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錦大戰是由皇太極首先發動的，明清雙方各自投入十多萬大軍，從崇德四年（1639年）二月，到七年（1642年）四月，戰爭經歷了三年多時間，整個戰役進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圍錦打援（崇德四年二月至六年八月十七日）。

崇德四年（1639年）二月十四日，皇太極“傾眾犯遼，多載炮火，大攻松山，將欲盡力一舉，妄圖破克，以搖撼八城”[9]。他親率八旗勁旅進抵松山，企圖攻占此城，以毀錦州的屏障，便在松山南台下紮營七處，自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清軍發動多次強攻，皆遭到守城軍民的英勇抵抗，傷亡慘重。但是，皇太極不甘心失敗，一方面派人回瀋陽調兵遣將，運來大炮二十七門，炮彈一萬發，火藥五百斛；另一方面在松山城南穿地道，為了激勵士氣，宣布：“有能穴地以炮藥崩潰之者，城破時為首效力，及運送火藥之人，無主者賞而授之以官，奴僕則賞以人牛，准離其主；其指示督率官員，照先登大城例升賞。協同穴城兵丁，視其出力多少，以資賞賚。”[10]雖然採取此項措施，可是松山明軍“防守甚嚴”，清軍“力不得逞，亦無能為”[11]。最後皇太極無奈，遣使招撫，宣稱：“若能察天意，順時勢，速來歸命，則不特軍民免於死亡，爾等之半功偉績，何可限量乎？”[12]亦遭到明松山守將金國鳳等人的拒絕，直到四月中旬，皇太極深感攻守兩難，只好罷兵退回瀋陽，瀋陽城中的官民得知征明“軍兵大半見敗，大將數人亦為致斃，行街之人，多有惶惶不樂之色，城外遠處，則坊曲之間，哭聲徹天”[13]。

皇太極在松山初戰失利，使他感到明軍守寧錦防線的堅固，不是輕易可破的。因此，皇太極會同諸貝勒大臣商討對策，決定採取“由遠漸近，重圍錦州，”[14]以迫使明軍獻城投降的戰術。所以，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多羅貝勒多鐸等人領兵修築義州城（遼寧義縣），此乃錦州北面的門戶，兩地相距九十里，清軍在這裡“駐紮屯田，令明山海關外寧錦地方不得耕種”[15]。作為圍攻錦州的前線指揮部和糧草供給地。他們僅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修城築室，俱已完備，義州東西四十里地，皆已開懇”[16]。皇太極在義州建立據點，如同一把尖刀威脅錦州，對戰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不但明寧錦官兵十分驚恐，如遼東總兵劉肇期奏稱：“奴屯義州幾及一月，不進不退，不掠不攻。屢據回鄉口稱，節憑前鋒哨報，謂奴盤旋義土，開墾種田，往來山中，採取木植，一圖蓋房，一圖耕食，其為久踞之計無疑矣。且以哨馬特擾松、錦，斷我樵蘇，又以游騎嘗突海隅，梗我糧道，其為困我之計又無疑矣。奴一日不去，則遼一日受危。”[17]而且使清軍從松山受挫的頹唐情緒中振作起來，原先認為攻打錦州是下策的都察院參政張存仁也改變了看法，他上書說：“臣觀今日情勢，圍困錦州之計，實出萬全。但略地易以得利，而圍城難以見功，必須曠日持久，將士不無苦難懈怠之心，願皇上鼓勵三軍之氣，堅持圍困之策，截彼偵探，禁我逃亡，遠不過一歲，近不過數月，自有可乘機會。”[18]清軍除了在義州駐紮屯田外，並開始包圍錦州城，“外築土城，且挖坑塹，以為久住之計”[19]，從此錦州被圍，坐守待援，錦州守將祖大壽向明廷報稱：“錦城米僅供月余，而豆則未及一月，倘狡虜聲警再殷，寧錦氣脈中斷，則松、杏、錦三城勢已岌岌，朝不逾夕矣。”[20]

