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惡果：掠奪式的私營礦業

　　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第三大惡果是，由於縱容私人開發礦產，一方面造成少數人靠掠奪性開採礦產暴富，加劇了整個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造成了嚴重的礦產資源破壞和大量的礦業工人傷亡。這在煤礦業表現得特別突出。

　　20世紀80年代初胡耀邦提出了“有水快流”的加速地方經濟發展政策，1983年11月26日煤炭部發出通知，允許私人從事採煤業，從此私營煤礦惡性發展。這些私營煤礦中有許多用的是“鄉鎮煤礦”的名義。1996年中國的鄉鎮煤礦產量達到6億多噸，占全國產量的45.6%。由於這些所謂的“鄉鎮煤礦”破壞資源、礦工傷亡率高，那以後政府進行過整頓，到1999年關閉了3萬個鄉鎮辦煤礦，其總產能下降了3億噸。而在2000年以前，中國煤礦每年事故死亡上萬人，2000年之後這一死亡人數開始被控制在7千人以下。

　　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煤炭採掘業陷入蕭條之時，私營煤礦卻靠着私人資本的資金力量有了新的擴展。例如在山西大同，大部分為來自溫州的商人的私人投資者們在2000年煤炭市場最不景氣時注入資金，僅用幾萬元就承包了一些鄉鎮的小煤窯。在2003年之後中國經濟高漲拉動煤炭價格暴漲的幾年中，這些經營私營小煤窯的私人投資者們往往個人盈利上千萬元。但也就是這些新的私營煤礦暴露出了與老私營煤礦同樣的問題。

　　中國私營煤礦的主要問題之一是在採掘過程中嚴重地浪費和破壞煤炭資源。在山西，集體煤礦回採率只有10-15%，國有大礦回採率75%，而私營小煤窯都被算在“集體煤礦”中。私營煤礦這樣作的目的很明顯，那就是要將采出的煤炭的單位採掘成本降到最低。為此私營的礦主們採用破壞性的開採方式，只採最容易采的煤，專門挖掘品位高的礦藏，而把更大量的品位低或不易采的礦物拋在地下。這不但本身就浪費了礦物資源，而且在經過這樣的破壞性採掘之後，被拋在地下沒采的礦物往往就很難甚至根本無法再進一步採掘。這就造成了對礦產資源的破壞。對中國這樣一個資源相對於人口過少的國家來說，這樣的破壞性採掘比不採掘還壞。

　　某些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堅持認為，採用破壞煤炭資源的開採方式的原因是煤炭資源私有化的程度還太低。他們強調，如果私營煤礦的礦主同時也是其開採的全部煤炭資源的所有者，他就不會採取破壞礦物資源的掠奪性開採方式，而會儘量把一切可采的煤炭資源都採掘出來。根據這種邏輯推理，要避免採用破壞煤炭資源的開採方式，就必須讓私營煤礦的礦主成為其開採的全部煤炭資源的所有者，當然私營礦主們可以花錢買下對這些煤炭資源的所有權。

　　這種讓富人花錢買下煤炭資源所有權再自己開採煤炭的主張，正好適合了山西省各級政府想把政府從煤炭開採中所獲收入最大化的願望。自2004年以來，山西省的各級政府開始推行“追認煤礦承包者產權的協議轉讓方案”，要煤礦的承包者們繳錢買採礦權，實際上是將未開採的煤炭礦產資源出賣給私人投資者。這樣出賣煤炭礦產資源的做法當然為資源豐富地區的政府帶來了一時的巨額財政收入，光中陽一縣就收到了9億元的所謂“資源價款”。

　　但是，以“開採者同時是礦產資源所有者”的方式來抑制對煤炭資源的破壞性開採，這並不等於煤炭資源只能歸私人所有並由同一個私人開採。實際上，這個“礦產資源所有者效應”只要求礦產資源的所有者與其採掘者是同一個主體，這種原理同樣適用於國有和集體所有的礦產採掘企業。“礦產資源所有者效應”原理只是說明了，要避免採用破壞煤炭資源的開採方式，國有的煤炭資源就只能由國家直接控制和規劃運營的國有企業來開採，而集體所有的煤炭資源則只能由所有者集體直接控制和規劃運營的企業來開採。到目前為止，由政府主管部門直接領導規劃的“國有大礦”的回採率仍然遠遠高於任何非國有礦，就是這個原理的一個證明。將“礦產資源所有者效應”只運用來論證使煤炭資源歸私人煤礦所有的“益處”，典型地反映出了要消滅煤炭開採業中的公有制企業的傾向。

