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粉碎“四人幫”問題

關於粉碎“四人幫”的問題，《歷史問題決議》有一個結論：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八十年代，關於事情的經過，直接當事人（主要是決策層當事人）的披露並不多，而公開文獻更是缺乏。倒是一些研究者或非歷史專業人員寫了不少有關文章或圖書，而其中的敘述出入很大。至於坊間流傳的一些出版物，要麼是虛構，要麼是誇張，很難令人相信。九十年代以來，有的當事人開始披露一些情況，有些研究者經過查閱史料也發表了一些著述，澄清了一些不實的說法。其中，有三個材料最值得注意：一個是吳德的文章《關於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一個是張根生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華國鋒》；一個是“《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李先念與粉碎“四人幫”》。就描述粉碎“四人幫”的決策過程來說，這三篇的研究價值比較高。

第一，誰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

有一種說法，最早是葉劍英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前述三篇文章表明，這個說法不確。張根生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親自詢問華國鋒當年粉碎“四人幫”的過程。華詳細介紹了事情的經過。這是到目前為止，華國鋒作為當事人唯一的公開口述。張根生七十年代後期先後任廣東省委書記、國家計委副主任，吉林省委書記、省長等職。由於工作關係，張同華有過較多的接觸，對華的評價比較公允客觀。華所談的情況，儘管是轉述，但是可信度很高。華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即毛澤東逝世第二天提出這個問題的。那天，他找了李先念密談，指出“四人幫”正猖狂活動，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迫不及待。華特請李親自赴西山找葉劍英交流看法，溝通思想。十三日，李去西山葉劍英住處，交換了對時局的看法，正式轉達了華的意見，兩人都表示了一致的看法和態度。吳德的文章也說了華國鋒到李先念家密談的事情，而且敘述比華自己所談更具體，只是時間有點出入。“《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同樣證實了華的敘述，同樣比華的敘述更加具體，也是時間有點出入。這篇文章所依據的材料，是李先念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可以視作李本人的口述。華、吳、李三人的口述是一致的，可見，最早提出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就是華國鋒。以華當時的政治地位，他首先提出這個問題比較合理，令人信服。

第二，華國鋒、葉劍英的作用如何？

有研究者寫文章，認為葉劍英是當時歷史舞台的中心人物，說葉站在了鬥爭的最前列，葉進行秘密串連，團結和爭取政治局成員的多數站到了自己一邊，並耐心地做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工作，是葉經過充分醞釀、反覆磋商，作出重大決策，選定時機，精心部署，坐鎮指揮。

也有研究者另有看法，認為是華親自出面尋找政治局層面的同盟者，敲定粉碎“四人幫”的最後方案，並且主抓方案的落實和具體措施。沒有華國鋒的首倡，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不會來得這麼快；沒有華的參與，既會增加解決的難度，還會使這個行動缺乏權力秩序的合法性。華的地位和身份，保證了採取這種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對後人、對歷史作出負責任的交代。葉也是關鍵人物之一，既是後盾，又是高參。葉在軍隊德高望重，為粉碎“四人幫 ”提供了良好的周邊環境，又同黨內軍內一大批老幹部有廣泛深入的聯繫，對穩定整個大局起着關鍵作用。但是，葉不可能像華那樣與吳德、汪東興、李先念經常見面或幾乎天天碰頭，商議方案細節。儘管如此，葉還是出過一些好主意。

張根生的文章也有一段這樣的評價：粉碎“四人幫”，葉的確是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和許多中央老同志做了大量醞釀準備工作，可以說華國鋒與葉劍英一同起了決定作用。

從已經披露的材料看，從當時中國高層的政治格局看，應該充分估計和肯定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則，就是不客觀也不公道的。

第三，汪東興的作用如何評價？

在以往有關粉碎“四人幫” 事件的著述中，對汪東興在整個事件中的行動輕描淡寫，沒有明確肯定汪在事件中的關鍵作用。吳德的文章就說：“我認為汪東興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問題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組織了中央辦公廳和中央警衛團的五十多個人，這些同志做了貢獻。”

