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在海滨城市踏上了新生之路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城市，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冬暖夏凉，碧绿的海水一年四季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簇簇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使这座海滨城充满了诗情画意。撩开它秀丽迷人的面纱，青岛又是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以德国帝国主义为首的殖民者的印记布满了大街小巷，城市的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
一九三○年刚刚创立不久的青岛大学，就设在当年德国侵略者废弃的万年兵营，它坐落在万年山麓，五、六幢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大学的校舍。学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个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有极高的声望。他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校内。所聘教师，大多为知识界名流，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原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江青与他同乡。
一九三○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后，一部分教员和学生随剧院教务长王泊生（后来担任院长）去北京，其余的人中，有不少人得到赵太侔的安排和照顾。江青就是其中一个。
赵太侔是山东实验剧院时江青的指导老师。他对这位清秀好学颇有才华的弟子非常赏识，离开实验剧院后也不断关心她的情况，给了江青不少鼓励和支持。现在听说剧院停办了，他马上托人捎信，让江青来青岛大学找他。
一九三一年过了春节，江青辞别了母亲和姐姐、姐夫，乘上东去青岛的列车，第一次真正离开亲人去独立生活，这年她才刚满十七岁。剧院的生活、演出的奔波，总是短时间的。在学校，在外地，再苦再累再受罪，总期盼着很快就会回到母亲的身边，得到母亲的爱抚，自己的一肚子苦水也可以向母亲尽情诉说。现在呢？前途茫茫，何时能再回到母亲的身旁？
坐在火车上的江青心潮澎湃。回忆一年多来的剧院生活，有苦也有甜。她为学到不少知识而高兴，也为自己变得坚强而自豪。当然，她更加为在剧院期间，在演出的场合遭遇到的、亲眼目睹的、亲耳听到的社会黑暗，人间龌龊而愤怒，而憎恨。她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尽快改变这吃人的旧世界。这是年龄增长的结果，也是阅历丰富的结果，更是她善于思考勤于进取的结果。
越来越接近目的地，她的老师赵太侔的影子也越来越清晰。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也是国民党革新派的激进人物。他的学识令她尊敬，他对贫苦女学生的激励令她终生不忘。来到青岛，举目无亲，只有依赖这位恩师了，他不会让她失望吧。江青一边想着一边拎着简单的行李，下了火车，找到青岛大学。
赵太侔老师热情地接待了她，她的夫人俞珊也十分友好，江青感到了温暖。
开学后，赵太侔把江青安排到青岛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让她攻读艺术理论的课程，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考虑到江青的生活十分困难，赵太侔又和图书馆长商量，让她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兼管理员，每月三十元的薪水。
江青的求知欲非常强，她热烈地、如饥似渴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吸纳各种各样的营养。她听闻一多的课，听赵炳欧的课，向沈从文请教；她阅读了五花八门的学科和流派的著作，熟记了大量的古典名著；她涉猎了戏剧、诗歌、小说各个文艺领域。她还自己练习写剧本，写小说，写诗歌。她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才华，得到了赵太侔、赵炳欧、沈从文等学者的赏识，她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她的作品曾在校园文艺园地和其他刊物上发表。
江青虽然处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但并不忘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质和个性。一九三一年夏天，刚在青岛大学立足半年多的江青赶上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占东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各地纷纷罢课、罢工、罢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和向政府请愿的高潮。江青身上压抑已久的反抗的火星一下子被点燃了，她再也坐不住了。
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所尊敬和依靠的赵太侔，“赵老师，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什么什么？”她的老师原来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对她的话大吃一惊：“你想毁掉你的艺术生涯，而去惹麻烦吗？”
“请愿是惹麻烦吗？”
