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七千人大會問題

　　這個事現在公布的材料不多。七千人大會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歷史事件。可以認為，這是毛髮動“文革”意圖的肇始。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原因講，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直接原因，即毛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還有一個是深層原因，即毛何以能夠發動起“文化大革命”。關於“文革”的起因，研究者有很多種分析，有人概括了十種說法。但是，這些分析和觀察大都把兩個層次的原因混為一談了。我以為，就直接原因而言，恐怕還是“大躍進”失敗以後中共中央高層的分歧，而這個分歧隱伏的起點就是七千人大會。有人認為，七千人大會毛同劉沒有什麼分歧。這恐怕不符合歷史事實，實際上不僅有分歧，而且毛對這個分歧看得很重，一九六六年毛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提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我理解是包括七千人大會的。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作了一個書面報告、一個大會講話。書面報告在談到工農業生產減產、下降和目前的許多困難時，說一方面是由於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工作上和作風上的錯誤引起的。大會講話說一九五八年以來的缺點和錯誤與成績，全國總起來講，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講話特別舉了他到湖南農村調查聽到的農民的說法：“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提到了“三面紅旗”，他說，三面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又說，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再來總結經驗，那時侯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劉的話說的比較委婉含蓄，但聽話聽音，實際上可以聽出某種程度上批評的意味。

　　劉的書面報告，按程序是應該經過政治局討論以後再下發的，可這次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報到毛那以後，毛決定直接印發發會議討論。據參加報告起草的《人民日報》經濟部主任張沛回憶，當時他就覺得這件事非常蹊蹺：為什麼政治局不討論就發下去了？發下去以後就引起了爭論，有人認為報告對過去幾年的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而關於後面十年的國民經濟發展指標提得太低了。華東的柯慶施對報告關於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務表示不滿，說“越看越沒勁”。報告起草委員會討論中，彭真發言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麼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第二天，陳伯達發言直指彭真：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彭不得不作辯解。後來，這就成了彭真的一個罪狀。林彪的大會講話，更是袒護毛的錯誤，說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毛對於林彪的講話相當欣賞。林一講完話，毛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會後不久，毛審閱林的講話整理稿後批示說，林的講話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還有一段看起來挺蹊蹺的批語：“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黨內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話裡有話，“那些人”是些什麼人？什麼人認為要“保守秘密”？目前不得而知。據說，毛問羅瑞卿：林彪同志的講話水平很高，這樣的講話你們作得出來嗎？羅瑞卿回答，我作不出來。

　　對比劉少奇和林彪的講話，兩人的基調大不一樣。而毛顯然是相當欣賞林的講話的。這不能不說是毛對劉不滿的開始。

　　七千人大會後，毛去外地，劉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中央高層的分歧凸顯出來的半年。在對經濟形勢的分析上、對國民經濟的調整措施上，毛澤東不滿中央一線。聯繫到當時的國際共運大論戰，毛對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央統戰部也不滿。當時，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在對外關係上有一個長篇的意見書，主張在對外關係、對外鬥爭方面要講究策略，後被批判為“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份和八月份開了兩次會議，調整中共和民主黨派的關係，調整知識分子政策，被指責為“三降一滅”。這樣，在毛看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三降一滅”，整個黨完了，大勢已去。不僅僅是劉的問題，而是整個黨的問題。他當時跟外國黨代表團多次談話，都講到了這個意思，說“三和一少”是修正主義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修正主義國內綱領，這些人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也就是他後來說的，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混進了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會見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說得更清楚：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裡面也許有些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過去我們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鬥爭，在農村的鬥爭，在工廠的鬥爭，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說的“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形式、方式，顯然就是“文化大革命”。
　　

十二、“高饒事件”問題

“高饒事件”是中共執政以後黨內高層第一次政治鬥爭，在當時和後來都發生過很大影響。中共中央對此事最早的定性是“高饒反黨聯盟”，“文革”中毛將這次事件作為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之一。八十年代作的《歷史問題決議》，“聯盟”和“路線鬥爭”的定性都改了。鄧小平也明確說過，高崗沒有拿出一條什麼路線，確實沒有什麼路線。但是，反高饒鬥爭仍然是被肯定的。《歷史問題決議》對高饒的定性是“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實際上回到了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結論。

迄今為止，相關文獻的公布非常有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有零星披露）。九十年代以來，有關機構編寫出版的毛傳、劉傳、周傳以及薄一波寫的《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對此事都有篇幅不小的敘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高饒事件”的當事人或知情者一些口述史料，披露了一些過去人們不大了解甚至未曾聽說的情況，如張秀山的《我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張明遠的《我的回憶》，趙家梁的《高崗第一次自殺經過》、《高崗之死》。“二張”當年被列為高的“五虎上將”（張秀山、張明遠、馬洪、趙德尊、郭峰）成員，趙是高崗當年的秘書。另外，前幾年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也披露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細節，史料價值較高。

