織記者深入基層了解這一群體的生存狀況和思想狀況，現錄其記者據調查而寫成的文章一

份：

一些產業工人成為新的貧困階層

——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工業區見聞

新華社記者在黑龍江採訪時發現，由於產業工人整體收入水平偏低，他們中的一些人已形成新的特困階層，備受下崗失業、生病就醫、子女入學等等問題的困擾。目前，產業工人因貧困導致的心理失衡等問題，正在許多家庭傳播，影響國企的穩定與發展。

一、貧困成了產業工人的影子

記者近日來到中國裝備工業基地——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工業園，這裡聚集了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北滿特鋼集團、黑龍江化工集團等多家大型骨幹企業，是典型的因廠而興的工業區。在偌大的工業區里，記者再也尋覓不到昔日的喧囂和繁華，街頭寥寥的行人與街道兩旁集堆的賣菜、賣水果小攤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攤主們一邊招徠着稀落的顧客，一邊向記者訴說着：下崗就面臨着貧困，工廠效益不好，管不了我們了。沒有保障，只能靠做小買賣，一個月掙三百元，混口飯吃。

在北滿特鋼集團的家屬區里，記者看到大片低矮的平房。由於這幾年企業效益不好，工廠仍有500多戶職工住這樣的房子。記者隨意敲開一家房門，發現那是一間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49歲的聶建榮是軋鋼分廠的工人，由於受人患有肺病、兒子又得心肌炎，全家就靠他每月500多元的工資度日。聶建榮說，這與前些年相比已經好多了。他所在的工廠從2002年起，連續十五個月停工，欠工人工資達十個月。沒有了生活來源，只有靠四處借錢來維持這個家。現在，工廠雖然恢復了生產，但其這些年外欠了1萬多元，靠工資還債，太難了！

灰暗、擁擠的居住空間裡留給記者最深印象。用木板支起的“閣樓”是聶建榮夫妻倆的臥床，一台沒錢修理、因而也無法使用的黑白電視機是屋裡唯一的家用電器，殘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盞15瓦燈泡。聶建榮說，通常為了省電，他家只開小燈。

二、“工人生不起病呀！”

目前，就醫看病已經成了產業工人生活支出的難點，直接影響了這一群體的生活質量。“一人生病，全家貧困。在職工人如此，下崗工人更是如此！”黑龍江華安集團工會主席仲箕才這樣描繪當前疾病對普通工人家庭的影響。

30多歲的齊齊哈爾市中天紡織有限公司女工只丹告訴記者，其父2001年從工廠退休時得了直腸癌，先後兩次手術花了5萬多元。她把自己結婚時的房子都賣了。“我和丈夫都是工人，每月掙的錢加起來也只有600多元，還要養活一個年僅三歲的孩子。除了賣房子賣地，這錢，讓我們到哪去弄？”生活的壓力讓只丹泣不成聲。

富拉爾基工鐵多數企業由於效益不好，目前已無力為在職職工繳納醫療保險，至於相當部分的下崗人員就更無人過問了。每當記者向一些下崗工人提及醫療保險時，他們只有報以苦笑：日子維持都成問題，哪有錢交醫療保險？將來得了病，能治就治，治不了就等死唄。

一位下崗工人說：“現在工人看不起病，一般只有孩子得病才去賣藥或者去醫院就醫，至於大人則往往能挺就挺。一個家庭如果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多了不說，就算花個四五千元也足以將一個家庭擊垮！

三、“工人家庭的孩子太苦了！”

許多工人家庭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高額的教育費用支出使他們難以為繼。

北滿特鋼集團退休工人翁榮寬說，富拉爾基是出了名的窮地方，但教育收費卻一點也不低。我孫子上初中每年的學費就2400元，這還不算每月300多元各種名目的學雜費。我們一家都是工人，如今兒子和兒媳都下崗了，找不到工作，天天吃住在我家。孫子剛上初中，學校三天兩頭要錢，老師說不交就讓回家。我每個月退休金才500多元，連生活都緊緊巴巴，但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想辦法讓孩子上學呀！

