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美國的主要異議，同美國的實際所作所為關係不大，中國反對的是美國目前是什麼和在什麼地方。在中國看來，美國是目前的世界霸主，美國以其在日本的主導地位為基礎而在本地區的存在，就是要遏制中國的影響。中國外交部研究機構的一位分析家說：“美國的戰略目標是要在全世界尋求霸權，它不能容忍在歐亞大陸出現任何大國對美國的領導地位構成威脅”［4］。因此，僅僅由於美國的地位以及美國呆在什麼地方，美國無意中就成為了中國的對手，而不是中國的天然盟友。
因此，中國政策的任務是要利用美國的力量去和平地挫敗美國的霸權，同時還不要引發日本對地區的潛在欲望。這種政策符合中國古代孫子的戰略思想。為此，正如鄧小平在1994年8月拐彎抹角地說過的那樣，中國的地緣戰略須同時尋求兩大目標：“首先，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第一個目標顯然是針對美國的，目的是要削弱美國的主導地位，但同時小心地避免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那將斷送中國尋求成為經濟強國的努力；第二個目標是要改變全球實力的分配，利用在某些主要國家中對目前世界上的權勢等級制度的不滿。美國在這個等級制度中排在首位，並且在歐亞大陸的最西邊和最東邊分別得到歐洲（或德國）和日本的支持。

中國的第二個目標促使北京尋求一種力求避免同與它接壤的鄰國發生任何嚴重衝突的地區地緣戰略，雖然中國在繼續謀求地區的主導地位。中俄關係的策略性改善尤為適時，特別是因為目前俄羅斯已弱於中國。1997年4月，中俄兩國一起譴責“霸權主義”，並宣稱北約的擴大是“不能允許的”。

正如中俄關係那樣，即使繼續保持與巴基斯坦及緬甸密切的軍事合作，中國也應避免同印度發生直接衝突。這種做法符合中國的利益。如果實施一種公開的敵視政策，將帶來消極後果，不僅會使中國在戰術上與俄羅斯妥協的權宜之計更為複雜化，而且會把印度推向與美國建立更為合作的關係。鑑於印度針對現存的全球“霸主”也暗中懷有某種反西方意向，減少中印之間的緊張也是符合中國更為廣泛的地緣戰略的重點。

同樣的考慮，一般而言，也適用於目前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儘管中國人單方面聲稱南中國海屬於中國，但同時他們又加強同東南亞各國領導人的關係（除了歷史上敵對的越南人之外），利用近些年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領導人在西方價值觀和人權問題上表達出來的更加直言不諱的反西方情緒。中國人尤為歡迎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不時發出的刺耳的反美言論。1996年5月在東京的一個論壇上，馬哈蒂爾公開對美日安全條約的必要性提出質疑，他提出要了解到底誰是美日聯盟準備防禦的敵人，並聲稱馬來西亞不需要任何盟友。中國人顯然認為，美國地位的任何削弱自然會加強中國對本地區的影響。

一個類似的情況是，施加堅韌的壓力看來是目前中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特點。儘管中國對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採取毫不妥協的立場，為了表示中國在此問題上的嚴肅性甚至不借有意引發國際緊張局勢（如1996年3月），但是中國領導人大概也認識到他們暫時仍然缺乏強行取得滿意結局的實力。他們認識到，在條件不成熟時依賴武力解決只會加速同美國發生使自己失敗的衝突，並加強美國在本地區確保和平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國人自己還認識到，中國在首先融合香港方面是否成功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大中華崛起的前景。

中國同韓國關係中已出現的相互協調，也是鞏固側翼以集中精力有效實現主要目標這一政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慮到朝鮮半島的歷史以及老百姓的情緒，中韓媾和本身就有助於削減日本在這一地區的潛在作用，同時也為在中國和朝鮮半島（或許是統一的或許仍處分裂狀態的）之間重新建立傳統關係奠定了基礎。

最為重要的是，以和平方式加強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地位將有助於中國尋求實現也許是由古代戰略家孫子早已確立的主要目標，即：削弱美國在本地區的實力，以至於力量銳降的美國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區內發揮主導作用的中國作為其盟友，並且最終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實力的中國當作其夥伴。中國將會尋求並實現這一目標，但其方式，又要避免造成美日擴大安全聯盟的防務範圍，或者美國在本地區的實力被日本的實力所取代。

