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劉鄧大軍魯西南大捷後在毛澤東嚴厲催促下，儘管有不同意見，仍被迫放棄休整倉促躍進大別山，陷入空前困境

　　 為執行上述毛澤東的躍進中原戰略，劉鄧大軍於6月30日以第1、2、3、6縱隊12萬人、62門榴彈炮和山野炮強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歷時28天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共殲滅國民黨軍4個整編師、9個半旅5.6萬人，繳獲包括64門山野炮在內的大量物資。此役能殲滅被圍敵軍，我軍炮兵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羊山集頑抗的整編66師師長宋瑞珂被俘後感嘆我軍“炮火猛烈得使我們抬不起頭來”。魯西南戰役表面看是外線躍進作戰，被稱為揭開戰略進攻序幕，但仍是依託豫皖蘇老解放區作戰，還是內線殲敵。連同此前殲敵4萬的豫北攻勢，劉鄧大軍戰爭開始以來在內線已經“九戰九捷”,使國民黨軍隊損失30個旅、近30萬人。 鑑於劉鄧內線作戰的顯著戰績，毛澤東於7月10日要求劉鄧爭取在隴海路以北更多殲滅敵軍。“我軍愈在內線多殲敵人，則出到外線愈易發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131頁）。

　　 然而很快毛澤東就改變決心，7月23日要求劉鄧不要後方躍進大別山，同時要華東野戰軍1、4縱隊（葉飛、陶勇）渡過長江到閩浙贛創立根據地（電文如上述）。

　　 毛澤東這個躍進戰略使劉鄧、陳粟感到困難很大，均請求休整和再在內線殲敵一段時間。劉鄧於7月28日復電稱：部隊的目前狀況是，連續作戰，傷亡13萬，炮彈消耗殆盡，無法補充；沒有新兵．俘虜可補足傷亡，但至少要20天的教育爭取；醫院已人滿為患、一時難以抽出作進軍之用；甚至連大別山地區的軍用地圖還不完備。總之，眼下部隊亟待休整，若立即南下轉向大別山敵占區，困難極大。此次魯西南作戰原考慮依託老區接濟，故所帶經費不足半月開支，一到南面即難生活。劉鄧還認為當前戰局有利，“我們當前有敵十幾個旅，戰力均不強，山東敵難西調魯西南，因此仍有內線殲敵機會，如果在隴海路南北機動兩個月，再消滅其七八個旅以上，則南下更少困難”。陳粟也於27日致電中央軍委：目前國民黨軍在華東、晉冀魯豫可機動兵力不過30個旅，“如果我們能在內線再殲其機動旅10—12個，將對外線殲敵有極大之便利。而要求得在內線殲敵是完全可能的，關鍵在於捕捉戰機”。陳粟認為，插入敵後完全沒有根據地為依託，大規模作戰困難太大。他們建議在內線再作戰一個月，然後南進便利較多。

　　 面對兩路諸侯的不同意見，毛澤東雖勉強同意，但通過強調“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來堅持己見。7月29日軍委電兩路諸侯：

　　 “（一）在山東敵不西進及劉、鄧所告各種情況下， 劉、鄧全軍休整半個月後，仍照劉、鄧原來計劃，第一步依託豫皖蘇，保持後方接濟，爭取大量殲敵，兩個月後看情況，或有依託的逐步向南發展，或直出大別山。

　　 （二）陳、謝集團照原計劃於8月出潼、洛，切斷隴海，調動胡軍一部增援相機殲滅之，以配合陝北之作戰，該部亦與太行、太岳保持後方接濟。該部是否遠出伏牛、桐柏依情況決定，有利則遠出，不利則縮回河北。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已面告陳賡），如陳、謝及劉、鄧不能在兩個月內以自己有效行動調動胡軍一部協助陝北打開局面，致陝北不能支持，則兩個月後胡軍主力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

　　 （三）兩個月內山東全軍仍在內線作戰。兩個月後準備以葉縱再加他部，取道皖西和蘇中，相機出閩浙贛。兩個月內派幹部或小支隊先去”（《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158頁）。

