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明代火炮技術已成為可悲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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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君士網訊
　作者 雲天0460

　　在承德、故宮收藏着不少滿清文物，其中有從多爾袞到順治時代的留下的御用武器、親軍武器，不過是弓箭、刀矛，甚至有狼牙棒。這些武器都十分沉重粗大，一個現代的健壯男子多半別想使動，挨一下更不得了。比如箭簇有小孩的手掌那麼大，鐵劍則根本是一根大鐵棒，看起來象楊過那把劍……這是什麼樣的人才可使用的裝備啊？
　　
　　在《東北亞的興起》中介紹的瀋陽故宮博物館裡，收藏的努爾哈赤的兵器：“半寸多厚的背，超過一米六長的刃，再加一尺半長、粗得嚇人的刀柄，這麼沉重、這麼長的刀，文字註解居然是‘努爾哈赤用過的單刀’！還有他那一人多高、直徑超過八公分的弓…寬大得像把小扇子的“槍頭”，巴掌那麼寬、十幾公分長的“箭頭”……
　　
　　而“展出的明軍箭頭重量為努爾哈赤的御用箭頭九分之一”……可見當時明朝軍隊在冷兵器上的劣勢十分明顯。
　　
　　JARED DIAMOND在《第三種猩猩》和《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指出，“農業的產生使得社會可承載的人口數量增加， 但人們的體質卻下降， 這在古人的遺骨上可以發現證據。（土耳其在冰期結束前的狩獵採集族群的男子平均身高是177.8厘米，到農業興起後的6000年前身高降到160厘米，即使現在也還沒恢復到古代的水平） 這是因為狩獵採集族群的食物種類繁多，蛋白質維生素和礦物質的含量適當。 而農人的食物大部分是富含澱粉的農作物， 因此得到的是廉價的熱量，付出的代價是營養不良。”
　　
　　文物收藏和生理分析均顯示，狩獵狀態的游牧部落與已經進入農耕文化的中原民族相比，在冷兵器方面確實具備先天的優勢。
　　
　　所以農耕文明對抗游牧部落必須使用火器，不過明朝的火器還不夠成熟，後金軍衝鋒是用死兵戰術，火器齊射後死兵倒下了，後面還有輕騎，在陣前500米只有一分鐘不到的時間進行射擊，就算有輪換射擊也不能保證不短兵相接，那時候單單只憑藉火器——槍械（銃）或短炮（佛郎機），是不能達到完全壓制騎兵的作用，這兩個兵種不能獨立作戰。西方對於這個問題只有等到機槍出現以後才完全解決，之前的拿破崙時代輕騎兵也是重要的機動力量。
　　
　　而當時明朝有效對付游牧騎兵是用“車陣”，即用百輛戰車組成車陣，每輛戰車配多門火炮，輪番射擊，而不是僅用銃和佛郎機火炮單獨進行射擊。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火炮由於是後填充，射速是當時最快的，因為填裝且定量的裝藥，十分方便，加上霰彈和開花彈，那種死兵衝鋒的進攻戰術就顯得十分吃力了。一個多兵種協同的炮兵陣地若訓練有素，指揮得當，正面很不容易被攻克，但是容易被迂迴，所以要有車陣配合，圍成圓形陣地就難於攻破了。
　　
　　以上戰術是俞大猷創造炮車後的成果，他設計製造的炮車上有大型佛郎機一門，小型佛郎機兩門，他曾指揮百輛炮車，步騎3500人，在安銀堡大敗數萬韃靼騎兵，京營從此有兵車的配置。
　　
　　“當戰時，車環於外，馬步援兵貫之於內，而營外復連以拒馬，槍鋒刃向外，不必挑濠而濠之險在我，不用依城而城之勢在營，況以火器更番舉放，殺手三疊出追，則步騎遞用，而出奇無窮，且戰且前，而虜自不支矣。”
　　
　　事後俞大猷寫信向他的摯友戚繼光報告："近日兵車三千，當虜數萬，大挫其鋒。邊方之人，謂百十年來無有堂堂正正若此一勝。"
　　
　　可見車陣破騎兵確實卓有成效，這種戰法的形成主要還是歸功於明朝吸收了佛郎機的技術以後，進行了創新和改造。明朝主要裝備的火器——佛郎機是一種後填裝的火炮，因為運用的是金屬外殼的後膛（有點象老式的開水瓶，有手提把手），射擊的時候臨時安裝在火炮的後端，發射一次後換一個後膛。因為是定量裝藥，所以不會炸膛，而後金軍用的鐵炮才容易炸膛，因為裝藥不定量。
