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向的巨龜--大明帝國zt

元至正28年，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公元1368年9月14日），大明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徐達站在大都的城樓上，極目北望，在他身後，微涼的秋風中，大明的軍旗獵獵招展。今年的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應天府正式建國稱帝，國號大明。從去年十月開始，二十五萬大軍由南向北，所向披靡，歷時近一年，終於在8月攻占了大元帝國的首都---大都。元朝最後一位皇帝，元順帝，已經與28日晨，北逃到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元朝近百年的統治，就此宣告結束。
此時的征虜大將軍徐達，完全有理由為自己感到驕傲。因為他是自公元936年之後，第一位率領中國軍隊進入並且攻占燕雲十六州的中國將軍。他也是自大唐天寶14年（公元755年）以來，第一位進入河北地區的代表中央政府的軍事將領。

936年-----1368年，400年的歲月，似乎彈指一揮。燕山還是那麼巍峨，遠處的居庸關還是那麼險要。似乎一切都沒發生過，一如盛唐時候的美麗多嬌。但是，實在是太長了。400年的時光，一個花團錦簇的王朝建立又滅亡了，“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倒了”。400年的時光，承載了無數的英雄豪傑的夢想。柴榮、楊業、岳飛、辛棄疾、文天祥，太多了，太多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陸游如果地下有知道，也一定會含笑九泉的吧。現在，所有的屈辱與苦難都成為了過去。久已消失的漢唐帝國的光榮與威嚴，又將到來。

應天府，夏天的燥熱還沒有過去，洪武皇帝朱元璋斜倚在龍塌上，看着自北方傳來的捷報。臉上並沒有出現驚喜的表情，似乎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元朝氣數已盡，儘管雲南等地還有蒙元殘餘尚未肅清，但是已經不足為濾。從皇覺寺的小沙彌到九五至尊的大明天子，短短十幾年的時光，太短了，太短了。佛說，剎那即是菩提，不知道，這一瞬間的永恆，是否能和長江一樣，永不停息？是時候做一次總體的規劃了，要保持帝國的千秋萬代，必須在這隻巨輪建造的時候，一絲不苟，必須考慮到一切可能的危險。這樣，才會在漫長的航行中不會沉沒。

大都的收復，標誌着從安史之亂開始的中華帝國的政治分裂的徹底結束。燕雲十六州的回歸，使得中華的錦繡山河又處於長城雄關的庇護之下。胡人憑一萬鐵騎就能飲馬長江的時代一去不返了。

每次讀到這段歷史的時候，總會感到激動。此時的大明帝國，如朝陽初升，謀臣如雲，猛將如雨。外部的政治，軍事環境空前之好，蒙古已經四分五裂，西藏沉睡在喇嘛的誦經聲中。

中國分裂400年的政治版圖重歸統一。無論從那個方面說，明朝都完全有實力成為漢唐光榮的繼承者。去恢復那些只能在泛黃的史書之中才能看到的帝國西域。可是，前進的車輪就在它運行最快的時候開始剎車了。統一中國內地之後，明朝基本上停止了對外的主動軍事行動。將北方的防線定在了長城上。此後的近300年間，除了永樂皇帝的五次親征之外，再沒有大明的軍隊出塞北征了。在西邊，明朝的軍隊止步在新疆哈密一帶，在滿足於察合台後裔的朝貢之後，帝國的西部邊境定在了嘉峪關。在東邊，明朝一度將勢力擴展到庫頁島一帶，但是，對於東北的女真，採取羈縻政策，200年間相安無事，帝國滿足於形式上的宗主關係。朝鮮又成為了忠實的屬國。甚至，連朝鮮的國號都是洪武皇帝欽定的。與日本也保持了互不相擾的政策。在南方，除了永樂皇帝發動的災難性的安南之戰以外（讓人想起了20世紀美國的越南戰爭）。基本無事。
如果，將古代中國比喻成一個人的話，那麼春秋戰國就是是它的少年時代，很多對世界，對人生的思考就發生在這個階段。秦漢時代是它的青年時代，勇於探索實踐的歲月。南北朝經歷了青春期的痛苦。到了中年的隋唐，從青春時代的困惑走出，步入了人生的輝煌期。隨後而來的則是宋元的中年危機。而到了明朝，似乎所有的熱情已經消耗殆盡，中華帝國步入了老年，顯得保守而安詳。的確，有很多人將明朝比喻成一個老人，甚至認為，就是在明朝，中國才開始落後於世界。那麼為什麼大明帝國在鋒芒正盛的時候選擇了背向世界？真的是中華帝國到了老態龍鐘的時候嗎？