為了實現這一主要目標，在短期內，中國將設法防止美日加強和擴大它們之間的安全合作。中國對於1996年初美日暗中將安全合作的範圍從狹義的“遠東”擴大到更大範圍的“亞太”尤為警惕。中國認為這不僅是對中國利益的直接威脅，並且會由此發展成一個由美國主宰的旨在遏制中國的亞洲安全體系。（在這一安全體系中，日本將成為至關重要的關鍵［5］，發揮着冷戰時德國在北約中所起的作用。）北京方面普遍認為，美日之間的協議有助於日本最終成為主要的軍事大國，也許會使日本甚至有能力單獨依靠武力來解決懸而未決的經濟或海洋爭端。因此，中國有可能下大氣力煽動亞洲國家中仍然存在的對日本在亞太地區發揮重要軍事作用的強烈害怕情緒，以便牽制美國和恐嚇日本。

然而，中國的戰略分析認為，美國的霸權不可能持久。雖然一些中國人，特別是軍方人士，往往把美國視為中國的死敵，但是北京的主流看法是，由於美國過分地依賴日本，美國在亞太地區將會更加孤立，結果是美國對日本的依賴將進一步深化，但同時美日之間的矛盾以及美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擔心也會加深。這將使中國有可能在美日之間縱橫捭闔，如同中國早些時候在美蘇之間所作的那樣。在北京看來，這樣的時候將會到來。到那時美國將意識到，要繼續作亞太地區有影響力的大國，美國別無選擇，只能轉向它在亞洲大陸的天然夥伴中國。

日本：並非地區性而是國際性的國家

因此，美日關係如何演變是中國地緣政治前途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自1949年中國內戰結束以來，美國在遠東的政策一直以日本為基礎。起初日本只是美國占領軍的駐地。後來，日本變成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維持政治和軍事存在的基地，也是美國最重要的全球盟國。然而，日本又是一個在安全上接受美國保護的國家。中國的興起確實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在地區環境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美日密切關係是否能夠持久和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在一個反華聯盟中，日本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如此，如果中國的崛起甚至在導致降低美國的地區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仍得到某種形式的容納的話，那麼日本的作用又將如何呢？

日本同中國一樣，是一個深深地感到自己有獨一無二的特性和特殊地位的民族國家。日本的島國歷史，甚至帝國的神話，使勤勞而遵守紀律的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成生來就是與眾不同和卓越無比的。對於這一生活方式，日本開始時以出色地把自己孤立起來的辦法加以維護。後來，在十九世紀受到世界衝擊時，日本又向歐洲的各個帝國學習，力圖在亞洲大陸創建一個自己的帝國，並以此來維護自己的生活方式。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使日本人民把自己的精力都集中到恢復經濟這個單一的目標之上，但這樣做使日本人對自己國家的更大使命感到茫然。

美國目前對一個占主導地位的中國的害怕，使人回想起此前不久對日本的偏執狂。恐華症現在取代了恐日症。僅僅在十年以前曾有人斷言，日本將不可避免地立即以“超級國家”的面貌出現在世界上，日本不僅會把美國拉下馬（甚至把美國買下來！），而且會把某種“日本治下的和平”強加於全世界。這樣的預言曾經成為美國評論家和政治家地道的家庭手工業產品。但是，從事這種家庭手工業的，不僅僅限於美國人。不久日本人自己也熱心地模仿起來，在日本炮製了一系列暢銷書。他們提出種種理論，日本將在高科技競爭中戰勝美國，不久後日本將成為全球“信息帝國”的中心，而美國則據說由於歷史疲勞症和社會的自我放蕩而正走向衰落。

這些信口開河的分析，模糊了日本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一個很脆弱的國家這一事實。只要在全球的資源和貿易的有序流通中哪怕是出現最輕微的混亂，日本就會遭受傷害，更不用去說全球的總體穩定遭到衝擊時日本將是何等地脆弱了。日本正在經受日益暴露出來的人口、社會和政治方面國內弱點的困擾。日本既是富裕的、朝氣蓬勃和經濟上強大的，但同時在本地區又是孤立的。由於在安全上依賴強大的盟國，日本在政治上受到了掣肘。那個強大的盟國恰恰既是（日本所十分依賴的）全球安全的主要維護者又是日本在經濟上的主要對手。