學術界對“高饒事件”一直很關注，不時有著述發表或出版，坊間也有出版物流傳，其中，前國防大學教授林蘊暉先生的著述很值得注意。近些年來一個較大的突破，就是不單把“高饒事件”視作一場政治權力鬥爭，而把它置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觀照，即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前面說過，從一九五一年開始，在是否繼續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否開始搞農業合作化等問題上，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發生了分歧，毛對劉、周不滿。對劉的不滿，主要是山西省委報告批語的事情，對周不滿主要是新稅制和一九五三年周在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的報告草稿。一九五二年底，政務院提出了一個新稅制方案，是中財委的薄一波主持的。當時在稅制上出現一些問題，一個是加工定貨和經銷、代銷使得買賣關係減少了，政府的稅收收不上來，還有就是私營企業的納稅稅率過重，私營企業主有意見。中財委提出的方案把原來流通領域的稅加到了工廠，還提出“公私納稅一律平等”。這個稅制方案沒有經過毛，就在一九五三年年初的《人民日報》公布了。新稅制一出台，引起一些地方意見，在具體的稅制環節上也有些混亂。毛對此很惱火，認為這件事沒經過他，說他知道這件事還是通過報紙。毛一方面嚴厲批評薄一波，一方面對中央政府機構的領導體製作了重大更動。原來中央人民政府設立黨組幹事會，周是黨組幹事會書記，政務院各部、委、署設立分黨組幹事會，中共中央對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通過黨組幹事會、黨組幹事會再通過分黨組幹事會實施。“新稅制”事件，是在政務院也就是周恩來分管的工作範圍里發生的，因此，事情牽連到周。毛決定立即撤消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要求政務院各部、委、署的黨組分別直接向中共中央請示報告工作。並且重新分工，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由高崗分管，政法工作由彭真和董必武分管，財政、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分管，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分管，農林、水利由鄧子恢分管，文教工作由習仲勛分管，而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只管外交工作（包括外貿）。這次體制變更和重新分工，其實是上收權力。恰好在這個時候，周恩來主持起草政協一屆四次會議的政治報告，稿子在敘述建國以來的成就之後，寫到：“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已經加強”。毛刪去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的說法，幾個月後又明確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提法。

毛一方面批劉、周，另一方面對緊跟他的新思路的高崗大加讚賞、重用。據張明遠回憶，一九五一年十月，高崗寫了東北農業互助合作的報告，毛“非常讚賞”，以後又不止一次批轉東北局和高崗的報告，對東北的經驗加以宣傳。一九五二年年中調高到京，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指五個大區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調北京工作，高的任職最為重要）。一九五三年中央重新分工，高分管計劃工作，在政務院二十個經濟部門中管了八個部（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紡織工業部），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一批一褒，一輕一重，研究者認為，反映出來的是毛不再打算實行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而要否定劉、周等人繼續實施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主張，將國家發展的軌道扳到他的新思路上來。高崗不過是明顯看出了毛的意圖才向劉、周發難的，他只是整個“棋局”上的一顆“棋子”。

除了對事件背景的重新審視外，史實方面最令人關注的，就是一些當事人或知情者的回憶使一些事實真相浮出水面。一個是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以後召開的東北高幹會的情況，那次會議使得批判高崗的政治鬥爭在東北局無限上綱，抓“高崗親信”和“以高崗為首的東北小集團”，招致同高有正常工作關係的東北局一些幹部無端受到批判和處分；一個是張秀山在第二次全國組工會議的發言的情況，張本來是不參加這個會議的，也沒有準備發言，只是寫了書面意見。是毛澤東聽說後，支持張去組工會議上發言，劉少奇事先也建議張發言，此事與高崗無關。至於發言本身，既符合組織程序，也沒有攻擊劉少奇的意思；還有一個是高崗自殺前後的情況。關於高崗之死，過去多有不實傳言。高的秘書趙家梁對事情經過作了詳盡回憶，文章刊發於《百年潮》二〇〇三年第七期和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高饒事件”仍有許多史實不清而令人生疑，比如：

毛澤東既然支持、欣賞高崗，為何後來又要反高？有人說，主要是高同蘇聯的非正常關係引起毛的警覺。這種說法一來尚無文獻檔案證實；二來斯大林早在毛第一次訪蘇時，就告知了毛有關高向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散布中共高層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一事，如果真有警覺，毛為什麼還在此後重用高？

