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巍：近年来我国稻作起源研究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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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发表于 2006-6-28 11:18:28

近年来我国稻作起源研究述论

严巍

稻作起源一直以来是史前考古学研究中涉及到文明起源的热门话题之一。近年来，随着华南等地各类遗址的调查发掘以及考古学工作的深入展开，稻作起源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笔者对近年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状况作了大致了解，现综述、评论如下：

一、对稻作起源概念界定的探讨

曹柯平将其解释为稻作耕作技术体系的演化。[1]而白安强等人则认为稻作起源的界定要从农业历史学研究入手，将中国栽培稻驯化之始作为稻作起源的标志。 [2]以上两种观点探讨问题的角度与结论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同时对稻作起源这一概念的界定进行了较为科学的阐释，使得后来研究者对这一课题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把握。从野生稻到栽培稻的驯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必然伴随着稻作耕作技术的改进与再改进的进程。因此，曹氏将稻作起源解释为一种 “技术”的“演化”过程很有道理，只不过“体系”一词略显超越了起源之初的高度。后一观点现在已被多数学界同仁认同。的确“从农业历史学研究入手”本身就是力图从跨学科的角度更客观全面地审视这一课题，而且“驯化之始”和“标志”的措辞也运用得颇为精到。

二、稻作起源理论研究上的进展

稻作起源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稻作起源地基础条件及标志的探讨上。卫斯最先提出确定稻作起源地的三个基本条件：（一）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在全新世中期，必须适合稻谷栽培，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二）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无论从年代序列上看，还是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都具有一定连续性，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这一地区都有较为普遍的发现；（三）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在年代上必须属国内迄今最早的发现。而且仅次于这一年代的同类发现，在这一地区也必须仍然存在，其后的表现也必须更加普遍。[3]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的说法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王海明十分赞同这一提法，同时又补充“必须注意到作为稻作起源行为主体的人群（文化）适应自然、利用支配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即考古学文化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达到能将野生稻驯育为栽培稻的历史阶段，或自然环境和人口等因素迫使在这一地区的人群必须通过栽培稻类植物的手段和途径以获得必要的食物来源两个方面。”[4]孙声如认为“三条标准”的提出是中国国内学者对稻作起源研究进入第三阶段的一大进步。[5]向安强也在肯定了这一提法后，进行了补充a、该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不仅年代之早列全国之最，发现地点之多要居全国之冠且密集分布；b、该地区必须处于史前文化南北交汇的核心地理位置，是我国史前文化交流与传承过程中的枢纽；c、该地区在史前（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应非“粟稻混作区”。[6]

后来卫斯又依据学术界对这“三条标准”的反映，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补充，提出稻作起源地的明显标志，即（四）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古城不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数量最多，是以代表史前阶段我国稻作地区社会的最高经济发展水平。[7]

卫斯最早提出的三个基础条件针对的是假想的稻作起源地的生态环境状况，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遗址的分布状况以及其史前稻作遗存的状况，分析解释得相当明晰，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概括性。提出后学界也给予了普遍认同。但它并没有提及作为稻作起源的行为主体人群的作用，不免遗憾。王海明考虑到了这一点，但他繁复的过于具体化的表述削弱了他所补充观点的理论力度。向安强先生补充的a点可以归入“三条标准”的（四）中。b点提法似乎过于强调文化交流传承在稻作起源中所起的作用。试想，在交通各方面客观条件限制下，“纽带”与“核心”能在稻作起源中起到多大作用？诚然，文化交流传承涉及到水稻耕作技术及稻种的传播问题，但作为起源地的标准来看却不是很得当。c点提法又似乎超越了史学的研究范围，带有很强的跨学科性，且实质上也是强调生态地理环境的制约性。而后来卫斯在对“三条标准”补充时，引入了“史前古城”这一概念，并将其大规模的出现作为稻作起源的明显标志。他通过研究，对充足粮食的积累在建筑古城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以及稻作农业兴起与繁荣的必然性联系，进行了论证。下面，我指出几点他论证过程中的疏漏。

首先，充足的粮食积累在建筑古城中的基础作用不容忽视，但两者间并无必然联系。换言之，史前城址的出现确实代表了史前高度文明，但史前高度文明的的表现形式可以不是史前古城的修筑。表现形式不止一种，比如也可表现为精美物器的制作或其他奢侈品的享用等。

其次，稻作农业的兴起与繁荣有联系，但无必然联系。即：稻作经济繁荣于此并不等同于稻作农业起源于此。从稻作农业起源到稻作农业繁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完全可能出现稻种和耕作技术的传播和交流现象。很有可能是该地居民在掌握运用了传来的耕作技术和稻种后，由于当地自然地理等条件特别优越，而使原始农业发展蓬勃起来。从另一方面来说，假想的稻作起源地也未必能经受得起漫长的时间考验而发展成为稻作经济的繁荣地。

