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際在線專稿

我曾經在網上看到一篇要求恢復科舉制的文章，作者列舉了科舉制度的種種好處，乍一看，似乎還有些道理。

儘管我從來沒在國內媒體上讀到過類似的文章，但對此我並不感到特別驚訝。因為一直以來，中國人對科舉是心存好感的，即便是在科舉制度被廢了一個世紀後的今天。科舉被清政府廢除之後，第一個提出為科舉平反的著名人物竟然是“戊戌變法”時期激烈抨擊科舉制的梁啓超。梁啓超認為“科舉非惡制也”，並公開提出了恢復科舉的建議。民國建立後，革命家孫中山也在各種場合褒揚科舉制。他在《五權憲法》等演說中一再強調：“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是世界各國中用以選拔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新文化運動的教父胡適也對科舉制度心存好感，他曾說：

這種制度確實十分客觀、十分公正，學子們若失意考場，也極少埋怨考試制度不公…… 它是一個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貧賤家庭的男兒也能夠通過正常的競爭程序而爬升到國家最榮耀、最有權力的職位上。經過這種制度的長期訓練，中國人心中已形成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政府應掌握在最能勝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員並非天生就屬於某一特殊階級，而應通過某種向所有志願參加考試的人敞開的競爭性的考試制度來選任。

　　其實，我們的高考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這種“一步登天”的形式。一想起“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浪漫，相信多數國人都會為之心馳神往的。

　　但在我看來，科舉之弊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內容，而在於它的終極意義——它並不是純粹為了選拔人才而設（至少在客觀上造成了這一後果），它是為家天下服務的，就像我們的唐太宗所說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這一點，許多人都沒有認識到。大前提錯了，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於是無補，甚至可能是南轅北轍。

　　上個世紀初，滿清皇帝被推翻之後，康有為仍舊堅持一貫的君主立憲立場，並提出了“虛君共和”的設想，認為中國需要一個精神上的偶像。而在當時，孔子的後裔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所以他說：“以中國四萬萬人中，誰能具超絕四萬萬人而共敬之地位者，蓋此資格，几几難之，有一人焉，則孔氏之衍聖公也。”他一如既往地推崇日本的天皇制，以此證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並非空穴來風——“合大地萬國而論之，一姓傳家，只有日本天皇曆與之同，其無事權而尊榮亦略同，又皆出於我東亞國也。”

　　戊戌變法時，康有為年輕氣盛，雖說有些冒進，但大方向是沒錯的。到了晚年，老人家就犯了糊塗，因為他沒有看清歷史的實質。兩千多年來，中國的軍政大權始終在皇帝一個人手上；而在日本，天皇更大的意義只是民族的象徵，國家大權一直是掌握在幕府（貴族集團）手裡的，天皇只是一種擺設，明治維新以後更是這樣。在中國，只要有皇帝就不可能“共和”，而“虛君”的結果也還是“家天下”，慈禧就是這樣干的。即使有議會制存在又怎樣？不一樣被袁世凱之流玩弄於股掌之間？自古以來，中國始終沒有一個能長期與皇權抗衡的強勢階層，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儘管在我們歷史上也曾出現過貴族制衡君權的狀況，但時間都很短。戰國時代，孟子就明確表示：“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東漢末年和魏晉時期，士族一度與皇權分庭抗禮。這裡的“巨室”和士族實際上就是君權的“反對黨”，而九品中正制（九品官人法）正是魏晉時期保障貴族干政的劍與盾。

　　九品中正制是繼承東漢官吏選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產物。東漢選拔官吏，主要是依據的是儒家準則，宗族鄉黨的評定成為政府選拔官吏的最重要依據，而九品中正制正是沿襲了東漢鄉里評議的傳統。九品中正制創立於曹魏，在各州郡選擇“賢有識見”的官員任“中正”，中正以家世、道德、才能為標準查訪評定州郡人士，將他們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為吏部授官的依據。

　　九品中正制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梁朝史學家沈約說它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胄高卑”。但由於魏晉時充當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參預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的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所以門閥世族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於是，在中正品第過程中，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到西晉時終於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據說在兩晉南朝時期，由此途徑當官的 684人中，世家門閥入仕的就達到434人。到了十六國和北朝時期，由於許多政權是少數民族統治的性質，他們並沒有參透漢人的選材理念，九品中正制的作用已經不能與兩晉南朝相提並論了。

　　但即使是從選拔人才的角度上來說，九品中正制都要比所謂“公開、公平、公正”的科舉制更科學、有效一些。至於那些因此而被埋沒的人才，其比例並不比科舉考試所埋沒的大。

　　按當時規定，任中正者（主考官）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換句話說，都是有頭、有臉、有聲望人物。由於重要人物往往要由中正親自評議，所以“中正官”在選拔人才時，必須考慮到因“看走眼”而帶來的不良後果。同樣的，推薦人也必須承當風險，而且薦舉在當時帶有一定的保舉性質，被舉薦的人如果犯法，薦舉人要負連帶責任。

