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雲和山的彼端－－另一種模式的社會主義

在東南歐的巴爾幹半島上，從北到南橫亙着一些小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黑、塞黑和馬其頓。現在很多年輕人也許不知道，在十幾年前，它們還是一個統一的發達國家――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1944年10月20日，南共領導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在追殲德寇的蘇聯紅軍配合下解放了首都貝爾格萊德，一年之後，新的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然而，勝利的喜悅是暫時的，鐵托們不得不面對巨大的痛苦。也許這是一片受過詛咒的土地，奧斯曼的蘇丹征服過，維也納的皇帝統治過，然而，他們比起柏林暴虐的元首和他那萬惡的匪徒是那麼的微不足道。短短的四年，南斯拉夫承受的物質上的損失竟然比主要參戰國英國還要多40％，不能挽回的是生命的逝去，有170餘萬人在戰爭中喪生，這對一個僅有1600萬人的小國意味着什麼也許只有南斯拉夫人自己才最清楚。

為了迅速醫治戰爭的創傷，新南斯拉夫半推半就得借鑑了蘇聯高度集權的斯大林體制，正如他們在華沙、布加勒斯特、布達佩斯、索非亞和布拉格的同志們一樣，而這也使他們創造了絲毫不遜於莫斯科的老大哥的奇蹟，經濟發展已經到了創紀錄的水平。到1948年，南聯邦國民收入已達到4411億第納爾，比二戰前的1939年增長了67％，這標誌着南斯拉夫已經從戰爭的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了。 

然而，在中央集權制的運行中逐步暴露出了許多蘇聯式的問題，例如工人生產積極性不高，合作社的農民消極怠工，金融機構運轉不靈活等等。鐵托和卡德爾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人不得不對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提出思考，並開始向共和國和自治省下放一部分經濟權力並暫停農業集體化。這些都引起了斯大林的極大不滿，這種不滿在1948年的情報局事件中達到高潮，不久，南聯邦被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蘇聯及其東歐盟國撕毀了與南的經濟互助條約，南斯拉夫陷入困境。

但是，鐵托和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拒絕向斯大林屈服，正如他們四年前在希特勒面前表現得那樣。“一個小國 ，特別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有人打它一記耳光，他決不應該沉默不言”。在冷戰時代，對一個陣營的背叛往往意味着倒向另一個陣營。可是，當美國用130萬噸小麥誘惑飢餓中的南斯拉夫人時，鐵托表示，“寧願再次吃樹根野果也決不允許讓國家的獨立受到威脅。”這就是南斯拉夫人的性格，這就是共產主義者的氣節。

於是，獨立於兩大陣營兩種制度之外，南斯拉夫開始了另一種制度的嘗試。這是一種最接近馬克思藍圖的制度，用它的主要設計師卡德爾聲稱，這裡面沒有任何新的自己的東西，完全是依據馬恩的經典。它的核心便是“自治”，在經濟上實行新的“社會所有制”，提出了“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的口號。與蘇聯模式相比，它最大的特點在於弱化了國家的職能，實現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而不用經過國家這個代理環節。

1950年國民議會頒布的《關於勞動集體管理國營經濟企業和高級經濟聯合組織基本法》規定，工礦和交通運輸企業的國家所有制改為社會所有制，聲稱生產資料歸全體社會成員所有，企業由直接生產者進行管理，在企業建立工人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有權招聘、監督、罷免廠長經理。到1964年，南聯邦取消了國家投資基金而改由國家貸款，這樣，企業又獲得了擴大再生產的自由。

南共聯盟認為，計劃範疇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範疇也不等於資本主義。於是，一方面，取消了蘇聯式的指令性計劃，而改為聯合勞動組織（企業）內部的自治計劃和社會政治共同體（從區到共和國/自治省直到聯邦）內部的社會計劃。在交換上承認市場的作用，強調當前的社會主義只能為商品經濟，不僅允許消費品的市場交易同時也允許將生產資料交由市場調節。在價格上以世界市場價格為基準，67％以國際市場價格定價，12％依照“成本原則”，21％由市場自由形成，比之當時的蘇聯、中國無疑具有極大的自由性。

自治社會主義一度創造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光輝成就。1950年～1956年工業生產年均增長率達到8.6％，1957年～1965年則達到12.2％，農業生產增長相對較慢，但是也達到了1.1％和5.4％。變化還表現在出口產品的比例上。1950年南斯拉夫出口品中，非加工產品占43％，加工產品占50％，而高級加工產品所占比例僅為7％，但是到了1974年這個比例發生逆轉，高級加工產品占到了56％，非加工產品僅占8％，其餘37％為加工產品。與蘇聯的增長相比，南斯拉夫的增長是人民群眾能夠切實享受到成果的，1977年南斯拉夫每千人擁有電視機175台，高於蘇聯、東歐水平，而在當時中國人還不知電視為何物；千人擁有汽車91輛，這個數字在30年後的中國為24輛。

