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困難職工群體的存在對我國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的影響

困難職工群體這一客觀實際存在着的社會現象，對於當前及今後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及經濟穩定、社會發展等的影響十分深巨。茲從下列幾方面，對之略予論析：

其一，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國家和國有企業的主人，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50餘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每一項偉大成就，都與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發揮主力軍作用，開拓進取、艱苦奮鬥緊密相聯。據統計，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70%是由工人階級創造的，國家財政收入的90%以上也是由工人階級提供的。黨和政府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國的職工群眾，永遠應該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一根本方針。但年些年來，職工主人翁地位明顯下降。1988年，全國建立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的公有制企業38萬多個，1997年則已下降28萬多個，而已建立職代會制度的多數存在形式主義之弊。公有制企業中職工作為主人翁的政治民主權利尚且難以真正得到維護和保障，私營企業中，職工的政治民主權利的維護和保障就更成問題。如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職工可以並且應該依法組織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也依法提出哪能里有職工群眾，哪裡就應組建工會，代表和維護職工群眾合法權益的要求。但實際上，僅據1993年調查樣本顯示，90%以上的私營企業沒有工會，88%的私營企業沒有職工代表大會之類的組織制度。這就使得職工群眾在實際社會政治生活中日漸處於明顯弱勢地位。並且，勞動模範、先進生產（工作）者也下崗等業或失業，加入困難職工群體行列，如我們所調查的天津市困難職工中，有全國勞模4人、市級特勞動模範3人、市級勞動模範26人、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7人。這種狀況已經對廣大職工群眾的政治文化心態發生十分嚴重的影響，部分職工政治理想淡薄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而很多下崗職工，更是怨氣衝天、牢騷滿腹，他們說：“下崗下崗、失業失業，實在令人難以生存。現在遍地都是堆堆乾柴，就差陳勝、吳廣這樣的人物出來了。”所有這些表明，如果我們不根本扭轉職工群眾的弱勢局面，真正強化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的主人地位，如果我們再不正視並切實有效地維護和保障包括困難職工群體在內的全國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那末，本是人民的政府將會逐漸脫離群眾，本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共產黨將會喪失其執政的階級基礎。對於這樣一個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我們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絕不能掉以輕心。

其二，近些年來，一些地區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人民內部矛盾呈現上升乃至激化的趨勢。據國家信訪局統計，全國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受理的群眾信訪總量已經連續7年上升，年增幅最高達37.3%。2000年以來，群體性事件繼續呈增多之勢，且行為方式日趨勢激烈，有的地方出現了罷工遊行，圍堵以至打砸黨政機關，封堵公路鐵路，破壞公共設施，毆打公安民警和武警戰士等等種種非常態行為。各地群眾來訪和群體性事件中，85%以上都是群眾有理或部分有理，故此類事件一旦發生，社會上同情者甚眾；而真正屬於無理取鬧或純受壞人煽動此發而成的事端，以及明確以反黨、反政府、反社會為目標的事件，為數極少。很多群體事件的爆發，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廣大職工群眾維護自身利益、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的要求和願望，如據公安部門統計，1998、1999兩年，僅因企業拖欠職工工資、退休金、養老金等問題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就占全國群體性事件總數的1/3左右（參閱王大明《正確處理群體性事件確保穩定大局——在全國政協九屆四次全體大會上的發言》，載《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4期）。還應該看到：境外反共反華的敵對勢力和境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正竭力製造民眾與黨、政府的對立情緒，企圖煽動動亂，達到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的目的。黨風政風不正，貪污腐敗盛行，國有資產已經大量流失的數目非常驚人，以破產、改制、股份化改造、合資、評估等不同名目而造成的新的國有資產流失的數目亦難以精確統計。有個億萬富翁自白：“今天，最有效、最快的發財致富方式，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我自己口袋裡的錢。國家的錢實在是太多了，沒有誰數得清楚，也沒有誰能將其看守得天衣無縫，而且，實際上許多看守國有資產的人並不反對把國家的錢放進我的們腰包。”（參閱陳劍編著《流失的中國》，中國城市出版社1998年版）有的職工說：“現在的所謂國企‘改制’，實際上企業換牌子（即變成所謂股份化的現代企業經濟組織），領導帶帽子（由國企經營管理者蛻變成為持有大股的老闆）、工人拿票子（強制性要求工人出錢購股或集資）。”共和國在流血、職工群眾在哭泣！社會生活中既存在困難職工群體，也已形成暴富階層，而且，主要依靠剝削僱傭勞動者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主已經不再滿足於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了，他們還要做勞模、加入中國共產黨。至於無視民眾疾苦、官僚主義現象嚴重，任意打擊欺壓群眾，侵犯、損害職工合法權益之事，更難以詳盡舉述。……所有這一切，在在表明我們面臨着的是頗為嚴峻的形勢，當今之中國決未到可以歌舞昇平的時候。因此，我們必須從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國家安全和民族與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高度正視困難職工群體這一客觀存在着的社會現象。民之如水，既可載舟，亦可覆舟；民心向背，國之興亡盛衰所系。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明白的基本道理。如果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中國共產黨，連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都不尊重、維並切實予以保障，以至社會生活中長期存在着困難職工群體，又哪裡還能再成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職工群眾以及廣大勞動人民又怎麼會再熱愛中國共產黨，擁護並支持黨的領導？此豈不危矣悲哉！

