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族歷史是一種財富(圖)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05/15191034148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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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05日15:19 新民周刊

復旦大學吳景平教授

　　“國共兩黨的歷史、昔日民國顯族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財富，我們對這段歷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們的獲益就越多。”

　　撰稿／賀莉丹(記者)

　　多年來，作為中國大陸最權威的宋子文研究專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兼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吳景平教授以《宋子文評傳》、《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編年》等著作享譽學界。他曾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悉心研究宋子文檔案，並數次前往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台灣地區的檔案機構發掘相關史料，並且發起和主持了近日在復旦大學召開的美、日、韓以及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地區著名學者雲集的“宋子文與戰時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6年6月23日，吳景平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的獨家專訪，詳盡解讀宋子文。

　　宋子文遺產淨額：500多萬美元

　　記者：1985年，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書，《宋家王朝》中文譯本首頁中就有這樣一句話，“宋家王朝聚集了這個時代最大財富的一部分，《不列顛百科全書》稱，‘據說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在您看來，西格雷夫的這種說法是否屬實？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資產？

　　吳景平：在宋子文所處的那個時代，不要說全球範圍，即便在中國，宋子文也談不上是最富有的人。現在的宋子文檔案，經有關方面核實，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財產為200萬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時，加上房產等變賣他的總資產達800萬美元，扣除200多萬美元稅款後，宋子文遺留給夫人張樂怡的遺產為500多萬美元。

　　我在晚年宋子文檔案中看到，當時宋子文非常關注股票和債券的價格，他會仔細抄下股票行情，用筆記下股票原始價、漲跌幅度，這是散戶的個人理財心態，比爾·蓋茨顯然不會關心這些。(笑)

　　記者：您是如何看待所謂的“宋子文貪污斂財”這個疑團？

　　吳景平：上世紀40年代後期，有關“四大家族”斂財的提法就已出現，如認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聚斂了中國整個財富的80%，這種說法顯然是針對一個政權整體而言。具體到孔祥熙、宋子文這樣的國民黨高官，他們的事業與他們所處地位有着怎樣的關聯、他們是否違背了當時的制度許可非法獲取個人財富，我們都必須用非常嚴謹和科學態度去分析，要反省當時制度層面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以往提法是正確的，就應該用可靠的史實去充實它，使得以往提法在今天仍具有獨到的合理性。

　　目前對宋子文存在疑問的地方是，由於宋子文參與了抗戰時期美國對華大量財政經濟援助的談判，有說法認為宋子文有可能將這些財政經濟援助轉換為個人與家族利益。

　　實際上，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實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張確立一個嚴格的預算和決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的身份訪美，和美國簽訂了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其後宋又參加了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並訪問英國、德國、意大利和法國等國，宋子文回國後，審計部門就致函宋，要求他將出訪賬目報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報告。這說明，一些現代化制度已開始確立。

　　1933年宋子文辭去了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之後，在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公司、廣東銀行，他確實有個人股份。

　　應該看到，無論是抗戰爆發前宋子文直接參與談判的5000萬美元“棉麥借款”，還是抗戰爆發後宋子文作為駐美代表談判先後達成的鎢砂借款、金屬借款、平準基金借款和後來宋子文以財政部長身份達成的5億美元借款，這些大數額的國際借款在銀行開設賬戶和動用賬戶數額在當時已建立非常嚴格的制度。比如，這些借款的動用均受國民政府財政部控制，這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胡佛研究所都有相關檔案，我們可以看到，軍方占了很大一部分支出，用於購買美國武器和卡車、軍用醫藥設備等物資，借款支出方向非常清楚，並向國民政府各有關部門、國民參政會和美方備案。這說明，對戰時借款的動用總體上是有相應的制度約束的，並非個人行為。