　　 這封電報劉伯承和鄧小平反覆看了十幾遍，在“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致陝北不能支持”一段下加了重重的黑點，最後決定立即執行躍進戰略。儘管劉鄧大軍中各縱隊司令員陳再道、 楊勇、陳錫聯都有不同意見，但躍進方針已定。鄧小平後來回顧魯西南大捷後這段躍進決策的歷史說：下一步行動“我們打電報給軍委，說趁勢還能夠在晉冀魯豫地區繼續殲滅一些敵人，吸引和牽制更多的敵人，形勢很好啊！毛主席打了個極秘密的電報給劉鄧，寫的是陝北“甚為困難”。當時我們二話沒說，立即復電，半個月後行動躍進到敵人後方去，直出大別山”（《鄧小平文選》，第3卷339頁）。“當時，真正的二話沒說，什麼樣的困難也不能顧了！”（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560頁）。

　　 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後，蔣介石下令成立國防部九江指揮所，由白崇禧指揮33個旅的兵力進行圍剿。劉鄧將部隊適時進行再分遣。派剛剛抵達大別山的第10、12縱隊分別西越平漢路，開闢江漢、桐柏根據地，連同已經建立的皖西、鄂豫軍區，擴大我軍勢力範圍。而後，又將野戰軍指揮部一分為二——“後指”率第1縱隊北渡淮河，合同陳粟、陳謝牽制敵人，開闢中原戰場；“前指”則率第2、3、6縱隊留在大別山區，尋機殲敵，鞏固根據地。

　　 白崇禧仍集中主要兵力不放，採取軍事和政治相結合、圍攻與“清剿”相結合的總體戰——網羅地主惡霸，發展特務組織，恢復保甲制度，建立“碉堡網”、“公路網”，配合正規部隊，摧毀共產黨地方政權和武裝；實行“三光”、“移民”、“並村”政策，掠奪糧食，捕殺共產黨幹部，製造無人區。

　　 劉鄧大軍每一仗都是在數倍於己的敵人圍追、包抄中進行的。彈藥缺乏，沒有後勤供應，常常是一天輾轉百餘里，餓着肚子打仗，陷入空前困境。

　　 那麼劉鄧大軍在大別山遇到多大的困難呢？比長征還苦幾倍！一位當事人回憶：“我是紅四方面軍的，讓張國燾整得三過雪山，兩過草地，又編到西路軍翻過祁連山，闖過大戈壁，什麼苦沒吃過？咱紅軍、八路軍就是苦出來的。可進了大別山，我覺得那日子比長征還苦，苦上幾倍。” 這些苦包括：“進了大別山，吃沒吃的，穿沒穿的，餓肚子，打擺子，生瘡流膿，跑肚拉稀……”大別山我軍四進四出，老百姓確實給殺慘了，殺怕了。“老百姓一見我們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別說抬擔架支前，就是找個人問路都困難。”還遭到國民黨保安隊襲擾，部隊的非戰鬥減員在迅速增加，除了傷病員，更多的是開小差。開始一個人兩個人地跑，後來整班整班地跑，集體當逃兵。

　　 面對如此困難的局勢，劉鄧大軍除初期利用敵軍疏忽在高山鋪殲敵1個師外，難以打殲滅戰，還被迫分兩個指揮部行動。到1948年2月，已無法在大別山立足。1948年2月7日，中央軍委要求劉鄧轉出大別山在淮河、漢水、隴海、津浦之間集中打殲滅戰（《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388頁）。2月8日劉伯承致電鄧小平，考慮將中原領導機關轉移到豫西和桐柏。鄧小平2月9日復電中央軍委，贊成轉出大別山：“我野部隊在大別山內一時很難打到好仗，輾轉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寬大機動，並利於粟的行動，實屬必要”（《從延安到北京》，278-279頁）。

　　 劉鄧大軍1947年8月27日進入大別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轉出大別山，歷時7個月，換得的代價是什麼呢？人員減半。