“学生就是上课、读书，抗日救国是政治家的事，你管不了。不守本分必然要惹麻烦，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江青惊讶地听着这番训话，那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凝视着他，好象今天才真正认识了赵太侔。
赵太侔也吃惊今天才认清了面前这位颇有才智和自制力的十六、七岁的姑娘。他隐隐感到，他是无法能左右和控制住这个贫苦出身的学生的。他从自己的经验，感到江青那双眼睛令人担心，叫人害怕。他见过懦弱者的温柔、湿润的眼睛，庸俗者暗淡无光、迟钝呆滞的眼睛，投机者多疑而警觉的眼睛，以及一双双形态各异的眼睛。但江青的眼睛很特别而且坦然，几乎是闪烁着无所顾及的疑惑之光，一种叛逆而一往无前的挑战者的目光。
赵太侔没有预感错。
江青从这次谈话之后与他疏远了。她与一些激进的左派师生来往密切起来。她不光参加了学校的请愿活动，社会上的活动也积极参加。她在学校的集会上慷慨陈词：“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犯中国，并不是由于中国人民软弱，而是因为政府无能。蒋介石的枪口除了对准自己的同胞而大施淫威外，他们对外寇却是一副奴才的嘴脸。爱国青年不团结，中国没有出路，中国人民不反抗，光明不会到来！我愿把自己的青春热血，贡献给人民和我们的解放事业！”
她的演说和表演的抗日剧目，一下子使她成为学校引人注目的人物。
从此，江青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参加政治活动和阅读革命书籍上。青岛大学图书馆有些过期的革命刊物，如《新青年》等，江青都如饥似渴地找来阅读。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发现了这一位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革命女青年，派人去接近她，引导她，给她送些革命书籍和抗日传单及宣传品。在这些书籍和刊物中，给江青教育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甚至这本书决定了她一生的信仰，指引了她一生的道路。此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也是她奔向共产主义新生的启蒙教材。
地下党组织在努力培养江青。因为她是中文系旁听生，正攻读艺术系的课程，又曾是剧院的学员，所以首先让她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接着，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又介绍她参加了青岛的反帝大联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中共青岛地下市委准备把她吸收到党组织来。
那时候发展共产党员是非常严格、极其秘密的，需要经过十分周密、细致、巧妙的安排，一方面试探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入党要求，另一方面要审查其方方面面墓叵担髦亍⑽韧住?
考虑到江青正在青岛大学学习和工作，就让青岛大学党支部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恰巧，青岛大学党支部刚发展了一名新党员，叫俞启威，与江青认识，正好去做她的工作。
俞启威的姐姐俞珊，是赵太侔的夫人，而江青初到青岛大学时就依靠赵太侔的帮助，所以常到赵家去，这样两人就认识了。
俞启威比江青大三岁，是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浙江绍兴人。他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的样子。他对此很遗憾，便拼命地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做伸腰运动，等等。自己长了一头黑色卷发，他也不那么满意，于是整天搽发油将卷发梳平。江青见到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对他油头粉面的样子还有些厌恶，贫穷的出身和艰苦的生活道路，使她对有钱人的公子哥，有着本能的鄙视，见了他们总保持距离。
但听俞启威的谈话，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身上有着独特的魅力，从而改变了江青的看法，有一次背着他的姐姐和姐夫竟脱口而出：“我觉得你和你姐夫不一样，你们走的不是一条路。”
俞启威把江青的情况向地下党组织进行汇报，党组织要求他多接近江青，邀请她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活动。这样他们就熟悉了。
这次考察江青的入党问题，俞启威先把一些革命宣传品悄悄地放在她的住处。江青马上猜到是俞启威干的。
在一次集会结束后，俞启威和江青走在一起，江青心直口快，开门见山地先问道：“如果我没有看错，你是共产党员。”
俞启威没想到江青反客为主，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过他早有准备，随后反问了一句：“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
江青诚恳地谈到她在天津十二、三岁时就听姐夫王克铭说过共产党，并回忆了当时大人认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后来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忙于学习和演出，为养活自己而奔波，再也没有听到共产党的消息。来到青岛大学，知识面宽了，接触面广了，特别是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我的心早飞向了共产党，只恨找不到，它象云里雾里灿烂的水珠，若隐若现。你快告诉我，如何找到共产党，怎么样加入共产党。”
俞启威点了点头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也一定会帮助你的，地下党也一直关心着你，但主要靠你积极争取，只要你有良好的表现，符合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组织一定会发展你。”
