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毛文龍的“抗清”

有些學者之所以對袁崇煥斬帥持否定的態度，無非是說毛文龍開闢東江、牽制後金有功。下面，僅就這兩點作些辨析。

天啟元年八月，毛文龍乘虛襲據東江，這對抗清是利是弊？當時就很有爭議。遼撫王化貞、本兵張鶴鳴對此詡為奇功，大事張揚；而遼東經略熊廷弼則認為：“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計，”[23]責之為奇禍；首輔葉向高則說：“功雖難言，罪於何有？”[24]其實，葉是化貞座主，他的話明似折中，實暗右化貞。因為熊廷弼在復任經略之初，即上“三方布置之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河上，以輟奴兵；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使奴兵反顧；經略座鎮山海，節制三

方，統一調度，[25]接着又上疏：“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我兵與麗兵相倚，與登萊音息時通，斯於援助有濟。”[26]這些決策均已稟明朝上，獲得允准，葉、張、王等人對此當然是清楚的。熊廷弼為此還專門警戒過王化貞，勿輕戰示瑕，待各方布置就緒，“一舉復遼”。然而，正當熊廷弼與所司籌議兵餉之際，毛文龍卻在“朝鮮聯絡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懸，鞭難及腹”[27]的情況下，奉王化貞之命，搶先襲取鎮江。當時河南道御史何薦可就指斥此役“如小兒做戲”。不管毛文龍在主觀上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它在實際上破壞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後，王化貞曾揚言：“不必籌登萊水師也，有皮島毛文龍在，”[28]其針對性也是很清楚的。難怪熊廷弼憤憤不平地上疏陳說：“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馬器械舟車蒭茭無一不備，而後尅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守。今臨事中亂，樞臣主謀於中，撫臣決策於外”，“臣有經略名而無其實，遼左事聽樞臣撫臣共為之。”[29]熊氏的鬥爭矛頭，雖說是指向張鶴鳴、王化貞，但毛文龍對於這一事件是難辭其咎的；對其後王化貞的廣寧師潰也不無影響。由此可見，毛文龍的東江之役，對當時整個抗清戰局來說，是弊而不是利，是過而不是功。 

其次，關於毛文龍在東江牽制後金的問題，看來也應該打上個問號。《明史》就曾經明確指出：“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往輒敗衄。”[30]這種只肯定東江其地而否定文龍其人的分析，我認為是相當辯證的和客觀的。事實上朝中確有不少官員，早已對毛文龍的牽製作用表示懷疑，並不斷提出質問。天啟六年，兵科薛國觀就指出過：“今歲正月，敵傾巢入犯，雖稍挫凶鋒，而攻圍屠掠逍遙內地者直二十餘日，迨班師而東，操演瀋陽，復圖再至，文龍一似不知有牽制者。”[31]崇禎元年，兵部尚書閻鳴泰也認為文龍之牽制，“終屬虛着”，從而提出了移鎮的動議。[32]工科給事中潘士聞更指劾毛文龍說：“故智將動有成算，勇將所向無敵，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復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敵來深慝窮島，敵去仍言牽制而可以言勇。”[33]山東總兵楊國棟曾列舉文龍十大罪，其中第二條是：“設文龍於海外，原為牽制不敢西向也，數次過河，屢犯寧錦，全不知覺，牽制安在？！”[34]如果說，對明朝官員上述彈劾疑有黨爭成見的話；那麼，十分熟悉毛文龍內情的朝鮮，他們的看法當可作為佐證。早在文龍入據東江不久，朝鮮備邊司即上啟說：“毛將所為，不思甚矣。賊沖宣川，不過數百騎，曾不發一隻箭，駢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見猛虎，其無膽勇，據此可想。為今計莫若藏蹤秘跡，使虜不得窺覘去留。” [35]當時毛文龍連藏身之所尚且不得安穩，那裡談得上牽制。其後的情況，也並不見得有什麼根本的好轉，天啟三年六月，柳公亮自毛營還，向朝鮮國王李倧匯報說：“以其兵力觀之，似無剿胡之勢。張晚去時結陣以見之，而軍皆疲劣。雖或見小利而動，恐難舉大事耳。”[36]直到文龍被誅的崇禎二年，特進官李景稷仍然說：“毛之軍勢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島中，享其富貴而已。”[37]所以《李朝實錄》對毛文龍開鎮八年總的評價是：“蟄居孤島，徒事張皇，” [38]“今則徒享富貴，無意進取。識者皆憂其終不利於中原，而為我國之深患。”[39]談遷撰《國榷》，對於“斬帥”是持非議的；然對文龍的所謂牽制，卻不敢恭維，他說：“將東江偏隅果足懾建虜之魄乎？曰：非也！皮島去建虜較遠，牽制本影響，而建虜善疑，得略為瞻顧，或未即決計而南響也”。他還特地引用姜曰廣的話說：“其言牽制，非也，鞭長不及馬腹也。……東江之師，非荒忽苑在，胡馬久蹴之，同鐵山盡矣。”[40]即使是後來以“擅殺大帥”的罪名，參與迫害袁崇煥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認：“海外之師為牽制也，有須彌島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報，以牽奴者而牽於奴，文龍伎倆已窮。”[41]由此可見，毛文龍的“牽制”，只不過是有名無實的虛套罷了。 3

