主政教合一的，因为这是它基本教义所导致的必然结论。路德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教理和《圣经》依据之后，众多的新教教派在因信成义的教义基础之上以及对天主教的政教合一的传统的反省基础之上，主张政教分离。
　　路德之后在德国兴起的敬虔主义运动，是对以后的新教造成很大影响宗教运动，现在的北美的大多数新教教派都很大程度地受了敬虔主义的影响。比如在北美具有众多教友的圣公会、长老会、浸道会、卫理宗等等，都吸收了敬虔主义的教义，一些大的教会支派直接就是敬虔主义的分支，如圣洁会、五旬节派、灵恩派、拿撒勒派、灵召会等等。敬虔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主张彻底的政教分离，该教派的创始人之一施本尔称政教合一为凯撒教宗主义，是天主教的恶劣传统。另一位创始人亲岑道夫主张，国家不能强制宗教信念或习俗，良心具有完全的自由，政府与教会应该完全独立。
　　新教的再洗礼派是激进的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的主张者。再洗礼派现在在北美也很有影响，它的一些主张现在在新教界都成了理所当然的见解，如成人洗礼、反对教会内的迫害异端的做法等等，门诺派教会直接是他的延续。再洗礼派把政教合一称为君士坦丁主义，认为任何教会与政府的官方关系是不合法的，因为耶稣和使徒从头到尾都没有认可这种关系。
　　此外，灵修派、以及现在仍有较大影响的一位神论等，都对政教分离的原则做过阐述。
　　
　　西方世界自天主教确立起绝对的统治以来，信仰被天主教所钳制，社会上没有什么宗教和信仰自由。在天主教统治的末期，由于新教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理解和信奉，信仰自由的局面在新教国家瑞士首先出现。
　　瑞士日内瓦在宗教改革时期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城市政府的领导人迎接当时的新教思想家卡尔文来日内瓦帮助完成宗教改革，于是卡尔文成了日内瓦的牧师。由于卡尔文教义的严谨无懈可击的说服力，以及政府部门对卡尔文的近似崇拜程度的信仰，卡尔文对日内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日内瓦成了严格履行卡尔文教义的城市国家，卡尔文的教义在日内瓦得到彻底的普及，并通过日内瓦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日内瓦因此成为宗教改革的中心。
　　卡尔文的严厉的个性、对自身教义的几乎偏执的自信、以及政界人士对卡尔文的信赖，使得日内瓦的政权近乎称为卡尔文的奴仆。卡尔文的教义也严厉地约束了日内瓦人民的世俗生活。这让当时及后世的新教教派指责卡尔文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实际上，这是在革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对精神领袖的狂信和崇拜所导致的局面，卡尔文终生没有担任日内瓦的任何政府职务，一直是教会的牧师，政府官员也没有被允许担任教职，在体制上，政权与教权是分开的，不像天主教的政教合一，国教的最高领袖往往直接就是政治领袖。
　　卡尔文死后，日内瓦再没出现向卡尔文这样具有强烈个人影响力的精神领袖，于是，由于新教思想的普及和深入人心，由于新教中固有政教分离的教义，日内瓦无可遏制地形成了在天主教以来欧洲首次看到的宗教宽容的局面，成为全欧洲信仰环境最为自由的地区，也成为欧洲的宗教迫害的避难所，众多的人为躲避宗教迫害而躲到日内瓦来，包括在欧洲鼓吹唯物主义而受到通缉的著名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的唯物主义在当时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将它视为敌人，但在日内瓦，伏尔泰受到了日内瓦新教政权的庇护。
　　著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说：“那些在别处因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而饱受迫害的人们，最后，都在卡尔文主义统治的地区找到了庇护所”。
　　茨威格实际上是厌恶新教而同情天主教的，但他对日内瓦国家的宗教自由局面的描写却很客观。
　　以后，随着卡尔文主义在欧洲的扩展，欧洲爆发了多次卡尔文宗与天主教之间的战争，最为著名的是三十年宗教战争，战争之后，在天主教无法消灭新教的情况下，欧洲逐渐开始了普及政教分离制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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