江青听了高兴得两颊绯红，跑回宿舍，狂跳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终于找到共产党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写的那个无产阶级政党，那个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建设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己任的革命政党！自己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一定加倍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江青说到做到，她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没过多久，俞启威领着她，见到了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对江青说：“党组织考察你的表现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同意吸收你加入党组织。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强和俞启威两位同志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江青激动得说不出话。市委书记让她回去等候通知。
这是一九三二年底。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的一天，江青接到通知让她到街上的一家剧院门口去接头。一路上空无一人，海上吹来的阵阵寒风，在空中呼啸，这些，江青全然不顾，心里充满了紧张和幸福。只有海滩上孩子们尽情玩耍的笑声，捡起沙块打沙仗的欢呼声，在分享她愉快的心情。
她到指定地点等了一会儿，从身后走来三个青年，其中一个是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强，一个是俞启威，第三个是交通员。只听俞启威说了声“跟我们走。”他就挽起了江青的手臂。刹那间，江青还有点不习惯，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也就装成恋人散步一样，沿着一条碎石小道朝教堂走去。
在秘密联络点，江青面对镶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拳头，庄严宣誓：“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江青还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青岛市委书记讲话了。除了对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祝贺，又讲了让江青一时难以接受的要求：“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成为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与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会随时通知你。”
江青为难了。她并不封建，她一直反对假仁假义的吃人礼教，可是这毕竟是要和一个青年男子朝夕相处啊！自己一个还没满十九岁的大姑娘，人家会怎么说呢？当然俞启威是个不错的青年，又是自己入党介绍人，可是自己对他一点也没有爱的感情，这样天天面对，多么尴尬呀，而且她已经看出，俞启威对自己有好感，愈这样她愈感到可怕。
市委书记看出了她的犹豫，再三做工作：“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象舞台上演戏一样。”同时强调：“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想到这是为自己朝思暮想的中国共产党做工作，江青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向市委书记，也向俞启威一再说：“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说时容易做时难，假扮的夫妻不好当。首先要找个住处，向外人宣布同居，同时要告诉自己的亲属，一切要象真的一样。江青在青岛没亲人无所谓，可俞启威就麻烦了。他家是名门望族，北京上海都有家，光青岛亲朋就不少，最亲近的是他姐姐、姐夫。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知识界、教育界、演艺界都是知名人士，他们的弟弟跟江青同居了，还不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北京、上海也知道了，俞家那样官僚士绅资产阶级大家庭，那能容得下一个贫苦出身的姑娘做他们的媳妇！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江青一开始还感到有压力，但一想到自己做的是秘密的地下工作，是非常神圣的，是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事业，也就泰然处之了。
俞启威也严格按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每次接头回来，他从江青身旁轻捷地走过，对她都要抱之一笑：“云鹤（这时的江青叫李云鹤），感觉怎么样？”每隔几天，他又问：“习惯这样生活吗？好，今天的饭我来做。”“这本杂志你看一看，今晚务必把情报送走。”“吃点东西吗，云鹤同志？千万不要熬坏了身体。”
赵太侔夫妇时时在窥探他们二人的情况，得到的印象是“就是我们也做不到这样互相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并且预言：“看来他们真是天仙一对，云鹤漂亮能干，到年底，我们启威就要当爸爸了。”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这对“夫妻”从事着极其危险的工作，他们更不会想到，这对“夫妻”其实连点肉体接触都没有。江青不止一次地开诚布公地对俞启威说：“我们可以做最好的朋友和同志，但不能做夫妻。我们之间缺乏那种基础。我的态度也许会使你伤心，但希望你谅解。”每次俞启威都理解地又多少有些遗憾地点点头。