　　
　　明朝是對佛郎機大炮十分重視的，進口的少，多為仿製，且仿製的火炮各種規格齊全，從千餘斤的多用途重型（要塞、野戰、戰艦）火炮“無敵大將軍”到百餘斤的大“佛郎機”，再到幾十斤的“小佛郎機”，可馱在馬上點放，完全是一種古代的自行火炮，連士卒手中都有幾斤重“萬勝佛郎機銃”（配九個子銃），而騎兵配備這種子銃更是顯現出威力，其精銳的騎兵每人配備六個以上的子銃，衝鋒的時候火器輪番齊射，簡直就是戰場上的輕裝甲師。

　明長城出土的各型佛郎機數量很大，是軍隊火器的主力，明朝軍隊.佛郎機型火炮口徑小，以發射霰彈為主，射速快，近距離殺傷力極大，殺傷面積廣，是守城的利器，其中“無敵大將軍”炮可“每個子炮內有500鉛彈，散布可達20餘丈”。而開花彈則由紅夷炮來發射，後金頭子奴兒哈赤就是死於這種武器。
　　
　　佛郎機相當於一種短炮，而紅夷炮是一種長炮，《明史》中記載：“其後（指輸入佛郎機炮以後），大西洋船至 ，復得巨炮，曰紅夷。長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這種火炮顯然是一種射程比較遠的長身火炮，即長炮，“長二丈余”（6.6米），“重者至三千斤”（1.5噸）。
　　
　　紅夷炮作為一種射程遠的長炮，其炮管的後座多為固定，而且是前部填裝火藥和炮彈，開炮時需要先從炮口放進火藥包和固着物，接着用推杆把火藥包和固着物推到炮管底部，然後才放入炮彈，並將其與火藥包緊密相連。一切就緒以後，從炮管後部上方的一個小孔把火藥包刺破，然後把引線插入火藥包，瞄準之後點燃，火藥的爆炸力把炮彈發射出去，此後開第二炮的時候，需要用水澆滅炮膛低部的火星，用干布擦乾，再重複裝藥填彈的過程，射擊速度非常慢，若去對付騎兵衝鋒，估計放一炮以後人家就已經到跟前了。

　　而佛郎機比紅夷炮射速快多了，一般配三個後膛，前三炮若訓練有素應在20秒以內發射完畢，有霰彈、開花彈，殺傷力很大，若是一大兩小的配合，更難攻破，射速奇快，當年鄭成功用佛郎機攻打荷蘭人的熱蘭遮城，2500發炮彈的火力集中射擊打得擁有長炮（紅夷炮）的荷蘭人立馬舉白旗投降。以這樣的火力對付只能用“死兵衝鋒”的後金軍，那簡直是屠殺，所以後金頭子努爾哈赤就死在了寧遠，跟着他一起報銷的還有1.7萬後金軍。

　　但是佛郎機也有缺點，那就是後膛和炮管之間的縫隙有公差難於克服，故造成火藥氣體泄漏，因此不具備紅夷大炮的遠射程，所以引進了紅夷炮以後，明軍的火炮體系就比較成熟了。

　　陸戰中防守運用火器已經是司空見慣，而在明朝火器的運用中，進攻也是一大用處，“遵永大捷”中，明朝配備了三眼流槍和五眼流槍，以及“馬上佛郎機”的精銳騎兵，在野戰中僅以數千之眾就大敗皇太極數萬精銳騎兵，從寧遠馳援北京的遼東鐵騎只有9千人，因為攜帶重裝備（炮車）而滯後了5千人，趕到北京城下的先期僅有4千人，可幾萬後金軍精銳騎兵一直打到黃昏都沒有能打垮這支孤軍，當其後續部隊趕到，輕重火炮一齊射擊時，把幾萬後金軍打得落花流水，此戰也是火器野戰勝蠻力的例證之一。

　　萬曆年間，發生在朝鮮碧蹄館的遭遇戰就很說明問題，3000人的遼東鐵騎輕易就消滅了與其遭遇的2000多同樣從事前哨偵察的日本精銳尖兵。之後被豐臣秀吉手下最精銳的小西行長第一軍35000人圍攻，訓練有素的明軍組成車陣防禦，發揮出了火炮的威力。血戰一天陣地仍然很鞏固，當時的明軍主帥李如松來不及等後續部隊增援，親自帶領近衛1000餘人當晚趕到戰場，附近的另一支明軍1000餘人也來馳援，日軍望風而退，整個戰役日本軍隊損兵達7000人。
　　
　　這些都是當年俞大猷創造炮車成果的延續——百輛炮車，步騎3500人，在安銀堡大敗數萬韃靼騎兵，可以看出，當時火器勝蠻力已經初見成效。趙士禎在《神器譜舫虜車銳議》中寫道:“一經用車用銳，虜人不得恃其勇敢，虜馬不得態其馳聘，弓矢無所施其勁疾，刀甲無所用其堅利，是虜人長技盡為我所掩。我則因而出中國之長技以制之”。
　　
　　後來，明朝軍隊之所以在對付後金騎兵的時候有困難，不是因為沒有辦法對付，而是因為大多數軍隊戰術和裝備結合差，是訓練和指揮的問題。
　　