齊齊哈爾市中天紡織責任有限公司女子陳麗影說，現在我們既盼孩子上學，又怕孩子上學。盼孩子上學是希望孩子有出息，怕孩子上學是因為咱實在花不起錢。為了攢點錢，我們平時都精打細算；吃菜就買最便宜的大白菜、蘿蔔、土豆。但到孩子開學時，還免不了要向親戚借錢交學費。她告訴記者：新學期開始了，剛上初中的兒子因為一時交不上學費，老師當眾批評，不想再上學了。“孩子是無辜的，難道就因為父母是窮工人，沒有錢，應該跟着受罪？……”陳麗影哽咽着說不下去了。

（《國內動態清樣》第1224期，2004年4月19日，記者：吳曉東、梁冬。）

這些年來，廣大職工群眾、尤其是產業工人生存艱難，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着。黑龍江省雞西礦業集團公司滴道煤礦附近有一個叫“河北”的居區，住着逾千戶煤礦工人，這是該礦最大的工人家屬區，住房大多是建於上世紀50、60年代，有些牆體已經開裂，破爛不堪。工人們反映，近年來，滴道煤礦一線採掘工人收入最高，月平均1000餘元，而輔助工種職工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職工退休金五六百元，企業內部退養人員生活費182元，工人遺屬月補助金117元，而近2000名集體所有制職工自1992年以來“放假”，大多沒有工資收入。礦工王星說：除了一線採掘工，這樣低的收入水平養不起一家人。而一線工人，只占全礦一萬多名職工的大約1/5。左手食指因工傷殘的礦式於井勝，長期在井下開絞車。2003年，他每月工資收入最高的374.26元，最低的290餘元，平均約330元。於師傅說：“滴道礦出產的煤質好，建國初期曾傳供鞍山鋼鐵公司煉優質鋼。去年以來，煤炭價格上漲了近一倍，可工人的工資一直停留在原來的水平。”糧油價格在普遍上漲（當地的大米價格已從每公斤不到2元上漲到現在的近3元，普通豆油從每公斤6元漲到了9元），這讓原本收入就極低微的礦工家庭生活捉襟見肘，家庭最多只能勉強維持生計。而且，由於採掘是高危險行業，一旦遇到工傷事故或患上職業病，幹不了一線採掘就意味着全家都要受貧困之罪。在礦區家屬區有“三多”：寡婦多、離婚多和光棍漢兒多。離婚婦女王春榮說：“一個大男人連老婆、孩子都養不起，誰還跟他過日子？不離婚才怪呢！礦工生活這麼苦，誰家的姑娘願意嫁給‘煤黑子’呀？”一些中年礦工普遍反映：近些年，生存壓力太大。家裡上有需要盡孝的老人，下有要撫養、上學的孩子，可工作了20多年，一個男人卻養不起家，感到抬不起頭業。一位礦工說：“老人知道我日子苦，有病了都不告訴我。這讓我做兒子的臉往哪擱？”今年40歲的礦工宋保偉於1992年受工傷，右腿骨折。因生活困難，1997年妻子與其離婚。為供養孩子上學，宋保偉一直堅持在井下工作，他拿到的最高月工資是400元。可眼下兒子要上初中了，學習費用是每年1500元。他哽咽着說：“我家每月生活費不能超過200元，否則，連孩子上學坐車的錢都拿不起了。”由於工人生活普遍貧困，未來就業安置渺茫，工人們只能把破產安置作為國家提供的最後補償機會。但除去繳納社會養老保險外，這安置費實在所剩無幾了，有的甚至不夠繳費到法定退休年齡，更不敢奢望再就業後民營企業主會給工人繳納保險費。因此，他們普遍認為破產安置費目前已是其全家人解決現實生存困難和維持未來生活水平的全部來源。

以勞動作為自己生存基本手段的普通工人群眾，一旦下崗失業，實即失去了那維持基本生存手段的勞動資格以後，便立即會陷入到貧困的生存境地。有位下崗女工曾悲泣地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訴說其令人心痛的經歷：