他们这段的假夫妻是成功的。
首先是无孔不入的青岛市国民党特务机关没有对他们产生怀疑。青岛大学一成立就成了猎犬们侦探的重点，因为这里是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又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思想极易左倾，很适合共产党的发展。但他们没有怀疑过俞启威，他出身上流社会，又是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委赵太侔的内弟，本来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现在又宣布和俊俏美丽的女郎同居，实在是风流倜傥的艳事，成了人们议论的桃色新闻，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其次，这对假夫妻真革命建立的秘密交通站，为中共青岛市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从１９３２年下半年，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遭受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被迫于１９３３年初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这期间，屡遭破坏的山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失掉联系。危机四伏的青岛地下共产党市委担负起和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络的重任，俞启威利用其特殊身份，在和江青假夫妻的掩护下，出入各种场合，和党的方方面面的人接触，传递情报，交流信息，安排暴露了的革命同志转移，联系进步力量坚持斗争。在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王强成了密探的追捕对象之后，俞启威很快安排他离开青岛，前往上海躲避。青岛地下党市委立即让俞启威接替了王强的工作，同时兼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江青则默默地积极认真地接受地下党交代的各项工作，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对假夫妻只坚持了五个月。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市委负责人纷纷被逮捕入狱。本来俞启威隐蔽得较好，还能坚持下去，不想一个曾和他单独接头的叛徒供出了他，连青岛警察局也感到吃惊：“俞启威这样的人也是共产党？”俞启威被逮捕后，搜查了他和江青的住处，当然一无所获，他们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警察看到江青只是个美丽的少妇，又没任何破绽，叛徒也不认为她是共产党员，于是暂时放了她。
江青两眼含着泪水，胸中燃烧着怒火，目送敌人远去，她真想大哭一场，毕竟俞启威是自己的好同志，现在陷入敌人的魔掌，她该怎么办？
她只得假戏真做，去求俞启威的姐姐俞珊。俞珊当年也是个进步青年，她因当演员开罪了父亲，曾以“戏子”有辱门风，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俞珊影响了俞启威的进步，也暗暗支持俞启威参加革命工作，只是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现在听了俞启威被捕的消息也吓了一跳，而她的丈夫赵太侔则大发雷霆，说俞启威不务正业，咎由自取。江青求俞珊救救俞启威，俞珊暗暗地告诉她：“我会想办法的。”
从赵太侔家出来，江青就到处找地下党组织，找中共青岛市委进行联系，但是几天下来一无所获，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仅存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已迅速转移，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尽管她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党，但是毫无结果。
江青苦闷极了。她不止一次来到海边，坐在沙滩上遐想，１９岁的共产党员，失掉了和党组织的联系比幼小的孩子离开父母还难受。她回忆自己年轻的生命走过的生活轨迹，只有接触了马列主义，只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才获得了青春和活力。
她兴奋而激动地回想着这将近两年革命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书中的教导，铭刻在脑海中，时时激励自己不断提高，不断进步；所接触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舍生忘死的党的领导人，党内同志，成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他们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为党所做的一件件工作，也象过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她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没辜负党组织的教导，我没违背入党时的誓言。”她在心中呐喊。今后怎么办？必须找到党组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去工作，去奋斗。江青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就一往无前地去走，百折不挠、死不回头，表现了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坚强勇敢的革命斗士。