日本一方面是受到全球尊敬的經濟動力源，另一方面又是美國力量在地緣政治中的延伸。日本目前的這種地位不大可能繼續被新一代日本人所接受。他們不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造成的精神創傷和恥辱感。由於歷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個不完全滿足於目前全球現狀的國家，雖然日本的表達方式比中國更為克制。日本不無理由地感到它有資格被正式承認為世界大國。但它也意識到，在地區範圍內有用的（而對它的亞洲鄰國來說則是令人寬慰的）對美安全依賴，阻礙了對它的世界大國地位的承認。

此外，中國在亞洲大陸上力量的增長以及中國的影響不久後可能輻射到對日本在經濟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海域的前景，加深了日本對自己地緣政治前途的迷茫感。另一方面，日本存在着與中國在文化和感情上的強烈認同感，以及作為亞洲人的共同潛意識。有些日本人還可能感到，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出現，具有提高日本對美國的重要性的權宜效果，因為美國在本地區至高無上的地位削弱了。在另一方面，對許多日本人來說，中國是傳統的對手、昔日的敵人和對地區穩定的潛在威脅。這使日本同美國的安全聯繫比以前任何時候都重要。誠然，由於對日本政治和軍事獨立的令人煩惱的制約，一些民族主義情緒更加強烈的日本人的不滿情緒在增長。

處於歐亞大陸遠東的日本的形勢與處於歐亞大陸遠西的德國的形勢，在表面上有類似之處。兩國都是美國主要的地區盟國。說實在的，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力量也直接來源於與這兩個國家的緊密結盟。兩國都有相當可觀的軍事力量，但是兩國在下述方面卻又都不能獨立自主。德國因在軍事上被納入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而受制約，而日本要受自己的（雖是美國設計的）憲法條款和美日安保條約的限制。日本和德國都是貿易和財政上的動力源，都在本地區處於主導地位，在全球範圍內也都是舉足輕重的。兩國都可算是准全球性大國，而兩國都為由於沒有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而焦躁不安。

但是，日本和德國各自地緣政治條件的不同，孕育着可能是重大的後果。德國同北約的實際關係使其同主要的歐洲盟國處於平等的地位。根據北約，德國與美國承擔着正式的對等的防務義務。美日安保條約則規定，美國對日本負有防衛的義務，但並未規定（哪怕只是在形式上）使用日本的軍事力量來保衛美國。這一條約實際上規定了一種保護性的關係。

更加重要的是，由於德國早已成為歐盟和北約的成員，過去曾遭受其侵略之害的鄰國現在不再把它看作威脅，反而把它看作是經濟和政治上值得歡迎的夥伴。有些鄰國甚至還把德國看作善良的地區大國，而歡迎可能出現的一個由德國領導的中歐集團。日本的亞洲鄰國對日本的看法則遠非如此。它們仍懷有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對日本的敵意。日元升值是造成鄰國對日本不滿的因素之一。日元升值不僅引起強烈的抱怨，而且還阻礙了日本與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甚至與中國的和解，它們對日本的巨額長期債務中有30％是以日元結算的。

日本在亞洲不像德國在歐洲有法國那樣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區夥伴國。毋庸諱言，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國的強烈吸引，或許還夾雜着某種負咎感。但是，這種吸引力在政治上是含糊不清的，因為雙方互不信任，也都不準備接受對方的地區領導地位。日本也不像德國有波蘭那樣的雖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緣政治上卻頗為重要的鄰國，而且同這一鄰國的和解甚至合作已成為現實。韓國，尤其在它最終實現了和北朝鮮的統一之後，或許能成為日本的波蘭。但是，韓國人對昔日遭受的統治和日本在文化上自恃優越記憶猶新，這阻礙了任何社會性的真正和解。因此，日韓關係只在形式上是良好的。［6］最後，日本同俄羅斯的關係一直比德俄關係冷淡得多。俄國仍然以武力占領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奪取的千島群島的南部，從而凍結了俄日關係。簡而言之，日本在本地區在政治上是孤立的，而德國則並不孤立。