　　1946年底和1947年初爆發了黃金風潮，當時宋子文擔任行政院長。抗戰後期通貨膨脹日趨嚴峻，政府是消極順其自然還是積極應對？宋子文選擇了後者，從1946年2月份開始，對獲得美國援助的期望和對國內秩序的自信是宋的外匯和黃金市場政策出爐的重要動因。從實際情況來看，外匯和黃金市場的開放供求無法平衡時，問題就會顯現，特別是隨着內戰的爆發、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失利開始顯露端倪時，對外匯和黃金的需求更是到了非理性狀態；制度的腐敗開始顯現，一些軍隊長官和軍政機關的首長往往剋扣下屬薪水，在外匯和黃金市場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現實的軍事、政局、體制、外交處境都不利於宋子文繼續維持外匯和黃金的開放，最後蔣介石緊急叫停。在黃金和外匯風潮中，宋本人或宋家族是否獲利，目前沒有材料能支持這一點。

　　我想說明的是，在已有制度的限制下，宋子文或其他人要直接把國外借款中飽私囊，是不那麼容易的。但這個過程中也不排除以下情況的發生，比如，無論是國防物資供應公司還是資源委員會，在美購械購料過程中是否涉及回扣；甚至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在美國中方機構各級人員是否收取回扣……對於這些疑問到現在為止還沒見有可靠史料的支撐。我的看法是，今天我們只是簡單地提出以往已有的疑問那是不夠的，僅僅簡單地重複以往的指責甚至加以泛化，則是不科學的，這裡需要用科學求實的精神，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我們從宋子文的檔案中可以看出來，無論是作為駐美特使，還是作為外交部長，宋子文確實關注着和他個人相關的事業，比如廣東銀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業務，這幾家機構有重大具體事務都會向宋子文請示，宋再以電文告知。從頻繁的通信中，我可以看出宋子文對自己的事業和家人投資很關心，同時宋子文還是很有制度約束和規範的意識，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萬不要干違紀之事，比如他告訴宋子安，你們不能違反美國政府的規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夾寄股票和有價證券。

　　但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台灣的檔案機構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檔案中，還沒有發現大家所公認的足以證明宋子文“貪污”的證據。需要指出的，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無論蔣介石、宋子文或者其他民國政要，都是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環境的產物，他們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作為都不僅僅代表個人，在可靠史料基礎上弄清他們的主要經歷和作為，予以全面、客觀與科學的評價，是非常必要的；同時應當重視分析社會的和體制性的因素。如果僅僅關注個人操行問題，那就無法從這段歷史中汲取有益的借鑑。

　　個性鮮明的宋子文

　　記者：您曾赴胡佛研究所專門查看和研究宋子文檔案，胡佛所開放的宋子文檔案對研究者帶來哪些重要突破？

　　吳景平：2005年，我去胡佛所看宋檔，在那裡呆了兩個月，側重研究抗戰時期宋子文的人際關係，尤其是宋子文和國民黨政要和名人間交往的信件、電報、與美方會談記錄等，以及宋子文帶到美國的國民政府重要政策文件等。

　　現在胡佛所典藏的宋檔的開放度相當大，其中有不少內容是反映宋子文的私人生活的。比如宋子文會關心：他人到美國了，可是張樂怡的首飾還留在國內；或者他的某幅字畫還在掛在寓邸的廳里，不知下落怎樣……(笑)

　　我還發現，戰時作為蔣介石個人代表和外交部長的宋子文雖然長駐美國，但他對個人在國民黨政權中的地位，對自己能否獲得最高決策者蔣介石及國民黨其他政要的信任，並沒有把握，宋子文也因此感到非常壓抑。

　　記者：在您看來，宋子文與哪位姐妹的關係最好？

　　吳景平：宋慶齡在宋家三姐妹中，性情最溫和，對弟妹的關愛如同母親。在宋子文看來，妹妹宋美齡貴為“第一夫人”，不缺乏財富和尊重；而二姐宋慶齡需要更多親情關懷和理解，宋子文與慶齡的關係最好。

　　記者：在您看來，宋子文與蔣介石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宋子文在1949年赴美後處於怎樣的境況中？

