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討荊州喪失的根本原因及隆中對的真實價值zt

天地君親師

說明：此文比較囉嗦，不過沒辦法，好像不囉嗦一點就講不清楚，抱歉。

摘要：荊州喪失的根本原因是劉備諸葛亮沒有認識到由於荊州和江東在戰略態勢上處於互為生死的關係，因而在這種態勢下面孫劉關係必然你死我活的實質，沒有認識到因此荊吳矛盾才是荊州面臨的主要矛盾，反而不切實際地幻想“東和孫權”。因而在荊州守備人事上只安排關羽一員大將，造成勢孤力單，顧此失彼的結果。
“隆中對”其實是很空泛的一個策劃，其中取荊益部分只是死馬當活馬醫，因為對劉備而言當時除了奪取荊益已經別無選擇，雖然成功也是僥倖。而奪取荊益後的下一步計劃則應是順流而下取江東，而不是不切實際的兩路北伐。所以，隆中對不但不體現諸葛亮的智慧，反而成為其“奇謀為短”的見證。

正文：
建安16年，劉備入蜀，17年從葭萌回攻成都，攻到雒城（今廣漢沱江北）時，龐統戰死，劉備陷入困境，此時被迫要求諸葛亮前來支援。於是，諸葛亮從荊州精銳盡出，帶領趙雲、張飛和荊州主力前往支援劉備，只留下關羽一員大將鎮守荊州。愚以為，荊州只留一員大將而造成勢孤力單的局面，是導致荊州後來失敗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這裡存在兩大問題：

第一、荊州兩面受敵，同時面臨曹魏和孫吳兩方面的強大壓力。這種戰略要地，通常應該有多位大將協同防守才能保障安全，比如曹操對合肥就安排張遼、樂進、李典三員大將；對漢中則安排夏侯淵和張合兩員大將；赤壁之戰失敗北歸後，也留曹仁、徐晃、樂進守南郡；孫吳後來防守荊州，也是在西陵峽口、江陵、江夏武昌等戰略要地分別由大將駐點把手，還有機動部隊往來巡遊。現在只有關羽一員大將，必然顧此失彼，不管哪一方面有事，關羽都只能困守江陵一點，難以遠離，因為一旦遠離，就要面臨後方空虛的危機，隨時可能被另一方趁虛而入，襲取後路。

第二、荊州乃四戰之地，當時至少有三個戰略要點，一個是荊州中心——南郡的江陵和公安；第二個是長沙，是面向東吳方向守衛江南四郡（即現湖南省）的要衝，當年劉表就派自己的侄子劉磐和大將黃忠鎮守，和孫吳長期對抗；第三個就是江夏（江夏於赤壁之戰後三分，以漢水長江
為界，江漢之北屬曹，長江以南屬孫，江漢之間屬劉），是屏蔽江陵和進窺江東的前哨，也是控制漢江水道的要衝。這三個地方，都需要大將鎮守，比如曹魏，就由曹仁守襄陽，派文聘守江夏；孫吳則由魯肅守江夏陸口（陸水之口），都是最好的將領。而諸葛亮只留下關羽一員大將，於是關羽就只好坐鎮江陵，其它地方任其空虛了。

不過由於當時攻取四川是第一要務，必須全力以赴才行，同時和孫權還處於友好關係，荊州形勢暫無危機，所以諸葛亮這樣做也不能苛責。再說，這也符合他一貫謹慎的作風，不過這次的謹慎是全部用在了幫助劉備奪取西川上面，荊州就顧不了那麼多了。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諸葛亮似乎沒有意識到荊吳之間戰略態勢上的你死我活關係，而存在“東和孫權”的幻想。