其三，大量受僱於外資、合資有私營企業的普通勞動者，不僅處於明顯弱勢地位，而且生存境況十分困難。在某地有個與韓商合資的企業，一位年僅18歲的青工工作中被機器軋斷了手臂，造成嚴重傷殘。該企業的某中方管理人員提出至少應由企業拿出5000元為該青工治病療傷，並難予少許經濟性補償。而那位韓商老闆卻以該青工違反操作規程為由拒不付錢，還將其除名出廠，一腳踢出，並對那位中方管理人員說：“你再提這樣的建議和要求，就乾脆給我滾蛋！”這位有着中國人基本良知的中方管理人員，以個人名義從其微薄的薪水中拿出幾百元給那位青工，然後憤然交出辭職職書，主動炒了韓商老闆的魷魚。像這樣的事例，在現實實際生活中絕非僅見。而我們的基層黨、政和工會組織儘管也做了大量艱苦工作，但總體上看來，對於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職工合法權益的維護與保障並不很有力有效。有些地方領導僅僅只從經濟角度考慮，提出“要不惜一切代價創造投資環境，吸引拉攏外商；大力扶持發展私營經濟”，風聞有領導甚至說：“誰談跑一個外商，就摘誰的‘烏紗帽’！”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其實很少考慮到加強、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真正提高工人群眾的政治、經濟地位。由於得不到黨政領導的有力支持，由於沒有組建工會組織，或者雖有工會，卻不能真正代表職工意願、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或者工會組織雖做了大量工作，但十分艱難，收效甚微（有位有非公有制組織中從事工會工作的同志說：“我們現在搞工會，就象開展地下活動一樣”），於是，有的地方便出現了打工者“聯誼會”、“同鄉會”、“兄弟會”等自發組織，有的提出要自行組織“第二工會”，甚至有的不得不依靠社會上的黑勢力、惡勢力，試圖尋求保護，或多少得到某種心理與感情上的慰藉。如果再結合考慮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正以各種各樣的手段和形式，製造、煽動我國工人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企圖在我國建立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組織，尋找出像瓦文薩那樣的人物，達到其瓦解以至消滅中國社會主義基礎的目的，我們完全可以說，所有這一切無不表明：處於弱勢地位的困難職工群眾的存在，困難職工群體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切實有效地維護保障，這已經並且還將繼續對黨、政府和工會組織的權威構成極其嚴重的挑戰。