高散布劉少奇已不為毛澤東所重視，毛打算讓劉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等言論，是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因為毛讓高搞政治局雖無從查考，然而劉少奇和周恩來後來的任職，卻印證了高的說法）？

財經會議上高發難，毛澤東既未作制止，更無任何譴責。財經會議後，劉少奇約陳雲一起到高崗處做自我批評，而高竟未表示任何意見。若無一定的政治壓力，劉沒必要登門檢討；高崗若不摸底數，又豈敢對劉如此無理。這些與毛當時的政治態度是不是毫無關係？

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毛為什麼不出席？有研究者認為，本來，毛澤東提出搞一個增強黨的團結的文件時，並未建議召開中央全會。後來毛建議開一次中央全會，又明確交待不要對任何人開展批評。這說明，毛對高的基本意圖是“保”高過關。同時，毛又要劉也在全會上作檢討，以求得全局上的政治平衡。高攻劉、周，在政治上與毛一致，毛是否要“倒”劉、周，不便妄加猜測，但進行“敲打”則完全是事實。高的行動雖難說有毛直接授意，但是否一點瓜葛也沒有？楊尚昆的日記透露，毛在與楊談話前曾對高崗一事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志若幹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生錯覺？在中共黨內的最高層，由誰與高崗“談論”過“某同志若幹個別錯誤”，能使高崗“發生錯覺”，因而引發出一場拱倒劉、周的非常行動呢？

由劉少奇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的進程，總體上是按毛澤東事先的指示進行的。稍有不同的是：會議開了五天（毛最初指示兩天，後改為三四天）；發言者有４４人（毛原意“說話人不要太多”）；對高崗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毛原意不開展批評）。與毛原來指示翻了個兒的是，在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央書記處決定立即分別召開高崗、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對證有關反對劉、周的活動事實，改變了毛澤東原來不讓搞對質，不加深究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變，若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劉少奇和周恩來是絕然不會擅自作主的。那末，是什麼緣故促使毛澤東改變初衷了呢？

這些（其實還不止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考證的歷史之謎。

十三、“四清”運動問題

關於“四清”運動，學術界有不少研究，除了文章，國防大學叢進教授的著作《曲折發展的歲月》、蕭冬連先生的著作《求索中國》，都有相當篇幅敘述“四清”運動的歷史。今年，中共中央黨校的郭德宏教授和他的博士生還寫了一部專著《四清運動實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以及毛傳、劉傳、周傳也有一些文獻披露和史實敘述。

“四清”運動的過程，相關著述的描述還是大體清楚的。一個比較為研究者關注的問題是，在“四清”運動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到底有什麼樣的分歧？

有一種說法，認為在毛與劉之間有兩條路線。從一九四九年的天津講話開始一直到六十年代，劉少奇一直有一個跟毛不同的路線，就是沿着原來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延續下來，跟毛是對立的。到“四清”運動時，這種對立終以正面衝突形式表露。

這種解釋並不令人信服。不少研究者認為，劉沒有一條自己的路線。如果說五十年代初期，劉還是延續新民主主義那一套思路的話，一九五三年以後，劉也改變了，跟上了毛的思路。在社會主義的目標模式上，當時的中共領導人認識都是一致的。後來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廬山會議、“反右傾”運動，劉同毛至少是基本一致的，沒有什麼分歧。

那麼，劉是不是在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路線呢？六十年代，劉對經濟形勢的估計、對經濟調整所應採取的措施以及某些社會關係方面調整的政策，毛的確不滿意。但是在“四清”的問題上，在對政治形勢的判斷上，在“四清”運動鬥爭的手段、政策上，劉並不比毛溫和。史料顯示，“四清”最早是毛提出的，而劉的態度也是非常積極的，後來中共中央成立“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劉還受命掛帥。劉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比毛還嚴重，毛判斷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掌握在敵人手裡，劉認為還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在手段上，劉還採取了訪貧問苦，紮根串聯，撇開基層黨政幹部，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等類似對敵鬥爭的做法。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劉少奇的主張明顯彼此牴牾，相互錯位，這怎麼形成一條價值取向相同的路線呢？在大的戰略上，當時的中央並沒有一個什麼劉少奇的戰略、路線，中共領導人從根本上說都是按照斯大林那一套模式來搞社會主義的。針對“文革”中批判“劉少奇路線” 的說法，胡績偉先生八十年代感嘆“可惜沒有一條劉少奇路線”。

