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尋找與當今定義的全球性大國更加近似的情況，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蒙古帝國的引人注目的現象。蒙古帝國是通過它與一些組織完善的主要對手的激烈鬥爭而出現的。在被打敗的對手中有波蘭和匈牙利王國、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俄國和俄羅斯的幾個公國、巴格達的哈里發轄地等，後來甚至還打敗了宋朝，建立了元朝。

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在打敗了他們的地區性對手之後對領土確立了中央集權制的控制。這塊領土被後來的地緣政治學者稱為全球的中心地帶，或者稱為世界力量的中樞。他們的歐亞大陸帝國從中國海海岸開始，一直延伸到小亞細亞的安納托利亞和中歐。就中央集權控制鄰近領土的範圍而言，只有斯大林的中蘇集團的全盛時期才能夠在歐亞大陸上最後與蒙古帝國相比。

羅馬、清帝國和蒙古帝國是後來渴望成為全球性大國的那些國家的地區性先驅。拿羅馬和清帝國的情況來說，就像已經提到過的那樣，它們的帝國結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是高度發達的，同時被普遍承認的帝國中心的文化優越感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蒙古帝國更直接地依靠軍事征服，接着又以使自己適應當地條件（甚至接受同化），來維持政治統治。

蒙古帝國主要建立在軍事統治的基礎之上。蒙古人的統治是通過巧妙和殘酷地使用占優勢的軍事戰術而實現的，這種戰術把部隊快速運動的非凡能力與部隊的及時集結結合起來。蒙古人的統治卻沒有隨之而建立有組織的經濟或金融體系，蒙古人的權威也不是來自任何自信的文化優越感。蒙古統治者的人數太少，不能形成一個自我繁衍的統治階級。無論如何，缺乏一種明確的和自覺的文化的甚或種族的優越感，就使帝國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觀的信心。

事實上，蒙古統治者證明他們很容易受到被他們征服的在文化方面往往更先進的民族的逐步同化。因而成吉思汗的一個孫子變成了儒教的熱情宣揚者，成吉思汗的另一個孫子在當波斯的蘇丹時變成一個虔誠的穆斯林。成吉思汗還有一個孫子則變成了一個帶波斯文化特色的中亞的統治者。

正是由於那個因素——即由於缺乏有統治力的政治文化統治者被統治者同化——和沒有解決建立了帝國的成吉思汗的繼承問題，蒙古帝國最後滅亡了。蒙古帝國的國土變得太大，一個單一的中心統治不了。但是曾經試圖採取的解決辦法——將帝國分成幾個自給自足的部分——卻反而在當地促進了更快的同化和加速了帝國的瓦解。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以陸地為基礎的帝國，從1206年至1405年維持了兩個世紀之後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從那之後，歐洲成了全球力量的所在地和爭奪全球權力的主要鬥爭的焦點。誠然，在大約三個世紀的過程中，當歐洲實力到達世界各大洲並在那裡顯示自己時，歐亞大陸小小的西北周邊地區國家破天荒第一次通過使用海上力量取得了對全球的真正主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西歐帝國霸主的人口並不很多，特別是同被有效地征服了的人口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到20世紀開始時，除了西半球（這裡在此前的兩個世紀也曾受到西歐的統治，而且主要居住着西歐移民及其後代）之外，只有中國、俄國、奧斯曼帝國和埃塞俄比亞不在西歐的控制之下。

不過，西歐的控制並不等於西歐取得了全球性權力。根本的現實情況是，歐洲的文明在全球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而歐洲大陸的力量卻是互相分割的。歐洲在海外實施的帝國主義與蒙古人或者後來的俄羅斯帝國征服對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的陸地不同，它是通過不斷地跨越大洋的探險考察和海上貿易的擴大而實現的。不過，這個過程中也有主要歐洲國家之間的不斷鬥爭，不僅是為了得到海外領地，而且也是為了獲取在歐洲本身的霸權。從地緣政治上講，隨後產生的事實是，歐洲在全球的霸權並不發端於任何一個歐洲大國在歐洲獲得的霸權。