五月中旬，皇太極親自來到義州，布署清軍圍困錦州的作戰方案。首先派兵清除錦州外圍的明軍墩台，使錦州守軍失去監視清軍和傳遞消息的據點；其次經常派遣軍卒盡刈錦州城郊的莊稼，以斷絕錦州的糧草；再次命睿親王多爾袞為錦州前線總指揮，並敕諭“將兩翼兵暫行分駐，一斷敵往來之路，一投誠人可乘便而來，一我兵易於收穫，弗為敵乘間竊刈，其已收糧草，擇堅固兩處存貯”[21]。可是，多爾袞沒有執行皇太極圍困錦州的方略，卻下令每牛錄甲兵三人還家一次，後來又允許每牛錄甲兵五人，每旗章京一人還家一次，還竟然下令把包圍錦州的清兵後撤三十里駐營，致使軍心浮動，明軍乘機運大批糧草入城。皇太極得知後“大怒”，嚴責多爾袞說：“原令由遠漸近，圍逼錦州以困之，今離城遠駐，敵必多運糧草入城，彼此相持，稽延月日，何時能得錦州耶。”[22]他為了嚴肅軍紀，以“不能防塞之罪”[23]，免去多爾袞的職務，降為郡王，罰銀一萬兩，奪兩牛錄戶口。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皇太極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為錦州前線點指揮。濟爾哈朗比較好地貫徹了皇太極的作戰意圖。一是親率四萬餘騎離錦州城只有六里地安營紮寨，在錦州城外“每面立八營，營深壕，沿壕築垛口，兩旗之間，復浚長壕，近城設置卒哨探”[24]。二是採取生間，遣人策反錦州城內的蒙古兵，結果諾木齊、吳巴什等人歸降，約為內應，清軍攻占外城，明兵退守內城；三是調集幾十門紅衣大炮，不斷向錦州城轟擊，使明軍陷於緊張混亂之中，惶惶不可終日。

總兵祖大壽在這種“錦州被圍，填壕毀塹，聲援斷絕”[25]的情況下，派人突圍向明廷求援。崇禎皇帝得知錦州告急，使命薊遼總督洪承疇率領王朴、楊國柱、唐通、白廣恩、曹變蛟、馬科、王廷臣、吳三桂八總兵及副將以下官員二百餘名，步騎十三萬，火速馳援錦州解圍。洪承疇老謀深算，不敢冒進，把大軍駐紮在寧遠，窺探錦州方面的勢態。五月，洪承疇為了探明清軍虛實，命總兵楊國柱率領一支精兵，深入到松山境內，被濟爾哈朗發現，於是“令右翼兵擊之失利，山頂立寨兩紅旗、鑲藍旗三旗營動，為敵所奪”，另外四旗擺牙喇兵等與明軍交戰，“人馬中傷者甚眾”[26]。皇太極認為“右翼山營被奪，損傷士卒，皆鄭親王指揮失律之故”[27]，將濟爾哈朗去職，又由多爾袞接替前線總指揮。

與此同時，在明朝統治階級內部，對如何解錦州之圍，則是“朝議兩端”[28]。以兵部尚書陳新甲為首的一批京官，他們認為明軍長期集結關外，深怕清兵乘虛而入，而關外十多萬軍隊供給困難，“兵多餉艱”[29]，主張速戰速決。而以薊遼總督洪承疇為首的關外將領，他們認為明軍“久持松杏，以資轉運，且錦守頗堅，未易撼動，……此可守而後可戰之策也”[30]，主張且守且戰。崇禎皇帝先贊同洪承疇等人的意見。然後又接受陳新甲等人的建議，於是派遣職方郎中張若騏前往寧遠監軍，又命令綏德知縣馬紹愉出關贊畫軍務，他們到了軍前，見到明軍取得一些小勝，就過高的估計明軍的力量，皆上書說“邊兵可戰”，所以明廷“遂不用承疇持久之計”[31]，便傳旨催戰。

