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研究的若乾熱點難點問題（修訂稿)
　　　
韓鋼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些年來中共歷史研究的動態。列了二十二個問題，實際上，這些也只是一鱗半爪，遠不能反映研究動態的所有方面。還要說明，我的介紹憑自己的印象，沒有稿子，所以一定會有不準確的地方。如果想進一步了解，還需要核對著述文本和原始文獻。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歷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很多問題的研究比過去要深入得多。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就是中共歷史研究的民間化，從主流意識形態剝離出一個民間研究的學派，它的話語、結論和判斷與主流不一樣，更為史學界注意，國外反響大的也是這一塊。主流這一塊基本上沒有太多的進展。

　　
　　一、陳獨秀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後，官方對陳獨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給他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以外，對他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都從來不提，從來不講他一九一五年創辦《青年雜誌》（後來改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從來不反映。只講李大釗、毛澤東，李大釗的作用當然重要。最早提出陳獨秀問題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發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

　　陳獨秀一共有五頂帽子——叛徒、漢奸、托派、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漢奸”的帽子。“漢奸”的帽子最早見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國時報》，有人說“中國的托派是拿着日本人津貼的漢奸”（但是沒點陳獨秀的名字）。十月份，伍平在《救國時報》發表文章，說“陳獨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貼的漢奸”（伍平是誰？我不清楚）。《解放》周刊、《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最厲害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的《解放》周刊發表的文章《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這篇文章有兩萬多字，是針對陳獨秀寫的。該文實際上是根據蘇聯的肅托精神來的，因為當時蘇聯正在公審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講蘇聯的托洛斯基分子，後一部分講中國的托洛斯基分子。康生文章的依據就是一九三六年伍平的文章。開始陳獨秀沒說話，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八人聯名質問《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說你們有什麼根據說“陳獨秀是拿着日本人津貼的漢奸”？這個事鬧得中共很被動。《新華日報》還不認錯，發了一篇短評，毫不講道理地說陳獨秀就是漢奸。後來陳獨秀自己要訴諸法律了，周恩來委託徐特立去做陳獨秀的工作，才平息了這件事情。研究者根據文獻材料，把陳獨秀“漢奸”的帽子給摘掉了。事實上，不僅說陳“漢奸”毫無根據、子虛烏有，而且相反的，陳獨秀發表了許多關於抗日的言論和主張。《毛選》原來的版本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有一個注釋，原來的注釋說托陳取消派是說托洛斯基分子、漢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那個注釋改了，就是原來托陳取消派是日本漢奸，是根據蘇聯審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錯誤結論得出來的，等於就給翻過來了，這頂帽子就給摘掉了。

　　緊接着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虛烏有。所謂“叛徒”，一個是抽象地說他在大革命時期，把領導權拱手讓給了國民黨新右派，出賣了革命；還有就是說他一九三二年被捕，被關到國民政府監獄，做了叛徒。他一共被關了五年，一九三七年出來的，期間沒有發生任何因為陳獨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腦機關或其他機關遭破壞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獄以後，蔣介石一度邀請他出任教育部次長，被他拒絕。所以，這頂帽子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托派”這頂帽子沒法摘，因為他確實當過一年多中國托派的領袖。關於“托派”的帽子，從蘇聯解密的文件來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帶價值判斷的話，陳獨秀肯定是托派領袖，他確實當過幾年托派領導人，後來因為托派內部矛盾，也被開除了。

　　最後剩下的兩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這兩頂帽子摘得非常艱難，從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現在，筆墨官司打得非常多，為此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陳獨秀研究會影響很大，自動參會的人每年都在增加，這個研究會包括相當一批研究黨史的人，大家紛紛為摘掉陳獨秀最後兩頂帽子打筆墨官司。陳獨秀研究會還辦了一個內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締了。