然而，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毛與劉的分歧越來越發展，以致在中央高層顯露出來。有研究者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對“四清”運動的指向，劉與毛不同。在劉看來，國內問題主要出在地方特別是基層幹部，劉說過要“追根子”，但也只追到地委一級。那些鬥爭手段，也是對着地方和基層幹部來的。毛則認為，問題出在上面，“中央要出修正主義”。一九六三、一九年，毛同外賓談話，多次說中國黨內有修正主義，還說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另外，關於矛盾的性質，劉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叉；毛則認為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毛、劉的矛盾在一九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名稱很特別，在中共歷史上獨此一次）上終於引發了正面衝突。毛捅開了和劉分歧的“窗戶紙”，說出了自己的打算：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次會議，毛下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五年後，斯諾問毛什麼時候開始感覺到必須把劉“從政治上搞掉”，毛說：那就早囉，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條。

十四、“文革”發生的原因問題

“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原因，是“文革”歷史研究中最為複雜的問題之一。一九八一年通過的《歷史問題決議》和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對“文革”發生的原因作了解釋：毛做為執政黨領袖，極為關注黨和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但是他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形成了帶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構想。毛將中共黨內的不同意見視為修正主義或走資本主義道路，認為在追求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的努力中受到來自黨內領導層的嚴重阻礙，黨內形成了獨立王國或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海內外研究者的分析則各不相同。有專家概括了十餘種觀點，包括“階級鬥爭必然說”、“黨內權力鬥爭總爆發說”、“封建遺毒說”、“毛澤東帝王思想說”、“奸臣禍國說”、“烏托邦碰壁說”、“群眾反官僚主義說”、“中西文化衝突說”、“人性獸化說”、“‘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等等。此外，還有人從中國政治體制、計劃經濟體制、國際共運的視角分析“文革”發生的背景。不同的詮釋，既有官方公布文獻檔案十分有限而難以還原真相的原因，更有研究者出於相異的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學術背景、知識結構乃至生活閱歷而各自解讀的原因。

國內著名“文革”史專家、《大動亂的年代》作者、國防大學教授王年一認為，毛髮動“文革”，是要驚天動地、改天換地。因為中共八大以後，特別是六十年代前期，毛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對中央一線的工作越來越不滿意。他認為中央一線搞了“修正主義”，他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個異常激烈的手段、途徑來實現自己的主張。

《“文化大革命”簡史》作者席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和金春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認為，“文革”是在“三個交互作用”下發生的，即“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交互作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交互作用。這三個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現實生活中緊密結合，互為條件，互相促進，形成一股難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既是這個潮流的帶動者，又受着這股潮流的推動，不斷走向極端。

從已經發表的著述看，國內多數研究者的分析同上述觀點大同小異。而這些看法，差不多是《歷史問題決議》結論的延伸和擴展。

國內也有另外的觀點。已故王若水先生就不贊同《歷史問題決議》的解釋，他以為那種解釋只是批評毛在認識上陷入了一系列“誤區”，而“文革”不是普通的錯誤，它錯得那樣荒唐，那樣離譜，使人難以理解。絕不能說這樣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王若水先生說這不是“判斷失誤”。他認為，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開始，毛想當世界共運的領袖。斯大林逝世後，活着的共產黨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與毛比。毛具備充當國際共運領袖的條件，只有一點不夠：蘇聯是超級大國，而中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無法與蘇聯相比。因此下了決心，向蘇聯挑戰。但是，“大躍進”失敗了，從此毛有塊心病——“赫魯曉夫的陰影”。闖了這樣一場大禍，將來會不會有人要來算這一筆賬？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使斯大林從神壇跌落下來，同樣的命運會不會輪到自己頭上呢？中國黨內會不會有人學着赫魯曉夫的榜樣？這樣的人可能是誰呢？六十年代他看出了劉少奇對“三面紅旗”是有不同意見的，從這時起，毛開始想到用林彪換掉劉。所以，支配毛髮動“文革”的主要是他的“赫魯曉夫情結”。

許多人覺得，毛澤東那樣好鬥，表現了他非常自信，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王認為不完全這樣。毛是看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結果是很糟的，正因為這樣，他才那樣害怕批評，那樣害怕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的固執並不是沒有看到自己的錯誤，而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錯誤，為了證明這些沒有錯，他發動了“反右傾”；為了堅持“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都是正確的，他發動了“文革”；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發動了“批林批孔”、批《水滸》以及批鄧小平。這就是說，為了證明第一個錯誤不是錯誤，就去犯第二個錯誤，又為了證明第二個錯誤不是錯誤，而去犯第三個錯誤。這樣，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惡性循環，越搞越亂，終於無法收拾。