在青岛找不到党组织，就到上海找，上海不是党中央所在地吗？虽说临时中央去了中央苏区，但总会留下联络的地方，同时，上海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中心，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会帮助自己找到党组织的。总之比青岛好办。何况，自从俞启威被捕以后，总感到危险一步步逼近自己。她并不害怕，已做好随时被捕牺牲的准备。但她不甘心，她要去找党！
想好之后，江青第二次去找俞启威的姐姐俞珊。
“姐姐，我想去上海！请你帮助我。”江青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
“为什么要去那儿？上海乱糟糟的，并不安全哪。”俞珊也真的把江青看成需要呵护的弟媳。
“启威出了事，我在青岛迟早会被捕。相比较，还是上海保险。”江青并没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找党”的事要对俞珊保密，“上海有许多著名的戏剧家、作家，找到他们，对我的艺术生涯也许会有帮助。”她说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俞珊叹了口气，答应设法帮忙。
江青并不满足于求俞珊，她又找了一些戏剧家联盟和作家联盟以及反帝大联盟的朋友帮助想办法。这些朋友虽然还不是革命同志，但大多富有正义感，认识不少上海的左派人士，他们向江青介绍了一些关系。
江青抓紧收拾行装，准备起程。她知道自己的行动会在特务的监视下，尽管他们还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总想在自己身上、自己的住处发现蛛丝蚂迹，以便向主子邀功请赏。所以江青的行动是沉着、冷静、紧张而又秘密的进行着。她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有一些书，衣服很少。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每月三十元，十元寄给母亲，二十元的花销在青岛市是非常窘迫的。她吃的用的都十分简朴，根本没买过一件时髦的衣服，就是这样，手头也只有几十元的积蓄，她准备拿着这点盘缠去上海找党，去继续革命。
在俞珊的安排下，在青岛朋友的帮助下，江青这位十九岁的中国共产党员、贫穷的山东姑娘，在刚刚踏上人生之路的新起点之后不久，又象个离开了娘的孩子，开始了生命中又一次征程。这次，她认为不象从济南到青岛，那主要是为了谋生，而由青岛去上海，“我要去找党，去革命！”她一次又一次在心中呼叫。她想象着会很快投身到党的怀抱，为革命理想去拼杀、去奋斗。她的眼前充满了一片光明，丝毫没有想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到处是欺诈，到处是陷阱，那些披着革命外衣的无耻文人和所谓领导者，比青岛的警察密探好不了多少。
第三章十里洋场的苦斗（上）
一九三三年夏末秋初，江青满怀革命激情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
由于青岛左翼朋友的帮助，再加上俞启威的姐姐俞珊的周密安排，江青顺利地躲过了警察的监视和密探的跟踪。她并不怕这些敌人，甚至想接受血与火的考验，实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但她不愿意就这样去死，她要找到党，要继续革命，“自己才十九岁，还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怎么能在这牢笼般的青岛蜗居下去呢？！”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现在终于踏上了新的征程，她对未来的革命道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对今后的新生活有着青年人特有的向往。初秋的海湾是那么平静，粼粼微波，给人无穷的遐想，碧海落日也让第一次坐轮船的江青心情非常好。
也许这次航行有意给江青上一堂严峻的生活课。轮船一驶入大海，看似平缓的海面，水面下好象万马奔腾，有千万只巨大的手把轮船托起又摔下，偌大的船好似一只玩物，被大海任意耍弄。这下可苦了晕船的江青，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性格坚强的她，这时也希望有人来照顾一下。想照顾她的人是有的，那是俞珊特意托付的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温文儒雅，但他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气的本相。当江青被颠簸得东倒西歪、心中翻肠倒肚之际，这个家伙乘搀扶江青之际，竟伸手乱摸乱揣。江青暴怒了，想不到华丽的衣冠下竟是这么肮脏的行为，她奋力推开了他：“滚开！你再胡来，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坐在她的对面干瞪眼，但本性难改，不时地呲牙咧嘴说些脏话，继续进行调戏。
这时的江青完全没有了刚上船时的好心情。她需要承受大自然赐给她的考验，又要和人间的丑恶行为作斗争。斗争是战胜困难的唯一法宝，江青逐渐明白了这个人生哲理。她咬紧牙关，努力适应，克服着揪心的晕船痛苦，决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软弱，像一座雕像稳如泰山地坐着、熬着。她的镇定，她的凛然正义，使这个心怀鬼胎的年轻人，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虽然面对着美貌的姑娘，他并不死心。
听到欢呼声，江青知道已经到上海。她一路紧绷着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激动得两眼噙着泪花，她毕竟太年轻、太单纯、太缺少人生阅历。她猛地站起来，奔跑向迎接她的人，一路上的委屈、苦难，真想抱着朋友痛哭出来，倾诉出来。但她是从不愿向人示弱的，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就是这样，还是把一件行李忘在了轮船的甲板上。