“東和孫權，北拒曹操”，來自三國演義的這八個字應該很好地概括了劉備方當時的基本方針，而這其實是脫離實際的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荊州對於孫權而言有生死攸關的意義，所以拿回荊州對孫權來說也是一個基本原則，孫權不可能放棄這個原則來和關羽無條件和好。何況荊州本來就是孫權借給劉備的，孫權不過是要回屬於自己的東西，名正言順。事實也證明，這個“東和孫權”只是一廂情願而已，孫權方面一直在處心積慮奪取荊州。我們不禁要想，假如諸葛亮走後，荊州竟然被孫權攻取，劉備豈不是要進退失據，無家可歸了，多危險啊，這種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可諸葛亮似乎一點也未察覺。

對於荊州而言，表面上看，和曹操是敵對關係，和孫權是同盟關係。但是從利害關係看，荊州真正的主要矛盾其實是孫劉矛盾，而不是曹劉矛盾。因為曹劉之間，互相併無大的威脅，而孫劉之間，則互相威脅對方生死。劉備據荊州上游，居高臨下，猶如扼住了孫權的咽喉，孫吳則雄踞長江，虎視荊州腹心。孫劉之間的戰略態勢，就像兩個人互相抱在一起，一個拿刀頂住對方的咽喉，另一個拿刀頂住對方的腹心，對雙方都是無比危險，所以這種盟友關係是不可能長久和穩定的，任何一方一有機會都必然要出手制對方於死地。雙方關係的實質是你死我活的關係，所謂的友好同盟，不過是“急則相救，緩則相攻”的互相利用罷了。當初借荊州也是因為曹操方面壓力太大，而聽了魯肅之言，一念之差而已。

對這種形勢，東吳君臣有清楚認識：
——周瑜臨死前，上疏：“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密邇就是緊密接觸），
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顯然深以劉備為憂。
——魯肅見呂蒙，呂蒙說：“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
——魯肅死後，呂蒙代鎮陸口（此時已得東面三郡），知羽驍雄，有併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呂蒙密陳計策：“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日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
——呂蒙稱病謁建業，陸遜往見，說：“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
也就是說，東吳君臣明確認識到荊州居國上流，其勢難久，隨時可能東下，是重大威脅，所以百般策劃，一定要奪回才甘心。

可問題在於，諸葛亮和劉備似乎都沒有意識到荊州的這一危險態勢以及和孫權方面關係的本質，以致對荊州的防務缺陷一直沒有補救，諸葛亮更是一廂情願地把希望寄托在“東和孫權”上面。所以，在攻下西川後，荊州立刻就經歷了一次危機。建安19年夏五月，劉備克成都，孫權趁劉備主力遠離，於建安20年以劉備已得益州，應當歸還荊州為由派人索取荊州，劉備沒有答應，孫權就派早已準備好的呂蒙和魯肅率大軍進攻荊州腹地，連下長沙（現長沙）、桂陽（現郴州）、零陵（現永州）三郡，這三郡由於沒有大將鎮守，所以被呂蒙輕易攻下，如探囊取物一般，而關羽也無法分身離開江陵前去救援，只能坐視三郡丟失。最後迫使劉備親自引兵五萬回援荊州，之後才能讓關羽騰出身來率軍3萬下益陽，欲與魯肅爭戰。此時正好發生了曹操攻取漢中，成都危急的情況，所以劉備被迫妥協，和孫權和解，割讓湘江以東的長沙、桂陽、江夏三郡，劉備繼續保有西面的南郡（現江陵）、武陵（現常德）和零陵。

其實從這一役我們可以看出孫權方面的力不從心，他能動員出來的兵力並不多，難以和荊州抗拒，當時魯肅手下才1萬人，呂蒙2萬，所以見好就收，也同意妥協。孫吳兩次攻荊州，都是智取，不是力攻。後來夷陵之戰時，孫權也因為實力不足，在壓力下產生動搖，派使者求和，打算妥協，不過未被劉備接受。

這一次危機的後果是，由於喪失了下游的江夏和長沙，荊州的中心地區江陵和公安從此羽翼盡失，直接暴露孤立於孫權軍的威脅之下，孫權軍的水軍隨時可以毫無顧忌地進攻江陵和公安。這種危險的態勢導致荊州隨時可能喪失。

