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干掉了林彪“256”专机？zt

序言
　　公元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清秋的下弦月在东方地平线上窥视着渤海湾边寂静的古长城终端，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偕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其妻叶群；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其子林立果；以及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乘坐由空军34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驾驶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从海军航空兵的山海关机场起飞，没入了苍凉的北国夜空。256起飞后，顺着山海关机场的244度（西南）朝向天津的方向飞行了4分钟，其后用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缓慢而艰难地转向325度（西北），朝蒙古方向飞去。（注：飞行图上，正北为零度，正东为90度，正南为180度，正西为270度）

　　1点55分，起飞83分钟后，256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在2点30分左右，256飞行了约118分钟时，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东经１１１°１５′、北纬４７°４２′，距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机上包括4名机组人员共有9人，全部死于坠机。在中国大地威名显赫、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副主席就此魂丧大漠，身葬黄沙。这就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留下了重墨浓彩而又扑朔迷离的“913事件”。

　　30多年过去了，“913事件”的许多关键之处仍然处于雾锁烟迷之中。尤其是256专机的坠毁原因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燃油耗尽说、导弹击落说、阴谋爆炸说、机组搏斗说、迷航坠毁说等等，不一而足，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结论。

　　近年来，当年没登上256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先生对于256的坠机原因写了不少分析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连载在《航空知识》2002年第2、3、4期上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一文。该文虽然透露不少256坠机过程的细节，对了解“913事件”不无裨益，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在对当事人活动的分析上犯了不少主观臆断的错误。本文尽可能使用目前已有的资料，对913事件中256号三叉戟坠机原因作出合乎逻辑的分析，以探求这一中国当代史上重大事件的真实面目。

一、潘景寅与256燃油

　　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是在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通知任专机师副政委的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在此之前，下午4点半左右，胡萍接周宇驰电话，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字驰向胡萍传达说林立果在得知毛泽东已回到北京后，决定实行南飞广州的方案。周宇驰与胡萍一起确定了专机师南下飞机的飞行计划：当天用三叉戟飞机256号送林立果回山海关，13日早8点林彪乘该机由山海关直飞广州；周宇驰和胡萍乘坐一架伊尔-18，13日7时起飞去山海关，会齐林彪和林立果等人，与256一起飞广州，但伊尔-18到上海要落个地，接上上海小组人员，再飞往广州。另一架三叉戟飞机（252）由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再用一架安-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其他大飞机也准备好随时待命。

　　按照这一计划，256是这次南下飞行的重中之重，一般人物不可担此重任。技术精良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政治”上靠得住。既然胡萍挑选了潘景寅担任256机长，也就证明了潘景寅属于“可靠”人员。因而胡萍在下达命令时应该是明确告诉了潘景寅256第二天要飞广州的安排，并强调了要严格保密，要潘隐瞒真情，使用252号机试飞的名义申请256的航线。潘接受任务后，在作飞行准备时要求将燃油加到16吨，这一油量大大超出了北京飞山海关往返的用油量，足够从北京飞到广州。在紧急情况下，用尽备份油，这一油量也可维持从北京到山海关后再飞广州的距离。根据技术规范，256三叉戟1E的满载油量是21吨，在正常情况下，其满载燃油最大续航能力是3600公里（不留备份油）。按此推算，从理论上讲，16吨燃油可以飞行2740公里，不过这是在理想状态下，实际上要打一点折扣。但不管怎么说，256以16吨燃油维持飞行2300公里还是没问题的，这恰恰是北京到山海关，再到广州的距离！这完全说明潘景寅对于第二天的飞行是心中有数的。

　　12日下午，当油罐车为256加油时，加到15吨时没油了，256的副驾驶陈联炳认为北京到山海关15吨燃油已经超量，没必要再要油罐车去跑一趟了。潘出于保密需要，不能吐露第二天的远航计划，同时，在山海关还有机会加油，就没有再坚持加到16吨。因此256在北京出发时油舱载油是15吨。这个油量飞山海关，再飞广州就十分危险了。