廣義地說，在17世紀中葉以前，西班牙是最主要的歐洲大國。到15世紀末期，西班牙已經成為一個主要的海上帝國，抱有全球野心。宗教起了統一思想的學說的作用，而且成了帝國傳教士熱情的一個源泉。誠然，把世界正式劃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範圍在托德西利亞條約（1494）和薩拉戈薩條約（1529）中規定下來，是經教皇在西班牙和其海上對手葡萄牙之間進行仲裁才實現的。儘管如此，面對英國、法國和荷蘭的挑戰，西班牙從來未能在西歐本身或者在大洋彼岸取得真正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西班牙的突出地位逐漸讓給了法國。在1815年以前，法國是在歐洲居於主導地位的國家，雖然它不斷地受到其歐洲對手在歐洲大陸和海外的遏制。在拿破崙統治下，法國幾乎確立了在歐洲的真正霸權。假如法國成功了，它可能也會取得全球的主導大國的地位。可是，法國被一個歐洲的聯盟打敗了，於是又重新建立了歐洲大陸的力量均勢。

在以後的一個世紀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對全球進行着海上統治，因為倫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貿易中心，而英國海軍“控制着海洋”。英國在海外明顯地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英帝國像早期世界霸權的歐洲追求者一樣，也不能單獨控制歐洲。相反，它依靠一種錯綜複雜的力量均勢外交，最後還依靠一項英法協議去阻止俄國或德國對歐洲大陸的控制。

英國的海外帝國地位最初是通過探險考察、貿易和征服三者相結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國很像它的羅馬和中國先驅者或者它的法國和西班牙對手，也從認為英國文化優越這一看法中獲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那種優越感不僅是帝國統治階級的主觀的驕傲自大，而且也是許多非英國國民共有的一種看法。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說：“我是一所英國學校培養出來的。那時英國是生產世界上每一件最好的東西的地方。我還沒有擺脫英國和英國歷史及文化給我們的影響。”當文化優越感成功地得到維護和悄悄地被認可之後，它具有減少依賴巨大的軍事力量來保持帝國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在1914年，僅僅是幾千名英國軍事人員和文職官員，就統治着。大約一千一百萬平方英里的領土和非英國籍的差不多四億人口。

總之，羅馬主要是通過優越的軍事組織和文化吸引力進行統治的。清帝國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機構來統治一個建立在共同的種族同一性基礎上的帝國，並且通過一種高度發展的文化優越感加強其統治。蒙古帝國把進行征服的先進軍事戰術與實行同化的偏好結合起來作為統治的基礎。英國人（以及西班牙人、荷蘭人和法國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為他們以貿易開路，隨後國旗跟上。他們的統治同樣也因占優勢的軍事組織和文化上的過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強。但是，這些帝國中沒有一個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國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英國並未控制歐洲，而只是使歐洲的力量達到均勢。一個穩定的歐洲對英國在國際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關鍵的，而歐洲的自我毀滅必然標誌着英國首要地位的結束。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今天美國全球力量的範圍和無所不在的狀況是獨一無二的。美國不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還發展了可以海陸空協同作戰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軍事能力。這種能力使美國能夠以在政治上有意義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內陸。美國的軍事部隊牢固地駐紮在歐亞大陸，還控制着波斯灣。美國的僕從國和附庸國分布在整個歐亞大陸，其中一些還渴望與華盛頓建立更加正式的聯繫。

美國經濟的活力為美國在全球起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決條件。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後，美國經濟在所有其他國家的經濟中鶴立雞群。它一家的經濟就超過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50％。西歐和日本經濟的恢復以及隨後範圍更廣的亞洲經濟的有力增長，意味着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最後不得不從戰後初期高得不成比例的水平上往下掉。不過，後來到冷戰結束時，美國在全球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特別是在世界製造業生產中的份額，已經固定在大約30％的水平上。把第二次大戰剛剛結束後的那些例外的年份除外，這個比例是本世紀大部分時間裡的平均數。

更重要的是，美國保持甚至擴大了它在利用最新科學突破為軍事目的服務方面的領先地位，從而建立了一支在技術上無人能夠與之相比的軍事部隊，唯一的一支能夠有效地在全球都發揮影響的部隊。在經濟上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信息技術上，美國也一直保持着強大的競爭優勢。美國對未來經濟中的尖端部門的掌握，意味着美國在技術上的統治地位不可能很快喪失，這特別是由於在經濟上具有決定作用的領域，美國在生產率方面保持甚至還在擴大着它對西歐和日本對手的優勢。

毫無疑問，俄國和中國是痛恨美國這種霸權的大國。在1996年初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訪問北京的過程中，它們共同作過這樣的表示。此外，它們擁有能夠威脅美國根本利益的核武庫。但是嚴峻的事實是，目前和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雖然它們能夠發動一場自殺性的戰爭，但是它們兩者哪一個都無力打贏核戰爭。它們缺乏遠距離投送武裝部隊以強加它們政治意志的能力，而且它們在技術上遠遠落後於美國，因此它們不擁有，也不可能很快獲得在全世界發揮持久的政治影響的手段。