其四，現在，困難職工子女的教育和成長也已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1711位接受調查的天津特困職工中，感受到“無力撫養、教育子女”者446人，占26%。為人父母者，即使是身為困難職工，自身所處境遇艱難，又怎麼會不渴望自己的子女有一個良好生存環境？又何嘗不期盼着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長？又哪裡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接受到較為理想、較高層次的文化教育，從而使之日後成長為對國對民有用的人者，至少不要再像自己這樣淪落到困難職工境地？這樣的想法，實說來絕不過分啊！他們為之而竭盡全力地努力着、奮鬥着、拚搏着。訪談、調查中，我們發現，困難職工中的下崗者，有些僅僅只是或主要是為了盡到撫養、教育子女之責，為了支付日益上揚的子女教育費用，不得不一天打兩份工、三份工，每日工作時間最多的高達15、16個小時；在崗困難職工，基於同樣的原因，敬忠職守的做好本崗工作以外，敢不得不利用工余時間在外出打工，其包括操持自身家務在內的可供自己支配、休息的時間，最少的僅僅只有3、4個小時；還有些困難職工除通過自己超了自己體力、精力負荷，承擔超強度勞作來獲取一點報酬外，甚至還通過“獻血”的方式來領取一點其實很微薄的經典（個別職工每年、甚至每月都去“獻血”，至於爭相“獻血”而得不到“獻血”機會者，更大有人在）。有不少困難職工子女對自己的父母說：“我渴望上學，我盼望讀書，我希望自己成為以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才。但咱家太窮、太困難了。爸爸、媽媽，你們要干多少活兒、賣多少血、付出多少代價，才能為我支付學費，讓我上學讀書啊！爸爸、媽媽，我不讀書，我再也不去上學了；我要外出打工，幫助家裡多少減輕點生活壓力。“相當一部分輟學而成為童工的，便是由此而產生。青少年是共和國的未來，是人民共和國的希望。其身心素質狀況，關繫到黨、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如果我們再不認真正視困難職工群體，不充分關注生存於困難境地的職工子女們，試想：如此境遇中生存與成長起來的困難職工子女，日後還能夠對黨和國家產生深厚情感嗎？因為困難而生存難以為繼，因為困難而難以得到正黨全面的教育的困難職工子女們，日後能夠成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合格人才嗎？其成人之後思想道德、政治信念、文化技術、身體健康等方面的素質狀況究竟會如何，實令人難以想象。我們對此應該並且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因為這絕非僅僅同現實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等有內在聯繫，而且更會嚴重影響到共和國和中華民族的未來，是一個事關社會主義中國能否持續性發展的重大問題。

其五，職工困難、困難職工群體的合法權益得不到真正有效地維護與保障，這自然會嚴重傷害廣大工人群眾的感情，難以甚至無法調發其大干社會主義的生產勞動積極性。由之而對建設、企業發展造成的影響，已是自然之事，對此當無須再做論析和例舉。

綜上所述，困難職工群體的存在，已經並還將繼續產生方方面面的深巨影響。確實，現在已經到了必須正視困難職工群體的存在，不僅維護和保障困難職工群體的合法權益，而且更應該通過振興、發展公有制經濟，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採取各種切實可行的方式和方法使困難職工脫貧致富，使社會主義中國不再存在困難職工群體，使工人階級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和主人的時候了！

三、困難職工群體的實際生存境況、利益訴求與心態

要維護和保障好睏難職工群體的合法權益，想方設法地使困難職工脫貧致富，從而真正徹底地消除困難職工群體這一社會主義國家不該出現的社會現象，實現共同富裕，就首先必須了解客觀着的困難職工群體的實際生存狀況，如實反映其利益訴求，客觀、科學地分析其心態。為此，我們通過家庭走訪、個別訪談、召開座談會、發放調查問卷等多種形式，做了一些工作。現僅就目前掌握的情況綜述於下：