6年前，我從電器廠下崗後，沒有任何收入，後來我丈夫也下崗了，每月只有210元生活費，家裡有一對10歲的雙胞胎兒子。前年底，我申請了每月100元的低保。

孩子很懂事，知道家裡的苦，從不亂要東西。學校讓學生訂課間吃的奶，要幾十元，孩子低着頭不敢舉手。“雙胞胎，吃不起奶”，老師有意無意的一句話，傷孩子的自尊心。回到家，孩子轉述給我聽，我們娘三個哭成一團。學校組織春遊，每人每天要8元，家裡拿不出；幾年了，他倆一次也沒去，老師和同學對孩子都有看法。這學期學校組織秋遊，每人要交18元，我心想這回說什麼也不能讓孩子被人瞧不起，一咬牙，掏出36元給孩子。沒想到老師給全班做動員的時候，又把孩子作了典型，說：“你們看人家雙胞胎，住單身宿舍，還是低保特困戶都去了，你們怎麼能不去呢？”

去年初，我丈夫每月的下崗生活費減少了，加上父親去世，家裡背上了3400多元的債，生活雪上加霜。

我聽說，家庭收入低保的補助金可以調整。去年5月中旬，我去了居委會，當諮詢我們是不是可以申請143元的全額補助和重新核算收入時，居委會的一位副主任沒好氣地說：“你想申請全額補助？那只有父母雙殘的人才能辦！”她斜了我一眼接着說：“看你不短胳膊少腿的，能申請嗎？”我解釋說，家裡真的很困難，兩個兒子要讀書，我父親剛去世，母親得到癌症。“困難？沒錢的人多着呢！像你這樣四肢健全的人撿垃圾也可以活！”我再次鼓起勇氣問：我家的收入少了，可以重新核算嗎？“再說吧！”她很不耐煩地回答。聽完這番話後，我從頭涼到腳，強忍住眼淚出了居委會。

說實話，我真害怕那些幹部的眼光和臉色。困難職工享受低保原本是國家的政策，到了基層幹部的手裡就變成了施捨。領了低保後，感受的是別人憐憫的目光，甚至是嘲諷。每次走在街上，仿佛背後總有人指着我的背後說：“吃低保的！”平日，我不敢和人交往，沒事就呆在家裡。有一次一位幹部說：你孩子那麼胖，營養肯定不錯，還吃低保？“我聽着這話，心裡說不出的酸痛啊”你想，孩子胖有什麼錯啊？！如果不是困難得生活過不去，誰願意申請低保？有時基層的幹部上門來安排一些買鼠藥滅鼠之類的事情，我說家裡困難能不能免了？他們就說：“那你今後就別求我！”

去年底，街道辦事處的幹部來我家，見我家裡有電話，就質問我：“你家吃低保，怎麼還用電話？”我說，這是我媽給我裝的，她當初生病，怕萬一病發作找不到我，就裝了這部電話。我跟媽媽、姐姐約定，如果我有事找她們，先把電話撥過去，響三下就掛斷，她們就知道是我的電話，再打過來，讓我省錢。你不信可以到電信局調查我的通話費啊……沒等我申辯完，幹部又責備我說：“你多少也是高中畢業，怎麼就不去找個工作呢？”

我真的不是好吃懶做，要賴着吃低保。找工作難啊！我們就像沒人要的孩子，被人推來推去。下崗這幾年，我也試過十多次，招工單位不是嫌你沒技術，就是嫌你沒文化；不是嫌你“老”就是嫌你丑。怎麼瞧都不順眼。有的答應了，卻又要交這個費那個費，最後折騰下來，還是被人踢了回來。

我們生活有多難啊！一家四口每月吃飯要300多元，水電費30元，煤氣50元，房租20多元，這看得見的支出每月就要400多元。去年兩個孩子開學，一次要交1000多元，大部分是我患癌症剛去世的母親墊上的。下個學期，我還不知道怎麼辦呢？平時一天三頓飯四口人就買點酸菜、蘿蔔乾、霉豆腐湊合着吃。

