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既不是經濟增長的直接誘因，同理，它也不會是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對政治改革的人往往從俄羅斯民主化與經濟衰退同時存在的事例中推出這樣的結論：經濟衰退是“休克療法”所致，而“休克療法”則是政治民主化的產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經濟衰退的原因。這一論證分為兩個步驟，其中每一個步驟都是可質疑的。

　　從俄國的轉型過程中到底能學到什麼經驗教訓？

　　“休克療法”是指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套激進策略，主要包括穩定化（以緊縮反通脹並建立宏觀均衡）、自由化（放開物價）、私有化（明晰產權）。[14]關於實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療法”的說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實行民主化的國家同樣可以採取“休克療法”。例如，智利是實行經濟穩定化改革的一個典範，但主持這一改革的卻是皮諾切克軍政府。又如，中國並沒有實行民主化，卻在1988年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宣布要“價格闖關”；後來也基本上是在集權體制下實現價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與民主化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更不能說，實行民主化就一定要採納“休克療法”。同樣是民主國家，可以選擇不同的經濟政策。例如，歐洲大陸國家多實行社會市場經濟，而美國則堅持自由市場經濟。蘇聯東歐等經濟轉軌國家大多採納了“休克療法”的建議，這只是反映了人們在那個歷史時期的認識，這與民主化的本質無關。如果“休克療法”確實造成了種種不良後果，中國實行民主化時完全可以拒絕“休克療法”，沒有理由非重蹈覆轍不可。把“休克療法”與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邏輯上是不通的。

　　至於“休克療法”與經濟衰退的關係，現在還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據金雁、秦暉等的研究，與波蘭、捷克、匈牙利等國相比，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既不堅決也不徹底，但是俄國的經濟衰退卻比前者嚴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羅斯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實施了“休克療法”，還是“休克療法”不徹底、半途而廢，還不能輕易下結論。此外，還有像白俄羅斯這樣的獨聯體國家，對“休克療法”抱有強烈的牴觸，結果其經濟困境比俄羅斯還嚴重。總之，不管是否採行“休克療法”、實施的力度如何，蘇聯東歐各國全都出現過一段經濟滑坡，就連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東德也不例外。這只能說明，“休克療法”與經濟衰退的相關性並不顯著。

　　反對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歡比較中國和俄羅斯（蘇聯）的改革：前者全神貫注於經濟領域的改革，使得經濟長期增長；後者熱衷於政治領域的改革，導致經濟持續衰退。然後用這種膚淺的比較推出這樣的結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會妨礙經濟改革與經濟增長。之所以稱這樣的比較過於膚淺幼稚，首先是因為論者的觀察期過短，僅僅用一個國家的短期經濟現象去推估其長期趨勢，缺乏可靠的依據。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明顯放慢，今後趨勢如何尚難判斷，而俄國的經濟情況卻開始好轉，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釋呢？其次，這種比較忽略了中俄兩國經濟增長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實驗型研究，恰當的比較方法應當是排除了諸多因素的影響後再尋找某一因素與結果之間是否有比較確定的因果關係。國際比較研究雖不能做實驗，但也應注意觀察對象之間的可比性。例如，中國和越南兩國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較接近，從研究角度來看雙方的改革有相當大的可比性；可是，兩國的改革並無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孰先孰後的區別，所以欲作比較研究就不能沿着這個方向進行。中國與俄羅斯社會在改革前有諸多明顯的差別，這些差別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着各自改革的路徑選擇。因此，上述關於中俄兩國優劣及政治改革應否緩行的結論，不過是些泛泛之議，與科學的分析研究風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羅斯是個一元社會：城鄉居民都已成為“單位”社會的一員，既受到總體性社會對個人自由的種種約束，又享有“單位人”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待遇。而中國則至今仍是一個二元社會：小的一元是吃皇糧、享受財政補貼的“單位”社會；大的一元是由農業戶口和一部份非農業戶口構成的非“單位”社會。黨政機關和國營企事業單位職工及其家屬（簡稱“單位人”）是中國特色的中產階層，也是政權的社會基礎。至九十年代中期為止，中國的經濟改革可以說是一種外圍體制改革，或者乾脆說是（“單位”社會）體制外改革。此類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為它是一種“自費改革”。例如，農村改革只須撤銷一些禁令，給予農民一些選擇的自由，並不需要國家財政拿出錢來；原來的“單位人”如果想到市場經濟中闖蕩，首先要辭去公職，其風險與代價只能由自己承擔。但當經濟改革深入到中國社會的核心──“單位”社會、要求“單位人”大批下崗時，“自費改革”就行不通了，於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觸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羅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個非“單位”社會的廣闊外圍，經濟改革一啟動就不得不觸動“單位人”，就必須進行大規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產業的職工與製造產業的職工之間、在職職工與退休人員之間），就要依賴國庫為改革的成本付帳（至於如何把財政負擔分攤給民眾是下一步的問題，暫時迴避的方法是對外舉債）。所以，在俄國根本就不存在中國式的“漸進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間。而且，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獲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國政府連最起碼的價格自由化改革都無法貫徹。60、70年代東歐國家的數次社會動盪與政權更迭都是源於不成功的價格改革嘗試。