總之，美國在全球力量四個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方面居於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軍事方面，它有無可匹敵的在全球發揮作用的能力；在經濟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國的挑戰（日本和德國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屬性）；在技術方面，美國在開創性的尖端領域保持着全面領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國文化雖然有些粗俗，卻有無比的吸引力，特別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這些使美國具有一種任何其他國家都望塵莫及的政治影響。這四個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國成為一個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級大國。

美國的全球體系

雖然美國在國際上的突出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美國同一些早先的帝國體系的相似之處，但是不同之處卻更加重要。不同之處超出了領土範圍的問題。美國的全球力量是通過一個明顯地由美國設計的全球體系來發揮的，它反映了美國的國內經驗。美國國內經驗最主要的一點就是美國社會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特點。

早先的帝國是由貴族的政治精英建立的，大多由實質上是集權主義或者專制主義的政權統治。帝國的多數人或者對政治漠不關心，或者在較近的年代裡受到帝國主義的感情和象徵的感染。尋求國家的光榮、“白人的負擔”、“實現文明的使命”，更不用說尋求個人獲利的機會了——所有這些都是用來動員對帝國冒險的支持和保持本質上是等級森嚴的帝國力量金宇塔。

美國公眾對美國在國外使用美國力量的態度則一直十分矛盾。美國公眾支持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是由於日本進攻珍珠港造成的震驚作用。在封鎖柏林和隨後的朝鮮戰爭爆發之前，贊同美國卷人冷戰最初也是比較勉強的。在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的全球性大國，並未在公眾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眾傾向於對美國在海外的責任作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一般公眾更喜歡與別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國一家壟斷。

由於這些國內因素，美國的全球體系強調有選擇地擴大成員的技術（像對被打敗的對手德國和日本，最近甚至像對俄國做的那樣），這種強調的程度大大超過早先的帝國體系對此的強調。雖然大大得益於它的民主原則和機制的吸引力，美國的全球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對依附它的外國精英們行使間接的影響。由於美國主宰全球通訊、大眾娛樂和大眾文化的巨大但又無形的影響，也由於美國技術優勢和全球的軍事作用的潛在的有形影響，以上這一切都得到了加強。

文化統治是美國全球性力量的一個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方面。不管你對美國大眾文化的美學價值有什麼看法，美國大眾文化具有一種磁鐵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對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來自它宣揚的生活方式的享樂主義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卻是不可否認的。美國的電視節目和電影大約占世界市場的3／4。美國的通俗音樂居於同樣的統治地位。同時，美國的時尚、飲食習慣甚至穿着，也越來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網用的語言是英語，全球電腦的絕大部分點擊動作出自美國，影響着全球會話的內容。最後，美國已經成為那些尋求高等級教育的人的聖地，有近五十萬的外國學生湧向美國，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學生永不再回故國。在世界各大洲幾乎每一個國家的內閣中都能找到美國大學的畢業生。

很多外國民主派政治家也越來越仿效美國的風格。不僅約翰·肯尼迪在國外有熱切的仿效者，而且年代較近（又較少受到頌揚）的美國政治領導人，也成了仔細研究和政治上模仿的對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日本和英國政治家（例如9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和英國工黨領袖托尼·布萊爾——請注意這個“托尼”就是“吉米”·卡特、“比爾”·克林頓或者“鮑勃”·多爾的仿稱）都認為模仿比爾·克林頓親切的言談舉止習慣、平民主義者的平易作風和公共關係的技巧，是完全合適的。

民主理想同美國的政治傳統結合起來，進一步加強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時代，美國的政治經驗似乎正在成為學習的榜樣。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強調成文憲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於政治權宜考慮。不管這種強調在實踐中有多大的欺騙性，它靠的正是美國立憲政體的力量。最近，前共產主義國家採取了把文職官員置於大大高於軍人的地位的做法（特別是以此作為加入北約的先決條件），也是深受美國的平民與軍人關係體制的影響。

伴隨着美國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響的還有美國以企業為中心的經濟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長。美國的經濟模式強調全球自由貿易和不受約束的競爭。當西方福利國家和德國強調的企業家和工會“共同決策”開始失去其經濟勢頭時，更多的西歐人表示了這樣的意見：如果歐洲不想進一步落後的話，就必須仿效美國更有競爭力的甚至是殘酷無情的經濟文化。甚至在日本，經濟行為中更大程度的個人主義，正被承認是經濟成功的一個必要的伴隨物。