此外，德國同鄰國之間存在着共同的民主原則，歐洲還廣泛存在着基督教傳統。德國還謀求在一個比自身更大的實體和事業即“歐羅巴”中獲得認同，甚至使自己得到升華。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並不存在可與之相比擬的“亞細亞”。說實在的，儘管近些年來民主制度正在一些亞洲國家裡出現，日本過去的島國狀況，甚至目前的民主制度，都往往使日本與本地區的其他國家相分離。許多亞洲國家認為日本人不但是民族利己主義的，而且過分地模仿西方，且不願和亞洲國家一起對西方的人權觀以及個人主義的重要性提出質疑。因此，儘管西方有時懷疑日本真正西方化的程度，許多亞洲人卻認為日本不是真正的亞洲國家。

從實際情況看，雖然地處亞洲，日本卻不能安然自在地成為一個亞洲國家。這種情況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緣戰略上的選擇。由於實實在在的歷史、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作一個真正的地區性抉擇，即日本在地區內勝過中國而居於優勢地位，且其基礎不再是在日本的主導下而是在日本的寬厚領導下的地區合作，看來也不可行。尤為甚者，日本仍然依賴美國的軍事庇護和國際支持。廢除或者逐步削弱美日安保條約將立即使日本在地區或全球動盪造成的混亂中處於極易受傷害的地位。那時，日本唯一的出路將是，或者接受中國在本地區的主導地位，或者訴諸大規模的重新武裝計劃。這後一選擇不但要花很多錢而且十分危險。

不難理解，許多日本人認為自己的國家目前的地位是不正常的，即日本既是個准全球性大國，同時在安全上卻又是個被保護國。但是，能夠取代現存安排的戲劇性可行方案又不明朗。如果可以說，儘管中國戰略家們在具體問題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見解，中國的國家目標卻是相當清楚的，中國地緣政治抱負在本地區的指向也相對地可以預測，那麼，日本的地緣政治觀則比較朦朧，日本公眾的情緒也更加難以捉摸。

大多數日本人都認識到，對路線作重大而突然的戰略性改變可能是危險的。在日本仍然是怨恨的對象而中國正作為地區的舉足輕重大國崛起的地區里，日本能夠發展成為一個地區大國嗎？日本應該乾脆默認中國的這種地位嗎？日本能夠（在各個方面）成為真正全面的全球大國而不影響美國對日本的支持也不在地區內激起對日本的更大敵對情緒嗎？美國會在任何情況下長期地留駐亞洲嗎？如果會的話，美國對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作出的反應又將如何影響迄今為止給予美日關係的優先地位？在冷戰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從來沒有必要提出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而今天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突出的戰略問題，並在日本引起了日益熱烈的爭論。

自從50年代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戰後首相吉田茂所公布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導之下。吉田主義規定：①日本的主要目標應是發展經濟；②日本的武裝應該是低水平的，應避免捲入國際衝突；③日本接受美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保護；④日本的外交應該摒除意識形態而致力於國際合作。可是，由於許多日本人對日本捲入冷戰的程度感到不安，同時還虛構了半中立的概念。遲至1981年，伊東正義外相還因為在描述美日關係時使用了“同盟”一詞而被迫辭職。

現在所有這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當時日本正在恢復，中國搞自我孤立，而歐亞大陸則發生了兩極分化。與此形成對照的，日本的政治精英現已意識到，一個在經濟上融入世界之中的富裕的日本，不可能再把自我致富定為國家的主要目標而又不引起國際上的反感。再說，一個經濟上強大的日本，特別是一個同美國相競爭的日本，不可能只是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延伸而同時又迴避任何國際政治責任。一個政治上有更大影響的日本，特別是謀求國際承認（例如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日本，不可能在影響世界和平的更關鍵的安全問題或者地緣政治問題上迴避表明自己的立場。