（一）困難職工群體的實際生存境況

接觸中，很多工人紛紛首先十分鄭重地表示：“現在，我們的國家還很不富強，國有企業不景氣、困難重重。我們是工人，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翁，要為黨、政府和國有企業做後勁。我們絕不想、也不願訴苦，向黨、政府和企業伸手施壓！”但是，當他們聽說我們是工會工作者或工會教育工作者，是他們的“娘家人”來了解他們及其身邊困難職工的實際生存境況，傾聽其呼聲，看看究竟有何利益訴求時，盡皆尚水開口，已經泣不成聲，淚流滿面。其情其狀，在座者無不動容。於是，我們了解掌握到很多情況，感知到困難職工的實際生存境況。限於篇幅，這裡只能略舉數例：

一位1976年參加工作，現年44歲的女工，右眼已經完全失明、左眼僅有0.3的視力，雙腿膝蓋部位患骨髓炎（醫生診斷，倘再不及時醫治，有發展為骨髓癌的可能）。經勞動衛生部六組織進行的檢查，她本人持有兩份傷殘證明。其丈夫早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已下崗。而其本人1996年也離開了賴以生存的勞動工作崗位，成為下崗失業職工。進入“中心”，她每月領取到380元基本生活保障金；但很快就要出“中心”，與所在企業完全解除勞動關係了，屆時只能領取到困傷殘才有資格得到的144元特困補助費。她們家和其丈夫家共有兄弟姐妹輩8人，其中已有7人下崗了，都困難重重，難以生存。年邁的雙方父母為兒孫輩生存計，從其極微薄的退休金中拿出點錢來救濟他們，幫助孫輩交納學費。這位女工，曾四處尋覓，試圖找份工作，通過哪怕是很艱巨的勞動來維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但這又談何容易？刀子在私企打過工，為人做過家政服務（侍候癱瘓的老人），但均僅僅因自己殘疾之故，失去了收入少得可憐的這類工作。她也曾擺攤設點，自尋生路，但領取不到合法的經營執照，並在“清理路障”的名義下，而不能再出攤謀生了。……敘述到這些景況，她淚流長河，抑制不住地說：“我不想再活下去，我再也無力活下去了。但我想活，我才44歲，我的孩子才8歲啊！”

1979年參加工作、現年41歲的某女工，其父母、公婆都與其在同一國企，均退休，而其夫婦兩人也都已下崗。丈夫體弱多病，下崗後不慎摔傷，腿部粉碎性骨折，因醫院治療失誤導致癱瘓在床，永遠也不能站立起來了，至今仍住在醫院。她下崗後，幹過物業管理、做過家政服務、從事過清掃馬路、維護和保養綠化地段的勞動，尚且還算能極其艱難地生存着。超負荷地勞作，強大的心理壓力，早已使她難以忍受了，她現患頸椎、骨質增生，腰間盤突出，行走十分困難，無法活動，再也不能外出打工勞作，養家糊口了。病情加劇，難以支撐之時，她不得不住進了與丈夫同一家醫院。她住在五樓、其夫在三樓，雖同處一樓，但如隔天壤，無法相見，無法相互支援，無法相互關愛照料。她本人住院治療，一個星期就花費3000元，無處報銷，再也住不下去、治療不起了。其身患高血壓、心臟病和糖尿病的年邁的婆母為了兒子和兒媳，每天往醫院送飯。冰天雪地、天寒路滑，那年邁的婆母又不慎摔折了尾骨。在這“屋漏偏逢連陰雨”的女工之家，她那現年18歲、品學俱優的兒子，16歲就不得不哭別校園生活。初中未畢業的孩子，在外四處打工，補貼家用，承受着本不是他這年齡所應該、所能夠承受的巨大壓力。

有位40餘歲的下崗困難職工，僅僅因為醫藥費報銷不了，無錢無力醫治，患了甲狀腺這樣一種並不算很嚴重的疾病而死亡了。這位職工在崗時，因生產勞動業績卓著，思想進步，由一名普通勞動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長為車間的工段長，並被表彰為先進生產（工作）者。還有位年僅37歲的男工，下崗後連打三份工，滾軸式地不斷勞作。絕對超負荷的辛勞使其心力交瘁，體力、精力早已嚴重透支。於是，有一天，他終於心臟病突發，猝死在工作場所，過早地離開了他熱愛的人世。