這一天終於來到了！建安24年春，劉備進攻漢中，作為戰略配合，關羽也同時進攻襄陽，江陵一片空虛。到這年夏天的時候，劉備成功地攻占了漢中，迫使曹操撤退，同時關羽繼續圍攻襄陽。這個時候，劉備依然沒有派大將來協助關羽，最後終於讓呂蒙抓住機會乘虛而入，襲取了荊州，關羽也含恨而亡。

當時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是，由於失掉江夏，關羽後來進攻襄陽的時候，他的戰船隊必須通過孫吳控制的江夏，才能進入漢水，孫吳向他開戰以後，關羽的水軍就被隔斷了回家之路，只能放棄。其實關羽有強大的水軍，關羽就是依靠他強大的水軍才能實現對襄陽的圍攻和水淹七軍的壯舉，後來徐晃擊破的也只是關羽的陸軍，水軍並未受損，可是關羽的水軍已經無家可歸，只好放棄，從陸地逃亡。

我們現在來檢討發現，其實關羽的悲劇從諸葛亮盲目相信和孫權的同盟，只安排關羽一人鎮守荊州的時候就註定了，而當中是一直有機會補救的，也一直沒有補救。

現在回過頭來看，合理的部署應該是，必須至少安排一個大將來協助關羽。平時和關羽分工鎮守長沙（長沙是守衛江南四郡即現在湖南省的要衝），在關羽出戰時則替他鎮守後方，這個最合適的人選應該是趙雲。同時最好能及時安排另一大將出鎮上庸（上庸24年夏攻克），和關羽互為呼應，隨時增援。這支援兵至關重要，關鍵時可以救命，也可以決定成敗。這個人選應該是張飛。其實當初諸葛亮出征西川時就應該留下趙雲，只帶張飛就足夠了，劉備那裡已經有黃忠和魏延，陣容已經足夠豪華了。

諸葛亮入蜀，趙雲擔任的任務是可有可無的。從史書記述來看，諸葛亮為了趕時間，應該做了兵分三路的安排：諸葛亮自己以一部攻江關（即白帝，又叫巴東，今奉節），張飛率主力攻江洲（今重慶），沿涪江會成都，趙雲率偏師攻江陽（今瀘州），沿沱江會成都。趙雲這一路，攻不攻都無關大局，因為瀘州那時基本屬於華夷交界之地，派趙雲多一路不過是為了加強一點會攻成都的打擊力，而趙雲這一路並非決定性力量，派一個二流大將也足以勝任。因此說留下趙雲是完全可以的，也是應該的。

接下來第一次補救的機會應該在劉備回援公安的時候，劉備身邊已有張飛、馬超、黃忠、趙雲、魏延五位一等大將，以及其他眾多二等大將，人手足夠多了，所以完全可以把趙雲派出來協助關羽，可這次劉備誰也沒帶。如果說這次是因為西川剛剛平定，用人之際，這幾個大將都離不開，那麼下面還有第二次機會。

第二次機會就是攻占漢中以後，此時離關羽失敗，尚有半年時間（劉備5月得漢中，孫權閏十月取荊州），劉備和諸葛亮無論如何應該看到關羽時刻面臨的危險——孫權奪荊州之心既已昭然，荊州後方又十分空虛，孫權隨時可能襲擊，一旦有失，後果不堪設想，曹操自漢中撤退後，也必然以主力移向關羽。而拿下漢中後，有馬超鎮守下辨，魏延鎮守漢中，趙雲、黃忠和張飛就暫時沒什麼重要任務了。此時張飛鎮守的巴西已經成為大後方，把張飛這樣的超級將領放在大後方，實在是浪費。所以，這時應該立刻調整部署，於攻下漢中後立刻派遣趙雲帶本部軍馬，星夜兼程趕往荊州，做關羽的副手，接管荊州防務。為爭取時間，趙雲可以先行一步，他的部下隨後趕去。以趙雲的忠誠、智勇、和資歷，足夠擔當這一任務，也可以和雲長合作無間。然後上庸攻克後派張飛前往上庸，替換劉封和孟達到別處，以上庸之兵隨時增援關羽。上庸之地，進可攻，退可守，正是張飛這樣的大將發揮作用的地方，關羽如果需要支援，張飛隨時可以出動。劉備占據漢中後，上庸已無後顧之憂，可以全力出擊。這支援兵十分重要，關鍵時刻可以決定生死成敗，而這支援兵也只有在張飛這等大將率領下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因為面對的曹操方對手也都是一等大將。如果關羽能夠攻下襄陽，那麼就由關羽鎮襄陽，以趙雲守荊州，張飛保上庸，三人勢成犄角，互為呼應，形勢立刻大張。下一步關張可以視機會合兵進取宛城。如果關羽作戰不利，也可以方便退回荊州或上庸，不致一敗塗地。