美國強調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傳達了一個簡單的對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尋求個人成功會產生財富，同時還會促進自由。因此而產生的理想主義與利己主義的結合，是個有力的結合。個人的自我實現據說是上帝賜給的權利，它會作出榜樣和產生財富，因而同時也能夠有利於別人。這個學說對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競爭力很強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當對美國方式的模仿逐漸遍及全世界時，它為美國發揮行使間接的和似乎是經雙方同意的霸權創造了一個更加適宜的環境。像美國的國內製度一樣，這種霸權要有一個相互交織的機構和程序的複雜結構。創造這種結構的目的，是為了形成一致意見並使力量和影響的不對稱模糊不清。因此美國在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由一個的確覆蓋全球的同盟和聯盟所組成的精細體系支撐的。

大西洋聯盟在機構上體現為北約。它把歐洲擁有最大生產力和影響的國家與美國連接起來，使美國甚至在歐洲內部事務中也成為一個最主要的參與者。美國與日本的雙邊政治和軍事關係，把亞洲最強大的經濟同美國捆在一起，使日本仍然實質上是（至少目前是這樣）美國的一個保護國。美國還參加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之類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邊組織，使美國成為亞太地區事務的一個主要參與者。西半球總的來說是不受外部影響的，這就使美國能夠在現存的西半球多邊組織中起主要作用。在波斯灣的特別安全安排，特別是在1991年對伊拉克採取短暫的懲罰性行動之後，已使那個經濟上至關重要的地區變成美國的一個軍事保護地。甚至前蘇聯地區也已充斥着美國主持的各種諸如和平夥伴關係之類的同北約更密切合作的安排。

另外，人們還必須把全球性的專門組織網，特別是“國際”金融機構，看作是美國體系的一部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可以說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們的構成成分可以解釋為世界性。但實際上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國的左右，而且它們本來就是在美國的倡議下產生的，特別是美國倡議的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

美國這個巨大複雜的全球體系與早先的那些帝國不同，它不是一個等級制度森嚴的金宇塔。相反，美國處在一個相互交織的宇宙的中心。在這個相互交織的宇宙中，力量是通過不斷的討價還價、對話、溝通和尋求正式的一致意見來行使的，儘管這種力量最終都來自同一個來源華盛頓，而那裡才是必須玩力量遊戲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國的國內規則來玩的。也許世界對美國全球霸權中民主程序所處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讚美，就體現在外國自己被拉進美國國內政治討價還價的程度上。外國政府盡其所能地去動員那些同它們有某種特別的種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國人。除了有大約一千個外國特殊利益集團在美國首都註冊並開展活動之外，大多數外國政府還雇用美國的院外活動分子為它們的利益服務，特別是在國會裡。美國各種族團體還竭力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其中猶太人、希臘和亞美尼亞的院外活動集團表現最為突出，組織得也最有效。

美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就這樣地製造出一個新的國際秩序。這個新的國際秩序不僅在國外重複了美國體系本身的許多特點，而且使這些特點固定了下來。基本的特點包括：

一個集體安全體系，包括一體化的指揮機構和部隊（北約、美日安全條約等）；

地區性經濟合作（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專門的全球合作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

強調一致作出決定的程序，即使這些程序是由美國主導的；

優先考慮讓民主國家加入的主要聯盟組織；

一個初始的全球性立憲和司法結構（從世界法院到審判波黑戰爭罪犯的特別法庭）。

美國體系的大多數內容是在冷戰期間出現的，並成為美國遏制其全球性對手前蘇聯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個對手倒下而美國成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國，美國體系就可以成為現成的東西在全球應用，其實質已由政治學家g·約翰·伊肯伯里作了很好的概括：

從這個體系是以美國為中心這個意義上講，這個體系是霸權主義的，並且它反映了美國式的政治機構和組織原則。它是一個開明的秩序，因為它是合法的並且帶有對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徵。歐洲人（還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夠以適應美國霸權但又保留試驗他們自身的自治和半獨立政治制度的餘地的方式，來重建他們的社會和經濟並使之一體化……這一複雜體系的演變“馴化”了主要西方國家間的關係。這些國家之間不時地發生尖銳的衝突。但重要的一點是，衝突一直在一個深深紮根、穩定和越來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戰爭的威脅從桌面上消失了。［2］

當前，美國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權沒有對手。但是，在未來的年月里它會繼續不受挑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