　　俄羅斯能在經濟持續衰退的情況下依然維持住全民的社會保障，而中國政府卻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不得不設法擺脫對僅占人口百分之十幾的“單位人”的社會保障承諾。若認真考慮一下其中的含義，就會明白，中國人無知地嘲笑俄國人的艱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滿自傲是多麼愚蠢了。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改革到了90年代後期便已失去了支撐政權的社會中堅──“單位人”的支持，此後空前嚴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機正逐漸浮出水面。擺脫眼下危機的途徑有兩條，或者通過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轉向威權統治，更多地依賴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認同和“社會契約”──即以經濟利益交換政治服從，以“甜頭”堵住“舌頭”。[15]

　　除了計劃經濟體制內在的種種弊端之外，導致90年代俄羅斯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還有以下幾點：一，經濟分工與合作體系的破壞；二，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的滯後；三，分利集團在經濟改革中的消極作用；四，貿易條件的惡化。

　　前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並且把經濟分工與合作的範圍延伸到“經互會”組織的所有國家。在這個跨國計劃經濟體系中，“經互會”各國對某一產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國的一家或幾家專業化大型企業生產供應的。這樣的國際分工發揮了跨國計劃經濟體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於改善產品質量，但卻要求各國保持相同的計劃經濟體系並服從核心國家的指揮調度，有較高的計劃和協調能力，並時刻緊密維持着“經互會”國家分工合作體系的完整性。但是這一體系突然崩解了。自蘇聯轉變成獨聯體後，原來的國內貿易變成了外貿，獨聯體成員國之間出現了國際結算、匯率、海關等貿易障礙；而“華約”和“經互會”解散後，東歐國家為了獲得硬通貨而紛紛選擇西歐國家為主要貿易夥伴，申請加入歐盟，參與歐洲經濟一體化，割斷或削弱了與俄羅斯的傳統經濟聯繫。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的緊密型跨國和全聯盟經濟體系的解體對俄羅斯經濟的打擊是非常慘重的，許多企業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銷售對象，而同時卻要在沒有出口的情況下用外匯來購買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專用設備，這當然會導致生產的停頓與產量的下降。據一些經濟學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間，獨聯體各國的經濟滑坡幅度中約有50%以上是以前的統一經濟空間瓦解的後果。[16]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卻因毛時代的國際孤立而“種禍得福”了。從50年代中期開始，毛澤東就逐漸修改中國的蘇式計劃經濟體系，不再強調“全國一盤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對完整的經濟體系，由此埋下了重複建設和地方保護主義的禍根，但同時也使中國經濟在轉型期獲得了較大的靈活性與抗衝擊性。

　　前蘇聯為了與美國爭霸，把國民經濟變成了一個大兵工廠，經濟結構畸形發展。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算，蘇聯與國防有關的產品與服務接近GDP的40%，這個比例高出中國幾倍。蘇聯與美國簽訂核裁軍和常規武器裁軍協議後，進而從阿富汗撤軍、實現中蘇和解、解散“華約”，結果蘇軍（俄軍）幾乎完全停止了軍事採購。這樣，大批國營軍工企業不得不由軍品轉產民品，其結構調整不僅非常緩慢，而且相當艱難。因此，俄羅斯還未享到和平帶來的“紅利”，卻先飽嘗了生產過剩、工人失業和企業倒閉的苦痛。