已經退休了的一位老黨員、老車間工會主席，自己的兒子和兒媳、女兒和女婿均已下崗，而他本人身患肺氣腫（肺部已發現有兩個空洞）。他的二兒媳近因患腦瘤，無錢醫治而死亡了。他說：“我是老黨員，老職工。現在國家和企業有難處，自己再怎麼難，也絕不能給黨、國家和企業增加麻煩！”工友們聽說了他的情況，每人都拿出了點錢，湊了300元給老人送去，老人激動了，流着淚對工友們說：“你們也困難，活得也不易，還惦記着我這老頭子，實在太感激組織和同志們了！”

現年45歲、任車間工會主席的某工，1968年響應號召上山下鄉，1974年選調回城，進廠工作。一貫為人正直，工作勤苦，任勞任怨，並因之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夫早已下崗，在家照料，侍候年邁而又多病的雙方老人。她本人仍在崗，每月拿450元工資，自稱“這450元的收入，是以2000多本廠職工下崗的代價換來的。即使怎樣盡責，內心也不安啊。”為家庭生存和支付孩子學費計，她在本廠上三班，工余則受僱於私企，也上着三班，每天往來奔波於家庭、所在企業和打工場所，而自己睡眠休息時間最多公有3、4個小時。有時，想到自己的經歷和境遇，想到自己及家庭的未來，他嘆言：“我們這代人，青春獻給黨，中年下了崗，老來無人養。”即使如此，當我們問她有什麼想法、有什麼利益要求時，她壓抑着內心的激動之情，噙着淚水說：“沒有，有也不想訴說，因為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是車間工會主席，我畢竟每月還拿着450元工資啊！”

上舉諸例，僅僅只是我們了解掌情況中的極少部分。只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問題，在天津、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在邊遠困難地區，像這樣一些、甚至比這些還要嚴重得多的情況，實在不知究竟有多少？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的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忘掉這些倒不完苦水、留不盡熱淚的困難職工；作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絕對不能、也絕不應該輕率地拋棄為人民共和國的建設立下血汗之功的廣大職工群眾。

（二）困難職工的利益訴求

就絕大多數而言，就我們所聽到、了解和掌握到的情況來看，可敬可愛、可歌可泣的工人群眾，包括困難（以至特困）職工們，至今仍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中國，仍願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自己的一切，仍在願為振興、發展國有企業排憂解難，竭盡所能地努力奮鬥。他們沒有過分過高的奢望，但他們確實有着基本的合法利益訴求。而他們的基本利益訴求僅僅在於：要勞動；要生存；渴求公有制為主體經濟得到發展，並在此基礎上使我們工人階級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茲僅據個別訪談、座談會及調查問卷所反映的情況，略略錄載記述幾則於下：

1、下崗失業而成為困難職工中的相當部分，生在新中國、長在動亂歲月，雖然沒有能夠接受到正常正規的文化技術技能教育，但無論當年下鄉，還是後來進廠，我們都曾抱持着一顆熱心、滿腔的激情，大干社會主義，貢獻出了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現在有人說我們素質低下，沒有科學文化水平、技術技能，適應不了高科技產業或“知識經濟”的需要，理應淘汰出局，下崗失業，至於遭遇困難，實為活該如此。我們實在難以接受、認同這樣的說法啊，這對我們太不公平！我們的黨、政府、工會能不能真正抓一下職工教育，幫助我們儘快改善素質，提高我們的科學文化、技術技能水平？實施再就業工程時，能否多辦些班，開設一些與市場和經濟建設需求相適應的專業，為我們實現再就業，通過勞動來解決生存困境提供些幫助？