三、關於毛文龍是否當殺

之誅毛文龍，到底是功、是罪、是過？最關鍵的問題，當然是在於毛文龍是否當殺。大量事實證明，文龍自據有東江後，獨霸一方，驕橫跋扈，其後更背着朝廷，一再進行通敵叛降活動。袁崇煥在斬毛文龍時所宣布的十二大罪，並非什麼憑空捏造或隨意上綱，而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下面，準備擇其中之主要者，略作考辨。

罪之一：“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毛文龍自稱擁兵二千餘萬。[42]朝中對此極表懷疑，天啟六年，姜曰廣、王夢尹奉詔出使朝鮮，準備到毛營閱視，毛文龍卻口出悖言說：“閱不閱在我。不惟閱不閱在我，並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43]姜、王回朝後疏言：“文龍兵冊十五萬，能用者只二三萬；”[44]登萊道王廷試則額定為二萬八千人，[45]兩者的意見是大體相同的，但毛文龍對此卻大為不滿。對於這一點，《國榷》也承認：文龍“漸驕恣，所上事多浮誇，索餉又過多，歲百二十萬，兵二十萬，朝論多疑而厭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島，莫能難也。”[46]朝鮮方面也曾指責說：“毛都督欲使我國稱頌其功，虛張軍兵之數雲，無理甚矣。” [47]由此可見，毛文龍之不受節制，當是事實。有些學者引《崇禎二年六月薊遼督師題本》曾經提到：毛文龍“毅然願編營伍受節制”一語，認為文龍“既然有所轉變，何必吹毛求疵非殺不可。”[48]但考諸《題本》，此語只不過是敘述事件之發展過程，緊接此語之後，即有“（袁）曰：營伍定，則年終必行甄別，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龍於是悔其言之失，私對副將張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師之意，其實營制難，我只管包完東事便了。臣於是悉其狼子野心，終不可制”等語，這分明是揭露毛文龍在督師面前耍手腕，怎能說是毛文龍已“有所轉變”呢？！ ]

罪之二：“說誑欺君，”殺降冒功。這是毛文龍利用其遠據海島而慣用之伎倆，但其實也是漏洞最多、暴露最早的問題。文龍入據鎮江之初，即遭後金還擊，“斬游擊劉某及兵千五百級，文龍僅以身免。”[49]但文龍匿敗不報，為登萊通叛王一寧所告發，由於文龍“媚魏忠賢為奧援”，一寧反被誣，逮治論死。[50]天啟四年，“時秀水譚昌言為登萊參政。毛文龍藥遼人舌獻俘，昌言廉得之，密與解藥湯，旬日舌清乞命，皆遼人也，言其實，編為農。”[51]同年七月文龍又報三捷，“獻浮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袁）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敘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52]後來，袁化中被拷死獄中，這是因素之一。天啟五年八月，戶科楊文岳曾就毛文龍獻俘七名，途至廣鹿島又換回六名一事，上疏參駁說：“臣聞之不勝驚疑。夫獻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遠播威德，昭示寵靈，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來，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發？後換者，不知何處解來？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報功則涉混，以對皇上則似欺。乞嚴敕該部查審真偽，仍諭毛文龍，以後開報軍情務從真實。”[53]兵部在覆文龍疏中也指出；“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對於毛文龍的冒捷獻俘，不僅“中朝頗知其妄”，[54]朝鮮方面的記載也是明確的：“（李）廷龜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煉軍士，少無討虜之意，一不交戰，而謂之十八大捷；僅獲六胡，而謂之六萬級，其所奏聞天朝，無非皆欺罔之言也。”[55]


