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美大使司徒雷登差點到北京zt

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認為，如果司徒雷登當時能夠成行，恐怕以後的很多歷史都要改寫，說不定朝鮮戰爭都有可能避免

　　解放戰爭後期，美國對華政策已醞釀改變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跨過長江，直搗南京。

　　南京城破之時，駐南京的美國大使館卻在其大使司徒雷登的率領下穩坐鐘山。

　　其實，美國政府此時已經對在中國內戰中花幾十億美元援助扶植腐敗透頂的蔣介石政權後悔不迭。1948年9月8日，美國國務院制定了一份《重審並制定美國對華政策》文件，文件分析了國民黨失敗和共產黨成功的原因，闡明了美國擺脫國民黨政府的必要性及和中共打交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1949年2月4日，也就是北平(新中國成立後改名北京)和平解放後的第四天，杜魯門總統正式批准了該文件。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次日，當華東野戰軍八兵團35軍103師偵察科長沈鴻毅帶領的入城先頭部隊行進到山西路時，一輛掛着星條旗的吉普車戛然而止，停在了他面前。沈鴻毅還沒分出究竟，就被請上了吉普車。開車的美國人用熟練的漢語對他說道：“我是美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我們的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請閣下到大使館談一談。”面對這位美國人的突然邀請，沈鴻毅想，自己並沒有接到任何與外國人聯絡的使命，於是他說：“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美國大使館，我們只承認你們是僑民。”美國人碰了釘子，只好在沈鴻毅指定的地點停下來，悻悻而去。

　　國民黨政府已“遷都”廣州，美國卻讓駐華使館參贊劉易斯·克拉克以“代辦”名義去廣州，而在南京故宮機場留下一架雙引擎小型運輸機，也留下了大使司徒雷登。美方向我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申述，司徒雷登的專機壞了，需要時間修理。管委會問要修多久，回答說大約需要4個星期，管委會同意了。按當時的情況，即使飛機發生故障，司徒雷登也可從陸路或海路離開，而這位美國大使寧肯坐等4周以待專機“修復”也不肯換乘其它交通工具離開南京，其中必有內情。

　　司徒雷登與傅涇波

　　每當人們談到1949年春夏之際中美雙方在南京的這次秘密外交接觸，就不得不談起當時美方的兩位重要人物———美國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於中國杭州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1905年開始在中國傳教。1912年年初，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以駐華記者身份到場的司徒雷登是僅有的兩名在場外國人之一。1919—1946年間，司徒雷登創辦並任燕京大學校務長(實際地位高於校長)27年之久。這期間，他曾明確支持中國人民的“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後，他親自帶領學生舉行抗日大遊行。1928年年底，東北軍首領張學良秘密籌劃改旗易幟。當張學良迫於日本壓力猶豫不決之際，司徒雷登親赴東北，促成張學良下決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司徒雷登作為“敵方人員”被日本人投入監獄。1946年7月，司徒雷登在美國總統駐華特使喬治·馬歇爾的推薦下，經國共雙方首肯，出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的情況非常熟悉，也有相當廣泛的社會關係，在舊中國的知識界是個頗有名望、受人崇敬的人物。曾有人這樣評價司徒雷登，說他“既是政客又是學者；是狡猾的對手又是溫馨的朋友”。

　　傅涇波出生在一個信奉基督教的滿族家庭，早年曾在燕京大學求學，其間為司徒雷登的辦學精神所打動，立志終身追隨其左右。後來，司徒雷登的母親與妻子相繼謝世，獨子傑克返回美國，傅涇波便成了司徒雷登身邊惟一的親人。

　　20世紀50年代，傅涇波一家隨司徒雷登遠赴美國後，把司徒雷登接到家裡像對父親一樣照顧他。司徒雷登沒有什麼積蓄，請不起用人，偏癱13年，全靠傅涇波一家悉心照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華盛頓悄然去世。在他的遺囑中，他將全部文件贈送給傅涇波，並要求傅涇波替他完成兩個心願：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給他的一隻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但司徒雷登的第二個心願未能了卻。