如果將歷史簡單的比喻為人生的話，那麼，歷史就太簡單了，人生就太複雜了。事實上，明帝國的內向的國家性格，並不是單純的民族老化，甚至不思進取。個人認為，是下面的三個因素導致了當年朱元璋的選擇：
第一， 對於中華帝國歷史的總結和反思。
第二， 帝國在當時的政治現狀。
第三， 朱元璋的個人價值取向。

1] 第三帝國對於歷史的反思。

中國的歷史上，對於大一統王朝，依照期帝國的總體方針和國家性格，可以分為三個帝國時代：秦漢的第一帝國，隋唐的第二帝國，明清的第三帝國。

第一帝國時代，國家的總方針是各種政策方針的草創以及試驗時期。

秦帝國，秦始皇一統六國，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廢分封，置郡縣，同時，採用法家思想治理帝國，對內大興宮室，建直道，修長城，對外北逐匈奴，南征百越，使得人民疲憊，怨憤所積之下，輝煌的秦帝國只在歷史上存在了15年，隨着秦始皇的逝去，它也灰飛煙滅了。對於秦始皇，最令古代歷史學家詬病的就是他的“輕民力”。視人民如草芥。可是，從整個中國歷史進程來看，秦始皇及他的大帝國最大的貢獻就是定義了古代中國的國家觀念。即：中央集權的農業帝國。“封建”的政治格局，自秦開始，在中國迅速消亡。中國的古代，其實是沒有“封建”的封建社會。

漢帝國，總結了秦失敗的教訓，進行了穩步的試驗與創新。例如，將國家行政區域採取分封和郡縣兩種模式下，避免了秦朝單一郡縣的設定。廢除了秦朝的嚴刑峻法，採用以儒家學說為治國方略，王霸道雜用之的實施方法。在漢朝諸帝中，漢武帝無疑是最耀眼的一位。對於這位千古一帝，歷來褒貶不一。貶者，指斥他對內窮奢極侈，勞民傷財。對外窮兵黷武，大事征伐。褒者，認為他獨尊儒術，開立帝國國家哲學之先河，打擊豪強，揚威異域，除匈奴百年之外患，給了中國人挺立千秋的自信（“漢武大帝”的片頭字，嘿嘿）。其實，從中國歷史的全景上來看，漢武帝最大的功績在於定義了古代中國的世界觀念。就是；中國處於世界的中心（這決不是妄自尊大，而是當時中國人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通過對那時世界的實際考察得出的結論），按照“五服”來界定世界，並由此衍生出一整套國家外交以及政治理論。在在中央帝國的北邊，是主要的威脅：冷兵器時代最偉大的戰士----東北亞游牧民族（漢時的匈奴，唐時的突厥。。。。。。）。在西方，是一系列散布與綠洲上的印歐人種的小國，是中國的戰略盟友（“斷匈奴右臂”的國家戰略，從漢到唐一直得到堅持不輟的執行）。在極西部，有着和中國同樣輝煌的大秦國（羅馬帝國）。西南青藏高原的各個羌族部落（天仙MM的祖先）人數眾多，但組織鬆散，應力求避免他們與匈奴的結盟。東北邊的朝鮮半島，為帝國的東部屏藩甚至一度成為帝國的直接領土。東部大海中的日本諸國，與中國的文化聯繫較密而政治疏遠。這樣的世界觀念，一直到鴉片戰爭前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而中國，正是基於這樣的世界觀念下，通過“貢納制度”與各國進行交往和互動的。