其實，汪東興起的作用，遠不止是組織人去逮捕“四人幫”這個具體行動。眾所周知，汪當時是政治局委員、中辦主任、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掌管着中央機關特別是中央領導人的安全，其作用遠不是一般的政治局成員能夠比擬的；而且汪是毛澤東信賴的人，在中央領導層地位相當高。粉碎“四人幫”這樣的重大政治行動，倘若沒有汪的贊成和支持，幾乎不能成功。從已經披露的史實看，華國鋒九月十一日就找汪東興商談此事，汪東興態度很明確，表示堅決支持。此後，汪多次應華的邀集，同華、葉秘密商量方案。據吳德回憶，當時成立了兩個小班子，一個準備有關文件，由李鑫負責；另一個負責對“四人幫”實施隔離審查，這個班子的人員是由汪東興親自挑選並個別談話後組織起來的。十月四日下午，華召集汪東興、吳德作行動前的最後一次匯報，由汪東興匯報具體行動方案。此後，汪東興負責具體實施。

可以說，從一開始醞釀直到正式採取行動，汪東興參與了事情的全過程，而且是整個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近年來，有的文章開始明確肯定汪東興是出過大力的關鍵人物之一。這是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第四，李先念知道不知道粉碎“四人幫”的設想？

儘管官方一再肯定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坊間還是曾經流傳一種說法：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之前並不知曉這個行動。吳德的文章、張根生的文章和“《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提供了相反的史實，澄清了不實的說法。

１、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李先念本來要去外地休養。華國鋒去看李先念，說現在同“四人幫”鬥爭這樣尖銳和複雜，是不是不離開北京，有什麼事也好商量。李聽了之後，決定不去外地了。２、九月十日或十一日，華國鋒最早同李先念談了解決“四人幫”問題，並請他同葉劍英溝通。李先念受華委託去西山同葉交談，取得一致看法。３、九月十六日，華國鋒在國務院召集會議，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參加。華講了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４、九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華國鋒約李先念、吳德談話，對解決“四人幫”問題交換意見。據華說，這次商談後，他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離審查的最後決心。此後，李經常打電話給華，互相通報情況。５、九月三十日，華國鋒、李先念、吳德商談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

當事人披露的這些史實，說明前述流傳的說法沒有根據。當然，李先念主要參與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前期工作，具體行動的組織部署他沒有參加。對此，吳德的文章和“《李先念傳》編寫組”成員的文章也做了說明。

●二十、中蘇關係問題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共歷史的研究中，中蘇關係的研究是一個相當令人注目的領域，成果也非常多。從研究中共歷史的視角看，比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志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蘇聯專家在中國》、《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章百家、牛軍主編的《冷戰與中國》（論文集），沈志華、牛大勇主編的《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論文集）。二○○三年，沈志華主編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三十六卷本、一千八百萬字）出版。原稿本來四十卷，出版前被要求撤去最為國內研究者關注的“中蘇關係”和“朝鮮戰爭”各兩卷，遺憾之至。好在不久以後，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浩浩三大卷，算是彌補了部分遺憾。而中蘇關係部分的檔案，迄今仍被塵封。

關於中蘇關係的研究，這裡只簡單介紹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後歷史的幾個問題，全面和詳細地介紹只好俟諸來日、另作文章。

一是關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和簽訂。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研究者在俄國的解密檔案中發現了一批關於一九五○年中蘇條約談判的文獻檔案，儘管還不是有關文獻的全部，但結合中國發表的有關文獻和回憶錄，已經可以對這個條約談判的主要內容及其過程做出比較清楚的描述，並釐清過去一些不實甚至大相徑庭的說法。關於毛澤東與斯大林或者說中國與蘇聯之間的共同願望和利益衝突所在，關於中蘇結盟的問題上雙方的不同設想，關於條約談判過程中雙方的分歧、爭執和各自妥協，關於條約文本的提出和多次修改，研究者都根據文獻和相關回憶作了細緻考證，得出一些新的結論。

二是關於赫魯曉夫對華政策的轉變。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以後，即開始着手調整蘇聯的對華政策，而其對華政策基礎的根本性轉變，對此期中蘇“蜜月”型關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開始蘇方準備派一個外交部部長或者副部長到中國來參加國慶五周年慶典，赫魯曉夫提出來要自己去，這也是蘇聯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華。實際上是要向中共示好，改變斯大林的對華不平等政策。這次訪華，赫魯曉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係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定；為中國提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等七個文件。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穀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機床和農業機器無償贈給中國。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也確使毛澤東感受到了與蘇聯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氣氛。過去斯大林在世時，對待中國的態度是不平等的，而赫魯曉夫對中國所作的許多實質性讓步，使斯大林時期遺留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毛澤東得以一吐怨氣，在對蘇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澤東後來談到這一點時曾說：“第一次與赫魯曉夫同志見面，就很談得來”，他取消了有損中國主權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對於赫魯曉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擴大對華援助的做法，毛澤東深表感謝，一九五六年他跟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讚“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從一九五四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應該說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

