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主席的评论

〈一〉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
毛主席谈到一县一社时提出，一县一社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搞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二〉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谈到修武县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拨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端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三〉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
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按：所谓搞"集体住宿"即刘少奇鼓吹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别编班集体住宿，"搞军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够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就是共产主义"家庭革命"的办法，这就是刘少奇的主意－－－－－笔者注）
〈四〉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95－－－103页）
现在我们看刘少奇在江苏视察，又是怎样兜售他的"共产主义"的。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呢"？刘少奇指示"应该做好五件事"：
第一，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第二，彻底把妇女从繁锁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第三，大规模地进行技术改革，改革各种劳动工具，提高劳动效率；
第四，改善社会的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第五，发展多面手，一人多艺，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
做好这五件事，不仅可以解决劳动力紧张的困难，而且将会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制度，劳动组织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里刘少奇讲的"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五个条件，实际上就是他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不同的是他在讲到第四条时，向江苏推销他在河南指的"改善劳动组织"的经验做法，这就是：第一，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时，要把劳动力编为班、排、连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第二，"男女换班，老少换班"的做法。据刘少奇说：实行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这是刘少奇在河南搞共产主义试点创造发明的，现在他又要在江苏省推广了。刘少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现在他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实施这一举措。这一举措的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 （ 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群众对此很反感。毛泽东知道后批评说：这是胡来，哪有共产主义不要家庭的呢？这不是帮国民党蒋介石诬蔑共产党的忙吗？哪里这样做，我就支持哪里群众起来造反。
刘少奇到江苏视察，还大肆兜售他在徐水、河南实行"供给制"的做法。他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刘少奇的实行"供给制"和实行全民所有制的主张，不仅在国内大力宣传实行，而且对国际友人也大讲特讲。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直到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产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

第四节 刘少奇在视察中大肆鼓吹和推行
"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

刘少奇在视察中是怎样鼓吹和推行浮夸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的呢？看以下事例就清楚了。
第一，由相信浮夸风、高指标风到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刘少奇的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跟着大胆的吹起来了。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刘西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第二章　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敢于抵制"五风"

第一节　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一系列谈话

一　鼓吹浮夸风，鼓吹高指标的一律不登报，一定要卡住，要大家按实际办事。
据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在大跃进中、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毛泽东先后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二　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轻易宣传实现什么"化"，实现什么"无"，也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计划指标不要讲过头。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找我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2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的，有的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页）

这里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第一，早在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已专门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叫他注意在"报纸报导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为什么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和高指标风越来越厉害？吴冷西个人有这个胆量吗？如果没有，他的后台又是谁？
第二，毛泽东于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对报纸的宣传问题，又专门的作了五点指示，并要求在"今年夏天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问题，吴冷西已将毛主席的指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作了传达，而陆定一却借口"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不贯彻执行，致使"五风"越演越烈。当时陆定一仅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长，他个人肯定不能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的，他一定有后台，这个后台又是谁呢？是邓小平和彭真吗？或者还有更大的后台？
第三，1958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又一次找吴冷西和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不例外。然而它们鼓吹浮夸风、高指标风、"共产风"却有增无减，这是为什么？
三　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头脑冷静。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会议上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的，你们听了哪个政治局委员的话，把它删掉的？
吴冷西回忆说：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特意找我专门指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导，发表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还说，他对报纸宣传有一点意见，过几天空一点了再谈。（吴冷西：《忆毛主席》104页）
1958　年11月22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找吴冷西长谈，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说："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坏话，不让讲怪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是好事，但浮夸风就不好。"
毛主席强调，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
毛主席说到，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浮夸，这要引以为戒。

毛主席讲了上面这些话后，又归纳为三个意见。他说：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做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按：毛泽东的指示不但不听，就连写上《决议》的话也敢删掉，可见这位政治局委员非同一般－－－笔者注）
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毛主席说："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说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那样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
毛主席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清醒，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到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这也是思想方法，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这时毛主席指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吴冷西：《忆毛主席》　108－1 13　页）
四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读了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起，一直到1958年11月22日，先后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大跃进运动中，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作新闻报道时，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抵制"五风"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并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一味地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推波逐浪。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责成主管宣传口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和彭真，要他们立即研究宣传工作如何转向的问题。
吴冷西回忆说：6月14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彭真同志召集书记处会议（邓小平同志摔伤了腿，住院治疗），讨论宣传怎样转向问题。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胡乔木、周扬和我准备一个文件，书记处再讨论决定。我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通报（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召开书记会议，讨论这个通报（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准备以中央名义下发。彭真同志将修改后的通报送给刘少奇同志审批，刘少奇同志认为通报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时通过。
6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批评浮夸风和高指标之后，转谈到宣传问题时，他严肃地指出："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中央社和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毛主席说："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他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论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吴冷西：《忆毛主席》36－－－141　页）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刘少奇而发的，因为刘少奇在会议中讲到宣传问题的时候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会后毛泽东仍然按照1949　年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立下的规定"，仍由少奇同志和恩来主管宣传口的把关工作。吴冷西回忆道：毛主席在会后，对我说：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吴冷西：《忆毛主席》142　页）

第二节　吴冷西道出宣传口的主要把关人物

从吴冷西的上述回忆我们清楚的知道，当时宣传口把第一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把第二关的人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总书记兼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第三关的人物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把最后一关，如果他认为很重要，自己不能决定，就送给毛泽东审定。如果认为自己能决定，他就自己决定。不再麻烦主席了。这是1949年中央在西柏坡"立下的规矩"，到1956年6月毛泽东又重申这一"规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
这里顺便说一点，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谈到，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他因为　1957年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重要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不久，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拓连消息也不发，因而被毛泽东批评为"是死人办报"。到这年6月，被免除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而由吴冷西正式接替，邓拓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对此，吴冷西在回忆中是这样写的：半个月以后（即6月13日以后－－－笔者注），党中央才宣布邓拓同志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我任总编辑。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并肯定了邓拓同志主持人民日报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在这以后，邓拓同志和我分工是，他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我主管新闻和版面，直到一年多以后他工作变动为止。（吴冷西：《忆毛主席》158　页）

第三节 吴冷西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主要责任不是他，
而是宣传口把关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和邓小平

从吴冷西的一系列回忆，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起，一直到1959年的6月底，都一直在要求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对"五风"的问题，不要宣传，不要登报，"要卡住"。在宣传中"要实事求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不要做冒失的促进派"。"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道理"。"搞浮夸风不好"。"不要华而不实"。"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你是记者的头子，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等等。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说：1957年6月13日，在党中央决定他去人民日报任编辑时，毛泽东告诚过他："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157－－－158　页）
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吴冷西听得进耳了吗？如果他听不进耳，为什么37年以后的今天，他还回忆得清清楚楚，并且在本书的末尾保证道：他所说的"主要意思是绝对不会错的"。并说：毛泽东对他这一系列的谈话都有记录，现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看来，毛泽东对吴冷西的这一系列谈话，对他提出要抵制"五风"的一系列要求，他是听进耳的。然而，他确没有很好的执行，反而和邓拓一块利用人民日报这个宣传阵地，大肆鼓吹"五风"为"五风"的盛行煽风点火，推波逐浪，这太不应该了。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 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72页）
吴冷西的这个检讨，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把宣传口的这些中央领导，只片面的注重"敢想敢说敢干"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所提出的：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干的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