刚开始，江青把上海当作自己的故乡，自己的领土，自己的家园，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一直作为共产党中央活动的中心，是自己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崇敬向往的圣地。最初的感觉还不错，心里挺轻松的，左翼朋友们很热情，还见到了原山东省实验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
没多久，江青就感到这里并不是那种想象当中的圣洁之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最令人苦恼的是无法找到共产党，找到地下党组织。由于自己是在青岛的白色恐怖中只身逃出来的，没有任何联系党组织的方法，完全凭着一腔革命热情投奔上海。可是人海茫茫的十里洋场上海，何处能寻觅党的踪迹？左翼朋友们都是戏剧界的，只能告诉她，只要找到左联的田汉等人就可以找到党。可是，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刚刚迁往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上海的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如田汉、阳翰笙等，已成了惊弓之鸟，东躲西藏，改头换面，他们领导的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已徒有虚名，像浮萍草一样，飘忽不定，根本没有固定的场所。其次，自己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置身在文艺圈的人群中，看到的是白眼，遭遇的是冷淡，一些正派男子有意疏远她，怕人说闲话，而个别表现热情的又不怀好意。一段时间过来，江青少得可怜的盘缠花尽，穷苦潦倒，陷入极贫困的凄风苦雨之中。
万般无奈，她只得再次求助于俞珊。俞珊在济南参加过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的演出，也认识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俞珊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向往进步的女性，她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十分敬佩，乐意帮助这位无依无靠的贫穷姑娘，尽管她已经知道了江青与自己的弟弟俞启威的同居是为了革命工作施放的烟幕弹，还是不辞千里劳苦，专程赶到上海。辗转搜寻，动用了一切关系，终于领着江青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
“田先生，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俞珊仍然假戏真做，拉过十九岁的江青，向田汉作介绍：“我的弟弟俞启威在青岛涉嫌共党案被逮捕了，弟媳一个人来到上海，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汉当时二十九岁，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戴着近视镜，一付文化名人的派头。他打量了一下江青后，不紧不慢地说：“密司李能干什么工作啊？”
江青早已从几个渠道打听清楚田汉的情况。她是个有心的姑娘，为了找到党，她执着到如痴如迷的程度。她知道田汉是湖南长沙人，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七年起，开始从事戏剧事业。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组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创作了不少话剧和歌剧。一心找党的江青，曾经当过戏剧学员的江青，在青岛大学攻读了文艺理论的江青，刚入党不到一年的江青，见到田汉，简直象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尽管她对“密斯李”的称呼感到别扭，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充满敬意地向田汉作了自我介绍，并表达钦慕之情：“田先生，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那一年，我就参加了青岛分会，并参加很多你们组织的活动。”
在上海严重白色恐怖下，田汉已经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害怕，现在面对着热情的江青，感到手足无措，又不好直白地表现出自己的恐慌、制止她诉说左翼剧联的情况，只得岔开她的话题，把身旁的廖沫沙介绍：“他是我的秘书，帮我抄稿，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从长沙师范毕业，和我的弟弟田沅是同学，你们可以来往。”
聪明的江青已经看出了田汉的冷淡，他害怕谈革命，不愿接触左翼活动，他把自己当成外人。从一定意义上说，田汉是出于谨慎，其实表现了田汉缺乏地下党负责人对革命青年应有的责任心，他只在自己的小圈圈里打转转，他不愿从革命需要的角度去吸纳江青这个热情奔放的有志青年。
俞珊提出让田汉安置江青住下，田汉勉强地说：“既然没地方住，就让我弟弟领着到我家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
委曲求全，在江青短短的人生道路上已不是一次，为了继续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了参加革命工作，她辞别了俞珊，随田汉的弟弟田沅来到田家。田汉的母亲是富家老太太，一见江青是个乡下姑娘，怎么会让她和自己住在一个屋里呢，所以非常冷淡地让她和他们家的保姆住在一起。
江青不计较这些，先住下，向地下党汇报自己的情况才是最重要的。她三番五次地向田汉讲述自己在青岛参加革命的经过，恳切提出要求恢复党组织生活。本来田汉他们只要通过左翼联盟的关系，会验证江青的述说是真实的，能够尽快恢复她的党员身份。但由于当时田汉他们执行王明的关门主义路线，严重脱离群众，根本不敢也不愿做这些工作。他们只看重俞珊的私人关系，只想利用江青的年轻、美貌，所以才让周扬、阳翰笙也和江青见了面。