　　最近幾年，學術界關於陳獨秀的研究突破更多，這是由於蘇聯的檔案大量被解密，國際共運的檔案大量被披露。過去給陳獨秀扣帽子的時候，說陳實行“右傾投降主義”，向國民黨新右派讓步，比方說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這叫三大讓步。其實這些事件的經過非常複雜，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顧問在其中起了關鍵性作用。有研究者統計，從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開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裡，僅聯共中央發布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個，聯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七百三十八次，這還不包括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文件和會議。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蘇聯顧問、共產國際代表，而不是陳獨秀自己的主張，相反，陳獨秀跟共產國際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些研究者認為給陳獨秀扣上這兩頂帽子毫無道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給陳獨秀摘掉了一頂帽子——右傾投降主義，保留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但仍有研究者強烈批評這部《簡史》：為什麼還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的修訂本，還是保留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經把它摘掉了，在他們編寫的中共歷史著作中，已經不再說陳獨秀是“右傾投降主義”，連“右傾機會主義”都不提了。這個筆墨官司沒完，現在還在打。

　　陳獨秀研究步履艱難，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有關。八十年代出了《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下兩卷），一九八三年《中共黨史資料》第一期發表了陳獨秀《金粉淚》五十六首（在南京監獄寫的詩）。有關領導人就警告說“對陳獨秀的宣傳不要過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時，黨史界的精神污染列為第一號的就是這兩件事，說為陳獨秀評功、擺好、翻案。

　　陳獨秀研究會除了研究陳獨秀問題外，對當代中國歷史包括現實政治和社會有很多尖銳的議論。它有個內部刊物，很多人在公開的媒體發表不了的，都在那裡發，針砭時弊的言論很多，後來還上了網。這就觸怒了某些人，這恐怕是這個研究會被撤消的關鍵原因。

　　陳獨秀演研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陳獨秀晚年對斯大林模式的反思，非常深刻。

　　陳獨秀到現在為止不能平反，有人說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大冤案、最大的冤案。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陳鐵鍵先生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說北京東黃城根的五四紀念浮雕，是貽害子孫、誤人子弟的一個東西，在那裡面居然沒有五四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兩個最大的頭像是李大釗和毛澤東，連陸宗輿、章宗祥都有一個小頭，居然沒有陳獨秀！這是反歷史的。但實際上學者的研究已經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到現在為止這是一個難點，也是一個熱點，還在不斷的有文章，主要就是爭取最後摘掉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徹底平反。
　　

　　二、富田事變和蘇區肅反問題

　　富田事件。一九三〇年九月紅一方面軍打吉安，破獲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團檔案，牽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當時在蘇區已經有一些反特、肅托的呼聲，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派政治保衛處的處長李韶九帶了一個連的人，到當時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人，讓他們交待誰是AB團，手段非常殘酷。嚴刑之下，交待出來一二百人。接着繼續抓人，事態越來越擴大，導致紅二十軍譁變，喊出口號：“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他們認為主要就是毛澤東干的，毛是許克祥第二。宣布脫離一方面軍。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後，事變領導人認為他們的這些做法有些過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臨時中央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匯報，一方面檢討自己，一方面說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事情的處理上有問題。因為他們已經不相信紅一方面軍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認為他們是反革命暴動。蘇區中央局的看法和紅一方面軍不一樣， 項英認為這件事情兩方面都有錯，主張按照黨內矛盾處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後發現有問題，從此消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一個中央代表團去處理這個事情，他們撤消了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直接處理富田事變。首先把事變的領導人都逮捕，第一個槍斃的就是劉敵，緊接着就把其餘二十多個人都槍斃了。然後把紅二十軍從前方調到後方，包圍了全部排以上的幹部七八百人，包括軍長全部殺害（只有兩個人逃脫。一個是172團副官叫謝象晃，後來當了江西省民政廳廳長，八十年代當過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還有一個是排長叫劉守英，後來當過八路軍團長，在百團大戰中犧牲了）。紅二十軍番號從此取消。此後就開始在各根據地大規模肅反，結果殺了“AB團”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六千二百人、“改組派”兩萬多人。