　　中共中央派黃華與司徒雷登接觸

　　得知司徒雷登滯留南京的消息後，中共中央當機立斷，決定派黃華出任南京市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處長。黃華原名王汝梅，30年代曾是燕京大學經濟系的學生，也是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司徒雷登對黃華很熟悉，黃華在“軍調處執行部”工作時，也和司徒雷登見過面。南下前，周恩來親自找黃華談話，交代了赴南京的任務。黃華由北平南下，於1949年4月26日到達南京。司徒雷登對黃華南下也心領神會，他在日記中寫道：“據說黃華是因為我的關係，才被派到這裡來的。”1999年，黃華在接受南京電視台與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採訪時一語道破了天機———周恩來在其南下時便有指示：到南京後要準備和司徒雷登接觸！

　　1949年5月5日下午，黃華突然接到傅涇波一個電話。幾句寒暄之後，傅涇波問：“我什麼時候去看你呀？”

　　“明天上午吧。”黃華答道。次日，黃華接見了傅涇波。談話中，傅首先替司徒雷登申辯說：“他一年來漸漸了解了過去對國民黨的認識錯誤，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司徒雷登在國外被任命為大使，對外交不內行，對國務院不熟悉，加之馬歇爾被國民黨包圍，乃鑄成1946年馬歇爾調停失敗，被調回國的錯誤，故不能過分責備司徒雷登。這次國民黨撤退前，何應欽希望他去廣州，而他決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觸，

　　這點已獲國務卿艾奇遜同意。”談話中，傅涇波“不經意間”對黃華說：“你來了，也應該去看看你的校長啊。”

　　“好啊！”黃華隨口答道。是否面見司徒雷登，黃華不敢擅自做主，於是致電北平請示。5月10日，毛澤東回電錶示：“黃華可以與司徒雷登見面，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但在見面時要“多聽司徒雷登講話，少說自己意見，在說自己意見時應根據(軍委作戰部長)李濤(嚴厲譴責英國軍艦‘紫石英’號侵入中國內河長江的)聲明。”毛澤東還指示，在與司徒雷登談話時，“應申明是非正式的，因為雙方尚未建立外交關係”，談話時，“如果司徒雷登態度是友善的，黃華亦應取適當的友善態度，但不要表示過分熱情，應取莊重而和氣的態度”。“對於傅涇波所提司徒雷登願意繼續當大使和我們辦交涉並修改商約一點，不要表示拒絕的態度。”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黃華在幾天后以拜訪他的老校長為名與司徒雷登秘密接觸，進行了“友善而非正式”的談話。在這次會談中，司徒雷登表示：“美國已經停止援助蔣介石，現在所運來的(援助物資)，是國會去年通過而未運的部分，所余無幾，今後再無援助。”同時，司徒雷登表示：一旦中國新政府成立，美國即會考慮承認問題。但在此之前，“按照國際法，美國尚不能斷絕與舊政府的關係”。

　　6月初，司徒雷登接到一份由北平轉來的重要情報，稱中共高層領導在對蘇對美方針上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司徒雷登認為“這是極有希望的努力路線”。他決定親自北上同周恩來等高層領導會談。

　　司徒雷登訪問北平將受到歡迎6月8日，傅涇波在與黃華的另一次會晤中“偶然”問道：有無可能讓司徒雷登在6月24日他生日之時到燕京大學與燕大師生一起“過生日”。據說這是司徒雷登多年的習慣。傅涇波還說，美國駐華使館近日接到美國副國務卿魏伯來電。魏伯希望司徒雷登“在返美前能夠與周恩來先生會見一次，順便看看燕京大學，獲知中共方面的意見”，這樣他的“返美活動將更有力量”。傅涇波希望黃華能將司徒雷登想訪問北平的消息代為向北平方面傳達。