　　由於明朝軍隊缺乏訓練，別說多兵種配合形成戰陣，就連手中的火器都很難發揮出效力，有時反而成為累贅，犧牲了機動性，多又放棄了刀劍和弓馬訓練的明軍，在“生死500米”的距離上經常是“火器齊射”，甚至沒有體現出遠在永曆年間的布陣原則：“神機銃居前，馬隊居後，前鋒要疏，後隊要密，鋒疏則達，陣密則固”，戰鬥開始後，“首以銃摧其鋒，繼以騎沖其堅”。這一作戰原則，是朱棣鑑於永樂八年（1410）率軍親征漠北大敗阿魯台一戰後總結的經驗。
　　
　　缺乏訓練和指揮不佳的軍隊，往往由於沒有多兵種的緊密配合和保護，沒有體現出戰術戰法，結果才會往往敗給速度見長的後金騎兵。但後金騎兵一遇上訓練有素的明朝軍隊，立刻就上演八國聯軍對其屠殺的一幕，後金幾度攻寧遠未果都是一樣的下場，在“遵永大捷”時在北京城下也享受了同樣的待遇，可惜明朝軍隊這種精銳並不多，有的還被漢奸用來幫助後金軍……

而更要緊的是不少漢奸叛逃到後金軍一邊，攜帶了明朝的火炮技術和大量新式火炮，孔、耿二人就是因為帶過去了火炮技術而後被封異姓王。火炮技術的流失更是加劇了陣前500米的問題，因為步兵火器以及車陣火力密集射擊必然要密集隊型，一旦對方有了比槍械和短炮（佛郎機）射程距離遠的長炮（紅夷炮），密集隊型反而吃虧，而且明朝軍隊由於火炮配備多，所以機動能力差，尤其在遇到突襲的時候破襲能力不足，最終騎射見長的後金軍便有機可乘。
　　
　　另外，明朝末期那場從萬曆年間一直持續到崇禎末年的長達70餘年的旱災，以及旱災引發的北方及京畿地區的嚴重瘟疫也是影響明朝軍隊戰鬥力和明朝國力的重要原因，否則李自成不會那麼容易就進了北京城，這種天災是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
　　
　　在明朝末期，陸戰中佛郎機（短炮）比紅夷炮（長炮）射速快，但射程不夠，是一種近防武器，但海戰的時候，作為短炮的佛郎機其實比紅夷炮更有優勢。對比一下1637年英國建成的“海上君王”號戰艦和同時期鄭成功的三桅炮船，我們會發現，短炮其實是一種非常不錯的火炮。
　　
　　鄭成功“三桅炮船”屬於大型福船其“樹三桅，主桅高4丈，船長20丈紅夷炮8門，千斤佛郎機40門。
　　
　　英國的“海上君王”號是1636年1月開始設計，1月16日在伍利奇船廠建造，1637年10月下水，主設計師佩特本想該艦隻需裝備90門大炮，但查理一世卻硬要把炮數增加到104門（共重153噸），使之成為當時最大的戰艦，重1683噸，在低甲板及主甲板上架30門炮，在上甲板上架26門炮。在首樓上有12門炮，半甲板上有14個炮門，還有10門船首炮及若干尾炮……
　　
　　不算這個若干尾炮一共才92門炮，若都是1.5噸的12磅炮，也得138噸，剩下那個若干尾炮可能是6磅炮，因為英國海軍的24磅炮為2噸，32磅炮為2.5噸，剩下12門炮只有15噸的重量，連12磅炮都不如。
　　
　　鄭成功三桅炮船的“千斤佛郎機”是一種重炮，鄭成功曾根據在泉洲獲得了一門明朝嘉靖年間（1521年—1567年）製造的“發熕”仿製了許多重炮，其“重千斤，彈重二十四斤，遠至四五里”，從重量來看是“千斤佛郎機”無疑，英國火炮都是以彈丸的磅數來劃分的，因為這是炮戰中威力的顯現，而鄭成功的“千斤佛郎機”彈丸重24斤，0.9072斤=1磅，24斤=26.45磅，可見鄭成功的這種火炮比英國的24磅炮還要厲害。
　　
　　而英國海軍的24磅炮在100米距離上發射實心炮彈也能穿透5英尺厚的橡木，若僅有若干12磅炮的“海上君王”號，怎麼和擁有40門26磅炮的船隻對抗？再說還有8門紅夷炮~！多數的紅夷大炮長在3米左右，重量在2噸以上，和32磅炮差不多，比“千斤佛郎機”還要強，“海上君王”號只有12磅炮怎麼打？又怎麼應付？
　　
　　英軍軍規嚴格規定，不能遠於400碼開炮（365.76米），所以兩艦對決的時候是近戰，別想躲便宜，12磅炮對26磅炮，100米外人家能打穿5英尺橡木，你行嗎？你若行，人家就在150米外用8門紅夷炮轟你……
　　