2、我們要生存，我們想活下去。但我們絕不願完全依賴黨和政府，絕不想坐在家裡領取救濟金或最低生活保障費。我們有兩隻手，我們也有自己的才智，我們也在想着能夠想到的所有辦法。某下崗殘疾女工，家住天津市和平區百貨大樓附近。儘管這只是間10餘平方米的小屋，一家三代幾口人蝸居於此。她說：“無論如何艱難，我總會有讓全家稍稍睡覺休息的辦法。我想利用這間門面小屋，領個營業執照，做點小本生意，維護自己和全家人的基本生計。”但她以傷殘之身，四處奔波，找過婦聯、殘聯、工會，哀求過有關行政執法部門，就是難以領取到她做夢都想得到的那張准許其合法營業的執照。……像這樣的渴求自強自力，不僅解決自己、而且還希望幫助解決身邊工友的困難，為數並不少。這類困難職工最大的利益訴求就是我們的黨、政府和工會能否切實為我們想點辦法，提供點必要的幫助和途徑？

3、我們熱愛祖國，我們熱愛國有企業，也曾流過汗出過力，甚至工作中傷殘、患有各種各樣的職業病。我們無悔無怨，我們過去只是盡了我們應盡之責。現在改革，讓我們下崗回家，我們也毫不抱怨。我們只是希望黨和政府應該真正花力氣，採取切實有效地方針舉措振興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不要只是一味地對國企一賣二分三破產（這樣做實際是“崽賣爺田不心疼”），不要只是再實實在在地提供各種優惠政策，大力扶持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我們要做社會主義國家和公有制企業的主人，絕不願做饑寒交迫、貧病交加而又不得不受僱於私企或外商獨資企業的打工者！

（三）職工群眾、尤其是困難職工對政府和工會工作的評價

在對3374份天津職工狀況調查問卷的數據統計中，我們發現：“對工會維權工作的評價”一項，空選者47人，占1.4%；認為“很滿意”者546人、“滿意”者902人、“基本滿意”者966人，這三者合起來占71.5%；認為“雖然不如意，但已盡力”者573人，占17%；認為“不滿意”者340人，占10.1%。“對政府工作的評價”一項，空選者87人，占2.6%；認為“很滿意”者314人、“滿意”者557人、“基本滿意”者1075人，這三者合起來占57.7%；認為“雖然不如意，但已盡力”者，532人，占15.8%；認為“不滿意”者，809人，占24%。

在對1711份天津特困職工狀況調查問卷的統計中，我們發現：“對工會維權工作的評價”一項，空選者11人，占0.6%；認為“很滿意”417人、“滿意”者507人、“基本滿意”者417人，這三者合起來占78.1%；認為“雖然不如意，但已盡力”者，277人，占16.2%；認為“不滿意”者86人，占5%。“對政府工作的評價”一項，空選者30人，占1.8%；認為“很滿意”者247人、“滿意”者351人、“基本滿意”者506人，這三者合起來占64.5%；認為“雖然不如意，但已盡力”者，272人，占15.9%；認為“不滿意”者，305人，占17. 8%。

在對1663位有着一般性困難的天津職工狀況調查問卷的統計中，我們發現：“對工會維權工作的評價”一項，空選者36人，占2.2%；認為“很滿意”129人、“滿意”者395人、“基本滿意”者533人，這三者合起來占64.7%；認為“雖然不如意，但已盡力”者，296人，占17.8%；認為“不滿意”者254人，占15.3%。“對政府工作的評價”一項，空選者57人，占3.4%；認為“很滿意”者67人、“滿意”者206人、“基本滿意”者569人，這三者合起來占50.6%；認為“雖然不如意，但已盡力”者，260人，占15.6%；認為“不滿意”者，504人，占30.3%。

