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禁忌與回回民族的人文觀

李生信

　　關鍵詞：回族語言禁忌人文現

　　來源：《回族研究》2000。3

　　語言是與勞動同時發生和發展的一種社會交際工具，它的基本功能是人類信息的溝通。在特定的語言行為中，語言卻被賦予了它自身所沒有的。超人的感覺和超人的力量。社會成員竟以為語言本身能夠給人類帶來某種吉祥或不幸，人為地為語言設置了種種禁區。誰要違背了語言之禁，誰就會受到應有的懲罰，“禍從口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反之，誰要忠實遵循了語言的約束，誰就會得到相應的庇護和保佑。這就是語言禁忌產生的人文根源。語言禁忌的產生和發展，不僅僅拘困於語言範疇，它其實是民族觀、宗教觀、社會觀、政治觀、倫理觀。生活觀的綜合。在回族日常生活以及宗教生活中，語言禁忌更具深層的人文內涵。

　　一、語言禁忌——回族語言的民族標記

　　回回民族最初是由好幾個民族在當時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相互通婚、繁衍而形成的，回族先民的由來，決定了回族語言文化的多元性。回族在失去母語之後，雖然轉用了漢語，回族語言仍然深深根植於伊斯蘭文化的土壤中。回族的語言禁忌，就帶有很濃的民族情感和宗教倫理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把這種語言禁忌看作回族語言的特定標記。回回民族選擇漢語為民族語言，有複雜的社會文化背景，但是，回族語言仍有區別於現代漢語的許多標記，諸如回族語言中大量夾雜着阿拉伯語。波斯語，甚至突厥語等等。這些語言標記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隨意的，而是刻意追求的，帶有明確的目的性。語言標記實際上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烙印。

　　自人類社會形成民族後，語言就伴隨着民族產生和發展，同民族發生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對回族而言，情況更加特殊。回族文化的積累與宣揚，民族情感的表達與交流，以及共同經濟生活的構成，都需要漢語這一交際工具。民族聚合力和張揚力，使回族使用漢語時總要表現自身的一些特點，回族語言中的禁忌現象，就是特點之一。

　　語言禁忌是一種開放性的常規語言現象，它表現在生活的各個領域。語言禁忌又具有特殊性，它被塗上了各種特殊色彩。語言禁忌的開放性，決定了語言禁忌的無所不在。語言禁忌的特殊性，又決定了它在宗教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一般語言禁忌的產生，或基於某種社會規範，如禮儀、雅俗、政治等，或基於對某種超自然力的信仰與崇拜。回族語言禁忌的產生也難免這些因素，同時，回族語言禁忌的產生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別同，是為了達到與現代漢語區別的目的。歸根結底，回族語言禁忌主要由兩大類構成，一類是因避諱而禁忌；一類是因別同而禁忌。相比之下，避諱禁忌要嚴格得多，在特定的語言環境和語言群體中必須嚴格遵循，一般不能違背。別同禁忌則顯得寬鬆一些，只在宗教生活或宗教意識較強的群體中才嚴格遵循。

　　二、避諱——回族文化心理的折射

　　避諱指不願、不能或不敢直說的話就用迴避的方法換一種恰當的說法，以滿足語用的心理需求。回族有許多避諱語，有些避諱是語言的共時現象，有些避諱則帶有很強的民族個性。

　　死人是生活中經常發生的事，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從社會心理上講“死”總要伴隨着痛苦，同時也引起恐懼和憂慮，無論什麼人，都從心理上不願提及這個字眼，從古到今，就出現了許多代用語。回族語言中也禁忌“死”，代之以“無常”、“歿了”。“亡故”、“歸真”、“完了”或者“毛悌”、“口喚了”等等。這些代用詞的使用因地而異，但都是為了忌用“死”字。這種語言禁忌，在各個民族的語言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避諱的目的也形形色色，有的是為了尊重死者，有的是為了懷念死者，有的是為了讚美死者，有的是為了避免重提這個可怕而神秘的字眼。回族語言中忌用“死”字，除了以上原因外，還有一些宗教文化因素。伊斯蘭教哲理認為，人都要經歷今世與後世，人死後還要復生，還要接受來日審判，今世是暫時的，後世是永久的，“死”即意味着“歸真”，也就是歸依了真主。特別稱“死”為“口喚了”，更具民族特性。“口喚”表示答應了要求，把人“死”稱作“口喚了”，體現了寬容、通達的人生觀。從詞源上探究，“無常”、“歸真”等詞語來源於佛教，用在回族語言中，已經蘊含着伊斯蘭教的宗教哲理，體現了回回民族的人文心理。