江青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在田汉、廖沫沙和周扬、阳翰生他们眼里，并不欣赏江青的革命激情，只看到她有一双清朗圣洁的眼睛，一张漂亮美丽的脸蛋。特别是那双眼睛与众不同，好象在深深地望着人，又象在温柔地谴责什么，使他们又喜欢又害怕。当江青如泣如诉、婉转悠扬地唱了一段京剧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赞叹不已，并拿定了主意：可以利用她的艺术才华。田汉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的，我给你创造上舞台和银幕的机会，就在电影公司干吧，”
“我很感谢田先生对我的关心。但是我想我还是多接触一下劳苦大众，做基层工作比较好。现在党需要发动群众，这方面更需要我。”
江青的回答，使田汉、阳翰笙等人大吃一惊，他们说：“你很年轻，而且多才多艺，不做演员会后悔的。再说，你一个外来女子深入到工厂做宣传工作，很危险哪。”
“我不怕！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要实践我的誓言，请你们考验我。”
由于江青执意不按田汉的安排去做，田汉他们对江青的工作就冷淡起来。
而江青在田汉家住得度日如年。焦虑于参加革命，已使她心乱如麻，再加上田汉的弟弟田沅的骚扰，更叫她寝食难安。田沅是个油头粉面的公子哥，靠着田汉的关系，混迹于革命队伍，进进出出于演艺界。从见到江青第一眼，他就开始打鬼主意。他自认为家庭条件优越，能穿考究的衣着，表现得风流潇洒，一定会吸引女孩子。他自我吹嘘对女人的相貌颇有鉴赏力，并以此为自豪。他确实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电影明星、舞女、女大学生。是的，他对女人独具慧眼。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青，色迷迷地说：“密司李，直觉告诉我，你是我熟悉的最伟大最美丽的女性，我爱你！只要你答应我，我会把自己和一切都奉献给你！”
田沅的无耻纠缠，江青气愤极了，她第一次领教了十里洋场上海流氓的丑恶嘴脸。她几次向田汉诉说他弟弟的不轨行迹，田汉总是笑嘻嘻地敷衍她，因为田汉在纵容自己的弟弟，让田沅有权干预江青生活的各方面，汇报江青的情况。
江青看到田汉的秘书廖沫沙表面上还比较正经，于是求他给予帮助，离开田家，摆脱田沅的纠缠。她对他说：“我对田沅的行为恨极了！他哥哥又不管他。我是一个追求革命的女性，实在不愿看他们那副德行。”
廖沫沙假仁假义地说：“我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握着您的手，壮一壮您的胆子。”江青情急之下没听出廖沫沙的弦外之音，随后搬到廖家。
当时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经常住在电影公司写作而不回家。住了几天，廖沫沙还算规矩，可是正巧廖沫沙的妻子回来了，见家中住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立即和廖沫沙大吵大闹，弄得江青十分尴尬，不得不帮着廖沫沙解释：“我们是革命同志，纯属事业上的需要，我们的交往绝对不杂加个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亲眼看见过他的那些丑事，又厌恶，又气愤。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白养活你？为什么不收你的房租？别有用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江青忍耐着，克制着，又住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临行前，她借了二十元钱，亲自交给了廖沫沙。
江青的这份工作是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朋友介绍的，地点在上海西部北新泾镇，叫晨更工学团，是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这所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一些革命左派人士都在这里工作，如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左联”的陈企霞等。江青在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从此，江青在上海有了正式的落脚地点，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这份工作，江青是满意的，完全符合她“接近劳苦大众，做基础工作”的心愿。
晨更工学团是个松散的教育团体，并非正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后来又搬到一座资本家废弃的花园，一切都非常简陋，条件十分艰苦，经费极其拮据。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但这里聚集着一些热血青年，上海地下党负责工人运动的同志十分看重这处革命阵地，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对于贫苦出身的革命者江青，她看重的是晨更工学团能接触劳动人民，能了解工人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能洒下革命的火种，为推翻万恶的旧世界积聚力量。她通过识字、读书、唱歌，向店员们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启发大家的觉悟。她还参加编写文艺节目，反映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她带领学员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街头剧，在附近的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她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积极勇敢地去贴标语撒传单，参加和组织工农群众进行示威、抗议活动。