三是關於蘇聯對華的核援助。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訪蘇時，就曾經試探了解蘇聯的核秘密，斯大林根本就不和他談這件事。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訪華以前，國內已經有人給毛匯報過關於核技術的問題。所以，這次訪華令赫魯曉夫意外的是，毛澤東跟他提出了蘇聯幫助中國製造核武器的問題。赫魯曉夫當時表示，蘇聯現在已經擁有核武器了，可以給華約國家包括中國提供核保護，所以中國沒有必要再製造核武器。實際上，赫魯曉夫有一個不便明說的原因，就是在他訪華前，蘇聯剛剛跟美國在談核不擴散的問題。但是，赫魯曉夫還是答應了，表示可以幫助中國和平利用核技術。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蘇雙方在簽署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的基礎上，又簽訂了蘇聯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給中國以幫助的協定，促成中國建立起第一個原子能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幫助中國培訓核技術方面的科研人員，為中國原子能工業基礎的建立提供了條件。所以，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宣布：中國也開始要進入鑽研原子能的歷史新時期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開始幫助中國從軍事方面來研究原子能的問題，而且有了實質性的步驟。

四是關於中蘇關係的破裂。人們一直認為，中蘇分歧的起因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幾乎所有的中共歷史著述以及有關中蘇關係歷史的著述，都是這麼說的。但是，有研究者近些年來認為，毛澤東對赫氏秘密報告的反應其實是喜多於憂。毛早就不滿斯大林了，所以他說秘密報告的最大意義在於揭開了蓋子，連斯大林這樣神秘的人物現在也已經不神秘了。更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中，毛澤東完全可以同赫魯曉夫平等對話，甚至赫魯曉夫也不在話下。因此，一九五六年出現的中蘇之間的分歧，只是某種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看法，還遠遠沒有影響到中蘇關係，甚至應該說兩黨兩國的關係在繼續共度“蜜月期”。

中蘇開始出現比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幾件大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問題，還有炮擊金門的問題。

有研究者根據文獻史料認為，建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本來是中蘇共同的意願。一九五七年底，蘇聯核潛艇研製成功，艦隊遠航能力大大加強，但是那時候沒有衛星，艦隊在遠航過程當中的聯繫靠現有的電台達不到，所以蘇聯希望在中國或者印度建立大功率的長波電台。赫魯曉夫不同意在印度建，怕剛剛修復的蘇印關係受到損害，但是他覺得在中國建立不會有什麼問題，跟中方是同志加兄弟。其實當時蘇聯的軍方曾經有過擔心，說跟中國提出來會不會引起中國人的不滿？赫魯曉夫拍着胸脯打保票說沒有問題。因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剛剛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表明中蘇在軍事方面的合作達到了一個高峰。恰在此時，中方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國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建立時，中國就開始着手長波電台的建設了。在蘇聯的幫助下，進口的三套“突浪型”長波電台設備於一九五七年分別安裝在青島、寧波、湛江地區。但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長波電台，隨着潛艇部隊的發展和遠航訓練任務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設大功率的長波電台。鑑於中國難以承擔這樣的工程，中國海軍方面便與蘇聯有關方面聯繫、商洽，希望他們能給予幫助。雖然雙方都有需求，但是赫魯曉夫萬萬沒想到毛澤東為此發火。問題是由投資比例引起的。整個電台（一千千瓦）大概要投資一點一億盧布，蘇聯提出它出七千萬，中國出四千萬，毛不干，跟彭德懷說投資由中國全出。毛是考慮到所有權的歸屬，其實蘇方根本沒有提到所有權，甚至連指揮權都沒提到，只是提到雙方共同使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毛對長波電台的事情發火的時候，蘇聯大使尤金又向中方轉達了蘇聯關於中蘇建立聯合艦隊的建議。其實這件事情也有前因。一九五七年，肖勁光作為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成員，向蘇聯海軍提出了援助中國建造核潛艇和導彈潛艇的問題。蘇方表示，中國不必建造這些潛艇，蘇聯現在尚未研製成功，將來蘇聯有了，可以提供給中國。中國海軍領導人經過認真研究和仔細論證，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儘快獲得新技術對於海軍建設來說已是極為重要的問題，蘇聯現已改進了某些艦艇的動力和結構，且試製成功幾種用於潛艇和魚雷艇的導彈，而中國海軍目前仍然按照蘇聯一五計劃期間的五種舊艦艇圖紙進行生產。因此，海軍急需獲得建造新艦艇的設計圖紙及其他資料，並建議以政府名義向蘇聯提出請求。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來致信赫魯曉夫，希望蘇聯政府對中國海軍給予新技術援助，在可能的條件下，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提供建造新型戰鬥艦艇的設計圖紙和資料。蘇聯正好也有這個意圖，表示雙方可以建立一個聯合艦隊。結果，長波電台的事還未了，又出來一個聯合艦隊的事，毛就惱火之至。