洪承疇迫於崇禎帝旨意，七月二十六日在寧遠誓師，二十八日明軍進抵錦州城南乳峰山一帶。當時多爾袞率右翼駐守在乳峰山東面的東石門，豪格率左翼駐守在乳峰山西面的西石門，阻止明軍進入錦州城。洪承疇決定：“東西二門進兵以分其勢，遂立車營，環以木城，部署略定，建州兵大駭。”[32]清軍總指揮多爾袞見此情況，“頗勞心焦思，親自披堅執銳”[33]，要與明軍大戰。二十九日，洪承疇命總兵楊國柱率領所部攻打西石門，卻遭到多爾袞的伏擊，楊國柱中箭身亡，明軍首戰受挫，損兵折將。八月二日，多爾袞率領清軍“直衝漢陣，不利而退，清人兵馬死傷甚多”[34]，將領被斬殺二十餘員，軍卒死亡一百三十多人[35]，損失慘重。自此明清雙方在爭奪乳峰山戰略要地時，雖然“數戰圍不解”[36]，但是清軍圍錦打援的戰術失利，反而陷於腹背受敵，據多爾袞說：“洪軍門於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壽從城頭向南放炮，我兵存身無地，神器實為兇險。”[37]整個戰局對清軍十分不利，迫使“大清師退六十里，分守各隘，上疏請兵”[38]。皇太極得知，“錦之圍兵，屢戰敗衄，勢將退北”[39]，“急報請援”的消息，完全出乎意外，“聞之憂憤嘔血”[40]。他為了穩住前線清軍的陣腳，立刻採取應急措施，命滿洲學士額色黑往諭多爾袞：“敵人若來侵犯，王等可相機擊之，不來切勿輕動，各當固守汛地。”[41]接着又派固山額真英俄爾岱等率領三千軍士馳援[42]。九日，皇太極召集諸貝勒大臣，下達總動員令，“傳檄各部兵馬，星集京師”[43]，“悉發清蒙之兵，年十五以上”[44]，一律隨軍出征。十四日，他未等病癒，命濟爾哈朗留守瀋陽，親率“沈中人丁，西赴錦州”[45]，企圖改變錦州前線的不利形勢。

第二階段，即松山決戰（崇德六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皇太極率領援軍，十八日到達錦州城北五十里的戚家堡（遼寧錦縣齊家堡），此時他已有一個初步的破敵方案，便派遣大學士剛林往諭多爾袞等人曰：“朕當即至矣，可令前遣之固山額真宗室拜尹圖、多羅額駙英俄爾岱兵，及科爾沁土謝圖親王兵，察哈爾瑣諾木塞桑等兵，先在高橋駐營，俟朕至時，合圍松山、杏山。”[46]十九日，他帶領親兵深入到松、杏間的前沿陣地，登上松山城南的山阜，觀看明軍的營寨，只見松錦一帶岡巒起伏，曲折盤旋，明軍以步兵在松山城北和乳峰山之間立七營，以騎兵駐松山東西北三面，非常嚴整。但是，皇太極“橫窺洪（指洪承疇）陣久之，見大眾集前，後隊頗弱，猛省曰：此陣有前權而無後守，可破也”[47]。於是，他命令清軍在松山和杏山間，“橫截大路，綿亙駐營”[48]，“從王寶山、壯鎮台、寨兒山、長嶺山、劉喜屯、向陰屯、灰窯山至南海口等處下營，各處挖濠，斷絕松山要路”[49]。並“遣諸貝勒大臣，各以精兵伏於杏山、連山、塔山及沿海諸要路”[50]。從以上皇太極整個作戰布署來看，仍是採取圍錦打援的戰術，如果說過去的重點是圍困錦州，而現在的重點則是打擊援軍，對明軍形成了反包圍，把洪承疇率領的十三萬大軍，緊緊包圍在松山一帶，致使錦州、松山、寧遠成了三個孤立的據點，無法互相援救，清軍由被動轉為主動，迫使明軍在不利的條件下進行決戰。

