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曾對當時困難職工群體的主要情況做出下列歸納：（一）將所有符合條件的特困職工納入“低保”的工作尚未完全得到落實。據全總在國家統計局專家指導下進行的調查，截至2001年6月30日，全國城鎮企業單位家庭人均收入低於當地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特困職工有717萬人，按本次抽樣調查得出的特困職工家庭贍養人口係數2.29推算，涉及的家庭人口數為1641萬人，加上機關、事業單位特困職工家庭人口1046萬和民政部門確定的83萬“三無”對象，全國城鎮特困人口為1829.6萬人，廣泛分布在東北、中西部地區的省份和經濟欠發達地區，一些老工業基地以及軍工、煤炭、機械、有色冶金、紡織、農墾等生產經營不景氣的行業。這些特困職工大多由於本人下崗失業、無固定收入、所在企業停產而尚未破產、患重病或子女教育經費負擔過重等原因而處於困境。一些職工一旦下崗失業，失去經濟來源，其生活境遇甚至比農村貧困戶還要艱難。內蒙古烏達、海勃灣及包頭礦務局的許多職工買不起口糧，靠賒購糧油生活，有的甚至以揀菜葉和挖野菜維持生計。重慶南銅礦務局至今仍有321戶、1250人住在“棚屋”和“岩洞”里。貧困使一些職工的承受能力已達到極限，有的地方出現困難職工賣血、賣淫，甚至發生職工自殺的悲劇。據重慶市對5家企業調查，近三年來困難職工絕望自殺的就有11廣人。為事緩解特困職工的困難，各級民政部門根據國務院的要求做了大量工作，去年10月作了擴面覆蓋工作部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據民政部統計，2001年全國“低保”資金共投入5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投入23億元），全國城市“低保”覆蓋面達到1189萬人，占民政部門認可的應保總人數1589萬的75%，占工會統計的1828.6萬人的65%。據地方工會反映，由於擴面工作是去年第四季度部暑的，一些地方對已經進入覆蓋範圍的部分“低保”對象，只完成了審批程序，救濟待遇還沒有落實到位，存在“等錢救濟”的現象。造成對特困職工應保盡保不落實的主要原因，一是“低保”資金缺口較大，不少地方財政沒有按照中央“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打足“低保”資金預算。加之“低保”籌資採取分級負責方式，一些地方往往視財力狀況安排進入“低保”人數。二是一些地方沒有嚴格按照屬地管理原則辦事，沒有把轄區內的中央企業或省屬企業覆蓋進來。葛州壩集團公司5.5萬名職工中有特困職工3700戶8000餘人，每年需要“低保”資金600萬元，宜昌市因葛州壩集團公司是中央直屬企業，只給企業落實了由中央財政補助的120萬元“低保”資金。三是確定特困職工進入“低保”的政策標準脫離實際。許多地方在計算特困職工家庭收入時，把職工應得未得的收入視為實際收入；把年齡18至55歲省勞動能力的職工一律視為有最低工資保障；把家中有電視機等一、二件舊家用電器的視為不能享受“低保”的絕對條件，從而不允許納入“低保”範圍。據陝西省分管工業的副省長反映，陝西華山冶金車輛廠長期經營困難，目前800餘戶特困職工家庭，只有80餘戶240人進入“低保”，且因保障資金少，每月家庭只能補助5元錢。地處武漢的中國第一冶金建設集團公司，在1093戶特困職工中，已進入“低保”的只百75戶，尚有1018戶未進入“低保”。其主要原因是計算的職工虛擬收入水平超過了武漢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四是由於“低保”擴面擴大了民政救濟範圍，大大增加了工作的業務量和複雜程度，地方民政部門和基層街道、居委會缺乏相應的工作機構和人力、經費來完成這一任務。（二）下崗職工人數居高不下，解除勞動關係困難重重，實現再就業形勢十分嚴重。一是下崗職工的人數仍居高不下。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字，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共2550萬人，2001年底仍滯留在“中心”的下崗職工為600萬人。據全總2002年1月對24個省（區、市）的統計，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共有798.2萬人，可見還有大量已下崗的職工未進入“中心”，也沒有按下崗職工統計。城鎮集體企業的下崗職工人數龐大，其處境比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更為艱難。隨着我國加入WTO、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改革力度的進一步加大，職工下崗、失業問題更為突出。二是大部分企業與下崗職工解除勞動關係時，存在經濟補償難、清還債務難、社會保險關係接續難的問題。目前，多數企業無力支付經濟補償金，難以償還拖欠職工的債務。遼寧省僅以工資、集資款、醫療費等項計算，企業拖欠下崗工人的債務人均1萬元左右，75%的企業無力償還。部分企業與職工解除勞動關係時，雖然簽訂了還款協議，但其實只是打白條，存在着很大的隱患。職工因解除勞動關係後沒有能力繼續繳納社會保險費，部分企業欠繳社會保險費，致使相當數量的職工出“中心”後無法享受失業保險金，基本生活沒有保障。三是下崗職工再就業難度加大。由於就業崗位有限，競爭激烈，加上下崗職工往往年齡偏大、技能單一，競爭能力較弱，因此，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近年來，下崗職工再就業率逐年下降，1998年為50%，1999年為42%，2000年為35%，2001年為30%。（三）相當數量的職工得不到養老、醫療、失業等應有的社會保障。一是養老保險存在諸多問題。有些企業至今未參加養老保險社會統籌；部分企業欠繳養老保險費或挪用職工已交的養老保險費，致使職工享受不到應有的養老保險待遇；有的企業和職工雖然已繳了養老保險費，但由於各種原因，致使有些職工不能按時足額領到養老金；有的企業拖欠退休人員應由企業發放的國家統籌項目以外的養老補貼。二是有大量職工得不到基本醫療保障。一些職工雖然參加了醫療保險，但由於所在企業欠繳醫療保險費，實際上享受不到醫療保險；一些職工因得不到醫療保障，致使患病後債台高築，個別患大病職工因無錢醫治而陷入絕望。三是一些失業職工享受不到失業保險。（四）企業拖欠職工工資的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很好解決。據全總2002年1月對16個省（區、市）的統計，截至2001年12月31日，各類企業累計拖欠職工工資高達292.5億元，涉及職工791.64萬人，人均拖欠3695元。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不完全統計，截至2001年底，國有企業拖欠職工工資總額達400多億元，涉及職工1000多萬人。河南省有職工1200萬人，據河南省總工會對6253個企業的調查，截至2001年底，被拖欠工資的有103.8萬人，拖欠工資的總額達59.1億元。吉林舒蘭礦務局有職工20165人，截至2001年7月，拖欠職工工資時間長達15至35個月，拖欠總額為1.2億多元，致使貧困職工家庭大量增多。中國化學工程第十四建設公司2004名職工署名向全總反映，該公司現有職工3705名，截至2001年12月，累計拖欠職工工資2663萬元，其中公司機關職工累計已有20多個月沒有領到工資，有的二級單位累計有二、三年未發工資。此外，一些非公有制企業隨意確定分配形式和工資標準，有的每月只發給職工基本生活費或代金券，剩餘工資年底才發甚至不發。