　　256载上林立果后，在傍晚19点40分起飞，35分钟后，20点15分到达山海关。300多公里飞行加起落，256耗油约2吨半，油箱剩油约12吨半。按说这个油量，如果用尽备份油，飞到广州不是没有可能，但稍有情况，如风向不顺、航线调整等，就有油尽坠机的危险。因此潘景寅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机械师李平将燃油加到17吨，这里面就为256飞广州准备了正常情况下所需的4吨左右的备份油。然而等到油罐车来到，取了油样，准备给256加油时，这才发现油车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无法进行压力加油，需要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实行重力加油，这样一折腾就又要花费很长时间。潘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机组是正在吃晚饭时被召来执行紧急任务，晚饭都没吃好，现在都9点多了，机场餐厅又准备好了夜餐，就同意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让机组先去吃夜餐然后抓紧时间休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潘是一个关心同事和下级生活的好心人。这种“好心”在“913事件”里不但导致了256北飞油量不足，还使得机组近半数人员未能赶上飞机。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说。

　　潘已然了解到南飞广州这步棋是步险招，对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所以当晚一直守在调度室没有睡觉。这是违背飞行常规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第二天一早就有重要飞行任务，飞行员前一晚肯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便第二天有充分体力和精力完成任务。大家熟知的民航禁止“红眼”航班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驾驶员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而专门作出的。而潘景寅不顾第二天的飞行重任，不去睡觉，彻夜不眠，一定是在得知这次飞行的内幕（指飞往广州）后，感到了自己这趟担负的任务吉凶难卜，心中隐约预感到不定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

　　果然，10点半左右，胡萍来了电话，说是吴法宪在追查256飞往山海关的事情，再次叮嘱不能说出256到山海关的真实原因，只能说是试飞。而潘景寅则为胡萍编出了飞机油泵出了问题，无法马上飞回北京的谎言来应付吴法宪要飞机立即回京的命令。这充分说明胡萍把潘当作圈内人，而潘的言行也确实是一个“圈内人”的作为。潘能为胡萍编理由对付“上面”，明显的是知道自己的飞行任务是不可告人的。试想一下，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能够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起策划去欺骗更高一级甚至高两级的领导吗？

　　林立果等人长期在空军活动，专机师是他们的重点单位。策划南飞广州时就准备拉走专机师的几乎全部飞机。在这样一个长期重点活动的单位，林立果肯定要物色和安插几个“自己人”。林立果虽然手头的人员不是很多，但如果不是在各重点单位有那么一部分铁杆部下追随他，他也没有胆量和能量同毛泽东叫板。很难设想林立果在专机师这样关键的单位连一个信得过的驾驶员都没有。林立果安排9月13日飞广州的关键飞行，肯定只能由自己人来飞。因此，如果林立果在专机师有自己的驾驶员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潘景寅。种种迹象也表明，潘景寅是林立果信得过的人，而且很可能是长期参与了林立果等人的秘密活动。只有这样，胡萍才能把南飞广州如此重大的机密向潘景寅交底并和潘共谋，一起欺瞒吴法宪有关256飞北戴河的真实目的。

二、机组人员分开之谜

　　12日晚间11点20分左右，周恩来在了解到256在北戴河以后，打电话给叶群“关心”地询问了林彪的情况，并问到了256飞机。这个电话加上综合了林立衡已向8341部队报告有“绑架”林彪的阴谋，以及周宇驰、胡萍等各方上报的情况，叶群、林立果知道自己的“秘密”南飞计划已经不能按原计划在第二天秘密进行了，于是在11点40分左右说服了林彪连夜行动。在这以后紧急行动的忙乱中，林立果抽时间打电话通知了在山海关还未睡觉的潘景寅马上准备飞机。一片忙乱中，林立果在电话里是怎么同潘景寅讲的，已经永远无法晓得了。但是从潘的表现来看，显然他没有从林立果的电话里听出林彪是十万火急就要到机场来，他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好飞行准备。