罪之三：“剛愎撒潑，無人臣禮。”這顯然不是指毛文龍所轉呈的後金書信中有冒犯語言；而是指文龍本人的真意。對於這一點，《督師題本》講的是清楚的，即：“近且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語，據登萊道申報，豈堪聽聞。”聯繫到毛文龍曾於崇禎元年春突然擁兵至登州，聲言索餉；以及他致皇太極的私通信件中有“爾取山海關，我取山東”之語，[56]可見事情並非偶然的巧合。

罪之十：“交結近侍。”這也不是指魏忠賢專權時期的一般應酬，而是指派遣心腹，“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實質是結為團伙，即所謂“文龍與魏忠賢相因而相藉者也。”[57]這一點，從魏閹對待毛文龍與袁崇煥一親一惡不同的態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因崇煥“為人疏，於大璫少所結好，”[58]魏忠賢曾“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為暮氣，”[59]迫使崇煥不得不乞休致仕，只是在忠賢伏誅後才得以復用。而毛文龍的情況卻完全不同，他“務結中貴，以為自固之計，”[60]故“東江歲餉百萬，大半不出都門，皆 .R2K:z:@&o)

C 入權宦囊中”。[61]事實上，在王化貞被處死之後，魏忠賢便成了毛文龍的後台，不僅冒捷冒餉得以通行無阻，而且誰參劾毛文龍，誰就得遭殃，象王一寧、劉之鳳、夏之令、袁化中、姜曰廣、王夢尹等，或被論死，或被斥逐，這都是魏忠賢庇護毛文龍的結果。甚至在魏閹伏誅之後，仍出現了“內官王國興擅到海上，稱密旨召毛文龍，蹤跡詭秘”[62]的情況。可見毛文龍與宦官的關係，實在並不尋常。 )}

罪之十一：敵攻鐵山，“逃竄皮島，且掩敗為功。”這當然不是指戰術上的避實擊虛，而是指毛文龍常常臨陣逃竄，不敢接戰，即《李錄》所說的“有同群羊之見猛虎”。至於掩敗為功，那也是事實，別的用不着多說，就在鐵山慘敗之後，毛文龍即上報宣州、義州等處“五捷”，但考之《東華全錄》，後金在破鐵山後，並無與毛文龍交戰之事，所謂五戰五捷，實皆虛冒。當時袁崇煥即已指出：“鐵山一攻即破，毛不能以一矢加遺，而朝夕報功。”[63]可見崇煥對文龍此種所為是深知的。

罪之十二：“開鎮八年，不能復遼東寸土。”這幾乎是所有參劾毛文龍者的共同看法，如崇禎元年，山東總兵楊國棟就曾指出：毛文龍“專閫海外八年，糜費錢糧無算，今日言恢復，明日言搗巢，試問所恢復者何地？所搗者誰巢？”[64]這些都是明擺着的事實。可是有些學者卻撒開毛文龍本身的問題不談，認為這“應首先找督師是問”。[65]我們說，作為統籌全遼戰局的督師，對此當然是要負責的。袁崇煥對毛文龍的所作所為，經過查證、並在開導無效之後，毅然斬之，這難道不正是一種負責的表現嗎？！