江蘇省是這些年來經濟發展狀況較好的地區之一，但職工困難狀況亦很嚴重。該省總工會工運研究會曾撰文反映了江蘇省困難職工群體的主要情況：儘管江蘇省經濟長幅大，亦已過了1996、97年這兩年的下崗高峰期，職工下崗浪潮有所回落，但實際失業率仍呈逐年攀升態勢，並已遠超過國家控制失業警戒線。截至2000年10月全省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有19.41萬人，加上在“中心”的28萬下崗職工（扣除50%的隱性就業者），全省約有33萬再就業困難的人員，這成為江蘇省困難職工群體的首要來源。儘管在崗，但由於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經濟效益滑坡，導致企業拖欠職工工資和醫藥費，造成生活困難，生存狀況受到很大壓力的職工成為該省困難職工群體的又一重要來源。據對經濟較發達的無錫市435家企業224476名在冊職工的調查，其中有15370名職工由於企業工資不能及時發放造成生活困難，其中拖欠工資時間12個月以上的有1684人，拖欠金額計3368.5萬元；被拖欠醫療費的職工29599人，其中拖欠時間在36至108個月的有1750人，拖欠金額為126.94萬元。另對經濟欠發達的鹽城市響水縣62家困難企業調查，拖欠職工工資總額達6889萬元，人數達3959人，人均16895.7元。目前該省困難職工相對集中在徐（州）、淮（安）、鹽（城）、連（雲港）地區，那裡有相當部分職工既進不了“中心”，又領不全工資，滯留於企業內部，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困難職工隊伍。另外，有相當一部分職工就業於私營企業，在這類企業中，雇主與僱工之間收入大都差距很大。許多私營企業主為了追逐利潤最大化，對職工實行當地職工工資最低標準。他們任意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功強度，不顧勞動保護與生產安全，有的甚至以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野蠻方式實施管理，使用童工等等。不少私營企業中僱工的生活、勞動環境頗為惡劣，工傷事故時有發生。可見，受僱於私營企業的職工勞動、生存及其合法權益保障狀況不容忽視，他們中的許多人同樣是困難職工。困難職工們一般正常生活都難以維持，而若遇大病，則更是雪上加霜。鹽城市困難職工群體中患癌症、尿毒症、肝腹水、肝壞死等大病的就有831人，他們一年所需醫藥費少則二、三萬元，多則10餘萬元，而且基本上都因其所在企業無錢繳納保費而未能參加醫療保險。患有重病、大病的職工只能一靠親戚朋友接濟，二靠單位零星扶助，三靠工會幫助募捐，四靠社會借貸，但所有這些辦法均非長遠之計，不少人借貸無門時只能“望船沉”。濱海縣97個特困職工家庭中，患大病、重病的有85人，他們的巨額醫藥費分文沒有報銷，導致債台高築，生活極端困難。（參閱江蘇省工運研究會：《讓沉重的問題逐步得到緩解》，載《天津市工會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搞了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以後，在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隊伍中出現了一個人數龐大的困難職工群體？學者們對之作了一定研究，並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如李強認為，主要由職工構成的城鎮居民貧困成因有四：一是失業率逐步上升，就業不足問題日趨嚴重（我國失業率從1992伴的2.4%上升到1999年的3.2%，下崗人數近1000萬且再就業不易）；二是部分企業，尤其是國有、集體企業經營困難重重，效益低下，嚴重影響職工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導致部分職工生活困難；三是物價因素；四是舊體制的弊病和社會保障不足。（《中國撫貧之路》，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金一虹認為，“就業不充分和社會保障不足是當今造成職工貧困的最主要原因。由於結構調整和體制轉軌，我國在職職工1998年比1997年減少2331萬人（-25.9%），其中國企減少1957萬人（-18.7%）。從分布行業看，製造業減少1314萬人（-25.9%）、商業減少518萬人（-29.2%），鄉鎮企業減少1700萬人（鄉鎮企業1978年有2827萬職工，1996年達到峰值13508萬人，1997年驟降至9158萬人，減少1709萬；1998年7448萬人，-18.7%）。”“下崗職工領取生活費很低，1997年有約1/2的未就業者沒有領到基本生活費。全國城鎮下崗職工人均生活費不足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1/5。”（《困難職工群體的成因、現狀和發展趨勢》，載《天津市工會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