　　6月11日，司徒雷登到剛剛解放半月的上海做了一次短暫訪問，看望了在滬美國僑民和在上海的許多燕大校友。在談話中，他們都力勸司徒雷登北行。一周后，黃華主動詢問傅涇波，在時間安排方面有無困難。這應被視為中共對美國方面詢問的非正式答覆。傅未予肯定答覆。

　　在後來的日記中，司徒雷登寫道，周裕康(燕京大學總務長蔡一諤的親戚)告訴我：“毛澤東宣稱，我會被作為許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歡迎。”

　　同一天，司徒雷登接到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10天前發出的邀請信。信中，陸志韋透露：“昨天(6月15日)上午我見到周先生。……毛澤東已宣稱你有興趣來燕京訪問，我推測政府將會同意你(來)的。”

　　北上計劃出現變數

　　對於擬議中的北平之行要達到的目的，司徒雷登曾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說：“此行定能推進相互之間的更好了解……它將為美國官員提供與中共領袖進行非正式談話的惟一機會。此種機會可能從此不再。這將是一個富有想象力和冒險精神的行動，顯示美國對於中國正在進行的變化的開明姿態，並將可能令今後中美關係獲益。”

　　6月28日，黃華正式告知司徒雷登：已獲北平來電，“同意他去燕大一行，他希望與當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傅涇波隨即又提出，司徒雷登此時已73歲高齡，已是“衰弱老人”，無法長途乘坐火車。黃華此時再次很有誠意地表示“如要乘坐飛機亦可安排”。司徒雷登獲此消息，極為高興。但他又考慮到美國國會將於7月底休會，時間恐來不及；同時國會內派別複雜，此時去北平很容易引起評論，增加不便。因此難以痛下北飛決心，遂將此事電告艾奇遜，由艾奇遜定奪。

　　出於同樣的考慮，傅涇波建議司徒雷登“先斬後奏”，不要苦等華盛頓的指示，先行促成與中共領導人會面的事實。因他深知美國國務院面臨種種壓力，而國務卿艾奇遜又膽小怕事，同時面臨院外援華遊說集團的壓力，恐不易同意，不如造成既成事實以打開僵局。司徒雷登通常對傅涇波言聽計從，惟獨這次例外，而恰恰就是這一次令他終生追悔莫及。

　　在司徒雷登是否應當北飛的問題上，當時美國國務院有關官員及美駐天津、上海、北平的總領事館都在不同程度上傾向於贊成司徒雷登此行，認為這是中國方面發出的“極為重要的信息”。不過他們提出了各種附加條件，如，一定要保證能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一定要堅持坐自己的專機，事後要訪問廣州，以免引起棄蔣而準備承認中共的誤解等。

　　司徒雷登一再強調小心慎重，因為他過去曾數度受到美國國務院的訓斥。他們責備其自作主張介入和談活動。

　　6月30日，司徒雷登去函請示美國國務院。

　　7月2日，司徒雷登收到復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這一消息由傅涇波轉告黃華，黃華很不高興，他表示，北平系根據司徒雷登之請而同意他去燕京大學訪問的，去與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決定。

　　眼見北飛已無望，司徒雷登的專機機長、美國大使館空軍武官鄧寧上校來到南京外事處，說飛機已修好，要求辦理專機離境事宜。8月2日，司徒雷登一行乘坐專機離開南京回國。

　　後來，傅涇波在敘述這段往事時萬分感慨地說：“如果當時老人家去了北京，恐怕以後很多歷史都要改寫了，甚至朝鮮戰爭都有可能避免！”

　　司徒雷登的傳記作者———旅加華人學者林孟熹曾分析道：若取得實質性突破，則從此中美逐步恢復友好，即把70年代開始的中美和解提前22年，或者像《紐約時報》的老中國通西摩·托平認為的那樣，北京和華盛頓的對話渠道能繼續保持，則“很多誤解和以後20年亞洲的許多苦難都有可能避免”；即便中美談判不成功，那麼有助於中共在幾個月後的中蘇談判中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爭取到較好的談判結果，減少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和控制。無論出現上述哪一種後果，都“既有利於中國，也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