洪承疇見清軍“環松山而營，大懼。欲戰則力不支，欲守則糧已竭，遂合謀退遁”[51]。於是，他收縮兵力，“撤其七營步兵，迎松山城而營”[52]，企圖突破重圍。二十日，明清兩軍列陣大戰，接戰良久，殺傷相當，未分勝負，可是明軍屯積在筆架山的大批糧草為清軍所奪，退路又被截斷，故“漢兵初勢極壯，用兵亦奇，乃以無糧，……氣挫勢窮”[53]。二十一日，洪承疇召開軍事會議，共謀對策。他對諸將說：“彼兵新舊迭為攻守，我兵既出，亦利速戰，當各敕厲本部，與之力斗，余身執桴鼓以從事，解圍制勝，在此一舉矣。”[54]想要同清軍決一死戰。可是，洪承疇以決戰“解圍制勝”的意見，遭到一些將領的反對，他們提出“因餉乏，議回寧遠就食”[55]。他不僅沒有嚴斥這種逃跑求生的邪念，反而產生了共鳴，因為考慮到以下幾點：一是“奴勢重大，終不能闖濠，恐日久根固，此賊尤難剿殺，而糧草尤難轉運”[56]；二是“海倉之糧，未及運入，為清所奪。松山中守兵，自有一年之糧，城外列屯十萬援兵，糧道既絕，城中之糧，欲分不足”[57]；三是代表明帝監軍的張若麒支持率軍南逃，他說：“松山之糧僅給三日，且今不但錦州困，松山又困，各帥既欲暫回寧遠，以圖再戰，似可允也。”[58]所以，洪承疇同意逃往寧遠的意見，便把明軍分成兩路，命總兵王廷臣等人率領左路，馬科等人率領右路，決定初更時突圍南逃。這個逃跑行動，無疑渙散和動搖了軍心，“於是諸將各懷去志，議不一”[59]，預示了明軍將遭失敗的下場。

是日，皇太極得到情報，知道明軍要突圍南逃，因此立刻作了周密的軍事布署，他對諸將說：“今夜敵必遁，我左翼四旗護軍可至右翼汛地排列，右翼四旗護軍及騎兵，蒙古兵前鋒俱比翼排列，直抵海邊，各固守汛地。敵兵之遁者，有百人則以百人追之，有千人則以千人追之，如敵兵眾多，則躡後追擊，直抵塔山。”[60]可見明軍南逃的海陸兩路皆為清軍封堵。當天晚上，明總兵王朴“怯甚”，還沒有到全軍約定的突圍時間，率領部眾“已先遁”，致使明軍大亂，“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弓甲遍野，途望火光，謂敵兵在前，走還，遇伏，大潰”[61]。洪承疇等人突圍未成，退守松山城，衝殺出去的明軍，在尖山、石灰窯一帶遭到清軍截擊，傷亡慘重。總兵吳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總兵馬科、李輔明等奔入塔山；監軍張若麒、馬紹愉等由海上乘漁舟逃回寧遠；其餘的殘兵敗將，奔向海邊，前有大海，後有追兵，明軍“赴海死者，不可勝計”[62]。

