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早已得出结论：明之亡自神宗始。说见《明史》，原文曰：“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曼。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明史?神宗本纪二》，卷21。
的确，明神宗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始作俑者。但是，事出有因，而且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明神宗初即位，仅仅是个刚到十岁的孩子，一切大权操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中，可以说那是张氏的天下。

封建社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是把天下（国家）看作是人民的天下，而看作是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黄宗羲为此而作《原君》，大张挞伐，斥之曰：“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可惜黄老夫子的思想尽管切中时弊，却不能发挥实际的作用。明神宗即位之初，张居正秉政，有人用家天下的老眼光看他，颇有微词，事实上他是较为进步的改革家。张居正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根据政绩升迁官吏；改革赋役，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任用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训治理黄河，消除水患；加强边防，调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防御蒙古，重用辽东总兵李成梁防御女真。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时，明王朝已完全摆脱了自英宗以来的衰势，“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据说国库的粮食充盈，足可以支用十年，“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明史?张居正传》，卷213。

由于张居正独揽大权，随着明神宗年龄的增长，相权和皇权的矛盾也逐渐加剧。特别是张居正本人的确过分专横，尽管年轻的明神宗表面上仍尊称张居正为“元辅先生”，一些同僚及属下勉强忍耐于一时；但从张居正曾被迫辞职一事推测，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只是由于慈圣皇太后（神宗生母）的缘故，才维护到张居正病逝。史载明神宗和张居正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钱作梗，明神宗奢侈浪费，居正曾限制，后来“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艳之”《明史?张居正传》，卷213。张居正尸骨未寒，明神宗就实施报复了，以将其财产夺为己有为目标，先是罢免张居正任用的大臣，继之取消他制定的政策。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神宗下令追回赐给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等称号，次年又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在张家抄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明神宗仍嫌不足，严刑拷打之下，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曾）省吾、（王）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明史?张居正传》，卷213。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一生的张居正身死名灭，家破子亡，仅子女被饿死空室中就有十几人，明神宗还说这已经算宽大了，按照其罪是应该剖棺戮尸的。

明神宗处置张居正，表现出一个封建专制君主的传统劣根性，抄家财雷厉风行，不厌其多，而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却置若罔闻。他本人一不勤理朝政，二不开经筵日讲，三不躬亲大祀，四不批答奏疏，五不补任缺官。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明神宗因此停止朝贺，以后连元旦接受百官朝贺的大典也取消了。夏燮：《明通鉴》，卷69。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对此有一篇耐人寻味的奏疏。他说：

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十宦官）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隽、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明史?雒于仁传》，卷234。

雒于仁认为明神宗是一个患上“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之人，还在奏疏中开了“酒、色、财、气”四句箴言，作为药方献给神宗，希望他能改过从善。明神宗看到此疏，勃然大怒，幸亏已经到了年终，压了十天。到了第二年大年初一，召见阁臣申时行等，欲将雒于仁处以极刑。大臣们告诉他，如果公布雒于仁的罪状，外面人反而以为陛下真的患了酒、色、财、气四病。明神宗也觉得这样确实对自己不利，于是把雒于仁免职结案。

明神宗虽然不履行皇帝的职责，但也并非无所作为，对如何掠夺财富他还是绞尽脑汁的，“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5，“矿税之弊”。和其他王朝相比，明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紫禁城占地72万余平方米，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左右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宫殿下面的台阶都用汉白玉石砌筑，真是极尽豪华。环绕紫禁城的宫墙，长三公里有余。皇城内有驰道和人工开凿的湖泊，以备驰马划船和其他游览之用。建筑物除去皇家别墅之外，还有寺院、高级宦官的住宅。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例如烤饼坊、造酒坊、甜食坊、兵胄坊、马房以至印书藏书的厂库也都集中在这里，使皇室所需的百物，都不必假手于外。各个厂库、寺庙、坊舍均由专任的宦官掌握，共有24个机构，习称24监。到万历初年，宦官的总数已逾两万，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高级的宦官，地位可与最高级的文武官员相埒。宫女的数字，至少也在3000人以上。为这些人的死亡所准备的棺木，一次即达2000口之多。参见［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2~13页，中华书局。庞大的宫廷开支使张居正执政时积累的白花花的银子不断减少，明神宗尽管心疼，但却无意收敛。