在毛文龍的十二條罪狀中，我認為最關鍵的一條是罪之五：“私通外夷。”這不僅僅是“擅開馬市”，即“文龍在島中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66]“私通粟帛，易敵參貂，藉是苞苴，為安身之窟”[67]的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通敵叛降。袁崇煥在當時雖然未能看到毛文龍與皇太極的往來書簡，但對於個中的一些情況是知道的，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獲得了已歸正明朝的劉興祚的告密，只是由於劉興祚的身份關係，袁崇煥在當時對此事不便明說罷了。《崇禎紀事》載：崇煥奏報中有“文龍逆跡昭然”之語；《蔣錄》則載：“明袁崇煥以總兵毛文龍據南海皮島與我國私通，殺之；”崇禎帝在覆旨中也明確指出：毛文龍“通夷有跡”。這些都證明了毛文龍之通敵，是導至督師斬帥的重要原因。關於毛文龍通敵叛降的問題，因已有學者作了專文論證，[68]我完全同意，在此不準備多說。但僅憑毛文龍在致皇太極信中提出的：“爾取山海，我取山東，若從兩旁夾擊，則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屬爾管轄；” [69]“結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頭領隆我，我亦不肯；”[70]以及他準備拿已歸正明朝的劉興祚兄弟與後金作交易等等，就足證毛文龍確是罪在當誅。

程本直在《漩聲紀》中對斬帥問題有一段總結性的評論：“客亦聞夫年來國中所議文龍乎？否也。曰虛兵也；曰冒餉也；曰假俘假捷以騙功騙賞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長也；曰一跋扈將軍也。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掛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故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是文龍之殺，文龍之罪也，而非崇煥罪也。”程氏的這番評論，是在袁崇煥蒙受種種不白之冤，而“擅殺大帥”之說又甚囂塵上的時候提出來的，在當時，如果沒有一種為公理而抗爭的捨身精神，是不敢講這樣的話的。它不僅代表着當時真正的輿論，而且也是經受了歷史的檢驗的。

四、關於黨爭

毛文龍既然罪在當誅，崇禎帝在事後亦有明旨頒示中外予以確認，那末，為什麼事隔不久，在朝中竟為此而掀起軒然大波，袁崇煥更因此而惹來殺身之禍？看來，這確實是與明末複雜的黨爭有關，但決不是黨爭導致袁崇煥錯殺毛文龍，恰恰相反，是袁崇煥因黨爭的牽扯而被冤殺。

有這樣一種說法：當時的一些黨人，把迫害毛文龍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煥身上，誅帥方案早已和錢龍錫等人私下定好，崇煥只不過是按既定方案行事。[71]我認為這種說法是難以成立的：第一，當時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雖很激烈，但奉命主定逆案的韓爌、錢龍錫等人，並不想籍機擴大其打擊範圍，“方忠賢敗時，莊烈帝納廷臣言，將定從逆案，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議。又以數十人上，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且曰：內侍從惡者亦當入。爌等以不知內侍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永光以不習刑名對。乃詔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同事，於是案名羅列，無脫遺者。崇禎二年三月上之，帝為詔書，頒示天下。”[72]可見，當時打擊閹黨，本出自崇禎帝的主動，而韓爌、錢龍錫等黨人，在這個問題上反而顯得有點保守和被動，如果他們果真要“迫害”毛文龍，那可說是易如反掌，而不必假手於不是黨人的袁督師，即使是由於毛文龍手握重兵，遠居海島而想藉助袁崇煥的力量以除之，也應先將毛文龍列入逆案，以便師出有名，但事實上毛文龍並不在逆案之列。第二，袁崇煥在出關赴任前，確曾與錢龍錫談論過毛文龍的問題，但那是袁崇煥從復遼的角度主動提出來的。“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造寓詢方略。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耳。”[73]從錢、袁談話的內容來看，既不是什麼迫害，更與黨爭毫無關係。第三，毛文龍雖說是曾經攀附過魏忠賢，但從朝內黨爭的角度去衡量，他並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人物。當時在朝中的重要的閹黨分子如周延儒、溫體仁等，尚且沒有受到衝擊；東林黨人更沒有必要把遠處海島的毛文龍視作大敵，以至假手督師置之於死地而後快。第四，袁崇煥對毛文龍其人，雖然早就有些看法，但也並非在復出時就立定了必殺之心。這一點，除上述提到的“可用則用之”一語外，在《斬帥題本》中更是多次提及。如：“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為文龍者，束身歸命於朝廷，一聽臣之節制，其能為今是昨非，則有生無死。”當文龍抵寧遠時，“臣體皇上生之之意，此時仍未有必殺之之心”；其後又“決意東響，深入其地，尚望所見不知所聞，開文龍以有生之路”；甚至在抵達雙島，獲悉“文龍之惡，高積如山，向所傳聞，不及什一”後，仍“令其親信，往復開導”，只是在這一切挽救工作失效後，才不得不毅然斬之。那末，袁崇煥是否為了開脫而編造謊言呢？看來也不是，即使是極詆袁崇煥的《明季北略》，也引用了袁氏的話：“與汝談三日，誰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誑。”[74]再者，按一般情理說，若是蓄意殺害毛文龍，當以在督師之駐地寧遠下手最為穩當，不會愚蠢地跑到毛文龍勢力範圍內的雙島動手。然而事實是毛文龍死於雙島，而非死於寧遠，這正說明袁崇煥之誅毛文龍並非預謀，而是情勢急迫，不得不作斷然處置。