　　潘景寅马上叫起了三个机械师为256起飞做准备，并且再次要求机场调度派油车给飞机加油，为飞往广州做准备。前面说过，由于256的加油接头同山海关机场的油车管线接头不配套，很耗时间，因此没有加油。山海关机场虽然是海军航空兵基地，但为了便于往返北戴河的高层人士安全使用机场，海航的飞机和部队都已经转移到其他基地去了。山海关机场已经没有战备值班任务了。作为一个没有战备值班任务的机场，深更半夜的，等调度找到司机等有关人员，再开上油车来给256加油，等加完油，再怎么快也得一两个小时。潘景寅对此心中是有数的，如果潘知道林彪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到机场起飞了，他就不会安排根本就无法完成加油的加油车了。加油车只会耽误紧急起飞。后来，256滑行时，果然就被加油车擦碎了机翼航行灯。所以潘的估计应该是林彪现在正在准备出行，至少还需要1到两个小时才能来到机场。甚至可能还认为，在林彪离开北戴河时值班人员会按照常规再来电话通知机组做好准备工作。照理说，这是秘书和办公室人员的日常工作，可是在9月12日的混乱中，又有哪个秘书会想到这一点呢。

　　所以当林彪一行赶到机场时，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与程洪珍等人讨论北京追查256飞机的事情。这也说明潘并不知道林彪等人这时候就会赶到机场，不然他不会不在飞机处等待。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说明潘景寅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会赶到机场，那就是林彪等人是用机组人员在做飞行准备时用的简易梯从前门爬上飞机的。如果潘景寅知道林彪随时会赶来登机，他就会要求机场人员提前准备好登机用的专用舷梯。加油也许来不及，但是准备舷梯还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事态说明潘景寅绝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来到山海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潘悄悄地叫起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起副驾驶和领航员。他是想让这几个关键人员多休息一会，等接到北戴河值班人员的正式通知后，或者至少等加完油之后再叫起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多睡一两个小时，在执行夜航任务时能够更有精力，从而保证飞行安全。而这三个机械师在飞行中的工作不多，基本是闲着无事，可以趁机休息，所以先把他们叫起来做准备工作。这也是潘景寅关心下属和工作细心的自然表露。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工作安排，不知为什么康庭梓在文章中要说成是为了保证出逃安全，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部署有意把把他们给甩下了。

　　根据三叉戟飞机生产商英国霍克尔-思德利公司的设计，三叉戟的驾驶仅需配置3名机组人员就足够了，在驾驶舱里也只安装了3个座位。如此看来，256的8名机组成员（不含服务员）实在是太多了点。

　　康文中说“在林彪等人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很可能已经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等候在调度室主任房间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潘景寅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这一命令而有意没有叫起机组的副驾驶和领航员，有选择的扔下了他们几个机组人员，以防有人在飞机上制造麻烦。

　　仔细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讲了，潘很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林彪这么快就到机场，才没有尽早叫醒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就算是潘有意要甩掉几个机组人员，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上飞机的人员必须能满足保证安全飞行的需要。因此，潘最不可能甩掉的恰恰是没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和领航员，只有他们才能和潘景寅一起操纵飞机飞行。而叫起来的这三个机械师反而正好符合康庭梓所说的“麻烦制造者”的标准。他们在飞行中没有事情可做，只有添乱的可能。因而，潘景寅要根据林立果命令做取舍选择的话，只能是甩掉这三个机械师，而不是反过来，甩掉副驾驶和领航员。潘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一个人驾机起飞实在是出乎了所有内行人的意料。即使能成功起飞，也很有可能是能飞上去，而落不下来。像潘景寅这样的技术尖子和担任专机师副政委的双重人才，怎么会作出这么弱智的选择呢？