真實反映着以產業工人為主的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實際生存狀況的材料實在太多了，現再節錄幾則材料於下：

“我們時時感到生存危機”

——重慶民營企業辦力帆集團產業工人的心裡話

33歲的徐軼偉是力帆集團質檢部齒輪組組長，他向新華社記者講述了自己由國企到民企的經歷：1995年，徐軼偉離開位於重慶榮昌縣的益民機械廠，赴山東濟南市有利於和機械公司打工，從“大三線”的軍工企業跳槽到了民營企業。原來在“益民”工作時，他每月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到“邦和”後，每月可掙1000—2000元，自己去重慶探親的往返機票也能報銷了。2002年，徐軼偉的孩子已四歲了，由於思鄉心切，他應聘到。力帆集團工作，自稱：“我是益民機械廠的子弟，從小就生活在那裡，現在還想回那裡工作，因為回去工作輕鬆，有親切感。可是，我不能餓着肚皮追求親切感，在‘力帆’，我每月能掙1500元，回去只用五六百元。”1998年，“力帆”集團兼併了個體企業重慶單神燃氣用具廠；最初，該廠120名職工加入“力帆”集團，收入是以前的兩三倍。不久後就有幾十人相繼辭職，記者問：“既然收提高了，為什麼‘單神’廠的幾十名職工又離開了‘力帆’？”工人張啟厚答曰：“主要是因為適應‘力帆’的工作節奏。”

——經編者略按：儘管公有制企業在經營管理機制存在種種弊端，使得像徐軼偉這樣的員工為了個人及其家庭生計而不得不“跳槽”到私營企業工作——實為打工即出賣自已的勞動力；但還有更多的如幾十名員工離開了私企，物質經濟生活層面看，是其“不適應‘力帆’的工作節奏”，而本質說來，是他們難以忍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榨了！