　　不僅如此，明朝後期的海戰戰術戰法也極為先進，鄭成功獲得“龍熕炮”後專門設計了一種炮船安置此炮，這種炮船後被稱為“龍熕船”。在這種船上，前後各安置一門龍熕炮，海戰時運用鄭氏水師獨步海疆的“五五制”戰艦隊形和指揮系統，即利用“五點梅花陣法”將對方“線形隊列”分成幾段，形成局部圍攻以後，用輕巧的快船架設重炮進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戰法比英國海軍稱霸全球的“納爾遜戰法”（Nelson touch）早出現了一百多年……
　　
　　可等到了1793年，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訪問清朝，此時距離鄭和寶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離萬曆年間明軍500艘艦艇殲滅日本海軍450艘戰船於露梁海戰195年，距離明朝水師五度擊敗荷蘭海上馬車夫確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東亞制海權154年，中國航海已經衰落到被人看不起，並加以恥笑的地步了……

　當時英國使團“驚奇的發現中國的帆船很不結實，由於船隻吃水淺，無法抵禦大風的襲擊”，他們由此得出的判斷是“中國船的構造根本不適應航海”，馬嘎爾尼發出過這樣的感嘆“中國人首次看見歐洲的船隻，至今已經有250年了，他們毫不掩飾對我們航海技術的讚賞，然而他們從未模仿過我們的造船工藝或航海技術。他們頑固的沿用他們無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需要航海技術，因而中國人這種惰性更加令人難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佩雷菲特 著）
　　
　　通過英國使臣的敘述，可見明帝國曾經作為海上軍事和貿易強國的輝煌與榮耀已經被糟蹋成什麼樣子了~！而可嘆的是那時候英國海軍稱霸全球的“納爾遜戰法”（Nelson touch）還沒有出現……
　　
　　若中華文明未遭受後金的入侵，憑藉成熟的海戰戰術、強大的貿易能力（西方評價中國為一個銀泵）、雄厚的工業基礎（鐵產量已是萬噸之國）、地理知識豐富（《輿地山海全圖》、《輿地圖》、《山海輿地全圖》、《纏度圖》以及利瑪竇在中國所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西學研究深入（明末是翻譯西方著作的高潮，共有七千種西方圖書進入中國），完全有理由相信，中華文明將極有可能呈現另外一番景象。
　　
　　說到這裡有些偏題，其實即便資本主義發展不理想，但火器的發展到明朝達到鼎盛時期，明末的兵書如《兵錄》、《神器譜》、《武備志》、《西法神機》、《火攻摯要》、《籌海圖編》、《軍器圖說》、《火龍神器陣法》等更是詳細地記錄了明軍裝備火器的製法、圖譜以及火器部隊的編制和戰法，後金統治者在初期也飽嘗這種先進武器的好處，不僅在中原及南方地區先進的火器是清軍的利器，在對新疆這些一樣具備騎射優勢又有火槍的對手之徵討中，一樣是因為有了先進的火炮而讓清軍有了優勢，獲得了勝利，擊噶爾丹一役，即是用火炮摧毀了噶爾丹的駱駝陣，可為什麼後來就衰落得到了無知的程度呢？說到底還是後金統治者因為害怕火器的厲害，一味對火器技術進行保密，生產進行壓制，並限制軍隊使用，對火器發展不思進取，導致了大倒退。
　　
　　清康熙年間，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奉命為清廷鑄造火炮，《武成永固大將軍炮》便是其中最優秀的炮式之一。此炮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鑄造完成，是一尊銅炮，重3公噸、炮長310 公分、口徑12.5 公分、用藥5 斤（斤）、生鐵炮子10 觔；
　　
　　而南懷仁造的紅夷炮無論從內徑還是長度或者鍛造技術來說，都看不出比明朝的紅夷炮先進。
　　
　　早在萬曆末年明朝就開始大量製造紅夷炮，擔任協理京營戎政的黃克纘，即曾召募能鑄「呂宋大銅炮」的工匠至京，鑄成各式大炮二十八位，其中有重達三千餘斤者。
　　
　　在福建泉州海交史博物館見到一門紅夷鐵炮，其上有銘文曰：「天啟四年仲冬，欽差福浙［都］督造」字樣，雖其前半已被鋸斷，但仍可量得其內徑約為14cm。