不管如何，在確保荊州的前提下，都可視情況決定下一步行止。如果可以穩住孫權，則可以主力從漢中北伐，同時從荊州發動攻勢牽制；四川主力亦可沿漢水迅速開到襄陽，合兵進攻。如果和孫權關係交惡，則可以西川主力南下和荊州合兵進攻孫權，至少可以奪回長沙、桂陽、江夏三郡，恢復到劉備入川前的態勢，全據荊州。前面說過，孫權兵力差太遠，將難以抗拒。然後在漢中方向取守勢，在荊州方向取攻勢，北伐也可以，繼續東下也可以。若能順流而下攻取江東，則至少可以先造就一個南北朝的局面，如果那樣，漢室可就真的可興了。

其實，實現“隆中對”後的下一步戰略應該不是首選北伐，而是順流而下，攻取江東，先成南北朝，再圖北伐。因為以荊益北伐太難了，有點脫離實際：
1、以荊益之力對抗中原，阻關山而自保還可以，要進攻實力就差太遠了；
2、從漢中和荊州兩路分兵，力量分散，也難以呼應；
3、在戰略上則是以短擊長，以勞擊逸，態勢十分不利；
4、孫權虎視在側，還不能一心一意、就算有成也難以深入。
而以荊益之力攻取江東，則容易多了，是高屋建瓴和以強凌弱之勢，可說如探囊取物，可一戰而定，也不用害怕曹操側擊牽制，必然成功。成功以後再北伐，那視線可就太寬敞了。各位以為然否？

