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心動魄的歷史對照
——毛主席《紀念白求恩》發表61周年所感、所思

徐非光

毛主席《紀念白求恩》一文發表，已經整整61年了。可是，現實生活卻警示我們：呼喚白求恩精神，至今並沒有喪失其現實的重要意義，甚至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迫切需要了。

人們也許會記憶猶新，在白求恩逝世60周年的時候，即1999年11月，《中流》雜誌曾發表在白求恩身邊工作過的高金山同志的《白求恩大夫二三事》一文。其中有一大段特別提到他親身目睹，白求恩大夫生命的最後時期，即1939年，在河北狼牙山區農村，搶救一個被野狼咬傷生命垂危的4歲女童小桂珍的生動感人故事。

看了這段生動描述，我們怎能不受到極大的感動！這對我們理解白求恩精神的真髓，顯然是大有幫助的。

但是，在這個故事發生的61年後，我們在2000年8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卻看到了與之形成極為鮮明對照的另一則令人痛心疾首的報道。

“（2000年）7月16日凌晨，年僅3歲的劉廣南（小名毛毛）不幸嚴重燙傷。求治時，烏魯木齊4家醫院均以押金不足或沒有床位而拒收，結果貽誤了最佳救治時機，毛毛在第五家醫院死去。”

這兩個十分典型的事例不是形成特別的鮮明對照，足以震撼人們的靈魂，引起人們的感嘆和深思嗎？

一個是61年前，僅僅四歲的小女孩——桂珍，被惡狼咬傷，危在旦夕。那時正處於艱苦戰爭年代，醫療條件、經濟條件，都根本無法同今日相比。在她生命垂危的關頭，卻得到白求恩大夫的及時、盡心的救治，使之“起死回生”，並且一直幸福地活到今日。她是多麼幸運呀！這當然是不應當、也不會被人忘記的。

在61年後的今日，我們國家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時代，醫療條件和經濟條件都有了長足發展。可是，一個三歲的小男重——毛毛，遭到嚴重燙傷，同樣處於生死關頭的緊迫時刻，卻沒能得到及時救治。竟然在烏魯木齊這樣一個重要城市，被四家醫院所拒絕搶救。治療，推出門外，連下跪哀求都無濟於事，無法打動他們的良知。結果，終因時間延誤好幾個小時，而失掉了這個小小的生命！他又是多麼不幸呀！這是不是我們更不應當忘記，並深刻思索的事例呢？……

面對這樣鮮明的對照，人們該不該問一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它說明了些什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在戰爭年代我們曾經和能夠作到的事，為什麼在社會主義時代，不僅做不到，卻反其道而行之，出現這種令人難以想象和容忍的悲慘情況和後果呢？如果小毛毛被燙傷後，遇到的是白求恩式的對待，這種可悲的情況恐怕是不會出現的吧？人們難道沒有理由希望從中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釋和回答嗎？

記得若干年前，曾經有人發出過“雷鋒叔叔不見了”的感嘆，現在不是該發出“白求恩精神不見了”的感嘆嗎？這不僅僅是自求恩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種無私的革命精神的喪失、敗壞和泯滅，而且我們所看到的不也是作為醫務工作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起碼醫德和職責的嚴重喪失、敗壞和泯滅嗎？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宗旨和職責，不是已經完全被置患者的生死於不顧的賺錢牟利的“宗旨”和“職責”所取代了嗎？

這是不是僅僅是一種個別、偶然的現象，不值得人們大驚小怪的小事一樁呢？

遺憾的是，並不！

差不多在報道烏魯木齊這個醫療事件的前後幾天內，我們從報刊和電視上就連續看到了關於哈爾濱市一些醫院，為賺錢牟利而坑害患者的種種黑幕的曝光！

其一，據《健康時報》（人民日報主辦）2000年7月20日報道，哈爾濱鐵路中心醫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張杰等一些有良知的醫生，日前向記者控訴：“回扣藥沾污了‘白衣天使’”！

現在製藥單位為謀取暴利，以直接給醫生高價回扣的方式推銷藥品，似乎已經成為人人皆知的慣例。這不過是一個典型例子：有種消炎藥叫“多龍”，定價67元一支。其中醫院批零差價加扣點得利相當於藥價的25％到30％。此外，醫生每給患者用一支“多龍”，推銷人員給醫生提成12元，給藥房統計處方的工作人員2元，這都是現金交易……

報道說，這樣為拿回扣而用藥，對病人的危害實在太大了。去年冬天該院來了一個煤氣中毒的病人，按急診常理，首先該做的就是往患者血液里補充氧氣，這是目前公認的有效手段。……當時病人兜里僅有500元，大夫卻拿這錢全給開了“多龍”，這種藥根本不治這種病。然後，醫生讓患者家屬再回家拿錢做氧療。連護士都認為，這是在草營人命。還有，很多心臟病、腦血管病人根本不存在感染，有的大夫不論青紅皂白，也一律給開一大堆抗生素。一位肝癌腹水病人，入院時只有200元，結果，大夫堅持給開了兩支“多龍”，這藥不但治不了肝癌，還會對病人肝臟進一步造成損害。確診後，病人再也沒錢了，只好回家。一位腎功能衰竭、按理禁用“多龍”的患者，醫生卻一次給人家開了10天的“多龍”，讓患者拿回家到附近的小醫院點滴，結果越治越不好……

為拿到回扣，像這樣置患者的生死於不顧，這還有一點起碼的醫德可言嗎？這分明是在謀財害命了！

問題還在於，這種直接給醫生回扣以推銷藥品的作法，早已經不是什麼個別醫療單位的個別現象，連首都的許多醫院恐怕也並不例外吧！對此，人們早已深有所感，可惜只是還沒有認真調查和曝光而已。