第一帝國時代，中間經歷秦末變亂和王莽的篡漢，最後以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各州郡長官群起討伐董卓為標誌，結束了前後綿延400餘年的大一統歲月。帝國的崩潰，源於土地兼併引起農民破產的經濟因素（王朝土地的由分散到集中的過程幾乎是所有中國封建王朝由盛至衰的內在原因），以及外戚政治及宦官專權的政治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帝國滅亡了，但由它創造和發展的中國國家的世界理念（五服理論，其實，五服理論遠在漢朝以前的周朝就以產生，不過，漢朝是首先將其運用在國家政治中）以及在此基礎上衍生出的外交政策（以貢納制度為核心）卻獲得了成功。與其他王朝崩潰前軍事力量的孱弱不同，漢朝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其軍事力量依然強大，威脅帝國生存的外部力量已經被它基本肅清。這也從側面說明了帝國外交方面的成就。從漢武帝時期開始的爭戰，以打擊北方匈奴為中心，同時南征百越，東取朝鮮（朝鮮半島北部，在漢朝的大部分時間內是中國的正式領土），向西鑿空西域，東南西北打了一圈。最終確立了中國在東亞政治中心的地位。（漢朝以後的歲月即三國時代，中國軍隊的素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高峰。軍隊數量不多，但是質量極高。令我想起了二戰時期的德國軍隊。作戰類型是典型的謀略型。魏國在與南方兩國對峙的同時，依然取得了對烏桓戰爭的勝利。最後結束了南匈奴汗國。經營西域。蜀國在南方也取得了顯著的軍事成就。七擒孟獲的故事，不用多說了。可惜，目前沒有一部影視劇能夠表現那時侯中國軍隊的強大。張紀中作品裡的三國軍隊充其量只是農民起義軍的水平，而且還是起義初期。）

秦漢第一帝國國家理念和世界理念的形成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深深的烙印在了中國人的心中。成為其後繼者追求的理想國家模式和政治模式。而以華夏文明為支撐的新的民族---------漢族最終形成。

隋開皇9年（公元589年），隋朝攻滅陳國，結束了中國自東漢以來400餘年的大分裂。中華第二帝國（隋唐）正式建立。第二帝國的國家政策基本上承襲於第一帝國。並在原來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但是，在完全恢復第一帝國的國家地位並大大超過之後，第二帝國並沒有及時的停止擴張的步伐，過分濫用帝國資源以及權力分配的嚴重失調，終於導致了全國範圍內的秩序崩潰。由此帶來的政治影響直到明洪武元年才基本肅清。而且，第二帝國的由盛而衰，直到最後的黯然收場，其間的歡樂與痛苦，已深深的烙進了全體中國人的精神深處。在此後的一千年時間內，對中華帝國的國家性格發生着深刻和永久的影響。

產生與北魏時期的均田制與府兵制適應了連年爭戰引起的人口減少與土地分散的社會現實情況，唐朝初年，通過均田、租庸調製以及府兵制相結合，同時，精英階層充分吸收隋朝滅亡的經驗教訓。使得全國很快出現了自漢朝以來的繁榮昌盛的局面。而事實上，隋朝和唐朝的統治階層，也一直將恢復漢朝的偉大與光榮視為己任。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葡桃入漢家。”，這是當時的大多數文人對當時大唐帝國對外政策的反映。隋唐第二帝國建立後，對外發動了連續不斷的對外戰爭。當千年以後我們重新回顧第二帝國的征伐時，不得不承認，這些戰爭到了後來，已經遠遠的超越了最初發動這些爭戰的防禦目的。

中國駐印軍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將軍
親愛的孫將軍：
我已被解除中印緬戰區的職務，必須和您分別。要在長時間的並肩戰鬥後就這樣離
開您對我來說是很難的。如你所知，我一直堅持中國軍隊只要有適當的裝備和訓練，
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軍隊比肩，我很欣慰我們已經有機會將之證實了。您已經充分
證實了中國軍隊的勇敢和能力，而能為此略盡微力讓我非常驕傲。沒有人能抹殺我
們證明了的事實。從此已後，您已是世人矚目的軍人了。您已經為一支新的、善戰
的國家軍隊打好了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將能夠建立起使中國自由和強盛的陸軍。
您應該以您的此一成就自豪，我希望您能夠忘卻我們之間以往的所有誤會和衝突，
把我當作您和中國的朋友。
忠實的，史迪威美國陸軍四星上將

以上文字為1944年9月史迪威將軍致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一軍軍長孫立人將軍的告別信。