結果，近些年來，由一些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機構撰寫的種種專門研究文章和報告，紛紛出籠。著名的政治家和教授們闡述日本在後冷戰時代使命的著作往往引起爭論，但大量出版而泛濫於世。［7］這些文章和書籍中許多對美日安全同盟的持久性和可取性進行了推測，並主張日本應該奉行更加積極的外交，特別是對華外交，或者在地區內發揮更加有力的軍事作用。如果從政府間對話的情況來判斷美日關係狀況的話，那麼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兩國關繫到90年代中期已進入了一個危機階段。

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面，經過認真討論提出的建議，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清醒、有分寸和溫和的。極端的選擇方案——徹頭徹尾的和平主義（帶有反美味道）或者單方面大規模地重新武裝（必須對憲法進行修改，井置美國和地區內的不利反應於不顧）的方案沒有贏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來，公開的和平主義的呼籲，如果還有的話，也是越來越少了。單邊主義和軍國主義儘管有一些口若懸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贏得多少公眾的支持。大部分公眾，當然還有有影響的實業界精英，已經深切地意識到，這兩種辦法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政策選擇，而只能在實際上給日本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危害。

以政治為主導的公眾討論，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國際態勢問題上提出了不同的重點，其次在地緣政治的優先次序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次要的差異。粗略地說來，可以看出有三種主要的取向，也許還有第四種較為次要的取向。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稱：不知羞恥的“美國第一”派；全球重商主義派．趨向積極的現實主義派以及國際空想派。可是，歸根到底，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個相同的總目標和同樣的主要憂慮：利用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去爭取全球對日本的承認，與此同時避免亞洲對日本產生敵意，並在條件尚不成熟時避免使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受損。

第一派取向的出發點是，仍應把維護目前存在的（被確認並不對等的）美日關係作為日本地緣戰略的主要核心。持這一派觀點的人和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希望日本在國際上贏得更大的承認並在聯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宮澤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說過的那樣，他們的第一信條是“正在步入21世紀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日本和美國……是否能夠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礎上提供協調的領導”。這一觀點在國際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來掌握外交決策權的機構里一直占主導地位。在中國的地區作用和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存在這樣的關鍵性地緣戰略問題上，這一領導集團一直是支持美國的，但是他們也把自己的作用視為制約美國對中國採取任何對抗姿態的傾向的一個源泉。事實上，即使是這一派人士也日益傾向於強調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關係。他們認為，日中關係的重要性僅次於日美關係。

第二派取向並不反對日本地緣戰略政策與美國一致，但是，他們認為坦率地承認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個經濟大國這一事實，對日本最為有利。這一派的觀點往往同傳統上勢力很大的通商產業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貿易和出口商有聯繫。根據這一派觀點，日本的相對非軍事化是一種值得保留的資產。在美國確保日本安全的條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經濟介入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將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在一個理想化的世界裡，這第二派取向贊成奉行至少是事實上的中立主義政策，讓美國去平衡中國在地區內的實力並由此去保護台灣和韓國。這樣，日本能夠不受牽制地進一步發展同大陸和東南亞的經濟關係。可是，在現有的政治現實中，全球重商主義派接受美日同盟是一種必要的安排，包括為武裝部隊提供並不大的預算開支（仍然不過多超過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但是他們並不熱心於使這一同盟具有重大的地區性含義。

第三派是偏於積極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大都是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地緣政治思想家。他們認為，日本作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國家，既有機會也有義務使冷戰後的世界與以前確實有所不同。日本也可由此而贏得全球的承認。日本有資格得到這種承認，因為它作為推進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歷史性地躋身於世界少數幾個真正偉大的國家之列。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曾經預言這樣一種更強有力的日本態勢將會出現。但是，在預言這一前景方面更為人所知的或許要首推1994年發表的頗多爭議的小澤委員會報告。該委員會報告的標題頗能說明問題：《新日本的藍圖：一個民族的反思》。

該委員會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間派政治領袖小澤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該報告主張，應該對日本等級森嚴的政治文化實行民主化，並對日本的國際態勢進行反思。報告要求日本成為“正常的國家”。建議在保持日美安全關係的同時，日本應摒棄在國際上的消極被動姿態而積極地參與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應該在國際維和努力中起帶頭的作用。為此，該報告建議撤銷日本憲法中對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裝部隊所作的限制。