對於督師斬帥，崇禎帝在事後曾有明旨覆示。“此則決策弭變，機事猝圖，原無中制，……仍着安心任事。”[75]可見此事本已了結，其後之所以驟起變幻，原因固然是複雜的，其中有皇太極行反間所造成的巨大陰影；亦有崇禎帝的猜忌多疑，但這些只不過是閹黨餘孽可以利用的有利時機和條件，問題的實質是閹黨藉機翻案。因為“逆案之定，半為龍錫主持，奸黨銜之切骨，”[76]而袁崇煥在《斬帥題本》中適有“輔臣錢龍錫為此一事低回，過臣寓私商”一語。這樣，閹黨便死死抓住這一條不放，把所謂通敵、斬帥、脅款等等罪名串在一起，以便從袁崇煥開刀，達到攻倒錢龍錫，推翻逆案的目的。正如《國榷》所載：“初，逆璫一案，諸奸憾龍錫，欲借袁崇煥亦起一逆案以相報，因龍錫以羅及諸臣。周延儒、溫體仁實主之。”[77]《明史·韓爌傳》亦載：“時逆黨雖定，（王）永光及袁弘勛、（高）捷、（史）()輩，日為翻案計。……初，袁崇煥入朝，嘗與錢龍錫語邊事，龍錫，東林黨魁也。永光等謀因崇煥興大獄，可盡傾東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煥殺毛文龍所致。捷遂首攻龍錫，逐之。”又“以爌崇煥座主也，”“宜與龍錫並斥，”迫使“爌三疏引疾”告退。再看看當時閹黨餘孽所上的奏疏，情況就更加清楚，“御史高捷劾大學士錢龍錫曰：袁崇煥罪案已明，臣不必言，獨發縱指示之錢龍錫，不勝傷心之痛。……崇煥之殺毛文龍也，龍錫密語手書不一，崇煥疏有龍錫低回私商之語，可覆按也。……崇煥效提刀之力，龍錫發推刃之謀，宜今日龍錫皺眉疾首，不得不作同舟之救也。”[78]但他們第一疏未能奏效，“捷再疏攻，帝意頗動，龍錫再辯，引疾，遂放歸。”“至（崇禎）三年八月，()復疏上，言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為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其罪莫道。”[79]結果，錢龍錫被逮了獄，甚至曾一度論死。可見，閹黨餘孽所炮製的“擅殺大帥”論，其矛頭不僅指向袁崇煥，同時也指向錢龍錫等人。“時群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其實是梁廷棟聽了余大成的警告，怕事有反覆），不敢任而止。”[80]在這裡還應該指出，高捷、史()之流，只不過是前台走卒，整個事件的真正策劃者，實為溫體仁。劉宗周在其後有疏說：袁案之後，“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81]溫體仁在給其弟幼真家書三則中也透露了個中秘密，“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啟其端”；“（後金）入犯，皆由袁崇煥以五年滅（虜）欺皇上，而陰與華亭奸輔（指錢龍錫）、臨邑罪樞謀款議，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及敵逼潞河，華亭猶為大言，視逆督如長城，奸黨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糾，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輔落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為怙逆之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聽。” [82]其後，崇煥部將祖大壽、何可綱等奮力作戰，擊退後金，收復四城，捷聞，帝以“所復地方皆遼兵之力，復欲用煥於遼，又有守遼非蠻子不可之語，”[83]從而使袁案一度出現轉機，但“體仁前後五疏，力請殺煥，”[84]遂使轉機化為泡影，袁崇煥也終於含冤被殺於市。可見袁案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溫體仁的密疏都起着主導的作用。