　　更重要的是，私營煤礦的許多更嚴重的弊端，是任何將未開採的煤炭礦產資源出賣給私人的做法都無法消除的。

　　私營煤礦僅僅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勢必要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降低採掘的成本。為了降低採掘成本，私營煤礦有最充分的動力將安全生產和防止礦難的措施減少到最低限度，也有最充分的動力將礦工們的工資壓低到最低限度。這樣，與其它類型的煤礦相比，私營煤礦中受礦難傷害的工人的比例勢必最高，而工人的工資則勢必最低。而最近幾年到中國的私營小煤礦親眼看過的人所描述的礦工工作條件和生活狀況，更往往是惡劣到駭人聽聞。

　　統計資料顯示，中國煤炭產量占全世界的35%，礦難死亡人數卻占全世界的80%。2003年中國全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平均每開採一百萬噸煤死亡的人數)為4.17，國有重點煤礦平均每百萬噸死亡1人左右，地方煤礦5人左右，私營小煤礦約17人。開採同量的煤，私營小煤礦有最高的礦工死亡率，企業公有化程度越高，單位產量的礦工死亡率越低。

　　在山西省大同，2006年私人小煤礦礦工每月收入500元左右，而大同國有重點煤礦礦工平均月收入約1780元，國有地方煤礦礦工平均月收入1235元，鄉鎮煤礦礦工平均月收入782元，又是私營煤礦礦工的收入最低，而且企業公有化程度越高，礦工的工資越高。就是在2000年煤炭市場最不景氣時，大同國有重點煤礦的在職一線職工也可以得到每月800元的工資。

　　對於國有煤炭企業礦工高於私營煤礦礦工幾倍的工資收入這一點，連我過去也認為是國有企業無效率的標誌，因為它表明公有企業的職工工資顯著地高於競爭性勞動市場上的均衡工資水平。但是現在看來，煤炭採掘業公有企業礦工工資高表明的是公有企業的優越性，它使公有企業的收入分配相對比較平等，而私營煤礦礦工的低工資僅僅造成了私營煤礦中收入分配的極度不平等。

　　在煤炭價格處於高點的2006年，私營小煤窯的礦主們往往盈利上千萬元，而私人小煤礦礦工的每月收入卻只有500元。2003年之後的煤炭價格暴漲，使山西的私營煤礦礦主們一下子變成了年收入上千萬元的暴富一族，一時“山西煤老闆”成了暴發戶們的典型代表。這些暴富的私營煤礦主的“購買豪舉”往往令京城北京振動。2005年前後北京人紛紛傳言，說是北京價格最高的豪宅大半被“山西煤老闆”們買走；北京車市上價格最高的小汽車也往往賣給了“山西煤老闆”，有的“山西煤老闆”財大氣粗，竟然對車市上導購的漂亮小姐說：“我連你都買下了”。

　　而“山西煤老闆”們之所以能獲得這樣驚人的收入，主要是因為煤礦的銷售收入中包含了煤礦的高額級差地租。煤礦的銷售收入主要是由數量固定而有限的煤炭資源和由市場需求決定的煤炭價格決定的。這樣形成的煤礦收益，使蘊藏煤炭資源的土地具有了高額的級差地租。而“山西煤老闆”們最近幾年所獲得的驚人暴利，主要就來源於煤礦資源的這種級差地租。公有制煤礦的礦工工資之所以能顯著高於私營煤礦礦工工資，也是因為公有制煤礦的礦工實際上可以分享煤礦資源所造成的級差地租。

