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之：《记忆》主编回应王友琴
2014年4月7日

王友琴在《回应宋彬彬等》（共识网2014年3月26日）一文中提到《记忆》和
我，涉及到《记忆》的编辑戴为伟。
王友琴这样写道：“2013年11月27日，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之后，也是在
宋彬彬‘道歉’的前五天，12月31日发表的网刊《记忆》（该报道提到其主编
吴迪）上有文章说，刘秀莹老师生前告诉他们，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出示
的一份1967年他调查时写下的笔记，是王晶垚先生伪造的。应该指出，这种说
王晶垚先生制作伪证的手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王晶垚先生拒绝宋彬彬的
‘道歉’，他们的这类小伎俩是原因之一。”
王友琴的这一说法有误。关于王晶垚调查笔记被刘秀莹否认一事的真实情况是
这样的–
《记忆》第82期（2012年3月31日）刊发了由王晶垚提供，徐小棣等人整理校对
的六份史料。其中有一份是《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1966年8月6日的广播
稿》。此期发出后，两位当事人宋淮云和刘秀莹给《记忆》编辑部来信，说王
晶垚提供的这一史料有误。《记忆》第84期（2012年5月31日），在“来信选
登”一栏上，刊发了宋淮云、刘秀莹的来信。这两封来信全文如下：

1、宋淮云致函《记忆》：
《记忆》主编，您好：
我是原北京四中校长杨滨的女儿宋淮云，看了记忆第82期，第101–102页的报
道，想说明一下，王晶垚先生和刘秀莹女士不仅没有在67年4月23日去过我家，
而且我们三人从未一起见过面。刘秀莹女士在文革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去过我
家，三人在我家会面，与基本事实不符。其中的谈话内容也就无从谈起。特此
澄清。请代向王先生致以热诚的问候，卞校长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祝好！
宋淮云
2012-4-27

2、刘秀莹的三点声明：
《记忆》编辑部：
我阅读了《记忆》第82期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宋淮云、刘秀莹谈话记录–
1966年8月6日的广播稿》，署名王晶垚。
对这篇文章，我做三点声明：
一、我于1965年调出师大女附中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4月5日正式调离师大女
附中，到中共西城区委办公室工作。1967年调西城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工作。当时组织上规定，不许参加原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二、从1966年8月到1967年，一直到2008年以前，我没有听说过刘进广播了什么事情。
三、在1967年直到现在，我从未去过宋淮云家，到今日也不知宋淮云住在什么
地方，更没有和王晶垚先生、宋淮云一起谈过什么话。
请将来信照登。
刘秀莹
2012年5月7日

为了郑重起见，我和《记忆》的编辑戴为伟于2012年夏天三次去刘秀莹家了解
情况。刘老师除了再次说明王晶垚提供的这一材料是误记外，她还给我们讲了
女附中的历史、她的家庭经历，以及她对王友琴的文革写作的看法。征得刘老
师的同意，我们做了录音。当时，刘秀莹老师已患肾病多年，她说自己每天只
有两三个小时有些精神。但是，在跟我们谈话过程中，她的思路清晰，记忆惊
人。此时，距离她病逝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因此，王友琴说的，《记忆》在刘秀莹老师病逝一个月后，刊发有关文章，借
已经病逝的刘老师之口，说王晶垚的调查笔记是伪造的。“这类小伎俩”“手
段非常刻毒，也很拙劣”云云，不符合事实。不是《记忆》借已逝的刘老师之
口，说王晶垚的材料是误记，而是刘老师在活着的时候亲自写的，亲口说的。
关于王友琴提到的“非常刻毒，也很拙劣”的那篇文章，发表在《记忆》第105
期，文章全文如下–