現居美國的高文謙先生的看法與王若水先生不謀而合。高認為，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終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觸發了他充當社會主義陣營新霸主的欲望，與蘇聯一爭高低。毛這種急於事功的烏托邦狂想和闖下大禍後，擔心中共黨內出現赫魯曉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災難之路。

就海外的研究看，不少人把“文革”動因歸於權力之爭，是圍繞毛澤東處理繼承人（即接班人）問題而發生和展開的。有的研究者還分析了一九四九年以來毛澤東權威的變化，認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毛的合法性權威得到完全鞏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毛的行為在中共高層引起保留意見，但是沒有遇到嚴重挑戰，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一年毛在高級幹部中引起重大懷疑，毛的權威真正遇到有限挑戰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

近些年來，海外出現了另外的解說，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兩個“文革”的說法。所謂兩個“文革”，一個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另一個是底層民眾的鬥爭。前一個“文革”起源於中共高層的權力角逐，主要是毛澤東要利用人民奪回最高權力；後一個“文革”起源於民眾同官僚的矛盾，主要是民眾利用前一個“文革”來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羅德里克·麥克法考爾教授的觀點。麥氏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目標是要解決毛之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有一個說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規劃中國未來的一種嘗試”。毛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一個雖然貧窮但卻保持社會主義純潔性的，更加平均的、更少特權、更加集體主義、更少官僚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主要的是因為內在的指南——毛澤東思想——指引着他們奔向真正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所有人像一個人那樣工作着。如何實現這個規劃呢？麥氏認為，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毛首先要解決誰來接班的問題。在毛看來，假如那些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接了班，那麼中國就會“改變顏色”。因此，毛不得不清洗中共最高領導層，安排一個他能夠絕對信任、會堅持他的路線並繼承下去的新的接班人，這個過程，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以為，“文革”發生原因的問題，應該從兩個層面來梳理。“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因此，直接動因要從毛本身尋找，毛的思想、心態、部署、動作，是打開這把“鎖”的鑰匙，這是一個層面，它回答的是毛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問題；至於社會的、制度的、歷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意識形態的那些因素，都是透過毛這個因素發生作用的，這是另一個層面，它回答的是毛何以能夠發動起來“文革”，這個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等如何容忍甚至孕育、催生了“文革”這個“怪胎”的問題。

十五、中共九大報告起草之爭問題

近些年來，關於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爭論，逐漸為研究者注意，因為這牽涉到林彪同毛澤東的關係。有人甚至認為，這是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開始。
事情大致經過是：毛最初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起草九大報告，林彪掛帥。陳伯達甩開了張、姚，單槍匹馬自己干。後來，陳沒有按照毛要求的時間交稿，毛一怒之下，要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另外起草，但是也沒有叫陳停下來。用毛的話說，“兩家各搞各”。結果，張、姚同陳發生衝突，張、姚指責陳稿是鼓吹“唯生產力論”，陳則認為張、姚稿是“伯恩斯坦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毛肯定了張、姚稿（毛自己也做了不少修改），否定了陳稿。而林則從一開始直到上九大主席台作報告，看都未看一遍張、姚稿。

有研究者指出，兩個九大報告稿子的起草以及毛、林的不同態度，反映出毛、林對於“文革”運動的不同想法。在林看來，“文革”運動過去之後，還是要講國家的經濟建設，要搞國富民強，主張九大報告可以從人民、國家的角度去講。陳伯達是根據林的這個想法去寫報告的，所以擬定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據陳當時的兩位秘書回憶，陳曾經對他們談過起草報告的主題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陳還囑咐秘書幫助他搜集這方面的資料，要各方面有關經濟建設、生產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資料。毛對陳交出的稿子很不滿意，認為沒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來，對經濟方面講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夠。這種判斷，從中共十大報告對林彪、陳伯達的批判可以得到某種反證。中共十大報告說，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林、陳的報告被中央否定了，而對毛主持起草的報告，林暗地支持陳公開反對，被挫敗後才勉強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十大報告透露出三個信息：首先，九大有兩個報告稿子，一個是林、陳稿，一個是毛稿（實際上是張、姚稿）；其次，林、陳稿主張九大以後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第三，林支持陳反對毛稿，結果林、陳稿最終被否定。

對於上述事實以及判斷，當事人或知情者的說法並不完全一致。

首先，林彪的想法到底是什麼，尚無公開的文獻能夠證明。最具體的口述材料，是林當時的秘書張雲生的回憶。張回憶，林接受毛要他掛帥搞九大報告的任務後，一方面要陳、張、姚起草準備正式發表的稿子，另一方面找秘書們準備一個口頭講話（林的說法叫“拉條子”）。林說他這次口頭講話，還是用八屆十二中全會講的六個題目（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