為什麼說以荊益之力攻取江東必然成功呢？原因在於：
第一， 態勢上高屋建瓴，順流而下；
第二， 力量對比懸殊。江東方能夠動員出來的兵力一直很少，赤壁之戰的時候，全部動員不過3萬精兵，加上留守各地，總兵力不超過5萬人。
第一次攻荊州的時候，主力盡出，孫權親到陸口（今岳陽北陸水口）為諸軍節度，以魯肅1萬人，呂蒙2萬人出擊，孫權身邊的軍隊最多1萬人，動員出來的兵力不超過4萬。
夷陵之戰，孫權也是主力盡出，不過5萬人。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這些軍隊平時還要處處布防，其中巴丘（今岳陽）陸口一帶駐兵1萬；武昌（今鄂州）、柴桑、廬江都是重要據點，各駐兵至少5千；濡須口（巢湖通長江口）、南徐（今鎮江）也是要點，所以從荊州往下看，建業的守備是很薄弱的。
至於史書記載孫權建安20年率眾10萬攻合肥，張遼威震逍遙津這一仗，10萬應該是號稱，不可能有那麼多，愚以為實數不超過3萬人比較合理。進攻一座7千人防守的城，並無深入打算，守方又沒有救援（曹操主力在漢中），有必要出兵10萬嗎？顯然沒必要。3萬人足夠了。再說孫吳未得荊州前，其他重大戰事出兵都很少，一般都在2萬3萬，和赤壁之戰的軍隊數量是吻合的。東吳最強盛的時候，以江東、荊州和交州之地，在諸葛恪手裡曾經發動最大一次動員，不過動員了20萬人，孫吳投降的時候，在冊兵丁不過23萬，還多有缺額。所以孫權攻合肥這一次的10萬很突兀，顯然是號稱。
而荊益之兵總兵力可達25萬，發動出10—15萬人出征沒問題，力量對比很懸殊。益州長期攻戰，亡時還有兵10萬多，初時加上上庸，動員出15萬以上是可以的，荊州也可以動員10萬以上，再加上武陵溪蠻也和劉備關係很好，也可以出動幾萬人，所以說最多25萬沒問題。
荊益兵力之所以強是因為兩州一直未受戰亂破壞，人口損失小。而江東則和中原一樣，一直戰亂不已，一方面是山越不斷襲擊；另一方面是盜賊蜂起，像嚴伯虎之流也可以占據吳郡，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第三就是各方勢力互相攻殺。到孫策平定江東後，內部的動亂依然一直不停，今天這裡豪帥屯聚，明天那裡山賊驟發，後天又是某某據城反，所以人口損失很大，同時對經濟的破壞也大，也影響到武備。
第三、戰略上盡握主動權。江東從岳陽到南京，必須處處設防，兵力分散，而荊州兵力集中，既可以一鼓作氣直取建業，也可以各個擊破；出擊的時機也可以任意選擇；還可以做戰略欺騙，比如以北伐的名義雲集大軍，甚至可以騙孫權共同出兵。種種有利的局面，孫吳防不勝防，劉備方戰略上十分主動，為必勝之勢。當然勝利後，對孫權一定要保全富貴，不可加害，建議把交州給孫權。
第四、大兵出動後，孫權就算要投降曹操，曹操也難以救援。因為曹操沒有強大的水軍，同時路途遙遠，時間上來不及，只能用側擊的方法牽制。可是四川方面有馬超屯下辨，魏延鎮漢中，很難突破。荊州方面如果已經拿下襄陽，則安排大將拒守襄陽，以上庸、江夏、南郡支援之（曹魏如果丟失襄陽，那麼江漢北面的江夏也守不住，肯定也被拿下），曹操要攻克也很難；如果沒有拿到襄陽，那麼派關羽這樣的大將鎮守江陵，曹操遠道而來也很困難。主動權完全在荊州方面。

或有異議，認為第一次丟失荊州三郡的主要原因不是人手不夠，而是兵力不足。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孫權方面發動進攻的是呂蒙2萬人，魯肅1萬人阻援，對付這樣的兵力，如果有趙雲這樣的大將，分兵5千到1萬就足夠守衛長沙城，這點兵力荊州是肯定拿得出來的。諸葛亮率主力出征後，關羽方面留守的兵力應該在3萬以上，有趙雲在的話，完全可以分出5千人或1萬人來鎮守長沙。長沙有大將鎮守的話，其餘武陵、零陵、桂陽三郡就可以不斷增援，四郡的戰爭潛力就可以發揮出來。而現實中由於缺乏大將起核心作用，長沙、桂陽是望風投降，零陵郝普也因擔心不能長期堅守而被騙降，結果，四郡雖有很大戰爭潛力但是無從發揮。

對第二次丟失荊州，如果有趙雲或張飛留守後路，就不會發生糜芳傅士仁獻城投降的事情，因為趙雲張飛和關羽關係都十分親密，是患難與共的生死之交。同時呂蒙白衣渡江成功可能性也要小得多。

至於怪罪關羽外交上的錯誤，認為他沒有做到“和好孫權”，前面已經說過，那不過是表面現象。孫權對荊州是處心竭慮，也事關生死，不管關係好惡，都是要奪取荊州的，這是利害關係決定，不是套交情就可以解決的。至於關羽性格上的剛而自矜、驕於士大夫，這也是大家早就知道的，既然早就知道，就應該預先補救才是。