這樣熬終歸不是個辦法。眼下，我丈夫打算去考個駕照，找個給人開車的活；我也準備向親戚借點錢開個快餐店，也不知道手續能不能辦下來？只要能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我會有退出低保的那一天！

（俞儉、沈虹冰：《別再往傷口上撒鹽了——一位下崗女工的訴說》，載2003年1月22日《中國青年報》）

我們可憐的勞工，下崗失業了，因為了種種因素，不得不依靠國家政策的規定而“吃低保”，卻還要時時處處遭受基層幹部的冷眼，其在學的孩子也因之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即使如此，我們可敬可愛的工人，還是在忍受着自身及其家庭生活艱辛的同時，想方設法地要“靠自己的勞動維護生活”；——他（她）們實在是盼望着“退出低保的那一天”啊！

為了能夠獲得點生活費以維持最起碼的生存，甚至還釀生出慘劇！山西省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崗女職工難能桑潤玲因多次索要下崗生活費未果，於2004年3月31日在公司會議室當着總經理呂福臣和許多幹部職工的面服毒自殺身亡了。面對這人生慘劇，總經理呂福臣竟拂袖而去。死者桑潤玲生於1954年，1972年參加工作，1978年調入西山菜站，2001年併入原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屬的西山菜市場，2002年7月辦理了下崗手續。按規定，應由西山菜市場代發下一崗生活費，但自她下崗二十多個月未領到一分錢的生活費，企業共欠其5300多元。桑潤玲的丈夫趙建國因過度悲傷而說不出任何話了，他的姐姐趙引弟說：“桑潤玲生前曾多次找西山菜市場經理張立珍和市蔬菜副食公司總經理呂福臣索要下崗生活費，但二人總是踢皮球，一直不給解決。後來，桑潤玲還到有關部門上訪和申請仲裁，但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這件事對桑潤玲來說，不僅意味着5300元錢，而且還將影響也能不能正常辦理退休手續。”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屬16個大型菜市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衰落，目前勉強經營的不到5家，許多菜市場所在場地被市蔬菜副食公司出賣或租賃，大部分職工下崗自謀生路。據市蔬菜副食公司一位知情幹部透露，3月31日，四鮮菜市場職工因為場地出讓而到市蔬菜副食公司上訪，公司召集上訪職工在會議室開會，包括總經理呂福臣、書記許峰在內的幹部和上訪群眾共計七八十人在場。當公司書記許峰因故走出會議室時，桑潤玲突然闖入會議室，坐在呂福臣身邊，向其討要下崗生活費。呂福臣嚴辭拒絕，並要求她立即出去，但此時有職工看見桑潤玲突然口吐白沫倒在了呂福臣身邊，呂福臣見狀馬上離開了會議室。後來，一位副經理撥打了120急救電話，待到醫院，桑潤玲已不治身亡了。據趙引弟介紹，桑潤玲一家三口，其夫趙建強身體有病已退休；兒子趙彪在山西焦煤集團當經警，一個月掙三四百元錢。桑潤玲本人幾年前曾做過一次大手術，醫藥費一直未能報銷。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難，下崗生活費成為她及其家庭的唯一生存指望。桑潤玲身亡後，在她身上發現了一份遺書，但這份遺書和死亡證明至今也沒難家屬看，家屬和親戚朋友對蔬菜副食公司長期拖欠下崗生活費以及呂福臣見死不救的行徑，感到非常氣憤！當然，慘劇發生後引起了黨組織和政府有關部站的高度關注。太原市組成了由副市長韓儒英任組長，公安、勞動等7個部門為成員的聯合調查組。4月3日，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與桑潤玲家屬達成協議，由該公司補發下崗安置款、經濟和精神補償款計15萬元，一次性發放家屬困難補助費4萬元，一次性補助桑潤玲生前醫療費7萬元。4月7日，呂福臣被停職檢查。（據《國內動態清樣》第1292期，2004年4月25日，記者張羽、陳忠華：《太原一下崗女工在總經理面前自殺身亡》。）但這一切是不是來得太遲、太無多大意義了，因為下崗女工桑潤玲畢竟無可挽回地付出了其最寶貴的生命代價！

