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安事變”的源起，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權威性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是這麼描述的：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出於愛國之心，多次力勸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都被拒絕，這時楊虎城向張學良建議“挾天子以令諸侯”，被張採納，張、楊二人共同商定了“兵諫”的計劃，從而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而在事變前，中國共產黨沒有與聞這件事，只是在事變發生後，張學良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中共中央才派遣周恩來到西安參與事變的解決。

　　這種說法總的來說是基本符合歷史事實的，但其中把楊虎城說成是事變的“創意者”則有失確切。“挾天子以令諸侯”雖出自楊虎城之口，但是楊虎城是位草莽出身的將軍，恐怕不會知道這一歷史掌故。

　　那麼，西安事變”的“創意者”是誰？張學良在1957年所寫的《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一書中對此有所披露，而在這之前，張學良在任何場合都沒有談到過。書中說：

　　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夥伴——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他非常熱衷抗日而不願剿匪。現在我已曉得，中共的重要幹部王炳南，當時是在楊的幕僚中。我從洛陽歸返西安之後，同楊虎城相談之下，彼此大發牢騷。某一日，又談這個問題時，我問計於他，他沉吟了一下說：“我那些小傢伙們（這是指他的智囊團）倒有一個計策，等待蔣委員長來西安時，我們不使他離去，我們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請注意，他一開口就說“那些小傢伙們”，那證明他背後已有人鼓動他，是利用他來推動我，試探我。……

　　根據張學良的這一回憶可知，“挾天子以令諸侯”不是楊虎城自己想出來的，而是他的“那些小傢伙們”向他提出來的。因此，“西安事變”的真正“創意者”不是楊虎城，而是在他身邊做“智囊”的“那些小傢伙們”。

　　那麼，楊虎城身邊的“小傢伙們”是哪些人呢？

　　張學良的回憶中只談到了王炳南。王炳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任波蘭大使，他的父親原系楊部高級參謀，與楊私交極好，王在日本、歐洲求學時經費均由楊提供。1936年4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王到西安與楊商談停戰抗日問題，此後王就住在楊的公館裡。而張學良在和張氏姐妹的談話里談到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時曾說：“王炳南實實在在的名義就是楊虎城的秘書……楊虎城很聽他的話。”

　　其實，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比張學良所知的還要密切。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就是中共黨員，在楊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而早在1927年冬楊虎城就曾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隊政工人員中即有中共黨員16人。1928年10月楊虎城在日本東京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批准楊的入黨要求，指示東京市委辦理，但由於楊很快回國，未能辦理相關手續。1934年，楊部警衛團有共產黨員200餘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漢宸委託楊的駐北平代表申伯純向楊傳達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澤東、彭德懷派汪鋒攜親筆函件會見楊虎城商談聯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楊虎城會談。1936年，毛澤東再派張文彬攜函見楊，達成互不侵犯、建立軍事聯絡等三項口頭協議，此後，張文彬即以十七路軍政治處主任秘書名義長駐楊部。“西安事變”前，在楊虎城身邊工作的共產黨員除王炳南、張文彬等外，還有米暫沉、宋綺雲、王菊人、申伯純等人，他們當時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年，血氣方剛，又有膽識，因而深得楊的信任，參與機密，隱然成為楊的“智囊團”。楊虎城所稱“我那些小傢伙們”顯然就是指在他身邊工作的這些年輕的共產黨人。

　　因此，雖然現在沒有資料說明“小傢伙們”向楊虎城進獻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計策”是中共中央的指示，還是地方黨組織的決定，亦或是他們自己的“創意”，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安事變”的真正“創意者”不是楊虎城，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當時，出於“策略”的考慮，我黨不願意暴露自己對事變發生 “與聞”的重大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今天，“西安事變”已經作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功績”載入史冊了，為什麼還要隱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