　　
　　而在廈門的胡里山炮台有一門口徑13.5cm、全長310cm的天啟間仿製紅夷鐵炮，此兩炮均較天啟三年由兩廣總督胡應台解進的二十多門鐵製英國艦炮（內徑為12.5cm，長約300cm）還大。
　　
　　此外，在瀋陽的遼寧省博物館收藏有「定遼大將軍」，此炮乃由吳三桂於崇禎十五年捐資鑄造，全長約380cm，內徑為10cm，該炮或為中國大陸現存的紅夷炮中最長的一門。“根據目前一般冶鑄史的教科書，均稱1860年代美國軍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戰爭時曾發明一種鑄炮新法，該法採用中空的模型，並在其中導入冷卻水，此法即可使鐵質炮管自內向外凝固，所鑄之炮可以更大，且其耐用程度可達到先前的五至數十倍，鐵心銅體的鑄法雖使用兩種金屬，但其原理很接近rodman法的雛形，只不過明朝的「定遼大將軍」比rodman早出現了兩個多世紀。”（《黃一農：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
　　
　　從火藥配方上來看，
　　明初期火藥配比：“硝78.7%,硫磺7.9%,木炭13.4%”
　　明中期火藥配比：“硝75.8%,硫磺10.6,木炭13.6%”
非常接近——“75:10:15”的最佳比例。
　　
　　而乾隆時期的火藥硝的比例過高，超過80%,而木炭卻過低,如烘藥中木炭的比例甚至低到2.07%,顯然其配方遠不如明代合理，呈現出倒退跡象。
　　
　　清朝中後期，造炮技術在後期更是出現了驚人的倒退。 “嘉慶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門明朝的“神機炮”，並改名為“得勝炮”，惟經試放後發現其射程竟然還不如舊炮。” （《黃一農：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 若說明朝火炮“不行”，那清朝豈不是連明朝都不如了？
　　
　　清朝對紅夷大炮沒有進行過有效的技術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火炮的製造工藝遠遠落後於西方。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虎門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卻不及英艦艦炮，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江陰要塞竟然裝備了萬斤鐵炮“耀威大將軍”。這些炮看似威武，實際上射程還不如明朝進口的那些紅夷大炮。另外，加之開花彈的失傳造成與英軍對抗時吃虧不小。
　　
　　十九世紀中葉是西方武器大換代的時期，火炮技術大大改進：工業革命使得武器製造業使用了動力機床對鋼製火炮進行精加工，線膛炮和後裝炮也開始裝備軍隊；火炮射擊的理論與戰術在拿破崙的實踐中新的發展；同時因化學的進步，苦味酸炸藥、無煙火藥和雷汞開始運用於軍事，炮彈的威力成倍增長。
　　
　　反觀清朝，由於大興文字獄，而導致中華文明與於西方同步發展科技成為泡影……（徐光啟於1634年在崇禎的支持下修成被譽為“歐洲古典天文學百科全書”的《崇禎曆書》，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羅馬教廷判處終身監禁，他的晚年極其悲慘，而徐光啟晚年出任東閣大學士和文淵閣大學士，7000餘冊西學書籍傳入中國，西學東漸方興未艾，可惜明朝於1644年滅亡了，中華文明遭受了後金入侵的摧殘，1643年牛頓出生於英國，他成年以後創建經典物理學派，是西方文明進入全新的科技革命時代的標誌之一。）
　　
　　由於沒有新的技術革命，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鑄炮，導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頻頻，內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門不復存在，開花彈也失傳，缺少科學知識兵勇的操炮技術比不上明朝！兩百年前還是“先進”裝備的明朝紅夷大炮在清朝兩百年中已經老態龍鍾，風光不在，無法抵禦西方列強的入侵了。
