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在遼東沿海的防禦（1）

在明與後金的戰爭中，遼東半島及其周圍島嶼長期處於遠離戰場的後方。遼陽的南大門——海州以遠，尚有蓋州（蓋縣）、復州（復縣）、金州（金縣）、旅順等重鎮，直至沿海島嶼，“不被兵戈之憂”《明熹宗實錄》，卷3。。明朝的戰略家們對這一地區的防禦基本不予重視，他們認為，“即有兵亦不能守”，實際上是有意放棄必要的防禦。因此，明與後金的戰幕已經拉開，“金、復、海、蓋原無重兵”防守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4。，明朝的防禦中心轉移到遼西以後，這裡才成為雙方爭奪的又一個主要戰場。
瀋陽失守後，所有“南衛兵馬盡數調援遼陽”，四衛頓時變成不設防的城市。當地士民驚慌，紛紛出逃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5。。當軍事重鎮遼陽一失守，“數日間，金、復、海、蓋州衛悉傳檄而陷”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4。。努爾哈赤僅派出第十子德格類和侄兒債桑弧率八將、兵一千，南下“安撫人民”，剛到海州，明留守南衛各地的部分官兵向後金投降，大部分“武弁青衿各攜家航海，流寓山東，不能渡者，棲各島間”《明熹宗實錄》，卷3，此處記“酋之第三子循海州”，但《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3，14頁卻載“皇子得格壘、侄債桑弧”率兵進海州。德格類排行十，非第三子。。如原任遼東贊畫劉國縉、監軍道牛維曜、海蓋道康應乾等各航海至登州《明熹宗實錄》，卷3。。據山東登州海防道按察使陶朗先開報，遼陽失陷一個多月後，他負責接待渡海來投的遼東難民，其中原任監司府佐將領胡嘉棟等官員共五百九十四人，援遼的登州、旅順營三千八百餘名，僅金、復、海、蓋衛所官員和百姓共三萬四千二百餘人《明熹宗實錄》，卷5。。遼南各地，連海邊小島居民“俱已逃空”，房屋焚毀殆盡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5。參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4。。明朝在遼東半島的防禦蕩然無存。後金兵隨之南進沒遇到明兵的抵抗，就占領各城鎮，包括旅順口外的一些島嶼，如廣鹿島、給店島、石城島等，都派兵駐守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4。。廣布在渤海與黃海中上百個島嶼也都納入後金的實際控制之下。僅僅數月，“河東十四衛生靈盡為奴屬”。《明熹宗實錄》，卷9，6頁。十四衛是：定遼中衛、左衛、右衛、前衛、後衛、東寧衛、海州衛、蓋州衛、復州衛、金州衛、瀋陽中衛、鐵嶺衛、三萬衛、遼海衛。據《全遼志》，卷1，《圖考》。

後金占領遼東半島及其沿海島嶼，對明朝構成了新的嚴重威脅。遼東半島如一個楔子插入渤海與黃海之間。它的最南端，與山東登萊隔海相望，其西北可直通天津。天津近京師，實為一咽喉，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4。旅順口外，島峙蜿蜒，星羅棋布，成為溝通登萊、天津與旅順、蓋州的天然交通站。明朝歷來向遼東運兵轉餉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出山海關，經遼西進入遼東；一是經登、萊或天津從海上達於蓋州、金州或旅順口上岸。比較而言，海運比陸運要省便得多，既免去百姓轉輸之苦，亦節省大量經費。凡山東乃至江浙諸省，其與遼東往來，多藉助海運之便。後金占領遼東半島，迫使明朝罷海運，於沿海設兵防後金。明朝感到恐慌的是，後金如果從海上進軍，給它造成的危險局勢可能比進攻山海關要大得多。從蓋州至登州，三日可到；從旅順到登州，僅半日之程。王在晉指出：“南衛未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復、海、蓋陷，而大海之險我與賊共之。賊常覘我之往，我不能禁賊之來。”又說：“彼如乘風破浪，直搗津門……是為引寇入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萊，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乏食，可以立蔽，山海無糧，何能久守？而京師亦危。”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5。山東巡撫趙彥批評重山海關而輕登萊的錯誤觀點。他說：

登萊兩千裏海口與酋共之，誰為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國家安危不在山海（關）下也。登萊危急不啻然（同燃）眉。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4。

後金占領遼東半島及其沿海島嶼給明朝造成的危險使有識之士深感憂慮，多方謀劃防海之事，紛紛提出各項緊急建議和措施。兵部尚書崔景榮指出：“賊得海、蓋，則天津、登萊俱當提防，山東撫道諸臣所當時時預備。”《明熹宗實錄》，卷4。湖廣道御史方震孺“陳備御急著”，有謂：“登萊宜急設重臣，多募水兵，時時入海窺奴，時時放炮驚奴。”《明熹宗實錄》，卷4。御史賈毓祥認為“登萊惟北岸旅順口實咽喉總區，誠宜得一大將，量提水陸兵駐紮，以消窺視，內固藩籬，其餘水兵散衝要各島，陸兵散沿海各衛所州縣操練足矣。”《明熹宗實錄》，卷12。也有的主張將避難海島的遼民“編為一營”，給他們月糧，加以訓練，當明兵發動進攻時，“密令刻期航海，直薄海蓋”，《明熹宗實錄》，卷4。如此等等。處於驚恐之中的明熹宗對諸臣所請，無不立時准議實行。首先考慮到天津的重要，提升太僕寺少卿畢自嚴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駐紮天津，備兵防海”。《明熹宗實錄》，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