對於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的強調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但卻內含這樣一種想法，即日本應在更重要的地緣政治方面從美國對安全事務的包辦下解放出來。鼓吹這一觀點的人往往爭辯說，在有全球重要意義的問題上，日本應該毫不猶豫地代表亞洲說話，而不是自動地追隨美國的領導。可是，他們在諸如中國日益增長的地區作用和朝鮮前途等敏感問題上卻仍然保持那種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詞，同他們更傳統的同僚們並無多大差別。因此，在有關地區安全的問題上，他們都持有迄今依然強烈的那種日本傾向，即在這兩個問題上仍舊讓美國去承擔首要的責任，而日本僅在美國做得過頭時發揮一點降溫作用。

及至90年代的後半期，這種偏於積極的現實主義派傾向開始在公眾思潮中占據主導地位，並且對日本的外交政策產生了影響。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開始談論日本的“獨立自主外交”，歷來謹小慎微的日本外務省煞費苦心地把這個詞翻譯成為意思較含糊的（看起來也就不那麼針對美國的）“偏於積極的外交”。

主張第四派取向的國際空想主義者的影響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給日本的觀點注入更為理想化的言辭。這一派往往公開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類的傑出人士聯繫在一起。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對道義上可取的全球目標作出明確承諾對日本的重要性。正因為日本不必承擔地緣政治責任，這些空想主義者常常乞靈於“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號召日本在為世界大家庭制定和推動一項真正的人道主義議程方面充當領袖。

所有上述四種取向，在一個關鍵性的地區問題上都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更加多邊化的亞太合作的出現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合作將產生三種積極的效果：有助於套住（也含蓄地限制）中國；有助於把美國拖在亞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將會逐漸地削弱；有助於減輕對日本的不滿情緒，因而有助於加強日本的影響力。雖然在地區內形成一個日本的勢力範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區內，特別是在那些對中國力量的日益增長感到不安的沿海國家裡，日本獲得某種程度的敬服或許還是有希望的。

所有上述四種觀點也一致地認為，小心謹慎地培養同中國的友情遠比對中國實行在美國領導下的直接遏制要好得多。事實上，美國領導下遏制中國的戰略設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賓、文萊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結成抗衡中國的非正式聯合體的主意，對於日本外交政策機構來說也並無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來，任何類似努力不僅要求美國在日本和韓國無限期地大規模駐軍，而且由於製造了中國的地區利益和美日的地區利益之間容易起火的地緣政治重疊，可能成為會自動實現的關於將同中國發生衝突的預言。［8］其結果勢必阻礙日本漸進式的解放和威脅遠東的經濟繁榮。

由於同樣的原因，很少有人贊同採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國之間大妥協。這樣一種古典式的聯盟關係大逆轉的地區後果將是形勢更加不穩定：美國將從本地區撤走；朝鮮半島將立即被置於從屬於中國的地位；日本將不得不聽憑中國擺布。除了也許有少數極端主義者會歡迎以外，這不是一種誘人的前景。由於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的邊緣化和在歷史上受到鄙視，已無其他東西可以取代這樣一個基本共識：即同美國的聯繫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線。失去了同美國的聯繫，日本既不可能確保穩定的石油供應，也不可能在中國的核彈（也許不久後還有朝鮮的核彈）面前保護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問題是，如何最恰當地運用同美國的關係推進日本的利益。

相應地，日本人根據美國的願望一直在加強美日軍事合作，包括看起來是把合作的範圍從較為具體的“遠東”擴大到更為廣泛的“亞太方案”。1996年初，在覆審所謂的美日防務指導方針時，日本政府也把這一方針的適用範圍作了擴大，可能使用日本防衛力量的範圍從“遠東有事”擴大到“日本周圍地區有事”。日本願意在這個問題上向美國讓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驅使：越來越懷疑美國長期駐留亞洲的能力；擔心中國的崛起（和美國對這一點看起來所懷的憂慮）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仍可能把一種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選擇強加於日本：要末站在美國一邊去反對中國，要末沒有美國而與中國結盟。