再次，古城的建筑与稻作起源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所以用史前古城的大规模出现作为稻作起源的明显标志并不适合。

再次，卫斯在论证时将原始农业文化积淀与稻作文化的起源等同，使论证引向自己的结论。

综上，我个人以为将史前古城的大规模建筑作为稻作起源的明显标志并不合适，至少在作为稻作起源理论研究“三条标准”的补充这一点上显得牵强。

总之，稻作起源理论研究本身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要符合实际情况，又要使实际情况的高度概括总结。从2000年以来的资料看来，稻作起源理论并未取得重大突破，而只是局限在原有的“三条标准”的小修小改之上。相信随着考古学的进展，稻作起源的理论研究会不断的发展完善。

三、对稻作起源动机的推断

关于农业起源的动机，考古学家和植物学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如“绿洲说”，“人口压力论”和“农业起源于食物富足地区”等。近年来观点逐渐集中到后两者上。

一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稻谷的驯化与栽培，是某一地区人口压力过大，或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人们以往的狩猎采集已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不得已而选择的一种手段——种植。[8]而另一说则认为农业起源于食物富足的地方。人类最初的作物栽培试验是人们认识到某些野生植物的生长习性后做出的一种尝试，并非抱有一种收获的目的，他们不会想到发明一种新的经济生活方式以代替延续几百万年的狩猎和采集活动。[9]

乍看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前者是压力产生动力的论调，后者颇有“功到自然成”的味道。然而，思量之后便觉得后者论述更为入理。

首先，作物栽培试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人类活动的耐心、有规律的投入，也需要适于作物生长的良好自然生态环境。所以处于生存压力下的饥饿状态的人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经历如此从容漫长的一个过程的。自然环境气候的适宜才使得整个实验过程能够顺利的进展下去。原始人群的生产力和改造力相形于自然力是很有限的。任何危及其生存的压力恐怕对于他们而言都过大，因而难以转化为动力。其次，改良植物以更好的服务于人类，应是生活处于需求水平之上的人类的活动。最基本的生存与需求满足了，才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的产生。

四、稻作农业起源时间和地点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学者们根据考古及其他相关资料对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作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综合来说，有云南起源说、华南起源说、长江下游起源说、长江中游起源说、长江中游-淮河上游起源说、黄河下游起源说、江西鄱江起源说、多中心起源说、中南半岛起源说。目前随着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以上观点就有了商榷的必要。

仅就近年来考古出土资料与研究成果而言，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是毋庸置疑的。其中华南考古新发现人来抑制的文化内涵及生态学考察便是一个力证。

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以及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文化堆积较厚，是人类长期活动的结果；出土地与农业有关的工具和陶器都比较丰富，不是零星的、个别的现象，且在遗址的孢粉中都发现了水稻的硅酸体细胞化石。[10]这三个遗址的发现表明水稻栽培在当时还属于初级阶段，先民们仍靠采集和狩猎为生，生产经济尚未占主导地位。在距今一万年的道县玉蟾岩遗址文化胶结堆积层面中发现了水稻谷壳，经鉴定包括普通野生稻和古栽培稻类型。这一发现为中国水稻起源研究提供了全新材料。这一地区目前被认定为稻作农业的起源地。[11]华南中部属亚热带气候，动植物和水资源都相当丰富。地质学资料显示，自全新世以来这一区域的气候没有出现过较大的波动。这为古人提供了理想的居住生活环境。

近年来的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使原有的观点得到了充实、修正。然而，考古学材料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考古学研究领域里也从来是没有定论和权威的存在的。就目前的考古学研究状况来看，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游地区是毫无疑问的。然而随着今后考古学工作的展开与深入，栽培稻的起源史还将继续被改写。

目前，在华南地区发现一百多处稻作遗存的史前遗址。南北相去甚远，在当时交通各方面的客观条件限制下，还很难想象稻作的传播，至今也尚未找到证据能够显示这种传播的存在。因此在华南地区很有可能有多个地方同时或先后独立出现稻作。[12]稻作起源只有一个中心只是目前的观点，多元起源或是分散起源在今后是完全有可能被证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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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柯平：《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存再研究及中国稻作农业起源新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三期。

②向安强：《彭头山稻作农业非贾湖传播论——对曹柯平〈中国稻作农业起源新认识〉的认识》，《农业考古》，2000年第三期。

③卫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三条标准”》，《中国农业》，1996年第六期。

④王海明：《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与考古发掘》，《农业考古》，1998年第一期。

⑤孙声如:《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断想》，《农业考古》，1998年第一期。

⑥向安强：《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祥地》，《农业考古》，1998年第一期。

⑦卫斯：《关于确定中国农业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续说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农业考古》，2000年一期。

⑧同 7 。

⑨易西兵：《从华南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试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2000年三月

10 、 12 同 9

11 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三月三日。

文章来源：《史林学步》编辑部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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