　　还有一点就是，那两个从北京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跟过来的女孩子可是铁杆的林派，程洪珍连手枪都给她们配发了，要“誓死保卫林副部长”。林立果把她们专门从北京带来，可见信任度非同一般。为什么连她们也没有叫起来？难道连这些自己人都要甩掉吗？也许康庭梓可以解释为怕吵起来与她们同屋的女服务员小魏。但这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小魏仅仅是一个服务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了。甚至到时就是不让她上飞机，她也只能服从命令。退一万步，她就算是跟着上了飞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9月13日林彪在通过交叉口时正好碰上过火车，结果被尾追的8341部队跟了上来，最后只好不等副驾驶等人登机就让256飞上了天。

　　因此，只是由于潘景寅对林彪到机场时间的误判，才造成了机组人员的分成两组的现象。特设师邰起良看到机组人员还没到齐，用内线电话通知调度室喊起了康庭梓和其他几人。而在当时林彪突然到达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潘景寅需要马上去见林彪等人，自己没有时间，而安排邰打的这个电话。因为只有潘最清楚那几个人还没有起来，而邰却不知道潘从调度室（与康等人休息的房间挨在一起）过来的时候是否已经提前通知了康等人紧急出动。而且也只有机长可以调动安排机组成员的活动，没有机长的命令，机械师不能擅自通知机组成员如何行动。康庭梓说潘景寅有意甩掉他们是经不起推敲的。

　　然而林立果等人一登机就命令潘景寅马上起飞，这时已经没有时间等待被刚刚叫起床的其他人员了。8341的于仁堂副大队长带人乘坐的吉普车就跟在林彪坐车后面赶到机场，满载8341部队士兵的卡车在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出门的同时也开进了机场。康庭梓一出门就碰上了乘小车赶来的8341的人员，挥动着手枪要康设法阻止飞机起飞。康让他把卡车开到跑道上去就可以挡住飞机起飞。在这种情况下，试想一下，如果等待康庭梓等人上飞机，那还不如说是等待8341部队来扣留飞机。因此，叶群、林立果不得不顾一切地命令潘景寅不等刚刚起床的机组其他人员，立即开动256起飞，这就造成了飞机上关键部位机组成员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潘景寅是绝对不会料到8341部队竟然会拦截“副统帅”的飞机，根本就没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没有8341部队的追兵，即使是林彪来到机场后，飞机一边做起飞准备（林彪从舷梯登机、发动机开车、机场调度开灯、加油车离开），一边再通知康庭梓等人来登机都是来得及的。

　　可以说，是潘景寅的“好心肠”造成了256起飞时关键位置上的机组人员严重不足，这并非是康文所说的是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旨意来作出的北逃的安排。

三、256大拐弯之谜

　　256起飞以后，航向先顺着山海关机场跑道方向（244度）向西南飞行了4分钟，来到山海关西南40公里，林彪刚刚离开的北戴河上空（林立衡、张宁都听到了飞机声音），然后缓慢异常地转了一个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飞去。康庭梓写到：“从零时32分起飞到46分，在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恐怕都不会发生。”对于这种现象，康文认为“虽然无法知道当时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如何，但是从飞机航迹上看，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掉头往东，竭力回避向北叛逃的航向。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雷达屏幕上的航迹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这就与康文中前面分析的潘景寅为执行林立果叛逃命令而不顾航行安全，有意抛下部分机组成员相互矛盾了。既然对于林立果的命令，潘可以置飞行安全（包括自己生命的安全）而不顾，甩掉副驾驶等人，这里怎么又成了“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呢？可见康文在逻辑判断上的混乱和不合理。

　　如果是潘景寅在同林立果周旋的话，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林立果学过驾驶直升飞机，懂得机上一般仪表常识，对于罗盘这一飞机通用仪表应该是很熟悉的。当林立果命令潘转向时，潘敷衍了事只转一点就不动了，林立果马上就会发现潘有不愿外逃的意向，此时林立果必然会监视潘景寅立即把航向调整到外逃的310度航向，决不会允许潘继续磨磨蹭蹭，似转非转地白白消耗掉本来就不足的燃油。因此开始一段的慢转，还勉强可以解释为潘的不情愿，而后来的几段慢转弯就不能这样解释了。康庭梓可以辩解说，林立果看不懂或者没看到罗盘，不知道潘是在慢转弯。如果是这样，反正林立果不知道飞机是在朝哪个方向飞行，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慢转弯呢？