　　 1947年7月，晉冀魯豫野戰軍出征時的實力統計：第1縱隊33357人；第2縱隊31000人；第3縱隊26468人；第6縱隊26322人；野戰軍直屬隊6370人；總計南下124147人。

　　 主力轉出大別山後，未經補充時的實力：第1縱隊15363人；第2縱隊11627人；第3縱隊15384人；第6縱隊14280人；除去野戰軍直屬隊不計，尚存56654人。

　　 主力轉出大別山時，“留下一批軍區部隊和分遣開展地方工作的人員，姑且計萬餘，即便加上此數，亦不足7萬人”。

　　 由浩浩12萬大軍變為不足7萬人馬，筆者已經感到不需再舉更多的例子，發更多的感慨了。僅此冷冰冰的數字，足以使人們體味到劉鄧大軍所付出的艱難、困苦、英勇和犧牲。

　　 4、華東野戰軍倉促“七月分兵”，遭受空前挫折

　　 1947年5月孟良崮戰役大勝後，毛澤東改變了要華東野戰軍6月10日前配合劉鄧出擊外線的計劃，計劃華野至年底仍在內線作戰。5月22日，毛澤東電告陳粟譚等：“殲滅七十四師，付出代價較多，但意義極大，證明在現地作戰，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夠用各個殲擊方法打破敵人進攻，取得決定勝利。而在現地區作戰，是於我最為有利，於敵最為不利”。為此決定山東方面應“集中全部主力於濟南、臨沂、海州之線以北地區，準備用六七個月時間（五月起）、六七萬人傷亡，各個殲滅該線之敵。該線擊破之日，即是全局大勝之時”（《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81頁）。毛澤東要求華東野戰軍在完成內線作戰任務後再越隴海鐵路東段進入蘇皖邊區外線作戰。

　　 孟良崮慘敗後，蔣介石起用侵華日軍頭號戰犯岡村寧次為顧問，拿出了“並進不如重疊，分進不如合進”的新作戰方針，將主力9個整編師24個旅擺在不到50公里正面上，蝟集一團滾進，華野一時無戰機可尋。6月22日，毛澤東指示華野“仍以確有勝利把握然後出擊為宜”，“否則寧可暫時忍耐，不要打無把握之仗”。但一個星期後，毛澤東又改變了決心，於29日指示華野：劉鄧轉入戰略進攻後形勢將發生重大變化，華野須分兵出擊。“以上方針，是因敵正面既然絕對集中兵力，我軍便不應再繼續採取集中兵力方針，而應改取分路出擊其其遠後方之方針”（《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113頁）。這一指示，對5月22日要求華野不分兵、堅持內線殲敵的方針是一個根本的修改。

　　 華野於次日即6月30日就立即決定執行分兵方針，實行緊急分兵方案——派陳士榘、唐亮率第3、8、10縱隊西取津浦路，葉飛、陶勇率第1、4縱隊繞過敵人重兵，直下魯南，只留下第2、6、7、9縱隊和特種兵縱隊在魯中堅持，以便三方呼應，粉碎國民黨軍隊對山東的重點進攻。

　　 7月2日，中央軍委回電，除指出陳、粟、譚分兵部署甚好外，還要求陳士榘、唐亮的3個縱隊“在打泰安得手後……以神速動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區，打開與劉、鄧會師的通道”。此後，中央軍委又決定葉飛、陶勇的2個縱隊也向魯西南挺進。