對日本來說，這一根本性的兩難處境也包含着一種歷史的必然性：由於爭取成為地區性主導大國的目標行不通，而在沒有地區基礎的情況下要成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國又不現實，那麼，自然的結論是，日本獲得全球性領袖地位的最好辦法是積極參與世界範圍的維和活動和經濟發展。通過利用美日軍事同盟保障遠東穩定而又不讓自己捲入反華聯盟的辦法，日本能夠穩妥地為自己確立一種獨特而又有影響的全球性使命，成為推動真正國際性的、更加有效地機制化的合作的大國。這樣，日本將取得類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強大和更具全球性影響：成為一個由於建設性地運用自己的財富和力量而得到人們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國家。

美國地緣戰略的調整

美國政策的任務應為：確保日本作出上述選擇，中國崛起而在本地區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致妨礙東亞力量的穩定三角平衡關係。努力處理好同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和維持包括美國在內的穩定的三方間相互作用關係，這對於美國的外交技能和政治想象力將是嚴峻的考驗。消除過去那種認為日本的經濟上升會導致所謂威脅的成見和消除對中國的政治能量的恐懼心理，有助於給必須奠基於仔細的戰略估算的政策注入冷靜的現實主義。這種估算是：如何把日本的能量納入國際方向和如何把中國的力量引入區域性妥協。
只有這樣，美國才能在歐亞大陸的東部形成相當於歐洲在歐亞西端的一個協調的地緣政治結構，即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地區力量結構。可是，同歐洲情況不同的是，在東部大陸不會很快出現民主的橋頭堡。相反，美國同日本重新確定了方向的同盟必須成為美國同在該地區舉足輕重的中國之間實行妥協的基礎。

從本章前兩節所作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若干對美國來說是重要的地緣戰略結論：

有關中國是下一個全球性大國這樣一種流行的看法孕育着反對中國的偏執狂，並在中國內部培育着妄自尊大的思想。對於中國將肯定成為下一個全球性大國的恐懼，往好處說是為時過早，往壞處說，則可能會成為自行實現的預言。因此組織一個旨在遏制中國上升為全球性大國的聯盟會產生消極的後果。那樣做只會確保一個在地區內有影響的中國變得敵對。同時，任何這種努力都會使美日關係趨於緊張，因為大多數日本人可能會反對這樣一個聯盟。根據這一情況，美國應該不再壓日本在亞太地區承擔更大的防務責任。這種努力只會妨礙穩定的日中關係的出現，同時還會使日本在本地區進一步陷於孤立。

但是，正因為中國事實上不可能很快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也正因為如此，對中國實行地區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國作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來對待才可取。把中國拉進更廣泛的國際合作之中並賦予它所渴望的地位，能收到鈍化中國民族雄心的尖利鋒芒的效果。朝此方向可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吸收中國參加世界主要國家七國集團的每年一度的首腦會議，特別是既然俄羅斯已被邀請參加，就更應讓中國參加。

不管表面現象如何，實際上中國並無很大的戰略選擇餘地。中國持續的經濟成功嚴重依賴西方資本和技術的流入和外國市場的准入。正是這一點嚴重地限制了中國的選擇。中國同一個不穩定而且貧困的俄羅斯結盟，是不可能拓寬自己的經濟或地緣政治前景的（而對俄羅斯來說，這將意味着從屬於中國）。即使玩這種主意對中、俄雙方都有點兒策略上的誘惑力，但這畢竟不是一項可行的地緣戰略選擇。援助伊朗和巴基斯坦，對中國來說具有更直接的地區和地緣政治上的意義，但也不可能以此作為認真謀取全球性大國地位的出發點。如果中國感覺到，美國（在日本的支持下）在阻撓其實現民族的或地區的抱負的話，那麼組織“反霸”聯盟可能成為最後的抉擇。但是，那將是個窮困國家的聯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它們將繼續一起貧困下去。

大中華作為地區主導大國正在崛起。既然如此，這個大中華可能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鄰國，而這可能導致地區的不穩定；或者大中華也許會沿襲昔日中華帝國的歷史傳統而滿足於較為間接地施展其影響。將來出現的是霸權主義的勢力範圍還是較模糊的受敬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