　　在本文的开头一段已经分析出潘景寅是林立果线上的人员，他早就已经上了“贼船”，此时即使想下船也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不管是真心保林也罢，还是迫于无奈也罢，潘只有一条路跟林立果死心走到黑了。林立果指到哪潘景寅就飞到哪。然而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奇怪的大弧度转转停停的拐弯现象呢？合乎逻辑的分析是，林立果和潘景寅在合作，以这种缓慢的转向方式来欺骗飞机上的某些乘客，不想让他们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飞向西北方向！

　　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在转弯时机身要发生倾侧，虽然身体感觉不到这种倾斜，但窗外的地平线会发生明显的起落现象，即使在夜间，看到地平线的变化，乘客也会明白飞机正在转弯。而9月13日凌晨（实际上就是9月12日那天的后半夜）半弯月亮正在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让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地平线。因此如果256正常转弯的话，机上人员很容易就可以觉察得到。为了隐瞒飞机转弯的现象，林立果（叶群）刻意安排潘景寅在向西南飞行了一段之后，再以很难让机上人员觉察得到的极小倾角缓慢而坚定地将航向转向了西北。如此小心翼翼的转弯，如果不是特意留心，机上的乘客是很难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

　　飞机上除了林立果和潘景寅，还有林彪、叶群、刘沛丰、杨振刚以及三名机械师。叶群和林立果可以说是外逃的同谋，无须隐瞒什么。刘沛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无须欺瞒。杨振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司机也上了256。如果他也是“林派”，当然跟着林彪走就是了，飞机飞向哪个方向，他不会关心。即使他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员，作为一个很少乘飞机的下层工作人员，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飞机拐弯，即使觉察出了也不会知道飞机在飞向哪里。

　　这样一来，林立果（也包括叶群）想要欺瞒的乘客就只剩下林彪和三位机械师了。

　　三名机械师是奉命执行任务，对于飞机的目的地虽然不能说漠不关心，但也只是知道就可以了，他们的职责是飞机的保养和维护，只要飞机各项设备运转正常，他们的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林立果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机械师发现飞机航向的异常会提出疑问，但是对于这种疑问只要说首长身负秘密使命，要到一个不能公开的绝密地点去进行某项计划就可以完全搪塞过去了。那个年代，有谁敢怀疑副统帅的正确性？实在不行还可以来硬的，同刘沛丰一起用枪来威逼机械师就范，而机械师是没有枪支的。有了这两条预案，足以让林立果放手令潘景寅大胆转弯。不过这两手都必须要有林彪的首肯才行。如果林彪不同意这条航线的话，三个机械师加上杨振刚（可能还有半个潘景寅）林立果和叶群就很难对付的了。再有一点就是，三名机械师都是飞行老手了，尽管256以小倾角转弯，要完全的骗过他们飞机转向这一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林立果不会是为了这三名机械师去冒险在境内转来转去的浪费燃油。

　　就以上分析来看，林立果想要欺瞒的人就只剩下林彪了！

　　913至今已经30多年了，对于林彪参与林立果策划的“571工程”并参与外逃谋划一事仍然没有可靠的证据。对林彪据以定罪的过硬证据只有两条，1、李文普的口供，说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久？”；2、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9月8日”。

　　但是李文普的口供只是孤证，并无旁证，没有任何人证或物证来确认他的说法。按照法律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这条仅是孤证的口供显然作为旁证都很勉强，而作为给林彪定罪的重要依据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林彪的那个手令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首先手令并没有讲是林立果。周宇驰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命令，因而林立果以某种其他方面的事情骗取林彪写手令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连十分熟悉林彪和林立果关系的林立衡都认为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可见林立果和林彪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再有就是，林立果伪造林彪“手令”的可能性也很大。江腾蛟就供认自己看到的“手令”和法庭出示的不是同一张“手令”。可见林立果可能伪造了不止一张“手令”。