　　最早關注這個歷史問題的是江西省委黨校教員戴向青教授。“文革”前他在贛南老區搞調查，發現老區人沒有不知道AB團的。從一九七九年底開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贛南收集材料，走訪調查，發現這是一個冤案、錯案，並且發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響。此後，關於富田事變的爭論得非常激烈，一種觀點是維持原案，認定事變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完全是個冤案。

　　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選為全國黨史研究會理事，有機會接近研究會顧問蕭克，將自己的文章送給蕭克指正。蕭克贊同戴向青的看法，他當年就在中央蘇區，親身經歷過歷史，非常清楚這個事情。他認為江西富田事件和蘇區肅反的問題必須要澄清。事情終於引起中央最高層的注意，胡耀邦明確說，這個問題該解決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責成當時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和副主任馬石江，到湖南、江西調查，專門調查“富田事件”問題。這個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幾個月，整理出AB團和富田事變兩個材料，上報中央領導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開中央組織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同意上報材料的觀點，認為這樁延誤多年的大案應該澄清，並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起草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組織部組織了一個富田事變覆核小組，以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苹為首，又查閱大量材料，把當年段良弼給臨時中央的報告都找出來了。這個報告非常關鍵，敘述了整個“富田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證明段良弼和劉敵等根本不是“AB團”。一九年春夏，覆核小組將平反文件上報中央。但是，到現在為止，一直沒有結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有一個新說法：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各個根據地的肅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這算是某種程度的平反。但是學術界對此並不滿足，因為任何一個冤案、假案、錯案的平反，都應該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這樣的文件因為某些人的干預迄今沒有。

　　三、長征中“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

　　一九三五年，紅一、四方面軍長征在懋功會師以後，對兩軍戰略方向出現分歧。張國燾主張向西退卻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來、毛澤東主張北上。隨後召開的兩河口政治局會議決定紅軍向北進攻，張國燾勉強同意。八月，紅軍總部決定將一、四方面軍進行混合編隊，分成左右兩路軍。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左路軍行動，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實際是十日凌晨兩點），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事件，就是右路軍中一方面軍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突然轉移，先行北上，脫開了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右路軍的四方面軍領導人是陳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軍還差點交火，後來徐向前說了一句“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才沒有打起來。

　　原因是什麼？長期以來的說法是：這天晚上，右路軍的作戰科長吳黎平，接到了來自張國燾的一封密電，密電勸右路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南下，“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吳黎平拿到這個電報以後，就給了葉劍英。葉劍英把它抄在了一個煙盒上，然後向毛報告。毛澤東等決定晚上迅速開拔。幾十年來都是這個說法。代表性的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吳黎平發表的回憶文章《嚴峻的時刻》。

　　國防大學教員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紅四方面軍戰史的過程中，查閱了大量的檔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發表了一篇文章，對這個長期流行的說法第一次提出質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沒有找不到“武力解決”的密電原文。第二，中央批評張國燾的一系列相關文獻中，均無此記載。第三，如果有這樣的電文，了解情況的人當會述及，但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劉伯承的《回顧長征》這類著述都沒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一發表，引起研究者注意，也引來當事人批評。吳黎平發表文章，仍舊堅持原來的說法。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的《黨史研究資料》再次發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質疑。除了原來的理由外，文章還增加了幾點理由：一是原紅軍總部三局局長兼左路軍電台台長宋侃夫、原右路軍電台台長王子綱均回憶，凡是張國燾發出的電報或收到的電報，無論指定人譯成或親譯的，都要經過他們，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所謂“武力解決”的電報。二是毛澤東稱讚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時講的。毛澤東原話是這樣說的：葉劍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接着毛對葉劍英說，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裡毛講的是葉劍英寫了一部著作，與密電問題無關。什麼著作呢？後來，國防大學教員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發表文章說清楚了。一九五九年中央軍委擴大會批判彭德懷，這部著作其實是根據會議精神寫的一篇文章，發給高級幹部閱讀。但是，長期以來以訛傳訛。