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不积极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来了解和接纳江青这位来自青岛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晨更工学团江青不得不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于江青的出色表现，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已通过关系，了解了她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同意恢复她的组织关系，由晨更工学团的党支部书记王洞若给她谈了话。从此，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在生活上，江青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优良的素质。她生性活泼、乐观，从不被困难所吓倒。当时三个女教员挤在一个铺着草席的地铺上睡觉，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也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有个浙江的女青年吃不了这份苦，只待了两个月就走了。江青却处处吃苦在前，时时为工学团的工作着想，能节省的就节省。例如，谁要进城（工学团离上海市区较远），就向负责人讨几角钱的车费，可是江青却从来没要过一次车费，几乎不进城，更没有逛过外滩或商店等。她的衣着打扮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从不涂脂抹粉，一头短发，俊秀中透着精干利索，一身蓝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
一九三三年左右正是中国共产党受王明路线影响严重的时期，江青作为热血青年、女共产党员，还无法识别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参加了城市斗争中的一些左倾冒险活动，如飞行集会、不必要的游行示威，等等，从而暴露了革命者的身份。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很多人参加，江青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中。这次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的学员“王大个”扛着大旗，首先被警察抓走，游行队伍被冲散，从此，晨更工学团成了上海市北新泾镇警察所监视的重点，江青等人被“包打听”（特务）盯梢。在这种情况下，晨更工学团的党、团组织进行了转移，党组织安排江青到北京（当时叫北平）暂避风头。
江青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由于党组织的巧妙安排，她没有暴露，并到北京大学当了旁听生。这期间，江青系统地听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又到市图书馆借阅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每天只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她整天忙于听课、阅读，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在马列主义的殿堂里得到进一步升华。
一九三四年五月底，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妇女工人的工作，通知江青返回上海，把她安排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为了工作方便，江青改名张淑贞（这之前一直用“李云鹤”的学名）。
江青透过这层灰色的保护，白天和外国传教士周旋，夜里到女工中宣传抗日爱国的理论，还教女工们学文化、唱歌，同时兼任浦东女工技校的课，整天处于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
这是江青在上海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刚满二十岁的她，长得漂亮，对人热情，工作积极负责，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把自己学到的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经常深入到工厂车间、工人宿舍中进行社会调查，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交朋友，在感情上打成一片，在生活上与女工们同吃同住，用自己的知识为工人朋友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很快，她赢得了工人同志，特别是女工们的信赖和尊敬，说她是一位好老师，是工人的知心人，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们中间传唱，她拉得婉转优美的二胡声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
江青还挤时间阅读上海新出版的左派书刊，她特别钟情于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深刻、犀利，与她的思想经历发生了共鸣。通过鲁迅的作品，她还粗略了解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各个派别和各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同时，还用张淑贞的名字给报刊投稿，公开发表的有《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和珊》等，显示了她较高的文学造诣
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