　　由此看来，林彪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林立果和叶群要把天捅下来的大手笔，当然也就不可能事先同意事变失败后外逃苏联的安排。在9月12日深夜，当叶群和林立果发现事变计划败露后，赶去劝林彪外逃时，林彪这才知道老婆和孩子已经闯下了滔天大祸，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对于外逃的安排，林彪流着泪说“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这表明了林彪至死不同意外逃的心情，另一层意思就是林彪对于南下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还是同意的。事情至此，林立果和叶群也只好退一步，至少在表面上带着南飞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同林彪上了飞机。

　　这样一来，256起飞后，就按照南飞广州的航线先向西南飞行了几分钟。但是，一来林立果心中的最佳选择是北飞苏联；二来林立果很快就知道，飞机上的油料刚够在9000米的巡航高度上，以每小时800多公里的速度飞到广州。而在3000米以下规避雷达的高度上，由于空气阻力大，256每小时只能飞600公里左右。照此计算，256机上12吨半燃油只能飞行大约2个半小时，最多飞约1500公里，而山海关到广州要飞约2000公里，因此256根本就飞不到广州或者香港。

　　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后，潘景寅就要求将256的燃油加到17吨，就是要保证256能有足够的燃油飞到广州。现在256只有12吨半燃油，又属于违规起飞，中途无法加油（在山海关就差点被扣住，再在国内机场降落只能是自投罗网）。此时林立果万万不敢在国境内以9000米的巡航高度飞行近2000公里，那几乎就等于是给导弹和歼击机提供的活靶子。林立果心里明白，现在只剩下就近外逃一条路可以走了。但是按照林彪的脾气，他很有可能宁肯降落在国内，承受和毛泽东摊牌的结果，也不肯背上“叛国”的罪名。这样一来，林立果就只好采用先斩后奏的手法，让潘景寅以让人很难觉察的微小倾角飞出了这么个让后人难以理解的大弧线航迹。这种飞行方法主要是为了骗过林彪，当然顺带也附有最好也能瞒过机组中机械师的作用。因此，林立衡所说的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并非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四、256迫降之谜

　　从山海关到中蒙边界414号界桩大约有700公里，而256起飞后拐的那个大弯子用了100多公里。因此当256在9月13日凌晨1点55分飞越414号界桩时共飞行了83分钟，飞行距离约800多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左右。256于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温都尔汗东北约70公里处迫降失败，爆炸起火。机上9人全部丧生。

　　三叉戟在巡航高度的耗油量为每小时4.5吨左右。在3000米以下高度飞行，256每小时耗油要超过4.5吨，但至多也就是5吨。256坠机时已经飞行了约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最多消耗了燃油约10吨，机上至少仍有约2.5吨的燃油。

　　康文认为潘景寅这时已经不知道机上还有多少燃油了：“在驾驶舱右后方的机械仪表板上有5块与油箱对应的油量表和燃油压力表。在山海关起飞时，那指示中央油箱的油量与压力表已经回到‘O’的位置不动了。两个小时后，内外组4个油箱中一共才有两吨半油，它们反映在4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由于叛逃航线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因此，潘景寅只好冒险带油迫降。

　　可能是出于某些不便明说的原因，康庭梓在这里没有讲老实话。256上的5块油量表都是在大约沿着圆周330度范围内（留有约30度的无刻度空间）均匀的以公斤为刻度作出标示的。每100公斤一个小刻度，每千公斤一个带有数字的大刻度。5块表的满刻度分别是：中央油箱8500公斤，内组油箱5500公斤，外组油箱2500公斤。

　　燃油使用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机翼外侧油箱，最后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机翼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