五、關於斬帥後的戰局

過去，有些論者之否定斬帥，還有兩條理由：一是使後金解除了後顧之憂，得以入圍北京；二是造成皮島無主，內部互相攻殺，導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後投降後金，從而使整個東北戰局改觀。對於這些看法，我認為也是值得商討的。

對於所謂“解除後顧之憂”的問題，程本直在《漩聲紀》中專門有一段評論說：“客曰：姑舍是。敵之欲走薊門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龍牽制之也。文龍殺而牽制廢，而敵乃得逞焉於薊也。何曰非崇煥罪也？曰時之遇也，數合也，而謂毛文龍之故也，非也。敵固曾攻寧遠於丙寅也；敵固曾圍錦州於丁卯也，藉非崇煥死戰死守，敵不逮己巳而始縱橫於神京之下也。而文龍當日固居然島上帥也，未聞其提一旅、渡一騎以牽制之使之不來也，烏在今日必其能牽制之而使不來也？！”程氏這一連串的質問，是針鋒相對的，也是切中要害的。那末，皇太極為何恰在毛文龍被殺不久即入圍北京？考其原因，我認為這主要是當時和議破裂造成的。漢臣高鴻中在事前曾向皇太極建議：“若此時他來講和，查其真偽如何，若果真心講和，我以誠心許之。……（若）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說。他既無講和意，我無別策，直抵京城，相其情況，或攻或圍，再作方略。”[85]正在這個時候，袁崇煥在議款中堅持以“歸叛人，還侵地”為條件，而皇太極則認為“遼東土地天授，不可還。”[86]並諭貝勒大臣說：“我屢欲和而彼不從，豈可坐待”，“我故興兵由捷徑而入，破釜沉舟，斷不返旆。”[87]據此足證已巳之師，是按高鴻中的建議進行的；而高氏奏本，主要是針對和議之進展情況，根本就沒有考慮毛文龍的所謂牽制。至於說到皇太極的“後顧之憂”，這倒是有的，但後金所害怕的並不是毛文龍，而是袁崇煥。當後金師次青城，“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爾古泰晚詣御幄，……謂此行深入敵境，若糧匱馬疲，何以為歸計？！縱得入邊，若明人會各路兵來圍，為之奈何？！倘從後堵截，致無歸路，何由返國？！”[88]並曾密議班師。這都說明後金是有後顧之憂的，而他們所憂的，舍袁督師外，還能是誰呢？！

至於其後東北戰局的改觀，更不能歸咎於袁崇煥的斬帥。事實上，袁崇煥在斬帥時即當眾宣布：“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89]這表明他對於整治東江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並且切切實實地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分其卒二萬八千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祿）、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90]不久又上言：“東江一鎮，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91]最後又把東江、寧錦、登萊、天津的防務聯為一體，總兵力達到十五萬三千有奇。[91]只是在數月後的已己之變中，崇煥被逮下獄，並被磔死，才使整治東江的一切努力化為泡影。因而造成皮島無主的真正原因，不在於袁崇煥的斬帥，而在於袁崇煥的被冤殺，這是很清楚的。其後東江內部的互相攻殺及諸將的先後叛降，自然有其具體原因，而且是與當時急劇變化的形勢有關，在這裡不想作過多的論述，但有一點必須指出，如果這些攻殺與叛降是發生在袁督師任內，他當然要負責；但這一切卻是發生在袁崇煥被殺之後，一切條件和情況都改變了，若仍歸罪於袁崇煥，這能說是公平的嗎？！對於這個問題，孟森先生有一段評論說：“崇煥斬文龍，編制其兵，核實其餉，東江正有所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無所依賴，自相屠殺，相率降清。論者又以此為崇煥之罪，不以為殺崇煥者之罪，至今尚糾紛不已。”[92]這一意見，我認為是很值得考慮的，看來，現在該是我們正視“殺崇煥者之罪”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