　　回族語言中由於避諱而產生的語言禁忌在飲食詞語中更廣泛一些。“壯”和“肥”單從字義上分析有相近之處。“壯”指肌肉健壯，“肥”指脂肪多。在回族語言中使用這兩個詞卻有嚴格的規範。回族語言中只用“壯”表示帶脂肪的牛羊肉及一切可食動物的肉，十分禁忌用“肥”表示這個概念。和回族禁食豬肉一樣，回族語言中禁忌用“肥”表示牛羊肉，出於宗教的、倫理的、心理的、衛生的等各個方面的因素。從宗教倫理上看，回族禁食豬肉，為了從心理上嚴格區別牛羊肉與豬肉的界限，就忌用‘’肥”字。從人文心理上看，“肥”總給人以某種不適的感受。《古蘭經》中把禁食豬肉解釋為因為不潔。這個不潔，即包括衛生意義上的不潔，也包括宗教意義上的不潔。從這種意義上看，回族語言中忌用“肥”字，恐怕還有更深層的人文背景。和禁忌“肥”一樣，回族語言中禁忌“殺牛”、“殺雞”、“殺羊”，而代之以“宰牛”、“宰雞”、“宰羊”，即便使把西瓜切開，也忌用“殺西瓜”，這都是由於避諱心理而形成的語言禁忌。

　　從理論上講，語言禁忌要麼出於社會規範，要麼出於語言靈物崇拜。就回族語言禁忌而言，更多的出於宗教心理和人文觀念。回族語言中的禁忌，有些十分嚴格，不得越雷池一步，使用不當會極大地傷害民族情感，引起民族糾紛甚至民族仇視。有些語言禁忌則相對寬鬆一些，如“油香”這種被漢族稱為“油餅”的食物，在一些非宗教場合，特別在年輕人中可以互通。“口到”在回族語言中是“嘗嘗”的意思，一般專用於請阿洪吃東西或請尊長者吃東西，適用於比較正規的場合，一般情況下並沒有嚴格的限制。

　　回族語言中由於避諱而形成的語言禁忌，更多的基於宗教觀念和心理需求，很少帶有語言崇拜的神秘色彩，和古老的語言“塔布”現象並不相同。

　　三、別同——民族情感的昭示

　　語言禁忌並不是回族語言的獨有現象，任何民族的語言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禁忌語，只不過各種語言禁忌產生的人文背景不同。在我國以游牧為主的青藏高原一些地區，人們忌諱說熊、狼、雪豹等動物，而代之以“創上者”、“拴嘴”、“長尾巴”等。與眾不同的是，回族語言中的禁忌，有一個很重要的人文背景，就是為了別同。回回民族失去母語後，無論對外交往還是對內交往，主要使用漢語，回族使用漢語時，總要千方百計保留自己的語言特色。在回漢雜居地區通過考察不難發現，儘管回漢民族同居一地，同講一種方言，各自語言中的語音和詞彙還是有明顯的差異，正是這些差異，構成了回族語言的民族特色。勿庸諱言，這種語言差異的最初形成是有意的，經過世代傳承而約定俗成。回回民族是一個自尊性很強的民族，回族在轉用漢語後，總要努力保留帶有民族特性的語言習慣，從而形成了回族語言中的別同現象。別同，是在語言運用中，有意迴避一些漢語詞彙，代之以具有民族色彩的詞，以形成語言界限。回族群眾把漢族稱為“油餅”的食物稱作“油香”，這種食物在西北地區回、漢族生活中都很常見。回族語言中，忌稱“油餅”，特別在宗教節日和宗教活動中更加禁忌“油餅”的稱謂，這恐怕主要出於別同的民族心理。“舉意”或稱“立意”，在回族語言中表示從事某項活動的心願，並請求真主接受或回賜。漢族表達這種意義的詞是“許願”。在回族宗教活動中，忌用“許願”之類的詞而用“舉意”。“立意”來替代，這也出於別同的民族心理要求。