新華社記者在黑龍江省北滿特鋼集團採訪時意外地發現了52歲特困職工李明華的一本家庭收支賬。這賬本上清晰地記錄了這個普通產業工人家庭的所有花銷，小到塊兒八毛錢的油鹽醬醋，大到上百元的學生用品，真實地再現了為養活全家，李明華用心算計着每一筆支出的細節：

2004年2月，李明華共計收入572元（包括廠里發給的困難救助50元）。

共計支出710.4元。其中，副食品支出（米、面、醬油、水果等）359元，日用品支出77.6元，學習用品支出，234.3元，藥品支出13.5元，買煙26元。

李明華師傅全家現有三口人，兩個女兒一個上大學、一個念高中，其妻在幾年前已得病去世了。他每個月收入500多元，除了吃飯，還要供孩子上學，這點錢，“掰開了花也難養活全家呀！”要不是孩子她姨和廠工會每月給200元，這家早就過不下去了。最近，企業為了“減員增效”，要求其提前退休，退休後按65%開支。內心十分悲苦的李師傅，深深地體諒着企業的難處。他說：我畢竟還能拿到點錢，與廠子6000多名下崗兄弟相比，咱該知足了。這就是我們產業工人的現實生存狀況，這就是處於困難生存境地的可敬可愛的產業工人！

生存困境對工人群眾的思想狀況有着非常重要的影響。從原來受人們尊重的主人翁，到如今人們公認、且受賤視的社會貧困群體，產業工人們的失落心態表現得非常明顯，其中整體經濟收入偏低是最主要的因素。東北產業工人普遍歡迎國家振興老工業基地的舉措，但他們同時反映，至今並沒有感到這一政策給產業工人帶來什麼變化。他們希望國家振興老工業基地的陽光能儘快照到自己身上。“這報紙、電視天天報道振興老工業基地，可咱工人每月還是掙四五百元工資，企業還是象以前一樣困難。”中天公司46歲的紡織女工關平的疑惑很具代表性。華安集團精密分廠班長孫茂金說：同樣是勞動，我們累死累活地辛苦一個月，卻連上班不久的公務員工資的一半都趕不上，這讓人實在想不通！如今，我們產業工人簡直成了貧困的代名詞，年輕工人連對象都難找；已婚工人在家中的地位自然低一等，原本感情挺好的倆口子，吵架成了家常便飯，因收入低而離婚的家庭也很多。在北滿特鋼集團工作了一輩子、親歷企業浮沉變遷的鋼分廠工人聶建榮認為，現在的產業工人幾乎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前一時期，國家一直關注農民增收，還專門組織人員解決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問題，可同樣的事情，我們也時常遇到。產業工人的生活狀況，上面知道嗎？許多產業工人說：我們並無過分的奢望，只求能保留一份工作，保證能按時開支，錢少一點兒也干。目前，東北許多國有大廠都走上了改制之路，但產業工人們非常擔心改制會使自己丟掉飯碗。2000年，齊齊哈爾第一紡織廠由於經營上的原因被迫停產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廠領導決定對企業實行局部退出國有的改制，成立了新的紡織有限公司。結果，6000多名職工的大廠，改制後僅剩下，1000人在崗，其餘人員或提前退休或下崗失業。齊齊哈爾市中天有限責任公司的紡織女工陳麗影說：如此改制，我們產業工人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下崗失業以後的日子咋過呀？（據《國內動態清樣》第1225期，2004年4月19日，記者吳曉東、梁冬：《“生活比以前好了，思想卻失落了”——黑龍江產業工人思想狀況調查》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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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寒鳴:產業工人生存狀況調查 - 陳寒鳴 [66692字節]〖點擊:7〗2006-08-20 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