　　在前蘇聯時期“分利集團”便已形成，有的是行業型（如軍工、能源集團），有的是地區型，還有的是由中央機關幹部與地方領導人組成的龐大的貪污網絡（例如通過操縱棉花的生產、加工、貿易而大獲其利）。於是，在俄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原來隱蔽着的“分利集團”搖身一變就轉化為公開的寡頭金融工業集團。著名學者麥德維傑夫指出：“無論在政權機關中，還是在俄羅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數的是那些80年代與黨政機關、經濟機關有密切關係的人。”俄羅斯的新聞媒體也直言不諱地說，俄國的暴發戶中，61%的人是靠將國有企業化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業老闆是過去的社會主義企業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下，工廠被以很低的價格賣給了廠長，而“銀行家”們的大多數銀行都是靠政府資金建立起來的。在“分利集團”的強烈反對下，蓋達爾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療法”僅持續了半年；1992年7月，俄羅斯議會便推翻了政府的緊縮預算，大幅放鬆銀根，靠大印鈔票來彌補赤字、增加國企補貼，這些飲鴆止渴的措施使得經濟更加困難。本來，價格自由化的目標是實現市場均衡價格，越南的一步到位價格改革就相當成功，有效地遏止了通貨膨脹。但俄羅斯由於“分利集團”勢力強大，能源與原材料產業都控制在壟斷寡頭手中，他們操縱價格的結果使惡性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正如奧爾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團”使全社會採用新技術、新制度（即社會技術）延緩以及在生產情況變化時阻礙重新分配資源，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率。[17]

　　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場能源價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氣為主要出口商品的蘇聯（俄羅斯）每年減少幾十億至上百億美元的外匯收入，這對俄羅斯的經濟衰退具有重大影響。當2000年世界石油價格強烈反彈時，俄羅斯的外匯收入激增，財政狀況明顯好轉，出現了10年來的首次大幅度經濟增長。

　　除了貿易條件的變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上述幾個導致俄羅斯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都與政治腐敗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這裡，對政治腐敗應作廣義的理解，不應限於掌控政治權力者的貪污受賄、玩弄女性等經濟、生活方面的腐化墮落，還要包括思想專制導致意識形態僵化、政治決策功能衰弱導致社會僵化等。前蘇聯實行的是思想控制、輿論一律、壓制言論自由、把不同意見打成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成了政權用以維持其壟斷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體與教科書上的說教與現實生活完全脫節，系統地培養並持續地強化說假話和兩面派的社會風氣。這一僵化的政治體系完全喪失了思想、政治上的敏銳性，對暗中滋長的民族主義和宗教意識毫無警惕，更沒有能力與之進行實質性對話和思想交鋒。各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領導人居然會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民族主義的旗手，聯盟分崩離析，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猛烈反彈，這足以說明僵化的政治控制體系及意識形態是何等的虛假無能，絕不能低估政治腐敗在人心瓦解、國家瓦解、經濟體系瓦解上的關鍵性作用。

　　從政治腐敗到政府無能

　　比較政治社會學的理論認為，衡量一個國家機器能力的不是其專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組織的能量、適應力和效力，即其政府組織是否足夠強；從這個角度來看，“硬政府”並不等於“強組織”，一個專制的國家機器並不等於有效的政府組織，因而也未見得在施政上是強韌的；而一個受憲法制約的或“有限的”國家政權，雖然在壓制民眾方面相當“軟”，但卻可能有效地執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職責和功能，所以並不見得是無所作為的“跛腳”政權。[17]