　　公有制煤礦允許礦工分享煤礦資源所造成的級差地租，這會使社會財富的分配更為平等。僅僅由於這一點，煤炭採掘業就應當只允許公有制企業經營，並且應當以國有煤礦為主體。再加上公有制企業的礦難死亡率遠遠低於私營煤礦，國營煤礦的煤炭資源利用率遠遠高於私營煤礦，煤炭的採掘就更不應當讓私營企業插足。特別是儲量大的成片煤炭礦藏資源，更是只應由國有煤礦開採。

　　靠公有制企業發展中國的煤炭採掘業，今後應當特別注意培育真正的農村集體礦山企業，並且賦予它們一定的煤炭礦產資源所有權，如給予它們當地的小片煤炭礦藏資源一定百分比的股份所有權。所謂“真正的”農村集體礦山企業，是真正由農村本地居民集體經營的煤礦。過去山西等地有大量名義上的“集體煤礦”，它們實質上由個人承包開採，這種名為“集體”、實為私人的煤礦對煤炭資源實行掠奪性開採，破壞了寶貴的煤炭資源，今後應當完全禁止。為了幫助發展這種有資源所有權的真正的農村集體煤礦，應當要求國有煤礦以參股者的身份給予這些真正的農村集體煤礦以技術上的幫助和指導。

　　給予農村本地居民集體一定的煤炭礦產資源所有權，真正由這樣的集體經營煤礦，一方面能夠保證煤礦的經營者真正以資源所有者的身份統一規劃，儘可能提高煤炭資源的開採率和利用率；另一方面能夠使煤礦銷售收入中的級差地租能夠比較平等地分配於當地農村居民中間，有利於增加當地農民的收入，幫助貧困地區的農民脫貧致富。

　　陝西省韓城市龍門鎮的陽山莊是這樣作的一個成功範例。該村利用本地的礦藏資源於1993年辦起了集體礦山，2002年又將轄區內的所有私人選礦廠一次性買斷，變成了統一經營的集體企業，結果在2003年以後礦產價格暴漲的過程中，讓本村的全體居民分享了礦石漲價的好處，2004年人均從集體經濟分得各項資本權益8千元，人均年工資約2萬元，戶均年工資收入10萬元。在這樣的年收入下，陽山莊幾乎每戶都有兩輛汽車，因而號稱“亞洲第一汽車村”。陽山莊的這種做法，值得全國各地一切有類似條件的地方效法。

　　最近一些年來，農村地區的煤礦企業特別是私營煤礦企業經常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當地農村居民有時甚至採取堵塞交通、不許煤礦運輸的極端行動，其最主要原因是當地農村居民沒有分享到煤礦的級差地租收入。而發展農村本地居民集體參股的煤礦企業，即以煤礦的級差地租增加了本地農村居民收入，又能夠將當地農村居民對煤礦的敵意化為有共同利益者的保護和幫助，對煤礦本身的運營也有利。

　　與我們這裡所規劃的那種公有化的煤炭採掘業相比，目前在中國大量存在的私營煤礦的運營真是既不公平又沒有效率。這些私營煤礦的唯一長處是其投資者有極高的利潤，而這種超額利潤不過是私人投資者以貧困的礦工們的鮮血為代價所掠取的煤礦級差地租。讓這種掠奪式的礦業在全中國泛濫成災，原因之一就是放棄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第四個惡果：形成“城中村”

　　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第四大惡果是，在深圳和北京這樣的擴張特別快的城市中造成了許多所謂的“城中村”。

　　中國的“城中村”是城市擴張之後被城市的現代化街道和建築包圍起來的原來的農村村莊。但是這些原來的農村村莊中的建築也往往由村裡的居民個人作了改建。而無論“城中村”的房屋和其它設施是否經過了改建，由於受“城中村”土地和房屋帶個體經營色彩的私有性質限制，“城中村”已經對北京和深圳等現代化城市的居民生活造成了種種危害。

　　“城中村”中的原農村居民的住宅本來都建築於私人分得的宅基地之上。現代城市的擴張使“城中村”變為處於城市之中，對其土地的需求急劇上升，原來的宅基地產生了可觀的城市土地級差地租。這種城市土地級差地租表現為，在這些土地上投資蓋房出租，按租金收入計算的投資利潤率要遠遠高於社會上的“正常”利潤率。深圳等地在建市初期，還曾經在農民自有的宅基地之外增撥土地給當地村民(如每戶無償撥給二百平方米土地)，讓他們自建房屋出租賺錢。