　　吳景平：蔣介石對宋子文的態度包括，一方面，蔣對宋的理財和外交才能頗為器重；另一方面，蔣認為宋的個性並不為自己所駕馭。所以，蔣表面上授予宋對美交涉的全權，但實際上蔣並不完全信任宋，很多問題蔣仍要宋向他請示。但宋子文卻認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很多問題宋子文更是先直接找白宮和其他美國軍政當局了解情況和進行必要的疏通，在他看來，要談到有把握時才告訴蔣。特別在後來，宋子文與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之間的互信都成為問題。

　　孔祥熙被稱為“Yesman”，宋子文也會說“Yes”，但他會搞清楚說“Yes”的原因，實在忍無可忍時，宋子文乾脆說“No”。當固守自己的理念和價值取向時，宋子文會同蔣介石及國民黨其他要員發生衝突，他的個性相當鮮明。我在宋與蔣交往過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恭敬的言辭背後實際是對蔣介石相當的保留。

　　以往我們都說，宋子文最後是被蔣介石拋棄的。不是這麼簡單，這種結果也是宋子文的選擇，宋子文已不願意將他的政治生命和那個已經走向末途的國民黨政權有過多公開和直接的聯繫。對大陸戰敗退守台灣的國民黨和蔣介石，宋子文已不再抱現實期望，雖然他和這個政權還有各種聯繫，偶爾也去台灣，但宋和這個政權實際已做“切割”，可以說宋子文是“哀莫大於心死”，也可以說他認識到定局已很難改變。

　　記者：您如何定位宋子文？

　　吳景平：首先，宋子文對中國的國家、民族和文化認同非常強烈和堅定。

　　其次，宋子文對國民黨政權和作為國民黨陣營主體部分的蔣介石，可以說是“從一而終”。比如1931年，蔣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也宣布下野；1949年，蔣介石宣布下台，宋子文也宣布辭去廣東省主席職位。儘管宋子文和蔣介石在具體政策、價值取向、個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別、分歧有時甚至矛盾衝突非常大，他內心也知道蔣介石並非最理想的當政者，但宋認同蔣對國家、民族和文化的認同。

　　再次，宋子文對西方經濟、社會、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他那個時代是比較多的，宋在留美回國後，無論身處不同的階段和身份他都希望將西方制度引入中國。不過他並非簡單照搬，而是考慮將西方制度與國民黨的政權建設和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體制相結合。

　　最後，宋子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一直相當關注，他比較務實，政治傾向也不像國民黨營壘中的“頑固派”那樣強烈。宋子文能比較客觀地看待國民黨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說他能比較客觀看待中共、看待周恩來和毛澤東，和他們也有過較好交往。沒有這樣的基礎，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變中發揮很好作用。西安事變解決後，宋子文也感到對不起張學良，對蔣介石等人沒能信守諾言也非常不滿，對張學良本人及其親屬則千方百計予以關照。

　　學者需要尊重歷史

　　記者：以往都是將宋子文作為國民黨官僚資本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宋子文與官僚資本的關係？

　　吳景平：國民政府時期的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發展演變可分為幾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宋子文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關係不同。

　　在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形成初期，宋子文與其關係密切，從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身為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第一任央行總裁，為國民黨政權的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打下了制度基礎。宋子文顯然很注意制度建設，他對當時的銀行制度、貨幣制度、財政制度建設，對關稅、鹽稅和統稅制度的改革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們今天來看這些制度，至少給我們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對我們今天的國企改革和金融、外匯市場建設等都有借鑑意義。我們可以看到，舊中國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急劇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經濟在曲折、反覆地往現代化方向行進，中國同時也在被動應對國際化的挑戰。

　　從1933年宋子文先後辭去央行總裁、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職務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得到了極大加強，但是宋子文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卻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宋子文雖然以董事長的身份直接掌控了中國銀行的經營管理大權，但他實際已退出國民黨政權的決策核心，而集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於一身的孔祥熙職掌着財經大權。

　　宋子文再次與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有直接關聯是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以行政院長身份復出，並通過擔任中央銀行總裁的貝祖詒對戰後國家資本、官僚資本的運作機製發揮影響。