二十二日，皇太極把大營扎在松山城外，“欲四面浚壕困之”[63]。是日夜間，洪承疇組織明軍分道突圍，皆未成功，唯有駐守乳峰山的總兵曹變蛟率部衝出重圍，“潛入汗陣”[64]，“軍中大警”[65]，雙方展開激烈拼殺，結果曹變蛟重創退入松山，有部分明軍闖出清營，奔入杏山。皇太極為此大怒，除了把守衛大營的“門將，以不捍漢兵，斬殺”[66]，懲處幾百名有牽連的官兵外，便加強對松山城的包圍。此時，錦州、松山皆為清軍圍困，唯有杏山未被清軍控制，而且收容了大批敗退的明兵，於是皇太極又把進攻的矛頭指向杏山，命內大臣錫翰等率軍“一伏於高橋大路，一伏於桑噶爾寨堡（即大興堡），以杏山逃兵必由此路出也”[67]。清軍設伏後，不久有明軍約一千人，由杏山遁出南逃，遇伏敗走，追至塔山，斬獲甚多。二十六日，逃入杏山城的吳三桂、王朴等，率領殘餘部眾，向寧遠奔逃，遭到清軍的追擊，敗奔高橋，清軍“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躡後，……合力進擊”[68]，明軍被殲，吳、王二人僅以身免，狼狽逃回寧遠。自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皇太極命清軍“行獵山野，並搜剿捕敵”[69]，把逃亡和藏匿的明軍全部收降。這次歷時十二天的戰鬥，清軍取得勝利，斬殺明軍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人，獲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冑九千三百四十六件，另外“赴海死者以數萬計，浮屍水面為乘潮雁鶩與波上下”[70]。

第三階段，即攻占松、錦、杏三城（崇德六年九月至七年四月）

皇太極雖然取得松山大捷，消滅了明軍援錦的主力，但是松山、錦州、杏山三城仍為明軍占據，關外的寧錦防線尚未徹底摧毀，發動此役的戰略目標還沒有實現，因此不停頓的調集大軍，圍困松、錦、杏三城。皇太極採取的戰術不變，不去攻堅，而是圍困，不過重點是松山城。他為了取得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根據當時的形勢，作了以下的安排：首先是加強指揮力量，九月八日命鄭親王濟爾哈朗，接着又增派貝勒杜度、阿巴泰等人專力圍攻錦州。十二日遣貝勒多鐸、阿達禮等人負責圍攻松山。同時還派郡王阿濟格等人全力圍攻杏山，這些都是清軍的著名將領；其次是加緊圍困，傳諭曰：“錦州、松山所掘壕塹，可周圍巡視，其城外薪草，即令我兵割取。”[71]據從松山城逃出的明將汪鎮東目睹，“奴挖地為壕，壕上有樁，樁上有繩，繩上有鈴，鈴邊有犬，其狡已極”[72]。又如明寧前道石鳳台塘報稱：“看得松山自八月二十一日闖圍之後，奴營遍布，水泄不通，督撫在松，許久音耗寂然，本道屢差探聽，無路可入。”[73]可見，松、錦、杏三城被圍困的明軍已處於坐以待斃的境地。

洪承疇戰敗退入松山城後，城內人多糧少，處境十分艱難。他派人執“密札”[74]求援，結果援兵無望。幾次組織突圍，皆告失敗。最嚴重的是糧食問題，早先每人每日發米二碗，不久只能發米一碗，後來殺戰馬充飢，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悽慘景象。就在這種“轉餉路絕，闔城食盡”[75]的絕望情況下，松山副將夏承德遣人密約降清，許為內應，並以其子夏舒為質。崇德七年（1642）二月十八日夜，清軍應約攻城，由南城登梯而入，“眾俱繼之，敵兵方覺”[76]，遂克松山城。次日晨，夏承德率部生擒洪承疇及諸將領。然後進行全城大搜殺，誅斬明軍兵道副將以下官員一百多人，兵丁三千餘名，俘獲三千一百多人，甲冑軍械一萬五千二百多件，各種火器三千二百七十多位[77]。皇太極下令把洪承疇、祖大樂送往瀋陽，將總兵邱民仰、王廷臣、曹變蛟就地處決，並把松山城“毀如平地”[78]。到了五月，洪承疇終於剃髮降清，成為清朝開國的重要謀臣。