　　這個筆墨官司從此打了多年。一九八六年十月，紀念紅軍長征五十周年，范碩（軍科院研究員）發表了文章又談密電問題。文章發表後，引起一些四方面軍老人不滿。李先念去見鄧小平，談及此事。鄧聽說後很不高興，囑咐秘書查這是誰寫的文章。並說，幾十年前的事，公開爭論幹什麼？當時，這個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並沒有完。

　　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華兒女》，連載范碩的長篇文章《紅軍長征中的“密電事件”揭密》，論證有“武力解決”的電報，引用了大量的回憶錄。而且指責說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為張國燾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今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學學報》髮長篇文章《也談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反駁范碩。朱玉、王年一認為指責別人想“翻案”，總得有“案”；如果確有其“案”，肯定會記載在有關的決議或歷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覆查閱中央檔案館、軍委檔案館的有關歷史檔案，始終找不到載有“武力解決”中央字樣的電文。第二，從一系列文獻中，同樣可以斷定沒有這樣的電文。認為有“武力解決”密電的研究者，主要依據是個人回憶，朱、王的文章對這些回憶，特別是對同這個電報直接接觸的六人（張國燾、陳昌浩、朱德、徐向前、葉劍英、毛澤東）的回憶，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澤東的回憶有兩處，一處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清算“國燾路線”時毛澤東的發言，毛說葉劍英將密電偷來給他們看，電文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還有一處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沙同韋國清、丁盛、劉興元等人的談話，說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前一個發言說張國燾電文“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意思是張叫部隊南下，南下後再“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而不是就地“武力解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與“反右”、“反傾向”、“開展路線鬥爭”一類的話。都是當時流行的黨內鬥爭的布爾什維克語言，與“肅反”、“武力解決”不是一碼事。後一個談話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性質就變了，變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陳和四方面軍就要當地“解決”中央，“俘虜”中央，即是要動武。事實上並非如此，徐、陳既沒有動武的任何軍事部署，且在中央率軍北上出走後，又嚴令禁止部隊追擊。可見，後面的談話，與前者的發言出入甚大，與事實也相去甚遠。
　　所謂“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迄今仍爭論不休，成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歷史和軍史研究的一個難點。
　　

　　四、西路軍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以後，中央軍委有一個《十月份作戰綱領》，提出了寧夏戰役計劃。這裡面有一個背景，三個方面軍會師以後，有一個總的行動方向，就是按照聯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國際路線，讓紅軍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據地，毗鄰蘇聯，在西北造成一個抗日局面。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無暇東顧。斯大林的意願是，蘇聯遠東地區不受到日本人的威脅，希望中國的紅軍牽制日本從東方進攻蘇聯，而中國紅軍也可以通過這條途徑，從蘇聯取得物資援助。為什麼要北上？就是這個意圖。要打通國際路線，當時的說法就是要“打通遠方”。寧夏戰役計劃實際上就是要實現這個意圖，所以，當時的方向是寧夏不是陝北，準備到寧夏去，就是準備過河。但是，這個時候蔣介石也在調動軍隊，想在黃河以東把紅軍全部解決了。

　　十月份，紅四方面軍的紅九軍、紅三十軍再加上紅一方面軍的紅五軍，連同四方面軍軍部，先過了黃河。國民黨調集兵力趕往堵截，原準備渡河的紅三十一軍南下阻擊，終因敵眾我寡，被敵軍切斷黃河，未能渡過黃河。過了黃河的三個軍一共二萬一千八百人，成了孤軍。開始還讓他們繼續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西北是馬家軍的天下，馬家軍有正規軍三萬，民團八萬，一共是十一萬，敵我力量懸殊，根本沒法完成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份，中央軍委就提出改變原來的作戰計劃，組成西路軍，讓他們西征，以一年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這才是西征的開始。最後整個西路軍全部失敗。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陳雲和滕代遠到星星峽去接西路軍的時候，二萬一千八百多人只剩下四百多人。事情的經過大致就是這樣，但是西路軍浴血征戰、兵敗河西，長期以來卻被作為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破產的一個標誌。《毛澤東選集》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及其注釋就是這麼說的，各種中共歷史教科書當然也是這樣說的。