明神宗亲政后，明朝接连对外用兵。万历二十年（1592年），用兵宁夏，军费耗银200万两。同年冬天出兵援助朝鲜，帮助反击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首尾8年，军费用银700万两据《思庵实纪》所载：此次战争，明朝共耗费米54万石，金53万余两，银15万余两，帛39万余段。此依《明史》。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用兵播州，又花掉二三百万两银子。而这几次战争期间，紫禁城内发生了数起大火灾，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都需重建。明神宗本是好聚敛的皇帝，怎能容忍再动用那为数有限的内帑，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派出大批宦官前往全国各地充当矿监税使，以开矿征税为名，搜刮民脂民膏。派往各地的宦官有：

真、保、蓟、永则王亮，昌黎、迁安则田进，昌平、横岭、涞水、珠宝窝山则王忠，真定复益以王虎，并采山西平定、稷山，浙江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则赵钦，山西则张忠，河南则鲁坤，广东则李凤、李敬，云南则杨荣，辽东则高淮，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湖广则陈奉，而（陈）增奉敕开采山东。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其最横者（陈）增及陈奉、高淮。《明史?陈增传》，卷305。

根据以上记载，这些宦官们搜刮所得送给明神宗的“不及什一”，十分之九装进了个人的腰包。

诸多矿监税使中最残暴的是陈增、陈奉和高淮三人，而高淮前往征税的地方正是靠近女真人的辽东地区。明代的辽东，“南当倭，北当虏”，为九边重镇之首，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故明人称之为京师左臂。高淮打着钦差的旗号，在辽东无恶不作，以征税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据《辽东残档》反映，连七八十岁的老翁都是他搜刮的对象。与高淮一同前往辽东的巡按御史何尔健，以亲身经历揭发高淮的具体罪恶如下：
今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二十五日，（高）淮自山海东来，又携带姚安、李官二内相，各带挂搭无赖百人，违禁私渡边关，与淮各乘八人大轿，由前屯、宁远、广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镇江、宽奠、清河、叆阳、沈阳、辽阳等处，无一城堡不到，无一村屯不被骚扰。即在广宁一处，除高淮打劫不计外，二内相诈董产银一百两；余有庆银一百两；徐继美银一百两，貂皮二副；荀朝阳银一百五十两，鞍辔一副；高铨银三百两；姜显谟人参四斤，貂皮四副，银钟盘四副，马二匹；傅元勋人参十斤，貂皮四副，金钟盘二副；钟鹤年人参十斤，银一百两；杨辉人参四斤，银二百两。其余三五十两，六七十两，难以计数。旬日之间，二人所得，已不下三四千金矣……近辽人为之谣曰：“内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无路，钻地无门。”又曰：“皇天不睁眼，内相抹了脸，辽东人遭殃，不久要逼反。”飞言偶语，匿名揭帖，遍满街衢。何尔健著，何兹全、郭良玉校编：《按辽御珰疏稿》，72~73页，中州书画社。

高淮根本不是在征税，完全是明火执仗地公开抢劫。他在辽东地区“搜刮士民，取金至数十万”，弄得地方民怨沸腾，十年之间竟发生十次反对高淮的民变。高淮在辽东征税期间，任意干涉辽东军政，破坏辽东战守，辽东总兵马林不服，竟被高准弹劾罢免。他带领家丁300余人，金鼓震天，到处招摇，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给事中田大益、御史刘四科等多人上疏弹劾高淮挟兵潜住京师为数百年未有之事，明神宗不闻不问。高淮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上疏自称“镇守协同关务”，兵部斥责高淮并无镇守之责，明神宗袒护高淮，公然扯谎说：“朕固命之矣。”《明史?高淮传》，卷305。可见明神宗只要这些宦官们源源不断地向他进奉金银财宝就放行，根本不考虑其后果如何。