翻開中國的歷史，可以長篇累牘的看到中國政府對外戰爭的失敗紀錄。從宋軍對遼、金、西夏的一觸即潰，到明軍土木堡之敗，到甲午辱國，到豫湘桂戰役國軍的一敗千里。到處是令我們中國人臉紅的戰鬥。以致於外國人甚至中國人本身都認為中國人是不善於戰爭的民族，認為漢人儒弱，不是合格的戰士。其實，這都是對於民族臉譜化的最不切實際和對事實無知的結論（偏偏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喜歡用簡單的臉譜化來定義事物）。我要說的是，一場戰爭的結果，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較量的結果。其中的種種因素錯綜複雜。非一篇短文能夠闡述清楚。但是，單就國家正規軍隊而言，政治對與軍隊建設和素質的影響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在一個抑武崇文的國家政策下，是不可能培養出一直專業化、職業化和現代化的軍隊的。只能產生出有數量無質量的業餘化的軍隊。所以，評價中國軍隊在歷史上的表現，必須着眼與和軍隊同時代的國家政策。

通過通讀中國歷史，我認為中國人（主要是占絕對多數的漢族人）性格中天生具有不次於世界上任何民族的軍事天分。正如史迪威所言，溫和淳樸善良的中國農民性格中有着令人驚訝的堅忍精神。只要充分的調動起此種精神，甚至只需要稍微正規化的訓練加上跟的上時代的裝備，那麼一種驚人的戰爭力量則頃刻形成。例如，宋朝正規軍在女真鐵蹄下兵敗如山到的情況下，岳飛、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南宋中興四將）以非政府正規渠道訓練下的帶有私人性質的軍隊，全部由漢族農民組成，在對金國的戰鬥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戰績。以至於在“紹興和議”之前，宋朝在由東到西的各個戰線上已經由戰略防禦轉到了戰略進攻（沒有戰略相持）的態勢。尤其是岳飛的岳家軍，在和女真軍隊交手的過程中，幾個重要的大戰幾乎都是以少勝多。而且，戰鬥環境全部是北方游牧民族所擅長的野戰。而此時的金國，正是立國之初，氣貫長虹之時。同樣，明朝戚繼光訓練下的戚家軍，短短幾年內就平定了明朝自洪武年間就存在的倭亂，而倭寇，其實也是日本由於政治原因而流浪出來的正規軍人。還是在明朝，袁崇煥建立的關寧鐵騎同樣在後金/清朝立國之初，軍力正盛的情況下仍然取得了“寧遠、寧錦大捷”。並且在北京廣渠門外的野戰中，以9千對10萬，仍然取得了勝利。在抗戰中，孫立人將軍訓練的新一軍，在緬甸戰鬥中，整建制的消滅了日軍的第十八師團。待遠徵結束後，新一軍和日軍的傷亡比例為1：4。

通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軍隊的正規化建設直接影響着軍隊的素質。而國家的政治方向又決定着軍隊的正規化建設。一旦國家政治方向與軍隊建設背道而馳，則軍隊的戰鬥力將受到毀滅性的影響。

戰鬥的勝負並不能簡單的判定一個民族是否具有戰鬥素質，卻能夠判定一個國家的政治方向是否與軍隊建設發生衝突。凡政治利益與軍隊建設相牴觸的國家，國家正規軍大體不堪一擊。但是在國家危亡的時刻，人民的抵抗以及取得戰鬥的輝煌勝利，本身就說明了一個民族的軍事素質以及戰鬥精神的高超。

同時，必須清楚，軍隊利益，在任何時候，任何國家之中都必須為政治利益無條件的服務。一旦軍事利益凌駕於政治利益之上，則帶給它的負面影響則是深遠的和難以癒合的。而軍隊帶給中國的痛苦和創傷，從天寶十四年起就深深的印在了全體中國人的心靈中，直到千年以後。現在，中國人似乎也忘記了他們曾經有過的那支強大軍隊，忘記了這支軍隊曾經有過的輝煌。忘記了那茫茫萬里的大漠和草原。只剩下距中國國境線千里之外的唐朝古城，在在夕陽殘照中默默的荒蕪下去。