個別訪談或座談會上聽到的，以及從調查問卷上看到的一些職工群眾發出自內心、發自肺腑的話語，從又一個側面反映出他們對於黨、政府和工會組織及其工作的評價。茲略錄載、記述數則於下：1、工會是我們工人群眾自己的組織，是我們的“娘家”。工人城不斷地反映着我們工人、尤其是困難職工的利益意願。盡其所能地為我們說話辦事出力。我們衷心感激工會組織，我們只剩睛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娘家”了。2、國有企業為國家做了多年貢獻，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但長期以來，政府對國企索取者多、投入者少，近年又搞長官意志式的“強強聯合”、“優化組合”，還有什麼出賣、轉讓、租賃等等，以及大力扶持和鼓勵發展私營經濟等，擠壓着國有企業的生存空間。又有人提出要讓國企退出一般性競爭性經濟領域。我們不反對、而是衷心擁護黨的路線、方針和政府的改革政策，但我們多麼希望這路線、方針、政策能夠真正從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出發，為社會主義中國前途命運着想，有力、有效地阻遏住私有化浪潮，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真正重視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小型國有企業生存與發展問題，重振再展國企雄風！3、黨和中央政府處處在為工人着想，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作為根本方針，並實施送溫暖、再就業工程，為困難職工制定了種種優惠政策。但實際上，根本方針未能到位，優惠政策並沒切實實施。下崗失業、買斷工齡、解除勞動關係等，一下子把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過貢獻的工人群眾推向社會，成了“沒娘的孩子”，成了僅僅可以自由出賣自身勞動力的“商品”。基層、地方上的黨政領導們，應該真正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正確方針政策，別再總是對上高唱頌歌，對下空口說白話，同我們工人玩虛的了。4、主要依靠剝削我們工人而致富的私營企業主，現在當勞模、在入黨、在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和政府在提高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授予他們各種各樣的榮譽稱號，有的領導甚至所他們奉為上賓、敬若神靈。我們工人呢？並不忌妒。但絕不能一下子把我們由“老大哥”、領導者和主人翁降位成為商品化的自由勞動者啊！如此發展下去，中國共產黨還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嗎？中國還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嗎？5、為什麼不給工人長工資？為什麼不給職工報銷醫藥費？為什麼工人群眾享受不到房改優惠性補償政策？我們處境困難，吃糠咽菜，甚至連粗茶淡飯都難以為繼，而當官者既有權，又有錢。“窮廟富方丈”，糟賤了國企，侵吞了國有資產，還住着寬敞的房陳述了、腰別BP機、手拿大哥大、身邊跟着“小秘”，坐有有空調的汽車、辦公室里，中餐晚餐圍着盤子轉、夜間還要圍着“裙子”舞，“家裡紅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國企衰敗，腐敗盛行，實在太不像話！

以上所列數據及所述工人語言，不僅反映出他們對黨、政府和工會組織及其工作的評價，而且也從一個方面、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困難職工群體的真實心態。

當心滴血、目垂淚地認真展開困難職工群體問題的調研工作，並撰寫這份研究報告的時候，我們心潮起伏，熱血沸騰，實在難以壓抑和控制住自己內在澎湃的激情了。毛澤東同志曾反覆強調，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尊重群眾，關心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要求“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論聯合政府》，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他諄諄告誡“共產黨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心三分之二意的意為人民服務。”（《堅持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收入《毛澤東文集》第7卷）鄧小平同志堅信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體，強調“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黨對於億萬群眾的領導作用，就是正確地給人民群眾指出鬥爭的方向，幫助人民群眾自己動手，爭取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黨必須密切聯繫群眾和幫助群眾，而不能脫離群眾，不能站在群眾之上。”（《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收入《鄧小平文選》第1卷）面對客觀存在着的社會實際生活，認真重溫、學習三代黨中央領導人的教導和指示，我們力呼：必須高度關注困難職工群體，必須真正尊重並切實維護、職位其合法權益，開動腦筋、想方設法地儘快使困難職工脫貧致富。並且，我們一定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的利益意願滿足不滿足或實現沒實現”真正作為各級黨、政府和工會組織制定各項政策、開展各各虎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壓不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毛澤東選集》第3卷，合訂本第1044頁）我們堅信：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有以這樣的科學理論為思想指南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心實意地調發人民大眾的創造力、積極性和聰明才智，一定能夠充分發揮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優勢和歷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華優良傳統的文化優勢，一定能“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一定能“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參閱《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5頁）神州大地上，一定能夠矗立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大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