　　這樣形成的“城中村”以原農村村民自己私人經營為基礎，每戶居民都勢必要在劃歸自己的宅基地或那二百平方米土地上建成儘可能大的房屋以出租賺錢，結果是各戶居民建成的樓房之間的距離被最小化。在深圳市的“城中村”中，相鄰兩棟樓之間只留下極為狹小的夾道，甚至相鄰兩棟樓中的人可以隔着這樣的“街道”握手。這樣的“城中村”勢必是居住環境極差，各種基礎設施無法正常安裝和運行，火災隱患巨大，治安情況惡劣，連區域的市容都很差。

　　這樣的“城中村”不僅本身往往成了各種違規甚至違法經營的老巢、藏垢納污的地方，而且嚴重損害了其所在城市的市容市貌、消防和治安，對現代化的城市造成了損害，是現代化城市中的污點。

　　追溯這種“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可以看到，當時保留原農村村民對其住宅附近土地的所有權是出於良好的動機：這樣可以使原農村的村民不需政府幫助就可以安居並致富。

　　但是，即便從這種動機出發，也不一定非要採取那種導致形成“城中村”的政策。本來可以引導原農村村民將全村的宅基地和其它住宅用地合在一起，組成一個經營房地產的集體所有制企業(這個企業也可以使用股份公司的名義)，由這個集體企業統一規劃和實施對原“城中村”區域的改建，統一經營該區域內房屋的出售和出租，並且按集體企業內部的分配規則向原“城中村”居民分配企業的全部經營所得。

　　這樣以集體所有的房地產企業統一改建和經營原“城中村”區域中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也可以使原“城中村”居民獲得其過去的住宅土地上的級差地租，保證他們從出售和出租房屋中得到非常可觀的收入；但是這樣由一個企業統一規劃和經營整片地區卻有許多另外的好處：可以同時保證區域內有足夠好的通暢的道路，能夠正常地安裝和運行其它各種基礎設施，消除火災隱患，保證良好的治安，消除利用居民區所進行的各種違規甚至違法的經營，養成區域內優美的市容市貌，造成良好的居住環境。這樣，農村村民原來居住的地方就可以順利地融入包圍了它的現代化城市，而不會變為使現在的深圳和北京等城市頭痛的那種“城中村”。

　　而今日的深圳和北京等現代化的大城市中之所以形成了那種情況惡劣的“城中村”，是由於在這些城市飛速擴展到包圍了原來的農村村莊時，當時的政策制定者們在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上已經走向了極端。他們只能在土地和住宅私有的基礎上構思政策，不再想從發展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企業上想辦法，結果導致了許多“城中村”的形成。形成這種危害現代化城市建設的“城中村”，也是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一大惡果。

　　第五個惡果：大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費用過高

　　現代化的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市場交易和人力資本，使大城市中的“全要素生產率”遠遠高於非城市地區。比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造成了對大城市中的土地和房屋的較高需求，從而形成了大城市土地的高額級差地租。這種級差地租體現為大城市中較高的房租和房價，而且人均收入越高的城市或距離城市中心區越近的地方房租和房價就越高。

　　大城市中高昂的房租和房價造成了大城市居民高昂的居住費用。為了儘可能降低大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的居住費用，香港的地區政府和城市國家新加坡都實行了一些特殊的住宅政策，這些政策的核心，都是以公有的住宅供給者為主體來解決城市居民的住宅問題。

　　香港政府在幾十年中持續地向房地產商們拍賣建築用地，以便用拍賣的地價來一次性地儘可能收取城市土地的級差地租。買下這些拍賣的土地的私人房地產商當然要以儘可能高的價格出售在這些土地上建造的房屋，而有能力購買或租住價格這樣高的真正的商品房的，是那些收入水平在中等及中等以上的人。