　　還應該指出，在上述整個過程中，有一種很重要的力量是孔、宋無法掌控的——軍方的力量，軍方直接掌握的經濟力量，包括對外軍工貿易，這是蔣介石直接掌控的。

　　當年中共指稱“四大家族”聚斂巨額財富、操縱國家經濟命脈，主要指的就是資源委員會。資源委員會起初隸屬軍事委員會，宋子文無法從制度上影響它。後來資源委員會控制着糖業、鋼鐵業、紡織業等重要產業，對其發展和膨脹起作用的第一是蔣介石，其次是孔祥熙，宋子文對資源委員會的發展並沒有多大影響，這個時候宋子文本人以及宋家族到底有多少份額，也很難講清楚。

　　記者：宋子文出身於近代中國一個不平凡的家庭，他本人曾經擔任過廣州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先後出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外交部長和行政院長等重要職務，從1923年到1949年，有長達26年的重要政治生涯。對您而言，研究像宋子文這樣一位有着複雜經歷的民國高層人物，感到最困難的是什麼？

　　吳景平：我之所以能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研究宋子文，得益於我們已經有了非常好的社會大環境，實事求是成為主要工作的指導性原則。但當時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沒有機會看到宋子文檔案文獻。

　　對我而言，所謂敏感問題並非很大障礙，我認為這段歷史的塵埃已落定，去年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歷史性的握手更說明，國共兩黨在1949年前的恩怨已成為歷史，現在無論作為政黨還是公眾，都已能用更健全心態來看這段歷史。大陸學術界和學者也能夠用更開闊的胸襟和更充分的自信心來對以往國共關係的歷史進行客觀的、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礎上的研究。

　　作為學者，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尊重歷史，對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權本身和民國人物我們都可以進行研究討論。當然，研究中國內部事務和研究中外關係取向不同，我們判斷中外關係問題時首先考量的是國家和民族利益；判斷中國內部問題，我們要看有關當政者是否符合社會進步與民主化進程，我主張看大的方面；另外，一定要將具體問題和這個問題發生的具體歷史環境、制度環境以及人際關係網絡聯繫，不要脫離具體歷史條件。

　　此外，我們還需要多視野、多角度的比較觀念，比如，我們研究宋子文時，要將宋與同時期的其他人物做比較，還可以將宋的前後不同階段比較，給予他恰如其分的評價。這個評價基於具體時間、具體事件而言，不要輕易做總評價。

　　以上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並非短期能解決。宋子文檔案有幾十盒，每盒都有數以百計的文件，其中大量是英文檔案，中文檔案有很多是手寫稿，字跡辨認很困難。這些資料用特殊方式記載了我們國家、民族、社會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很多問題，獲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經驗教訓，它不僅僅屬於胡佛研究所，也不僅僅屬於宋家後人，而屬於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

　　記者：作為首次在大陸召開的關於宋子文研究的論壇，宋子文的後人也從美國專程趕來參加。在您看來，我們現在研究昔日民國顯族的歷史具有怎樣的價值？

　　吳景平：關於近代中國重要人物的會議此前就已有，譬如關於張之洞、盛宣懷、袁世凱的會議；而關於孫中山的會議則更多了，宋子文並非第一個。但將以往我們給予負面定義的國民黨高層人物以研討會方式進行直接研究，這是第一次。

　　國共兩黨的歷史、昔日民國顯族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財富，我們對這段歷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們的獲益就越多。今天的史學工作者一定要具備這樣一個責任感：在實事求是研究相關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風氣上起引領作用。如果我們無限制地對前人拔高或貶低，那麼我們的後人也會這樣對待我們。

　　我們要對特定歷史事件和人物負責，對以往結論我們要客觀看待，分析這種結論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戰犯”的提法都有其歷史必然性，我不贊成簡單否定以前的評價，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當時提出這些評判的歷史條件和它起到的歷史作用。

　　最後需要指出：對宋子文個人和他處的時代，我們的了解是有過程的，我個人的認識也在不斷升華，這種升華是必需的。我們不是簡單重複前人，而是要尊重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