　　 時值山東連日暴雨，山洪橫溢。出擊魯西南的5個縱隊在20多個日夜中頂着瓢潑大雨和齊腰深的泥水，全線出擊津浦路，但除在費縣殲滅敵軍1個旅外，汶上、濟寧、滕縣等要點均未攻克，局面被動。葉飛、陶勇的1、4縱隊遭桂系攔阻，被迫徒涉因暴雨猛漲的沙河，丟棄大部分重裝備，減員達2萬人。堅持內線的4個縱隊在粟裕指揮下，7月17日打南麻的整編11師，因連日陰雨彈藥受潮，難以發揮效力，5晝夜只消滅1個團。7月24日攻臨朐第8軍，時逢暴雨山洪，彌河泛濫，臨朐城外水深數尺，又是一個5晝夜，僅僅吃掉2個營……南麻、臨朐戰役，華野內線兵團殲敵1.8萬人，自身傷亡達2.1萬人，超過了敵軍。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打了八仗，卻有五仗沒有打好。部隊傷亡巨大，然而比傷亡更令人焦灼的是部隊士氣受到重創。從臨朐前線撤下來，粟裕以沉重的心情起草了8月4日給中央軍委的電報，就南麻戰役失利引咎自責。8月6日，陳毅親筆寫了份“指人譯”的電稿，報告中央軍委和華東局，除檢討“最近幾仗，事前我亦無預見，事中亦無匡救，事後應共同負責，故力取教訓以便再戰”之外，特別談了自己的看法：“我認為我黨20多年來創造傑出軍事家並不多。最近粟裕、陳賡先後脫穎而出，前程遠大，將與彭（德懷）、劉（伯承）、林（彪）並肩邁進，這是我黨與人民的偉大收穫”。

　　 但此時毛澤東的心情比陳、粟更焦急，自從劉鄧揮師南下，凡有劉鄧電報來，無論白天夜晚，毛澤東必親自處理。為保證大軍南下順利，他令陳賡率部渡過黃河之後，又幾次電催陳粟南下豫皖蘇鉗制敵人，以減輕劉鄧的壓力。然而陳、粟至今未動。劉鄧來電告急：國民黨數十個旅形成堵截包圍態勢，企圖將我圍殲於進軍途中。毛澤東於8月30日致電陳粟：

　　 “你們在惠民留駐時間太久，最近幾天又將注意力放在膠東，其實目前中心環節是在隴海南北積極行動，殲擊及抓住5軍、57師，攻占一切薄弱據點直接援助劉鄧。我們對於陳（士榘）、唐（亮）、葉（飛）、陶（勇）20多天毫無積極行動，你們亦未嚴令督促，十分感覺焦急。為此問題，軍委多次指示未見具體答覆。現在歐震、張淦、羅廣文、張軫、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劉鄧壓迫甚緊，劉鄧有不能在大別山立腳之勢，務望嚴令陳唐積極殲敵，你們立即渡河，並以全力貫注，配合劉鄧。”

　　 這封極其重要的電報，沒有收進《毛澤東軍事文集》，只在《毛澤東軍事年譜》中簡略提及（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98頁）。電報措辭是嚴厲的。近一個時期，毛澤東發給各野戰軍的電報均以中央或軍委的名義，唯獨給陳、粟的電報則全部署名“毛澤東”，並且必簽上4個粗重的A，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華野西兵團渡河南下。由此足見毛澤東的決心與焦急。次後毛澤東親自署名督促西兵團外線出擊的電報一封接着一封發來，措辭一次更比一次嚴厲。用陳毅後來的話說：“當時的情景，真是火燒屁股——迫得緊！”

　　 在毛澤東8月30日大發雷霆，用浮腫的手寫下那封毫不留情面的電文時，陳毅正在損失最大的第10縱隊作報告，接到粟裕的電話，他知道事情嚴重，連忙收尾，跳上汽車，這時候的陳毅出現了少有的狼狽：“帽檐轉到了後腦勺，煙頭對煙尾一支一支地抽。”

　　 回到華野指揮部，看罷電報，陳毅聯想到上月底毛澤東說明“陝北情況甚為困難”有“不能支持”的危險的電文，已經體現了中央領導的嚴重處境，而手中的電報更使他感受到毛澤東萬分焦急的心情。

　　9月3日毛澤東又來了一封親署的電報：“你們應從根本上改變依靠後方接濟的思想。劉、鄧已實行無後方作戰。陳、謝亦決心深入敵區準備與後方隔斷……從你們自己起到全軍一切將士，都應迅速建立無後方作戰的思想……準備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個旅而戰鬥意志愈打愈強（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不要怕後方被敵切斷，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漢以東進軍。你們各縱過去依賴後方補給心理太重，你們自己亦反映了此種心理，望你們迅速轉變適應新形勢。軍中要禁絕怕犧牲、怕吃苦，要帶大部隊，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連天等等錯誤思想。”（《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236頁）。