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天寶十四（公元755年）年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姑且不論它對於政治、經濟、乃至國家政策和國民性格的影響。單就中國軍隊建設理念來講，安史之亂是中國軍隊由正規化、職業化的質量型軍隊轉向非正規化、非職業化的數量型軍隊的標誌。從此以後，中國的軍隊建設受到來自與政治和文化領域的多方面的制肘。重文輕武的國家政策漸次形成。
雖然在唐之後的歷代王朝初建時由於戰爭環境的需要，軍隊的戰鬥力可達到正規化和職業化，但是，一待局面穩定，以文制武的國家政策立即開始運轉，軍隊素質迅速下降，其速度之快，令人吃驚。例如，明永樂時尚能5征朔漠，但僅僅70年之後，50萬的明軍就被數量遠遠低於自己的瓦拉打的全軍覆沒，連正統皇帝也成了俘虜。所以，以國家力量來長久的建設正規化、職業化軍隊的國家政策，自755年斷絕以後，直到公元1949年共和國建立之後才算重新正式啟動。
始建於唐高宗景雲年間的節度使，初時的目的是為了使應對邊疆的局勢更具有靈活性，其職權受到嚴格的監控。可是，隨着唐帝國巨大戰爭機器的開動，新的領土不斷增加，伴隨着新的敵人不斷湧現。而節度使的權力也逐漸由小變大。到安祿山叛亂之前，唐朝已經在邊疆設置了9個強大的藩鎮以及一個小一級的經略府。它們分別是：范陽（鎮撫契丹和奚）、平盧（鎮撫室韋靺鞨諸部）、河東（防禦突厥和回紇）、河西（切斷突厥和吐蕃的聯繫）、隴右（防禦吐蕃）、安西（統領西域諸國）、北庭（防禦突厥各部落）、劍南（防禦吐蕃和南詔），嶺南五府經略（鎮撫印度支那各國）。

毫無例外的，這些藩鎮的設立，最初的目的都是為了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帝國軍隊能夠保持最大的機動靈活性，從而更有效的維護帝國在現今的東北、朝鮮蒙古、新疆、中亞、青海、西藏、雲南、印度支那半島等地無處不在的利益。

這些藩鎮的職能，基本類似與現在美國在沖繩、關島、韓國、關塔納摩等海外軍事基地。可是，這些藩鎮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後，毫無例外的全部具有了相當恐怖的進攻能力。而且，軍隊與將領之間的聯繫也日漸超出了安全警戒線。應該承認，唐朝面臨的國際環境是歷代王朝中最為險惡和具有挑戰性的。與漢朝只面對匈奴一個同等級的對手不同，唐朝四面八方幾乎都是和它一樣組織完善、軍事強大的國家。

在遼東，有通古斯血統的高句麗，再向西，有“兩藩”即契丹和奚，蒙古草原先有東突厥汗國，後有薛延陀和回紇汗國（維吾爾人的祖先）.在中亞，有西突厥汗國和後來的突騎施等部落，以及正在向東方堅定推進的阿拉伯帝國。在青藏高原，有吐谷渾和更為可怕的吐蕃王國。在雲南，有南詔王國。幾乎每一個國家或者部落都完全有能力給唐帝國製造足夠的麻煩。所以，帝國在建立後的百餘年間，不斷的和周邊的敵人發生大大小小的戰爭。往往消滅了一個敵人，又一個新的敵人在新的邊境出現。。

凡玩過“帝國時代”的人都知道，就算是單單為了防守，只在自己的國土周圍建起一道城牆也不能算是一個明智的做法。最好的防禦方法應是將防線建在遠離國土的地方，形成有梯次的戰略縱深。並以此為基礎，轉守為攻，變被動為主動。這是軍事上的常識。在隋唐第二帝國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處於當時世界的峰，其對於世界的影響，千年以降，只有美國方能達到當時唐帝國的地位。（有人會說同時代的拜占庭帝國和稍後的阿拉伯帝國可以與唐朝相提並論，但是拜占庭帝國經濟文化發達而政治軍事衰落。阿拉伯帝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一度光芒四射，可惜統一隻持續了很短的時間，倭馬亞王朝滅亡後，大一統的帝國也即四分五裂。況且，阿拉伯作為單一的宗教國家，對於文化的心態也不及唐朝的開闊和包容。）這樣的情形，就決定了中華帝國只能而且理應在國家戰略上採取防禦。