　　
　　另外，佛郎機、開花彈失傳也是一大損失。
　　
　　佛郎機炮其實就是一種鐵製後裝滑膛加農炮，有的炮腹相當粗大，一般在炮尾設有轉向用的舵杆炮管上有準星和照門。佛郎機大炮的結構可以概括為兩點：1.後裝炮2.定裝彈藥。佛郎機大炮有4大優點，射速快、散熱快、子炮的容量確定、炮腹的壽命增長。但限於當時的技術水平，佛郎機大炮也有一個無法克服的缺點就是子炮與炮腹間縫隙公差大，造成火藥氣體泄漏，因此不具備紅夷大炮的遠射程。
　　
　　明朝是對佛郎機大炮十分重視的，但是進口的少，仿製的多，且仿製的火炮各種規格齊全，佛郎機大炮的性能是超前的，與紅衣大炮相輔相成，但是到了清朝，軍中對火器一味求其射程，重紅夷而輕佛郎機，以至於到了十八世紀清朝的軍隊裡已經完全沒有??失傳了。
　　
　　更丟人的是清朝後期，幾個大名鼎鼎的人物都鬧了笑話，這更說明了清朝的愚昧和無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算是清朝能叫得出名的幾個還懂一點軍械和洋務的，其中更有洋務運動的倡導者，是能代表清朝軍事科技的最高見地的人物，可他們居然聯合在一起鬧了一出笑話……
　　
　　鴉片戰爭時清朝當時的火器專家丁拱辰不知開花彈為何物；
　　曾國藩設立安慶軍械所重新引進西式開花彈；
　　李鴻章居然向德國克虜伯兵工廠訂購“開花彈”；
　　
　　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師西征新疆，在陝西鳳翔縣進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從一處明代炮台遺址挖掘出開花彈百餘枚，不禁感慨萬千，嘆道：“利器之入中國三百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這就是清朝的軍事科技水準，不敗給洋人可能嗎？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這後金統治多年下的左宗棠也無知到了可憐的地步，明朝的開花彈並非引進，而是自行開發的，清朝沒有絲毫創新能力所以才會誤認為只要是先進東西就是泊來品。
　　
　　西方的開花彈是在鑄鐵彈體上開一個口，以木製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內裝上緩燃火藥來引爆；而明朝的開花彈則是“球體表面有一突出台體，高約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徑約３厘米，台面中間有一直徑約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圓型小孔”，估計是在小孔里插上“藥捻”來引爆。因此“信管”、“藥捻”都是現代炮彈引信的始祖，也證明了東西方是各自獨立研製出開花彈的。
　　
　　左宗棠的哀嘆十分令人同情：“利器之入中國三百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不過他錯得更可憐，“利器”（開花彈）不是“入中國三百年”，而根本就是明朝已經發明了的東西，後金頭子奴兒哈赤就是被開花彈打死的。
　　
　　而當時也並不是沒有人“留心及此”，還大有人留心於此，那些人不是別人，就是後金入侵者自己，它們一直對此很留意……
　　
　　後金入侵以後就開始“修史”，為了掩蓋它們的祖宗被開花彈打死的不光彩歷史，乾脆連開花彈都廢掉了，這才有了——“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的悲涼景象。
　　
　　所以中華文明被後金入侵以後確實從各個方面形成了非常大的退步，從火炮技術、地理知識、航海三個方面也僅僅是個縮影而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