27歲的任小惠來自四川綿陽農村。1995年，她高中畢業後來到“力帆”打工，現任“力帆”動力一廠辦公室文員。她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被解僱。如今，任小惠已和“力帆”集團一名來自農村的工人結婚，夫妻倆人決定在城市永久安家立業，貸款買了一套住房，每月還貸五六百元。她說：“企業效益好時，倆人每月收入加起來有3000多元；效益不好時倆人每月淨掙才2000元。像我們這樣沒有多少文化的，失了業就很難再找工作。所以，我很希望‘力帆’永遠紅紅火火，這樣，我們才能不被裁減掉。”“力帆”動力一廠裝配工彭義，1992年在涪陵區農村結婚，1999年來“力帆”打工，在工廠附近與別人合租了一套住房。其愛人在家照顧4歲的孩子，僅靠他每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養家糊口。彭義告訴記者：他每月房租200元、孩子上幼兒園最少花130元、水電氣費加起來有幾十元，剩下來的錢主要用於吃，根本存不下錢。“我現在最關心的是農村政策，因為我萬一失業就只能回農村種地。”

“我們時時感到生存危機！”徐軼偉說，他正在上電大，沒有時間和金錢去旅遊和休閒，下了班每天都“充會兒電”。這個時代不學習就要被淘汰。“力帆”動力一廠的年輕員工岳雄也說，平常下了班就看專業書，一般不敢在電視上耗時間。他的朋友們也都在學習。現在的年輕人買房子都用父母的積蓄，怎麼好意思混日子呢？

徐軼偉說，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物價和社會治安。房價高，工薪階層很難承受，不少人貸款都貸不起。他和愛人都在“力帆”工作，每月收入加起來3000多元，這在工薪階層中算中上等，但即使如此，他們買一套房也很困難。最近，他們花24萬元買了一套套內面積為100平方米的住房，其中貸款17萬元，首付款都是借的。他說：“公務員享受房改福利，他們的工資也比我們高，而且有‘雙休’、我們則只是‘單休’，他們還有灰色收入，我們感到不公平！”

宮玉蓉說：“國家大事我們也關心，但使不出力來，我們最關心的只能是生存問題。現在，大米漲價了，從以前的八九角錢漲到了最低1.2元，漲幅高達三四角。”她向記者反映，在“力帆”集團所處的重慶沙坪區上橋和張家灣一代，治安狀況很糟糕。“力帆”一位女工在大白天去張家灣買菜，一名歹徒上去就把她的耳環搶走了。這樣的事發生了不止一次。前不久，在上橋立交橋上“力帆”一名職工遭到了搶劫，手機被搶走了。從中梁山到石橋鋪這一帶，小偷特別多，吸毒的也不少。

（據2004年4月24日《國內動態清樣》，第1281期，記者：王金濤。）

自貢一些鹽業工人生活陷入困境

新華社記者在四川自貢採訪了解到，當地鹽業工人生活相當貧困。一些下崗、失業鹽工無力繳納保費，只得中斷社保；由於個人素質和經濟環境影響，再就業面臨不少困難。

自貢盛產井鹽。20世紀90年代以後，鹽業生產經營陷入困境。1999年以後，自貢市執行國家破產核呆，減人增效政策，鹽業經營狀況好轉，但在崗、下崗職工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難。

一、壯年鹽工下崗失業，靠老人供養

近年來，大批中青年鹽業工人下崗失業，謀取生無門，“老養小”甚至“隔代養”的現象在自貢比較普遍。

貢井鹽廠退休工人石海雲、王桂賢夫婦有四兒一女。長子“上山下鄉”時在四川洪雅縣失蹤。二子石成全與老人住在一起，一直沒工作，其妻患癌症去世，兒子14歲，讀中學。三子石成輝原為貢井鹽廠下屬玻璃廠工人，1989年下崗；其妻楊淑清是貢井鹽廠下屬馬賽克廠工人，也下崗了，夫妻倆有兩個女兒。四子石成君，貢井鹽廠工人，2001年以13590元買斷工齡，現無業，兒子讀中學。女兒石成玉在鄭州打工。

石成輝一家四口，2003年5月申請到低保，開始每月總共100元，現在漲到200元，仍不夠飯錢。石海雲見兒子困難，就買了柴米油鹽，到兒子家搭夥吃飯。他們幾乎頓頓都吃酸菜、泡菜、米飯，一年吃掉幾百斤酸菜。