但是，當國家的力量大為增長，伴隨着軍事上的勝利，帝國決策者的征服欲望也隨之增強。原來以防禦為目的的一系列運做體系，也在慢慢的轉變為進攻機制。與工業社會不同，農業社會國家所從事的戰爭基本上是虧損的事業。因為工業社會可以利用戰爭攫取到和工業發展生死攸關的戰略資源，例如石油，從而實現以戰養戰，愈戰愈強。日俄戰爭和甲午戰爭中的日本，兩次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就是典型的例子。而農業社會的命脈是水資源（就好象工業社會的命脈是石油一樣），如果一個農業國家水資源充足，並且得到合理利用，在國土能夠容納足夠人口的情況下，國家並不會具有太強的侵略性。反之，如果農業社會水資源和人口壓力過大，那麼一樣會使國家具有侵略性。古代日本，就是如此。

中國擁有長江、黃河兩大水系，水資源可謂充足。自秦以來，都江堰的修築，灌溉了成都平原。靈渠的開鑿，溝通了珠江和長江。而大運河的開通更是將長江黃河相勾連，並且使南方的戰略物資能快速的運抵北方的政治中心。可以說，從公元前221年中華帝國建立伊始，中國對於農業的掌控就居於世界前列。此後兩千年之中此地位一直沒有變化。僅憑中國的資源，支持一個統一繁榮的自己自足的農業社會毫無困難。所以，歷代王朝都在國家戰略上採取防禦。就好象，如果地球人口適度，資源充足，單單為了生活，實在沒有必要去遙遠的月亮上去開闢殖民地。除非是為了滿足獵奇和征服心理。不幸的是，從第二帝國建立開始，基於這種目的的戰爭就已經存在。這些性質的戰爭，混在保衛國家安全的戰爭之中，同樣的被冠以維護中華文化保護文明的名義，而取得了正義的頭銜。（美國現今的某些做法，與它千年前的前輩---隋唐帝國如出一轍。）相比與秦漢第一帝國，它的繼任者更具有侵略性，更注重在國際範圍內推行自己的價值觀以及實現中華帝國主義。從而濫用了國家資源，超出了農業社會所承受的極限，終至釀成大禍。 儘管第二帝國的這些行為來自於對於第一帝國偉大光榮的回憶和眷戀。

游牧民族之所以具有侵略性，很大程度是因為國家的資源稀少，游牧經濟脆弱，受氣候影響巨大。處於生存考量，配合游牧民族天生的軍事特長（古代的騎射本領和數量龐大的馬匹）終於形成了強大的軍事機器，從而征戰四方。（有人說古代的騎兵就好象是現代的坦克，我認為還是不能準確的描述游牧民族騎兵的威力，對比一下美國的強大的空軍，我們可以稍稍了解成吉思汗的蒙古騎兵所給予世界的震撼。）可以說，兩千年間，促使中國北方剽悍的騎士進行戰鬥的原動力就是生存。從這一點上，戰爭絕對是最有效的和最直接的選擇，無論是牧民還是農民，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

但是，與游牧民族不同，農業帝國在完全能夠保障國民生活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上，僅僅為了榮譽和征服欲望所從事的征戰具有絕對的非正義性質。無論它以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進行這些活動。不幸的是，從大業到貞觀，從開元到天寶，這類的戰爭在中國的對外交往上越來越多，越來越頻，戰線越來越長，距離越來越遠。唐朝軍隊向西推進的最遠距離，是現在國境線兩千多公里之外的鹹海。對於這類地區的征服，已經遠遠超越了戰略防禦的根本目的，而成為了實現世界帝國夢想的行為。當“年年戰骨埋荒外”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不教胡馬度陰山”，而是“空見葡桃入漢家”的時候，對於帝國本身的反作用力也隨之而來。而陷大唐帝國與萬劫不復之境的安史之亂，就是對這種行為的必然回報。

2001年2月間，我的碩士論文已經準備完畢，準備與下月答辯。中間有大半個月的悠閒時光。而那時侯的女友還在家裡沒有回學校。這樣，我就整天將時間消磨在學校圖書館的教師閱覽室中。（當時我們學校的研究生還很少，享受的還是教師同等待遇。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如此了。呵呵）。