　　而入選的貴族子弟，因為遺傳和家境的關係，自然要比貧寒家庭出人才的幾率高。有的甚至二十歲（弱冠）左右便由吏部直接銓選入仕，而不必經過察舉。如傅暢，“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謝琰，“弱冠以貞干稱，美風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據說西晉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東晉就更多了，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吏部銓選只是士族直接入仕的一種方式，更具前程者是公府（含位從公）辟召。如庾亮，“年十六，東海王越闢為掾，不就。……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王戎“襲父爵，辟相國掾”；殷浩，“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闢為掾”，等等。

　　上述種種情形，初看覺得貴族實在霸道，但誰也不可否認的是，這些人都不是浪得虛名。著名的“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大多也是官宦出身，你能說他們沒有才華？

　　再來看科舉，在中國實行了一千多年，出了進士十多萬，舉人百多萬，可這裡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才呢？

　　當然，九品中正制的缺陷是也是明顯而致命的，那就是搞寡頭政治，沒有群眾基礎。科舉就是皇帝直接刺向這個薄弱環節的利器，不過他可不是為了什麼“民主”，而是為了消滅“家天下”的敵人——貴族反對派，以達到其“惟我獨尊”、“為所欲為”的目的。

　　而老百姓之所以對科舉狂熱追捧，主要是為了一步登天做官，其次就是一種虛榮、攀比的心理——你家孩子能考上，我家的也能考上；越難考越要考，錄取得越少才能顯成功者的榮耀。在唐朝，明經科之所以不如進士科有吸引力，就是因為進士科要考詩賦，比較難；而明經科只需死記硬背，“技術含量”顯然不如前者高。此外，明經科每年取一、二百人，而進士科則只有區區一、二十人，所以，在唐朝眾科中，當時的人們最看重的是進士科，甚至有“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美”這種說法。

　　然而，到了明朝，朱元璋受朱熹理學的影響，科舉考試不再試詩賦，寫詩竟成了雕蟲小技，寫詩歌往往被人們視為不務正業。

　　可見，科舉的指揮棒始終在皇帝手上，是為皇權服務的。

　　韓國的科舉制度始於高麗時代（公元985年），直接照搬隋唐。公元1392年，李朝重新整頓衰落的科舉制度，定科舉法，初場罷《四書》疑和《五經》義，改試講論。但實行數科之後，發現並不能選拔到“經學傑出之才”。而韓國皇帝為了捍衛“家天下”，一再強調“我國公道，惟在科舉”。不少韓國儒學家不以為然，要求改革乃至廢除科舉，但直至公元1894年，韓國的科舉制才在日本人的干預下廢止。

　　在這一點上，日本人就要比中國人和韓國人更明智一些。他們在公元八、九世紀時仿照唐朝的制度舉辦貢舉，分為秀才、進士、明經、明法、醫、針六科。秀才科是介於薦舉和科舉之間的一個過渡性的選官制度，公元587年隋文帝下令設立秀才科，命各州每年選舉三人，集中京師考試，成績優秀者為秀才。唐朝初年，秀才科等級最高。貞觀年間，有一個州被推舉應考的竟沒有一人合格，太宗大怒，處罰了州長，隨即叫停了秀才科。但日本到公元730年以後反倒是秀才科逐漸“火”起來而進士科日漸式微。由於貴族干政、學官世襲，到10世紀以後，日本的貢舉制度基本上被貴族把持，“博士”推薦學生參加科舉，主要以家庭背景為用人標準，11世紀後，政府在形式上還繼續實行式部省試，但考生皆由權貴推薦。至此，科舉制在日本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倒是更接近於被科舉取代了的九品中正制，但正是這一選官制度保障了日本貴族集團對國家政權的控制，進而限制了君權。明治維新以後，貴族操控的貢舉制度直接被西方的學校制度所取代，國家政體也直接過渡到君主立憲，少走了許多彎路。

　　當然，我說九品中正制好，是相對科舉和皇權而言，比起當今更為科學的素質教育和民選制度來它差得很遠。科舉製作為一種選官制度是十分荒謬的，尤其是以儒家文化為考試的主要內容更是適得其反，很容易培養出一批口是心非的虛偽之徒，正如日本維新教父福澤諭吉在抨擊中韓兩國的流弊時所說：

　　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戰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知、原則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脫亞論》）

　　因為鑑別一個合格官員和政治家的標準不是看他寫的文章如何地有文采，字寫得多好看，話說得多漂亮，而是看他是否在現實中具有領袖的魅力，能否贏得人民的擁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