一生育桃李终身求真知
–纪念《记忆》的良师益友刘秀莹老师
潘祛病

刘秀莹老师是终生从事中学教育的老教员。五十年代初，她从师大女附中高三
毕业考进清华数学系，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母校又缺教师，她没等大学毕业
就退学回校当了老师。
此后，刘老师一直在师大女附中工作，从教数学，到教政治；从做班主任，到
做教务处主任。文革前夕，她被调到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
1968年，刘老师在家里与弟弟和几位朋友议论时局：“一句就顶一句，怎么顶
得了一万句？说毛是顶峰恐怕不太合适，以前说是朱德的扁担，「1928年4月
底，朱德、陈毅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的队伍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
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国民党对井冈山地区实行经济封锁。中共地方党组
织动员群众为山上送粮。朱德经常带领战士下山挑粮。中共建政后，朱德挑粮
的故事被收入小学课本，他用过的扁担成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实物。」
现在怎么又改成林彪的了……”。结果被朋友揭发。刘老师成了现行反革命，
被扣上恶毒攻击毛、林；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四顶帽子；抄家、批
斗、劳改……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过重重磨难的刘老师回到教育口，先后在北京两所著名的
重点中学–八中和四中担任校长，直至退休。
2012年4月的一个午后，作为《记忆》的编辑，我去拜访刘老师，事情的起因是
《记忆》刊载过一个小资料，其中提到刘秀莹老师在1967年向卞仲耘的家属提
供了卞校长受害的情况。刘老师阅后，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一资料有误。此行
就是向刘老师了解个中情况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刘老师。她因严重的肾病，蜗居在家多年。老人的眼圈是病痛
折磨下的青黑色，在说话的时候，不断地挠着手背，皮肤都被抓破了。她告诉
我：“咱们这么坐着，我看不清你，眼睛也几乎坏掉了，肌酐值接近透析的指
标，皮肤瘙痒得厉害。夏天还好些，你来了，我还有气力和你说话；到了冬
天，我就更不好了，几乎起不了床……”
关于那则资料，刘老师说得很清楚：“1967年，云谲波诡，我自身难保，根本
不可能与受害人的家属联系，更不可能向他们透露什么有用的信息。况且当时
我已经不在师大女附中工作了，社会上那么乱，学校里的事，我是几年后才听
到的。”刘老师希望《记忆》能发一个更正：“我从来没有去过宋淮云家，更
不可能在1967年的时候，在她家开什么会。文革都过去46年了，小资料有记错
了(的情况)也都是有可能的事”。（详见《记忆》第84期“来信选登”栏目
《刘秀莹的三点声明》）
我抚着老人的手背，想告辞。可刘老师挽留我：“你们办《记忆》是有功德的
事，我愿意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们，通过《记忆》留给历史，留给下一
代。”接着，老人回顾了文革中北京中学发生的暴力，介绍了文革结束后，北
京市教育局清查三种人的经过：当时市委成立了“清理三种人”小组，组员分
赴北京各区县调查文革时期发生的暴力事件，尤其是文革之初红卫兵私设公
堂，打人抄家，以及在学校内外打死人的情况。正在大伙干得带劲儿的时候，
中央下了文件，红卫兵的事不准再查下去，并且要求大家上交调查笔记，由上
面统一销毁。我们后来得知，这是因为当年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给胡耀邦
写了信，为红卫兵辩护，说他们当年保护了老干部，是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
并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迫害，因此不能算做“三种人”。中央因此下了文件，来
了一风吹，使所有的调查工作戛然而止，给历史留下了一笔糊涂账。这对于文
革研究是一大损失。
刘老师还告诉我，“尽管那些调查记录全销毁了，不过，北京市教委还是将建
国后的教育情况编了26册《北京市普教资料选编 1949-1985》，「北京市教育
局内部参考资料，不是正式出版物。」我们都叫它大白本，其中有一本是谈中
小学文革时期情况的。尽管已经比调查时的材料删减了很多，但还是能说明一
些问题。现在这些资料不知道北京市教育局还有没有了……”
虽然衰老久病，但是刘老师记忆力惊人，说起女附中的学生在校的成绩和表
现，如数家珍。更令人惊异的是，她的思维敏锐，条理清晰，谈起文革，谈起
文革前的教育，往往一针见血：“为什么文革期间会出现那么多打老师、打死
老师的事情？这是偶然的？为什么这些悲剧都从高干子弟聚集的中学开始，为
什么挑头的都是干部子弟？十七年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做老师的都
给学生教了些什么？”
临告别时，老人缓缓地挪回卧室，取来一本她参与主编的《北京中小学教育若
干问题的回顾》，书中夹着一张事先写好的很多老教师联系方式的字条，希望
我能看看这本书，再找字条上的老人们做更详细的访谈：“我都跟他们联系过
了，到现在为止，北京中学文革中的这些事情并没有完全说清楚。你们要抓紧
时间，这些老教师都八九十岁，说走就走了。他们都亲历过各自学校文革最残
酷的时期，我希望他们能把这些事讲出来，越多越好，越详细越好。”春去秋
来，笔者按照刘老师的嘱托，寻访当年的老教师。历史虽已远去，但许多的记
忆还浸没在莫名的恐惧中，待再和刘秀莹老师交流沟通，却传来老人病危入院
的消息。
《记忆》主编启之先生去医院看望刘老师时，她还念念不忘，希望《记忆》能
将关于北京中学文革和十七年教育的历史整理刊载出来，希望更多的当事人说
出历史真相。
2013年11月27日，刘老师带着她对教育的思考，对文革的反思和对《记忆》的
期待驾鹤西去。刘老师的社会责任感，催我上进；她对晚学的推心置腹，令我
铭感。刘秀莹老师，安息吧！您的未竟之志，总会有人完成！

此文是为了纪念刘秀莹老师写的，作者是《记忆》的编辑戴为伟，文章发表
时，她用的是“潘祛病”的笔名。
显而易见，王友琴是有意隐瞒 2012年《记忆》84期发表的刘秀莹、宋淮云来信
一事，将给王晶垚纠错，直接嫁接到戴为伟2013年写的文章上，企图给读者造
成一种错觉–《记忆》是在用死无对证的方法来制造虚假信息。
这算是什么伎俩，是否“刻毒”，算不算“拙劣”，相信看了这篇小文的读者
会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