當時正在看“劍橋中國隋唐史”，對於李林甫的生平很感興趣。索性將閱覽室里的“資治通鑑”找了出來，希望找到更詳細的介紹。雖然古文功底巨爛，但好歹耐着性子似懂非懂的讀了下去。當通讀一遍開元和天寶年間的歷史後，嘆息之餘，總覺得那裡有些不對頭，細細想來，卻又毫無頭緒。於是又重讀了一遍，還是找不到原因。但是那種感覺越發強烈起來。

兩天后，夜裡失眠，輾轉反側之間，突然靈光乍現，一直感覺不對的地方總算被我抓到：在唐開元、天寶的全盛時期，在目前所有能見到的當時的各種奏摺和書信中，在當時帝國統治階層的各色人等中，無論張九齡、李林甫、裴光庭、無論姚崇、宋景，在涉及對藩鎮的事物時，有主張對外克制，減少兵禍的。有主張主動出擊，決勝千里的。惟獨，最重要的一個事情沒有被帝國的決策者們所提及，那就是，藩鎮在當時作為一種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在當時的情況下，既然藩鎮在應付對外軍事行動上具有相當的靈活性並帶來了相當可觀的利益，並且強大富裕的帝國有能力負擔維持它的高昂費用，那麼，它就存在下去好了。沒有人認真的想過它的存在是否和中央集權的農業帝國的治國理念相違背。這樣，在帝國高度自信的心理基礎上，一條她豢養的蟒蛇漸漸的變成了一條毒龍。當千載之下，讀到這段歷史時，仍然禁不住驚出一身冷汗。

在中國史學界，一般把李林甫登上相位作為玄宗統治由清明轉向昏庸的標誌，的確，李的所作所為以正統的儒家觀念來看，乃是一個口蜜腹劍的小人（不過，在當今社會，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拋棄了儒家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但是他們評價歷史所採用的視角卻是儒家理論中最灰暗的部分，並由此得出中國歷史是失敗的結論。呵呵，可笑而可悲），平心而論，李林甫的人品即使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也是一個道德缺失的人。但是，僅僅以人品來作為一個政治家的評價標準未免有失公允。實際上，玄宗朝最輝煌的成就都是在李林甫和張九齡兩人共同擔任宰相的時候取得的。（關於張九齡與李林甫PK的歷史，已經成為歷史學家眼中經典的善惡之爭。這裡不在多說，相關資料很多。）由李林甫主持編撰的“唐會律”乃是世界上最完備的國家法律著作之一。直到14世紀，仍然被作為大明律的參考，並且對周邊的日本、朝鮮的法律制定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通過屏蔽一切感情色彩的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看到，李林甫作為一個具有突出才能的政治家，在19年漫長的執政生涯中，確實為帝國帶來了矚目的成就，這一點，遠非處於他對立面的張九齡所能相比，更不用說他們後來的愚蠢的繼任者楊國忠。這一切，不應該因為他是一個道德邊緣化的人就統統抹殺。

但是，李林甫政治上最大的敗筆就是為了政治鬥爭而將藩鎮的控制權交給了異族將領。在李林甫主政之前，中央政府對於節度使的任命可以說是極為慎重的。該職位經常輪換，很少有一個節度使在任上超過4年。並且擔任該職務的基本是長安派出的文官，他們把藩鎮的任職作為一項可貴的政治經歷，期望在任滿後調回中央。張嘉貞、王鉷、張說、蕭蒿、杜暹都是以節度使的身份入知政事，即由將入相，漸成定例。但是，李林甫上台後，這些情況發生了變化，為了打擊長安的政治敵人，李將藩鎮的指揮權交給了他信任的異族將領，這樣，他的政敵就不可能和軍隊有所瓜葛，而且異族將領對政治的野心很小，他們關心的是軍隊和戰爭。因而對李不具有政治上的挑戰性。由是，帝國豢養的蟒蛇在李林甫的眷顧下，一步步的變異為毒龍。結果，到安史之亂前，帝國的各大藩鎮基本上都掌握在非漢族人手中。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為突厥和栗特混血的安祿山，朔方節度使為安思順（安祿山之族弟），河西、隴右節度使為突厥人哥舒翰，在極西部，高句麗血統的高仙芝以中國在中亞的總督身份出現在帕米爾以西。尾大不掉之勢終成。