　　對回族語言中特有的別同現象，要從民族深層心理結構探究其人文內涵，千萬不能膚淺地誤作民族排外心理。語言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而民族則是人類歷史上形成的一種同共體。同一民族，在語言、心理狀態、生產活動、居住地域等方面都表現為共同的特徵。自人類社會形成民族後，語言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人們在使用民族語言時，傾注了民族情感，正因為語言與民族情感如此緊密的聯繫，在回族語言中因別同而產生語言禁忌，就合情合理了。“點香”是回族在“爾麥力”、“聖紀”等活動中或給祖先上墳時的宗教儀式，為什麼不把“點香”稱作“燒香”呢？因為“燒香”、“香火”是佛教術語，“點香”的運用，正是為了有別於“燒香”，對“燒香”的禁忌，才代之以“點香”，這正是為了別同。

　　別同是回族語言禁忌中的特有現象，回回民族經過較長時間的語言轉用，逐漸以漢語作為民族語言。漢語既是回族和其它民族交往的工具，也是民族內部交往的工具。語言不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還對思想和感情產生種種影響。回族語言禁忌中的別同現象，其實是為了形成回族內部反映共同情感的語言，這種共同語言，是維繫民族共同情感和共同特質的紐帶。從這種意義上看，別同正是為了求同，求得帶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語，使語言打上了民族情感的烙印，閃爍着民族文化智慧的光芒。

　　四、回族語言禁忌的人文透視

　　語言禁忌初始於“塔布”。“塔布”是人類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自然現象和自然力的本質而產生的對神秘力量的恐懼。語言“塔布’包含着語言靈物崇拜，人們為了避免想象中的不利後果，在某種情況下不講某些話，形成了語言禁忌。回族語言禁忌中有“塔布”因素，但回族語言禁忌更多地受民族人文觀念的支配。

　　語言的特殊功能構成了人類的有序生活，促使了社會的正向運轉和文化的廣泛傳播。語言的交際作用不是語言信息符號的單純傳輸和反饋便包括情感信息的溝通。人類正是賴以語言這個交際工具交流思想感情，這就是語言的人文特徵。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點，構成了回回民族群體的人文屬性，他們的語言或語言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這個社會群體的情感世界，說話者對詞語的選擇，總要受到民族情感因素的制約，讓語言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一聽到這些帶有民族特色的語言，就會產生一種民族親近感和凝聚力。“油香”之於“油餅”，“舉意”之於“許願”，“點香”之於“燒香”，“胡達”之於“天爺”，其語言動機並不在於意義的區別，而是選擇民族內部情感溝通的語言方式。既然語言是一個獨立民族的重要標誌，使用漢語的回回民族在語言交際中選擇帶有民族特性的語言詞彙，就不足為怪了。

　　回回民族是一個兼容性較強的民族，回族語言在努力保持自身文化特徵的同時，還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着外來文化的影響。回族文化屬於多元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融人了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漢族文化成分。從回族語言禁忌中不難看出外來文化對回族本體文化的影響。回族語言中禁忌“死”而選用了帶有佛教痕跡的“無常”、“歸真”，禁忌“死人”而選用了阿拉伯語“埋體”，禁忌“天”、“上天”而選用了波斯語“胡達”。這種多元的語言文化，構成了回族語言獨一無二的特色。

　　看來，語言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它們需要不斷吸收養料，在各種成分的不斷完善中充實和豐富自己。回族語言正是在容納多元文化的基礎上臻於成熟。

　　宗教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密切相關，宗教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對語言結構的發展變化產生影響。回族宗教人士舉行宗教儀式時使用阿拉伯語，日常生活中又使用漢語，這樣就形成了回族語言中阿拉伯語、波斯語的借用以及漢語和阿拉伯語、波斯語的特殊組合，如“克爾自國”（即天房圖）、“一個主麻”（即一個禮拜）、“做乃瑪孜”（即做禮拜）、“恕迷得很”（即不幸得很）等等。這些特殊結構詞語的形成，是宗教傳播對語言影響的痕跡。回族語言禁忌，同樣帶有很濃的伊斯蘭宗教文化色彩，在某種程度上，伊斯蘭的宗教觀、倫理觀、人文觀促成了回族語言中的種種禁忌，而這些語言禁忌恰恰也是伊斯蘭宗教文化觀念的折射。語言禁忌不是一種簡單的語言行為，它和民族宗教問題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這就應該引起民族工作者的高度重視。

　　［作者簡介」李生信，男，漢族，1960年生，固原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固原，郵編：75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