高淮在辽东拼命掳掠财富之日，正是满族崛起之时。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被明朝任命为龙虎将军时，他已经统一了周围的建州各部，并把锋芒指向扈伦四部参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高淮在辽东胡作非为的十年，努尔哈赤趁机迅速发展其势力。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兼并哈达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灭亡辉发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亲自率兵消灭了乌拉部。在此期间，努尔哈赤还用兵松花江、图们江和绥芬河地区的东海部，俘获了大批人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于苏子河和嘉哈河的东岸修筑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老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立金国（后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七大恨”内容主要是：一、明朝无端杀害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二、明朝以兵越界帮助叶赫部；三、掠夺财物，擅杀后金使者；四、以兵助叶赫，将努尔哈赤已聘之女转嫁蒙古；五、向后金强索柴河、三岔河、抚安等处耕地，不准收割庄稼；六、偏向叶赫，派使臣侮辱后金；七、不准后金兼并哈达，对叶赫兼并哈达不闻不问。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68，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析“七大恨”，其中四条与叶赫部有关，其他三条是对建州本部的压迫。这说明努尔哈赤进攻明朝的战争，既是反对明朝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又是实现满族统一的战争。努尔哈赤率兵两万，一举攻下抚顺，明抚顺游击李永芳投降，不久又攻下清河城。抚顺和清河的失陷，给醉生梦死的明神宗以极大的震撼。明政府从全国各地拼凑了八万多军队，加上叶赫部和朝鲜援军，以杨镐为总指挥，企图一举消灭努尔哈赤。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初一，双方于萨尔浒展开决战，明军大败，文武将吏死300多人，士兵亡45 800余人。

萨尔浒战役是明清兴亡的关键一战。战后，努尔哈赤乘胜攻下开原、铁岭，兼并了叶赫部，从此成为崛起辽东，问鼎中原，与明朝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昏庸的明神宗于第二年死去，对明朝来说似乎是值得庆幸的事。太子朱常洛继位，仅一个月时间就因医疗事故猝死，是为光宗。光宗15岁的长子朱由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当上皇帝，是为明熹宗。明熹宗不像他的祖父那般迷恋金钱，但是明朝文武百官们很快发现，他们遇到了一个更加糟糕的皇帝，因为明熹宗把他个人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制造精美的木器上面。历史的确好与人们开玩笑，据载：

熹庙性善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就，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善，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惟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能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营造得意，即膳饮亦忘，寒暑罔觉，其专意如此。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上册，250~251页。

明熹宗把皇宫变成了木匠铺，整日叮叮当当沉溺在挥舞斧锯锛凿之中，这就给大宦官魏忠贤以窃权的方便。魏忠贤本一无赖少年，整天在赌场鬼混，因欠下赌债无力偿还，自阉入宫，在宫中以结交明熹宗的乳母客氏而飞黄腾达。明熹宗当上皇帝后，即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哥哥魏钊都当上了锦衣卫千户。魏忠贤本不识字，但因客氏的关系竟被委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史称：“客氏淫而狠。忠贤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他们二人深受熹宗信任。魏忠贤很会弄权，他利用明熹宗喜好制作木器的特点，“（熹宗）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则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明史?魏忠贤传》，卷305。，这等于把国家大权完全交给了魏忠贤之辈。

魏忠贤窃国专权，遭到了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的强烈反对。天启四年（162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揭露他犯有揽权营私、排斥异己、欺压百姓、草菅人命等24条大罪。疏中字字皆实，魏忠贤十分惶恐，跑到明熹宗面前痛哭流涕，请求辞职，而客氏在旁边巧妙地为他开脱。糊涂的明熹宗认为只有魏忠贤和客氏对己忠心耿耿，第二天传旨严厉斥责杨涟。魏忠贤从此更加猖狂，他与大学士顾秉谦等人狼狈为奸，大肆迫害东林党人，首先罢免了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佥都御史左光斗等数十人，不久又借故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六人，严刑拷打，使其惨死狱中。《明史?杨涟、左光斗等传》，卷244。

明朝政府至此陷入一片昏暗，魏忠贤大权独揽，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地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甘心受他摆布的宦官有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30余人；文官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将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还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简言之，举朝官员慑服于魏忠贤的淫威，即甘当他的爪牙亦不以为耻。魏忠贤出行时，高车驷马，铙鼓鸣道，随从上万人，所过之处，文武百官们都要跪在道旁，高呼迎接“九千岁”。《明史?魏忠贤传》，卷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