　　與此同時，香港政府又用其拍賣土地所得的一部分收入資助興建所謂的“公屋”和“經濟適用房”。這是政府提供的福利性住宅。在香港，有60%的居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性住宅中：40%的香港居民住“公屋”，其租金只為住宅市場上租金的四分之一；20%的香港居民住“經濟適用房”。由於大部分居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性住宅中，政府提供的福利性住宅又不可能很寬敞，就導致了香港75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只占全部住宅的8%。

　　這樣的經驗事實表明，香港是以公有制的住宅供給者為主體來解決城市居民的住宅問題。新加坡則更是通過大力發展由政府投資興建的“政府組屋”來滿足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

　　新加坡的民用住宅房地產市場主要包括商品房與“政府組屋”兩部分。“政府組屋”由政府投資修建，價格由政府統一規定，以低價出售或出租給中低收入階層。居民在購買“組屋”時，獲得其99年的所有權。商品房則由私人投資修建，按市場價格發售，主要面向高收入者。

　　目前84%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組屋”中，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住在自己購買的“組屋”里。新加坡政府以各種形式向公民提供大量的住房補貼，從而使“組屋”價格保持在一般人能夠承受的範圍內。而在新加坡的低收入家庭中，87%的家庭擁有自己的“組屋”，其中以使用面積在100平方米左右的三室一廳的“組屋”居多。另有約11%的低收入家庭是租住一居室或兩居室的“組屋”。

　　當然，低於市場價格的政府“組屋”要能與市場價格的商品房長期並存，政府就必須對“組屋”實行嚴格的配給。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細緻和周全的法律法規，對居民購買“組屋”等行為進行嚴格的監控。例如，建屋發展局規定居民購買“組屋”要以自住為主，對居民購買“組屋”的次數作出嚴格規定，以防有人投機；“組屋”購買後5年內不得轉讓，也不能用於商業性經營，否則將受到法律嚴懲。同時，新加坡還規定，一個家庭同時只能擁有一套“組屋”，如果要買新的“組屋”，就必須退出舊的“組屋”，等等。

　　根據新加坡政府的規定，任何人在買賣“組屋”時必須提供準確、翔實的資料。如果一旦發現弄虛作假，當事人就會面臨被罰款或6個月的監禁。

　　新加坡這樣以國有的供給者為主體來解決城市居民的住宅問題，就大大降低了大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費用。新加坡的這種住宅供給制度對最近十幾年的中國簡直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在最近十幾年中，中國的城市地區已經經歷了兩次房地產開發和建設的高潮。而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那上一次房地產建設高峰時起，私人的房地產商就成了中國城市地區新建居民住宅的主要供給者。時至今日，在取消了所謂的“福利性分房制度”之後，中國城市地區的新建居民住宅更是幾乎全部由私營的房地產商提供。即便有少數幾個名義上是“國有”的房地產企業，它們也幾乎完全按市場價格出售其新建的住宅，不肯向居民提供任何真正廉價的福利性住宅。

　　由於房地產的供給變成了以私營企業為主體，由於私營房地產商儘可能抬高其新建住宅的出售價格，中國大城市中的住宅價格暴漲，而且在許多城市中高到了一般中等收入的居民也買不起的程度。在最近的短短幾年中，對買不起房、住不起房的抱怨以致怨恨在全國迅速蔓延，人們已經把房價高、住房費用高當作了壓迫廣大人民群眾的“新三座大山”之一。這樣高昂的房價和住房費用更是大城市中的低收入居民所難以承受的。強迫中國大城市中的低收入居民承受過高的房價、過高的住房費用，這是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讓私營企業成為城市住宅供給主體的又一大惡果。

　　放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還會帶來其它許多害處。我在2006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不許再賣——揭穿企業“改制”的神話》一書中，比較集中地討論了這些害處。在這裡和該書中所談到的所有那些方面，私有制教條的傳播都給中國的人民大眾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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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同。厲、吳還沒入門。(吶於言: 2006-08-25 19:49:28)0 Bytes(0/18/0)

何出此言？(紅色蒼蠅拍: 2006-08-25 17:31:26)0 Bytes(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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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魔頭講得好支持！(拓荒者2008: 2006-08-25 22:04:39)0 Bytes(0/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