全家十二口人，每月所有收入加在一起最高的時候也超不過2000元，其中唯一穩定的是兩位老人900元的養老金，這成為三代人最主要的衣食來源。

二、交不起學費，子女只能面臨輟學

子女教育是鹽工家庭一項重要的剛性支出。他們最擔心的是家庭貧困影響子女教育，造成貧困代代相傳。記者在大安、張家壩、貢井等鹽廠的鹽工居住區採訪時，就曾遇到幾個孩子，考上了學也無錢就讀。

貢井鹽廠退休工人石海雲的大孫女石夢成績不錯，2002年初中畢業，知道家裡沒錢，沒報高中，自己偷報了自貢市衛校。但家裡拿不出4000元學費，石夢一學期就休了學。後來通過關繫上了一所農業學樣，第一學期交了2000元錢。爺爺為之拿出了1000元錢，另外1000元錢是其父石成輝向朋友借的。

張家壩製鹽化工廠工人史洪的女兒上小學五年級，每學期花費600元。他說：“為了娃兒讀書，我經常向車間借錢，然後從每月工資里扣。學校組織活動，孩子想參加，回家要不到錢，以後再有活動也不說了。家裡惟一的存款就就是妻子買斷勞動關係的13950元，留給女兒讀書用。”如果女兒考上中學、大學，1萬元根本不夠。史洪想到了房子；他的房子只有40平方米，是上世紀70年代蓋的。1990年裝修過，但地板已開裂，而且沒有廁所。如果將其出售，最多值1萬元，去銀行抵押，也只能貸款幾千元。

三、無力繳費，一些下崗失業職工社保中斷

1999年，自貢鹽業工人為3.8萬人，而2001年3月在冊職工僅為0.8萬人左右。其餘工人，享受國家優惠政策退休者約1.2萬人，通過買斷勞動關係走向社會的約1.8萬人。根據政策，對於解除勞動關係的職工，自貢鹽井系統執行的一次性補償費用的標準是：全民職工不高於13950元，集體職工一律2880元。同時，企業將養老、醫療保險費交到買斷之日，此後，職工社保轉為散戶，自己續交到，法定退休年齡。據測算，一個普通工人失業後，每年需交養老保險1200元左右，醫療保險800元左右。

41歲的陳偉光是大安鹽廠的操作工，2001年下崗，月生活費169元。2003年8月，企業要求他買斷勞動關係，他拒不簽字，此後，生活費就被停發了，社保也沒有着落。陳偉光說：“我擺攤賣百貨每月也只能賺200多元，只夠吃飯，不夠續交社保。”

據自貢市社保局提供的數據，全市困難企業改制而形成的養老保險散戶約5.3萬人，真正續了保的占85%。這意味着至少有近萬人沒有續保，而停續醫療保險的則更少。該局局長湯建設說，到2003年年底，自貢市離退休人員94919人，而參加保險統籌的人數則為180474人，平均不到兩個在職職工就要負擔一個退休者，而比較合理的負擔率則應為4：1。2003年，自貢徵集養老金3.5億元，支付養老金4.8億元，收支缺口達1.3億元。到該年12月，全市企業累計欠繳交養老保險金17087萬元，其中2/3是難以收回的呆死賬。

四、沒資金、缺技能，再就業困難

貢井鹽廠退休工人石海雲的三兒子石成輝和其妻子楊淑清都有貢井鹽廠下屬的集體企業工作，下崗已十多年了。下崗後，生活十分困難。石成輝說：“我們賣過菜，擺過地攤，但都賺不到錢，搞不下去。報上招聘，條件很寬，可是我們去了，人家都說你們太老了！”十多年來，兩人沒有接受過任何培訓。做小買賣想貸款，貸款手續複雜，門檻高，最終沒有貸成款。

大安鹽廠的職工陳偉光姐弟5人全在貢井鹽廠工作，除大姐退休外，其餘全部下崗買斷工齡，年紀都僅40餘歲，但找不到任何工作。張家壩製鹽廠退休職工常新華說：“我的兒子買斷勞動關係之前，我就出錢讓他讀了會計函授專得，還學了計算機，可依然找不到工作。他搞過食品店、打字複印店，做過推銷員，都沒有錢賺。自貢找工作的人太多了，社會上的錢太少了。”

（據2004年4月22日《國內動態清樣》，第1260期，記者：侯志明、田剛）

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入，產業工人的生產與生活確實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新華社曾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