不過，在李林甫掌權時期，依靠他個人的威望和權利，他仍然能夠牢牢的控制每一個掌握軍權的節度使，他對他們保持着絕對的權威和威懾力。並且他也遙領節度使的正職，將副職交給將領作為實際的執行者。史書上記載，安祿山每次見到李林甫時，都寒蟬若襟，極為畏懼。他時時派遣線人去京都打探消息。如果哪次聽說李林甫對自己稍有微詞，就會嚇得這個胡人大胖子數九隆冬也一身大汗，躺在胡床上嚷嚷“我要死了”。因為李林甫掌握着他下一級部下的任免，他們也是李林甫的親信，彼此的利益終端都是李林甫，相互之間並沒有形成後來的同盟關係。並且李林甫在各個藩鎮將領之間維繫着微妙的平衡。例如安祿山和哥舒翰。

而這種平衡，隨着李林甫的死亡而被打破，他的繼任楊國忠是憑着裙帶關係進入帝國決策層的。本人並無李林甫那樣幹練的政治才能。他上台後和安祿山的關係急劇惡化，終於使安祿山在天寶14年策動叛亂，輝煌的大唐盛世嘎然而止。

對於安史之亂的過程和之後唐帝國的歷史，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故不在贅述。到此，我們已經能夠看到，造成第二帝國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在於帝國濫用自身的資源超出了自身承受的極限。此外， 8世紀氣候的轉變（也就是“小冰河期”的發生），促使游牧民族南下，造成帝國邊境壓力過大，也是最終導致叛亂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關於“小冰河期”，大概每隔幾百年出現一次，下一次的出現是在大明崇禎年間，那一次的“小冰河期”，對於中國的影響既深且巨，在下會在下文詳細說明）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首金剛經結尾的偈語，相信8世紀中葉的中國人有着最深的體會。幾乎一夜之間，千秋萬代繁榮昌盛的大帝國不復存在，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滿是刀兵過後的荒涼和哀傷。中國，在公元8世紀的時候，經歷了一場嚴重的“中年危機”。在她和這場危機進行鬥爭的同時，也開始對過去進行着深刻的反思。她的中年時代，一直是在這種反思的狀態下度過的。直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做上龍椅的那一刻。這種反思對後世的中國產生着無法衡量的影響，時至今日，依然可以清晰的感覺到它所帶來的能量。

千載之下，我們回顧這段令人神傷的往事時，所得出的結論是建立在各國多種歷史資料、考古成就、心理學研究、氣候研究等等現代科學基礎之上。加之時光荏苒，我們已經能夠以一種局外人的身份，依照現代人的價值觀，更冷靜客觀的分析和總結歷史。所以，得出的結論，往往與古人大相徑庭。

實際上，在唐帝國結束後的歲月里，中國的政治家、歷史學家、文人一直對它由盛轉衰的原因進行總結和反思。而這種反思是建立在儒家價值觀念基礎之上，建立在男權社會和君權社會基礎之上的。所以，在大明帝國成立之前，已經有了“三禍亂唐”的定論。“三禍”指的是：女禍、藩禍和閹禍（此外，還有“黨禍”一說，不過唐朝牛李黨爭發生在中唐以後，此時帝國形勢已是秋風日暮，故爾對國家的影響不及前面三個）。

從字面上我們很容易理解，中國古代政治家把終結盛唐的責任歸咎於“女人、軍人和閹人”。在唐以後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家們對這三類人採取了嚴加防範的措施，從思想上和從制度上想方設法阻止這三類人干預政治。

首先是女人，對她們，主要在思想上加強封建倫理道德的灌輸，從而使女人的思想完全圍繞男權社會而展開。並在行為上對女性提出諸多限制，阻止她們從事過多的社會活動。經過百餘年的努力，中國的政治家在這方面獲得了完全的成功，將女性牢牢的束縛在一整套由儒家道德衍生出來的禮教之下。（儘管儒家原始的倫理觀念並沒有這樣的猙獰。）從宋朝開始，對女性的道德教化日益加強，三從四德、從一而終、貞潔牌坊、纏足……，越來越多的規矩和限制加諸在我們的善良、美麗、溫柔的中國女性身上。漢族女性的思想，從唐朝之後，就被有意識的約束了。儘管直到1644年前，中國女性的物質生活在世界上仍然居於首位，但是，其參與社會生活和的能力卻日漸萎縮。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