　　当256只剩下2.5吨燃油时，中央油箱早已耗完，而机翼油箱组的外组油箱也已耗空，全部燃油都已经集中到机翼的两个内组油箱里面。也就是说每个油箱还有约1.3吨燃油，作为一个满刻度为5500公斤的油量表，此时指针离零点位置还有接近1/4的指示行程。恐怕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油量表在离零点位置还有整个指示范围1/4的距离上就会“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了吧。何况三叉戟的油箱设计充分考虑了燃油的利用率，燃油可以消耗到“油箱中最后残留油底只有不到200公斤”（康庭梓语）。因此康庭梓说还有2.5吨（应该是在3吨左右时就决定迫降了，因为从决定迫降到实施迫降还有一段时间间隔）燃油时就不能从仪表上读出剩油量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再说康庭梓的另一个理由：“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这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作为一个中国当时的顶尖飞行员，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和经验要超出康庭梓至少一个档次。武汉720事件中，毛泽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就是潘景寅。而在256机组里，康只能做副驾驶，而且还是第二副驾驶。以康的经验和水平尚且能够判断出256坠机时仍有2.5吨燃油，何论亲自驾驶256飞机、经验技术都高过康的潘景寅反而“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呢？这种明显有违逻辑的推理使人不得不怀疑康文背后有些什么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实际中，256上的潘景寅凭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应该比在地面上的康庭梓更加清楚地知道256的剩油情况。而不是像康文所说的那样，把整个情况颠倒过来，显得康庭梓比潘景寅还要高明。

潘景寅既然知道256燃油的实际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就不会冒险带油迫降。康文记述了潘景寅在60年代初的一次迫降经历：“有一年冬季下雪，他在起飞时飞机左边的主起落架撞在了跑道边沿清扫堆起的雪丘上，致使起落架后撑杆受损而不能正常落地。在此情况下，潘景寅首先想到的是在空中盘旋，尽可能将机上的燃油消耗掉，以防止落地时另一个没有受伤的起落架也支撑不住，机身与道面磨擦起火爆炸。潘对这一事故处理的结果是：在落地滑跑中，随着飞机速度的逐渐减小，由于左起落架失去支撑，左机翼下沉，造成向左偏出跑道, 致使左发动机的螺旋桨触地打坏，飞行员安然无恙，飞机经修复后继续使用。”在这次经历后，潘景寅又经过了近十年的飞行磨练，对于飞机迫降，尤其是三叉戟这种下置油箱飞机迫降更是没有道理在燃油没有耗尽的情况下就贸然实行。

　　合理的做法是潘景寅会利用这仅剩的2.5吨燃油寻找最近的机场进行降落。尽管机上没有领航员，但是使用仪表数据，根据飞行速度和飞行方向还是不难推断出飞机的大概位置。何况林立果在9月10日通过周宇驰搞到了三北雷达布置图，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机场位置图、频率表及呼号（913后，所有256上残存的资料全被苏联搜走，孙一先说其中就有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利用手头资料，林立果和潘景寅完全可以在燃油耗尽之前寻找就在附近几十公里范围内的温都尔汗飞机场（中方大使馆调查256失事事件的人员就是在这个机场降落的）；甚至可以大胆地飞往约半个小时航程外的乌兰巴托机场谋求安全着陆；按照256的剩油情况这也不是不可做到的事情。

　　然而256既没有飞往温都尔汗或者乌兰巴托寻找机场，也没有在最终迫降之前尽量用尽机上燃油（三叉戟没有紧急放油设施），而是选择了最不合情理的做法，机翼内侧油箱带着2.5吨燃油以机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实行迫降！以三叉戟下机翼的设计特点，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以机腹擦地着陆，机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因此只要油箱里有剩油，这种在野外以机腹擦地迫降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是100％要起火爆炸。然而潘景寅却不得不不采用这种近乎自杀的方式迫降，只能说256碰上了比这种迫降还要危险的事态：256已经失去了继续飞行的能力！在仍然还有燃油的时候，256却不能飞了，也就意味着256发生了重大变故，这已经不是主动迫降，这种迫降说穿了实际上是坠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