　　八十年代，研究者對這一歷史結論提出疑問，國防大學教員朱玉教授、叢進教授最早寫了文章。長期以來，把“打通國際路線”作為張國燾“逃跑主義”的產物，認為這個口號 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戰略背道而馳，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大量文獻檔案表明，“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共中央整個戰略部署的主要環節之一，而不能與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劃等號。因此，河西部隊從北進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到改為西進執行打通新疆的任務，完全是執行中共中央戰略計劃的結果，是執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方針、部署、指示，而不是執行張國燾的“西進計劃”。毛澤東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這時西路軍還沒有失敗，中共中央也沒有清算張國燾路線，怎麼會有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內容呢？顯然，這是後來對稿子整理補充時所加。

　　至於西路軍的失敗，也談不上是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的結果，原因非常複雜。徐向前在回憶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大大超出應有限度，這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原因；二是敵強我弱，西路軍遠離根據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左右迴旋不好迴旋，企圖援應沒有援應，喪失了作戰主動權；三是戰場指揮缺乏機斷專行，一方面上級統得過死，沒有給戰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中央軍委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而在河西走廊建根據地缺乏起碼的客觀條件，河西走廊這個地方一無好的地形，二無群眾基礎，更談不上武器彈藥的接濟，一個狹長的地帶，四周是荒漠，根本無法建立根據地；西路軍最高領導人陳昌浩不能靈活執行軍委指示，從長征中違背中央決定、極力主張南下的一個極端，跳到機械執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個極端。舉一個倪家營子戰鬥的例子，是一個最慘的例子：西路軍在倪家營子同馬家軍血戰二十多天，終於突圍出來了，但是陳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在那裡建立根據地，因為這是中央的指示。徐向前同陳昌浩激烈爭論，最後不得不服從陳的命令。結果部隊又回到了倪家營子，再度被馬家軍包圍，待第二次突圍出來時，西路軍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將文章《“西路軍”疑》報送鄧小平，鄧小平批轉李先念研究。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寫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的報告，給了陳雲。陳雲同意李先念的說明，讓他把這個說明送中央黨史研究室，並送中央檔案館存檔，請鄧小平批轉中央常委，鄧小平批了兩句話：“贊同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關於西路軍的問題，黨史界爭論很大。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發表了朱玉、叢進的一組關於西路軍問題的文章，引起高層指責，有關部門下令收回這一期刊物。有一種觀點仍然認為，西路軍和西征就是張國燾“逃跑主義”的產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出版，有人寫西路軍是“奉命過河”。李先念看到後給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寫信，質問“奉命，奉命，奉誰的命？”幾萬冊全部印好的書將那一頁全部撕去，改成“根據中革軍委命令”， 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電視台播映電視文獻片《李先念》，其中第二集《血染祁連》，把西路軍的來龍去脈介紹得非常清楚，對西路軍的歷史作了全面和客觀的反映。不久，香港鳳凰電視台也連續五次訪談西路軍的問題。

　　當然，到現在為止，學術界實際上還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認為西路軍的失敗，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軍本身也有問題，在處理建立河西走廊根據地的問題上也有失誤。
　　

　　五、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說九十年代以來突破比較大。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高華教授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這本書可以說是關於延安整風最翔實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來源於公開的文獻、回憶、著述，沒有內部檔案。它的核心觀點，就是延安整風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他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最高權威的上層結構，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跟這個問題有聯繫的是“搶救運動”，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作了一些研究，但是都不深入，而且幾乎都把帳記在了康生的頭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對“搶救運動”負有不可推脫的重要責任，但毛澤東是中共中央領導人，而且是整風運動的領導人，難道對此沒有責任嗎？有研究者指出，在這一點上，主流意識形態是不能突破的，極力把康和毛摘開，相反去強調“搶救運動”後期毛“發現了問題”，使得運動及時剎車。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黨校教育史研究組”著、中央黨校王仲清教授執筆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幹工作》一書，說的是黨校，實際上也部分反映了當時整個延安的情況，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澤東、任弼時、彭真的講話。這本書只印了三千冊，還是內部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