清軍占領松山城後，明錦州守將祖大壽已知解圍無望，明軍鬥志迅速瓦解，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且“城內糧盡，人相食，戰守計窮”[79]。此時皇太極派新近投降的祖大樂赴錦州勸說其兄祖大壽降清，表示不計前嫌，以禮相待。三月八日，祖大壽率部獻城歸降，清軍占領錦州，凡不屬於祖大壽部屬都遭屠戮，斬副將以下官員十七人，兵丁八千餘人，俘獲一萬二千四百多人，甲冑軍械七千二百多件，各種火器六百多位[80]。

四月中旬，皇太極遣使招撫杏山城明軍官兵，要他們獻城投降，遭到斷然拒絕。於是二十一日，鄭親王濟爾哈朗等人率軍攻城，占領近城的幾處墩台。二十二日，清軍用紅衣大炮轟毀城垣約二十五丈，明軍守城副將呂品奇率部不戰而降，清軍占領杏山城，俘獲六千八百多人，甲冑軍械二千七百多件，各種火器八百五十多位[81]。

至此，松錦大戰，最後以清勝明敗宣告結束，這不是偶然的，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清方看，自皇太極即位以後，審時度勢，對明清之間將不可避免的要進行一次大決戰是作了充分的各方面準備的，如進行內政改革，加強君權，對外入侵朝鮮，與其結盟，征服蒙古，與其聯合，於是孤立了明朝。因此，清不僅上下團結一致，而且又無後顧之憂。所以，它就有了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這場戰爭，從而保證了松錦大戰贏得勝利。

另外，皇太極在松錦大戰中，戰略打擊目標的選擇，作戰時機的掌握，用兵方略和臨陣指揮等方面都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最為突出的是：他善於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如以往八旗精兵良將善於奔襲野戰之長，為了避其不長於攻堅城之短，因此在松錦大戰中，始終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不僅消滅了洪承疇率領的十三萬援軍，而且困逼松山、錦州、杏山的明軍守將獻城投降，摧毀了明軍經營多年的寧錦防線，為進取中原鋪平了道路。

從明方看，這次松錦大戰失敗，致使關外明軍精銳盡喪，松錦杏三城俱失，造成這種慘敗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敗，在此戰役中反映尤為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盲目催戰。當時崇禎皇帝、兵部尚書陳新甲等人，偏信“原屬刑曹，本不知兵”[82]的遼東監軍張若麒輕敵冒進之言，一味催戰。因此，洪承疇“輕進頓師，進不能突圍，退不能善後，形見勢絀，……遂使重臣宿將選率驍騎，十萬之眾，覆沒殆盡”[83]。

——督監不和。薊遼總督洪承疇根據關外兵力和錦州守將祖大壽“逼以車營，毋輕戰”的意見，主張且戰且守，步步為營，逐步向前推進以解錦州之圍。而監軍張若麒卻反對，“振臂奮袂，扶兵之勢，收督臣之權，縱心指揮”，於是明軍“但知有張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無可為矣”[84]。總督和監軍兩者互相掣肘，明軍不知所從。

——指揮失誤。洪承疇雖然精通兵家權謀，由於考慮到個人的得失安危，所以屈從於陳新甲、張若麒等人的權勢。當“陳新甲趣之，未免輕進以頓師”時，他就孤軍深入；當“張若麒惑之，倏焉退師以就餉”[85]時，他就率軍南逃。因此，洪承疇在指揮作戰上，表現出猶豫和動搖，這就必然導致明軍失敗。

——將官畏死。明軍在松山與清軍對陣時，兵員和火器都勝於清軍，本應決一死戰以解錦州之圍，但是一些明軍將領畏死，卻棄戰南逃，如總兵王朴為了自己活命，不顧全軍安危，違約先遁，造成明軍松山大敗。又如明廷為了解救洪承疇，命順天巡撫楊繩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軍赴松山解圍，可是“皆斂兵不敢出”[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