與此同時，在外交上南聯邦一方面與西方保持着不損害主權的正常經濟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中掀起了不結盟運動，聯合起來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成為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他們用事實駁斥了“弱國無外交”的謊言。就這樣，南斯拉夫在被蘇聯老大哥拋棄後在第三世界中找到了知心朋友，鐵托也被譽為“小國中的大政治家”。

然而，好景不長，70年代後期開始，經濟上出現了停滯甚至一定程度的倒退，隨着90年代初南聯邦的解體這朵“自治社會主義”的奇葩也最終凋零。作為多民族國家，其解體的原因是複雜的，遠不是所謂“共產主義的失敗”能夠解釋。

南斯拉夫國家不大，面積不到26萬平方千米（在歐洲算個大國），人口也不過2000萬左右，卻有大大小小20多個民族，其中人口最多的為塞爾維亞族，但也僅占總人口的39.7％，於是，像蘇聯的大俄羅斯主義一樣，自然而然得滋生出“大塞爾維亞主義”。在歷史上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與信奉天主教的克羅地亞矛盾很深，而民族問題又不得不牽扯到經濟問題。塞爾維亞地區由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長期統治經濟一直比較落後，因而希望加強中央集權以貼補落後地區，而北部奧匈帝國原屬地的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經濟則比較發達，他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獨立性。這種衝突也蔓延到黨內，最終在堅持中央集權的二號人物蘭科維奇辭職事件中達到高潮。南斯拉夫的領導人鐵托和卡德爾分別為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他們一方面竭力壓制克、斯兩族的獨立情緒，另一方面卻不得不對付大塞爾維亞主義，這也引起了塞爾維亞人的不滿，他們認為伏伊伏丁那（匈牙利族）和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兩個自治省是鐵托插在塞爾維亞的兩把鋼刀。社會自治的制度助長了民族主義。一方面聯邦將權力下放到地方，另一方面，各共和國卻截留了上面下放的權力，於是，各共和國獨立度都相當高，搞成了國中有國的複雜局面，而南斯拉夫民族的集中居住率除了最北部的斯洛文尼亞外都很低，其中塞族為71％，克族也只有79.4％，這意味着有相當多的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生活在自己的共和國之外。這種複雜形勢在1980年鐵托去世後便無人能夠駕馭，結果必然釀成了92年的解體和之後的大規模內戰。

工人自治制度同樣出現了困境。一方面，像蘇聯一樣，法律賦予工人的各項經濟、政治民主權力得不到貫徹，許多工廠仍然是廠長經理說了算，工人委員會和管理委員會形同虛設，另一方面，廠長經理畢竟是工人直接選舉出來的，必須對工人負責，自然的要提高工人的待遇。於是，他們便採取了不斷壓低積累的方式，而一些嚴重的地區甚至出現了工廠之間的攀比，為了給工人加工資他們甚至不惜向銀行甚至國外銀行貸款。這一後果是嚴重的，一方面南斯拉夫的外債飛漲，60年代初南斯拉夫的外債不過5億美元，而到了1978年卻漲到118億美元，等到1982年更是飆至198億。而與此同時，由於工資的提高國內也出現了驚人的通貨膨脹。通脹率在82年為25％，83年為41％，84年為54％，85年為80％，等到87年則上升到了120％。於蘇聯模式不同，南斯拉夫允許企業自由招聘、解僱工人，但是，就業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尤其是大學生出現了“就業難”問題，1987年待業人數為80萬人，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為知識分子，這釀成了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企業能夠自行決定投資方向而缺乏強有力的聯邦調控，工人自治的企業自然樂意投資到投資周期短，資金流動快的加工工業而不願意投資於基礎工業，出現了與蘇聯截然相反的局面，加之南斯拉夫基礎工業本身就比較薄弱，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了比例失調問題。

這些“自治社會主義”本身的缺陷加上巴爾幹強大的民族主義外部作用，這條凝聚了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無限勇氣和創造力的另類社會主義道路最終走到了盡頭。然而，正如國際歌所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路終究是人走出來的。雲和山的彼端那個曾經輝煌的國度留下的不止有刀光劍影，不止有扼腕嘆息，留下的還有曾經實踐過嶄新制度的46年歷史，而這部歷史正是屬於鐵托、卡德爾和南斯拉夫無產階級不朽的光榮，而他們的榮光將照耀着我們向着共產主義的方向前進，前進，前進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