其二，更有甚者，最近（2000年8月初）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和《北京晚報》的報道中，都揭露了哈爾濱傳染病醫院六病房主任王愛華，為了“創收”，竟偷偷地將化驗者的正常化驗結果改為“異常”的指標，然後堂而皇之地收留“患者”住院治療。近日，當地報紙披露了哈爾濱市傳染病醫院這一醜聞。該院今年1月下旬接受了一個牡丹江市的“肝炎患者”劉存安住院，一往就是38天。待出院時，劉存安競發現，他自己原來並非是一個“肝炎”的真正患者：而是被“承包”住院病房的負責人王愛華蓄意把“21．30”正常的化驗指標前面，偷偷加了一個“1”字，成了“121．30”，才“變成”嚴重“肝炎”的“患者”而住進醫院的結果，劉存安不僅沒病住院38天，白白花了大量冤枉錢，反而經過30多天的傳染，從新化驗單中的指標看，卻變成了貨真價實的肝炎患者了。報道說，遭到這種命運的遠不止劉存安一人。

據病房的另外兩位主任講：“王愛華之所以要偷改化驗單，一切都是為了醫院、為了自己承包的病房、為了她自己的利益‘創收’。所以，王愛華因此成了‘創收’高手，乃至被評為先進，向全院介紹自己的‘先進’事跡”！

面對這樣嚴酷的事實，人們該怎樣想和怎樣說呢？在那裡，治病救人、救死扶傷不是早已被賺錢、牟利、創收，甚至謀財害命所完全取代了嗎？

不錯，我們一直在倡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可是，在上面所舉的那些事例中，除了賺錢、創收、財迷心竅之外，還剩下什麼“社會主義”，甚至還有什麼任何意義的“精神文明”可言？這不是明明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背道而馳嗎？

這就提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早在民主革命、革命戰爭時期，就曾經提倡、實行、並且光輝體現過的“白求恩精神”，在社會主義時期是不是已經過時，做不到、要不得和根本不應當做到呢？

我們不能不痛心、遺憾地看到，近些年來自求恩精神不僅遭到淡化和遺忘，而且正在不斷遭到越來越露骨的低毀和貶損。

例如，在不久前出版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錢理群、摩羅、孔慶東等人著）中，對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一文就進行了十分惡毒的低毀。在該書的“代序言”中，錢理群就明白無誤他說：

“《紀念自求恩》很重要，是表現毛澤東人學思想的重要文獻。他的這種理想講起來很吸引人，‘毫不利己’和‘純粹’，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容易接受，而這種純粹的精神在現實存在中的表現就是‘共同理想’，他由此提出要為共產主義這樣一種全人類的‘共同理想’貢獻一切。表面上看這是很美好很純潔的詞彙，但再往下推，為了某個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別人犧牲生命，甚至可以強迫你犧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殺人，可以做一切他認為對實現‘共同理想’有利的事情，很美好純潔的東西由此就轉化成了很可怕的東西。”

那位劉軍寧在《毋忘“我”》一文中，更是直接針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進行了毫不隱諱的低毀和聲討。其結論是：提倡“忘‘我’是對自己生命價值的作賤，是對他人的嘲弄與對其私生活的無端介入，最終使自己成為權力機器上的螺絲釘，使眾人成為權力機器的‘加工對象’。無‘我’的人是不思考、不感覺、不判斷、只待命的人。忘‘我’論的背後是要人放棄生命權、把他人當做工具的政治哲學。面子上的忘‘我’必然導致骨子裡的唯‘我’；多數人的忘‘我’必然導致少數人的唯‘我’，所謂‘悉天下奉一身’。”

他進一步強調：

“市場經濟的最大動力及其可行性就在於普通人把自己的物質需求擺在其一切活動的中心地位。

忘‘我’論是計劃經濟的道德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

1999年我國首都的話劇舞台上，竟然也直接針對白求恩精神，進行惡毒的挖苦和諷刺。

在《盜版浮士德》一劇的演出中、竟然借劇中人之口說：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不是人”！並引起哄堂大笑！

……

真是罪莫大焉！白求恩精神競成了毀滅、喪失人性的萬惡之源！提倡白求恩精神竟然是提倡“殺人”，成了“強迫你犧牲生命”，“對生命價值的作賤”的“很可怕的東西”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說明了些什麼？

我們不準備、也不可能在這篇短文中，對這些“奇談怪論”作出系統、全面的回答和論證。這顯然與一個時期以來的“非毛化”的思潮有關，並有着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人們是不難作出公斷的。

我只準備在這裡問一下：事隔61年，小桂珍生命獲救和小毛毛不幸喪失生命的兩種不同遭遇和命運，以及一個時期以來，其他一些醫療單位出現的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怪事，究竟是什麼理論、思想、道德基礎和社會原因造成的？究竟哪一個是喪失和毀滅了起碼的良知和人性？歸根結底，是什麼樣的精神挽救了小桂珍的生命？又是什麼樣的精神毀滅了或“殺”了、“強迫犧牲”了小毛毛的幼小生命，“作賤”了他的“生命價值”，並使他失掉“生命權”？

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醫務工作，歸根結底是為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為人民服務而存在，還是為個人賺錢、牟利、創收而存在？現在難道不是需要從根本的價值觀念上、從社會根本政策上，清楚加以解決的問題嗎？難道現在不是更加需要呼喚白求恩精神的時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