所以，荊州之失，關鍵失在形勢判斷錯誤，失在幻想“東和孫權”，導致人事安排失當，只留關羽一員大將勢孤力單而顧此失彼。這是路線錯誤，而不是技術戰術方法上的錯誤。毛澤東說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政策和策略確定後，關鍵就在幹部。由於片面幻想東和孫權，認為只與曹魏單向對敵，自然關羽一人即可，因而對孫吳方面放棄了應有的軍事鬥爭的準備。沒有認識到與孫權的關係只是表面友好，本質是你死我活，是不可調和的敵我矛盾。也沒有認識到孫劉矛盾才是影響荊州安危的主要矛盾，而把與曹操的敵對關係視為主要矛盾，顛倒了主次，偏離了方向。最終導致犯下“右傾機會主義”和“幻想主義”路線錯誤，先被孫吳兵不血刃奪取三郡，問題充分暴露後也不能糾正，再被孫吳兵不血刃襲取荊州，關羽敗死，這充分證明路線錯誤是不可能自己改正的真理。同時在奪取西川和漢中後，被一時勝利沖昏了頭腦，像個暴發戶一樣，驕橫狂妄，於關羽敗死後，又犯下“左傾急躁病”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導致接連丟失上庸、折損張飛、劉封等重要將領、拒絕孫權和議、夷陵大敗、劉備敗死等一系列重大災難，終於葬送了來之不易的興復漢室的機會，蜀漢的事業也從頂點迅速跌落低谷，並最終失敗。（這段話算是幽默吧，呵呵）

山人云：成功是失敗之母，豈不慎歟！

三國志陳壽說諸葛亮：“亮才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應變將略，非其
所長歟？”，這個評價是中肯的。諸葛亮聰明敏捷，謹慎嚴肅，長於治教，但於機密要害處往往失察，使人嘆息。諸葛亮不能用人，不能冒險，不能任下，缺乏做大事者的氣魄。諸葛亮也至少在兩個重大問題上犯下脫離實際的錯誤：一是如前所述的一廂情願“東和孫權”，導致荊州喪失；一是片面幻想攻取隴右，以主力與敵糾纏於次要方向，捨本逐末，結果以短擊長，縱得隴西三郡而不能守，終至蹉跎，然至死不悔。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諸葛亮不是那種兢兢業業之人，而是梟雄般人物的話，恐怕他也不會長久屈居人下，遲早要取劉禪而代之了。

隆中對其實是一個很空泛的策劃，並無高明之處。其大致可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奪取荊益，
由於對劉備而言當時除了奪取荊益已經別無選擇，所以這個提議屬於死馬當活馬醫而已的現成空話，後來雖然成功也是僥倖，和隆中對關係其實不大，屬於走一步是一步而已。當中赤壁破曹操，孫權借荊州，劉璋請兵，馬超投降，曹操棄西川（曹操也是人，赤壁之戰打怕了，所以奪得漢中後不敢繼進，害怕重現赤壁之戰）等事件，太多偶然性，劉備運氣超好。第二部分是奪取荊益後的後續計劃，雖然提到兩路北伐，不過泛泛而談，隨口假設，並無清晰計劃，同時這個兩路北伐的假設也是完全失策，不切實際的。奪取荊益後的下一步正確行動應該不是兩路北伐，而應該是順流而下，以高屋建瓴和以強凌弱之勢探囊而取江東，才是正解。這一點諸葛亮從未認識到，可見諸葛亮並不具備在歷史緊要關頭把握關鍵的能力。但他是個能臣，是個傑出的行政軍政人才應該沒有問題。

事實上，諸葛亮到劉備這裡的時候才27歲，一個27歲的年輕人，又沒有任何工作經驗，雖然才能出眾但各方面不可能那麼成熟，所以，也是在劉備那裡訓練了10年後才但當大任的。把劉備後來的三分天下說成是隆中對的預見，感覺是牽強附會了。

參考資料：
1、 《三國志》
2、 《資治通鑑》
3、 《後漢書》
4、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