　　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國家機器是一個矛盾的實體：既強硬又無能，對持不同政見者非常強硬，在經濟與社會管理的決策方面卻毫無作為，隨波逐流，聽憑“分利集團”的擺布。所以人們把那個時期叫做停滯時期。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政府也是個相當“軟”的政府。有學者認為，無論休克療法還是保守療法都非萬應靈藥，但也不失為一種選擇，關鍵在於，任何方案都有其行為邏輯，方案的有效性取決於這種邏輯能否貫徹到底；無論採取激進方案還是漸進方案，都比一忽兒激進、一忽兒保守、朝令夕改、沒有章法要好。[18]然而在俄國，由於“分利集團”的強大影響，行政當局與議會之間長期處於拉鋸戰狀態，如此則任何“療法”都不能貫徹到底，其“療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當葉利欽在與議會的鬥爭中占據上風后，實現了“新權威”式的相對穩定的統治。但與此同時，他也從一個“闖將”逐漸變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與行事的價值取向逐漸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這一過程中，“新權威主義”下的轉型經濟為權貴資本主義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雅夫林斯基所言：俄國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頭統治，這種體制在原蘇聯時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蘇共垮台後，它只不過改換了門庭，就像蛇蛻皮一樣”。俄羅斯學者認為：那些金融工業寡頭選擇的是“官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官員並不非法占有國營企業的資本，而是在國營部門內部非法利用所有這一切”；“金融官僚資本並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國家所有制”，這些資本由於國家的民主程度不夠而被官僚控制並用以謀私。由此可見，形成寡頭的必要條件並非私有化過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夠。[19]

　　在停滯時期的蘇聯和轉型時期的俄羅斯，政治腐敗導致權貴“分利集團”的興起，而權貴“分利集團”的強大又進一步導致政府的無能與腐化，這種惡性循環給予人們深刻的教訓和啟示。由於未形成有規模的反對派組織或運動，蘇聯解體前後的執政者同屬原來的權貴集團，因此，俄羅斯的轉型與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的轉型表現出明顯不同的特點。

　　有學者認為，“俄羅斯現象”包括“分封化”與“犯罪化”兩種趨勢。“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來的國有財產通過不那麼明確的非法、但也不怎麼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轉讓給那些最有權勢的寡頭們，這個轉手過程並非通常理解的私有化或私營化。例如，俄羅斯政府要求由銀行或銀行主持的投資基金來接管龐大的國有企業，但這些銀行家和投資基金的主管們並沒有什麼資產，於是政府特許這些人成立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讓他們通過發行債券股票等方式，象徵性地對政府付極少的一點錢，用“空手道”就接管了國有企業的資產。

　　“分封化”的另一表現是，政府把原材料的開採經營權和出口貿易權讓給一些權勢集團來壟斷，這些人則把用俄國自然資源換來的外匯存在國外占為己有。像這種通過出口轉移出去的國有資產，據比較保守的估計每年在250億美元左右，從1991年到1999年至少已經有近2,000億美元流出境外，而同期俄國吸引來的外國投資總額還不及這個大出血數字的十分之一！與中國的情形相比，俄國外流黑錢的總數比中國少，但占GDP和外貿總額的比例卻比中國高。

　　對俄國社會的“犯罪化”，觀察家們的評價是：“在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俄國一樣，有組織的犯罪和大型工商業相互滲透重疊到這種程度，以致於經常無法分清楚，犯罪行為到何處止，合法正當的生意從何處始。”俄國的國民經濟整體有40%以上被控制在黑道手裡，而在幾個行業（比如銀行界、房地產界和消費品市場）里，黑道更是不容爭議的“龍頭老大”。[20]

　　中國的腐敗並不比俄國好到哪裡去。有的學者把中國現在的腐敗分為四種類型：一是稅收流失型腐敗，二是地下經濟型腐敗，三是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型腐敗，四是尋租型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每年在9,875億至12,570億元之間，占全國GDP總量的13.2%至16.8%。[21]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近來一再強調，中國改革的大關還未過，既得利益者已成為深化改革的阻力；要避免滑入法治不行、公權不彰、腐敗蔓延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如果延誤國有企業改革的時機，就要犯歷史性錯誤。[22]如果因為決策無能與政治僵化而使權貴“分利集團”坐大，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有可能半途而廢，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可能出現類似俄羅斯的那種情況，“俄羅斯現象”很快就會在中國全幕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