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曾國藩絕交內幕zt

左宗棠、曾國藩均為晚清咸豐時期的一代名臣，都為同治中興立下汗馬功勞。他們對中國近代歷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人共事10餘年，交情甚厚，道德文章不分伯仲。然而自同治三年，湘軍攻克天京，二人割袍斷義，再無書信來往。此事正史多為之隱諱，甚至二人的年譜中，都從未提及。清末李伯元所著《南亭筆記》中對二人絕交經過有所記述。為證野史，筆者翻閱了曾左二人的全集、年譜、傳記，對其中原委略作勾勒，進而試探其究竟。

　　曾左二人都為湖南同鄉，自從咸豐二年，曾國藩和丁母憂在湖南原籍舉辦湘軍，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當時左宗棠為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因公務書信往來不絕，交情日厚。曾國藩後來因率領湘軍鎮壓太平軍，地位顯赫，督兩江，領四省。曾國藩素來知人善任，網羅人才，由他推薦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數，一時出現了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傳言。左宗棠雖未進士及第，但憑着自己的才幹，此時已名滿天下。曾國藩軍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這樣的人才，左宗棠在咸豐十年被曾國藩聘為幕僚。

　　此時清朝與太平軍的戰爭處於膠着狀態，正當用人之際，由於曾國藩的極力推薦，左宗棠被清朝任命為四品京堂候補、襄辦曾國藩軍務的頭銜，隨後被曾國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這年6月，清政府有意調左宗棠前往四川督辦軍務，曾國藩認為左宗棠可以獨當一面，現在突然要調走左宗棠，無異於斷其臂膀，於是曾國藩婉言謝絕了清廷的諭旨，從中可見曾國藩對左宗棠多麼器重。隨着安慶的克復，湘軍為完成對天京的包圍，進一步牽制天京外圍的太平軍，曾國藩決定對浙江出兵，那麼選誰為統兵將領呢?曾國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國藩認為，左宗棠平時用兵取勢甚遠，審機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沒人才。曾國藩不但把駐紮在贛浙邊界的湘軍統歸左宗棠節制，而且給了他向皇帝的專奏權和徵收厘金權。從此，左宗棠青雲直上，在對浙用兵中充分顯示了自己的才幹，和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共稱“曾左李”。此時曾國藩對左宗棠的信任已是無以復加。住來書信中處處對左宗棠以兄弟相稱，而自謙為弟。曾國藩對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國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然而兩人在表面友善的背後，並非毫無矛盾。左宗棠個性剛直果斷，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惡如仇。雖然才華橫溢，然而多次進京趕考卻未及第，且始終特別敏感，稍被人怠慢或過分謙讓，都可引起激烈的反應，而且言詞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謙讓，用了“右仰”這樣的客套話，左宗棠很是不快，說道：“他寫了‘右仰’，難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話後來傳到曾國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時曾左二人雖然關係上有裂痕，但還只表現在個性差異上。真正關係破裂還在天京城被攻克，兩人就洪秀全的繼承者幼主洪天貴福是否已死的問題，向朝廷打起的筆墨官司。

　　天京攻陷後，曾國藩向朝廷奏報克復金陵，所有悍賊被一網打盡，並特別指出，城破後，偽幼主積薪於宮中，舉火自焚。這就凸現了曾國藩對太平軍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稱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出偽幼主洪天貴福於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餘眾。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報後，對曾國藩大為不滿。曾國藩平生自認為以誠信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則無異於欺君罔上。於是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天貴福可能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餘眾偽稱尚存，這是古來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虛張聲勢，不過是邀功請賞。左宗棠看到此奏後，又上書為自己辯解，對曾國藩言詞激烈，口誅筆伐。至此曾左二人的關係已不可挽回，十幾年的交情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諸東流。

　　此後左宗棠在出任陝甘總督過湖北遇見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時，曾談到他和曾國藩絕交的原因，他說過錯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這話不無道理，曾國藩太看重自己的名聲，而左宗棠一貫語無遮掩，這是他們關係破裂的根由。但同為一代名臣，始終不因個人恩怨而在公務上掣肘對方。曾國藩為左宗棠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而且推薦自己最得力的湘軍將領劉松山隨之西征，左宗棠在陝甘新疆建功立業皆賴此軍。因此後人評論說：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也。曾國藩在以後的所作所為上顯然要比左宗棠顯得更大度一些。曾國藩後來聽說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喜訊後，自嘆不如左宗棠，認為左宗棠的能力天下無二。左宗棠平定新疆後，清廷擬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認為從前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左宗棠在新疆建立功立業所依靠的將領劉松山和湘軍又是曾國藩所派遣的，於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晉二等侯，以示稍亞於曾國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逢人便罵曾國藩，經常是喋喋不休。

　　然而名臣畢竟是名臣，當曾國藩離世時，人們紛紛猜測左宗棠可能不會致祭，左宗棠卻送來了他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欺無負平生”。這是左宗棠對曾國藩和他們兩個關係由衷而做的評價。此後他在給兒子的家書中說：“從前我與曾國藩彼此之間的爭論，可以說是除去世事的變化，一點也沒有待人處事寓於心機的意思，在這感情悲傷沒有閒暇的時候，還有理由與他負氣嗎?‘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句話也久見於我寫給朝廷的奏章中，並非我從前對他詆毀今天對他讚譽，孩兒你應該知道我的心思。我與曾國藩所爭的是有關軍國大計方面不同的意見，而不是爭權競勢所能比的。對那些心術不正、妄加評定之詞，何不一笑置之呢?”左宗棠的輓聯使我們重新看到了其自身人格的完滿，同時又襯托出曾國藩為人處世的情操決非等閒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