與此同時，在炮擊金門的問題上赫魯曉夫也開始對中國不滿。首先是中國炮擊金門沒跟蘇方通氣，赫魯曉夫非常不滿意。在赫氏看來，既然中蘇是軍事同盟關係，中方採取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應該與蘇聯通氣。毛後來說告訴過赫氏，赫氏反問“什麼時候告訴過”。據《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披露的材料，中方確實沒有事前通報蘇聯。其次是在炮擊金門時，台灣向大陸發射了當時最先進的美制響尾蛇導彈，其中有一枚落到大陸以後沒爆炸，中方撿到了。蘇方希望中方把這個響尾蛇導彈提供給他們。中方開始是拖着不辦，後來雖然提供給蘇方，但是拆除了最核心的紅外線制導裝置。蘇方非常惱火，認為核技術都提供給中方了，而中方卻連完整的響尾蛇導彈都不提供。

中蘇雙方這一系列事件發生後，才導致雙方關係出現明顯的裂痕，這個裂痕比一九五六年秘密報告的裂痕要深得多。一九五九年的戴維營精神，使中蘇雙方在意識形態上進一步產生分歧，更為重要的是導致兩國關係的逐步惡化。先是蘇共中央單方面撕毀中蘇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後，蘇聯又採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所以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春天，是中蘇關係明顯出現裂痕的時期。

一九六○年以後，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傳統的說法，是赫魯曉夫在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近些年，有研究者根據文獻檔案說明，事情最早起因於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前的北京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這次會議除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還有不少西方國家和其他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出席，中方在這些代表團之間散發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布加勒斯特會議則是蘇方和赫魯曉夫對中共的報復。到一九六三年，中蘇的分歧更加加深，發生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中蘇關係最終走向了破裂。

關於中蘇關係由“蜜月”走向破裂的原因，研究者有許多解讀，比如國家利益衝突、意識形態分歧、領袖個性矛盾等等。最近這些年，有研究者提出一種新的詮釋，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領導範式的錯位。這種詮釋認為，中蘇關係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表現出來的只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黨際關係通行的政治準則，即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範式。既然各國共產黨都強調和承認國際共運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並在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前提下維護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那麼也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各自的獨立性。於是，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在國家關係混同於黨際關係的狀態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主權的完整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同時，這種關係範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團結統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在的不穩定因素。平時大家以兄弟相稱，言談舉止無所顧忌，淡漠了正常的國家關係，一旦政治關係發生變化，或領導者地位和權威受到挑戰，或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受到懷疑，那種籠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陰影就會立即顯露出來，侵犯國家主權就會成為指責同盟“為首”者的最常見的罪名，而這種同盟關係也就隨之遭到破壞。因此可以認為，中蘇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以後未能在軍事合作方面取得進展，反而導致雙邊關係惡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於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關係本身的政治特徵。中蘇關係最終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範式和準則中的某種結構性失衡，而不應僅僅去追究哪一方的責任。

　　作者簡介：

　　 韓鋼，生於１９５８年，湖南人，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畢業。曾在黨史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現任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教授。

　　 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政治體製發展概要》、《毛澤東之路：晚年歲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第二卷）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等。為當代成就卓著的中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