　　 為此陳粟於9月3日召開機關幹部大會進行了外線出擊的動員，隨即出擊豫皖蘇。但也是一直難以打開局面，與國民黨軍在中原拉鋸近一年，損耗極大，發展困難。“七月分兵”時，華東野戰軍27萬人，軍區36萬人，合計63萬人，為全國解放區第一；到一年後的1948年7月，野戰軍35萬人，軍區31萬人，合計66萬人，基本與一年前持平，外線幾個主力縱隊元氣大傷，編制缺額情況嚴重。1縱僅20163人，3縱23112人，4縱21800人、6縱20700人，均只有編制數的2/3左右。內線作戰的許世友山東兵團情況稍好（如9縱30735人）。這就是華野外線作戰一年的情況，與第一年內線作戰後兵力翻番相比天差地遠，原本兵力全國第一的地位也被東北超過。

　　 5、陳賡兵團不入陝北而下豫西，導致最後的大錯

　　 關於陳賡兵團的使用方向，毛澤東原意圖其加入西北戰場。如上所述5月4日的電報規定：“陳謝主力（四個旅）在現地待命，隨時準備從下流或從上流渡河，受彭習指揮，殲滅胡宗南及其他雜部，收復延安，保衛陝甘寧，奪取大西北。”（《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50頁）。對陳賡兵團的即將到來，西北野戰軍領導人歡欣鼓舞，5月8日彭德懷等致電中央，認為“邊區與陳謝兩軍合力消滅胡宗南主力，至為重要”，並滿懷信心地表示：兩軍合力“六個月內可能完成”消滅胡宗南主力的任務。

　　 5月24日，毛澤東致電陳賡、謝富治：“你們縱隊六月內完成休整及一切西進準備工作……準備於七月上旬由大寧、軍渡之間渡河，先至陝北作戰，再至寧夏、甘肅廣大區域作戰，以殲滅胡軍及其他頑部，奪取大西北為目標，即藉此以保衛山西。”（《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83頁）。

　　 6月12日，毛澤東又致電陳賡到中央軍委面談，25日陳賡動身。這時劉鄧大軍發起魯西南戰役，毛澤東對陳賡兵團到底是到西渡陝北還是南下豫西產生猶豫，7月4日要彭德懷考慮這兩個方案（《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125頁）。但陳賡兵團領導人仍表示應前來陝北。謝富治等於7月5日致電毛澤東和陳賡，表示“我部七月中旬可完成一切出動準備，幹部對出陝北均有決心和信心”。但毛澤東出於陝北糧食供應、牽制胡宗南軍和配合劉鄧考慮，已定下了陳賡兵團南下豫西的決定。

　　 1947年7月21日到23日，毛澤東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擴大會議，與會包括從晉南前線趕來的陳賡。毛澤東會上提出：原來計劃把陳賡的第4縱隊調到陝北來，同西北部隊集中作戰。前天中央幾個同志同彭總、陳賡在一起又作了一次研究，考慮到西北的糧食困難，又考慮到陳賡率部南進豫西、陝南更有利於從外線鉗制胡宗南軍和配合劉鄧軍出中原，因此，決定陳賡率部南渡黃河作戰。這樣一來，陝北戰場只能依靠彭總獨力作戰，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7月可以造成消滅他的條件。邊區在軍事上和財政上主要都依靠晉綏，今後更加如此，因為戰爭使陝甘寧邊區的地方和人口縮小了（《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143-145頁）。

　　 陳賡兵團南下豫西，是三軍經略中原的最後一招錯着，至此“大轉折”的三支大軍，全都使用錯了。

　　 6、對千里躍進大別山、三軍經略中原的總體評價

　　 由上可見，毛澤東的這個第二次“隆重推出”的外線躍進戰略，是在劉鄧、陳粟、陳賡三路諸侯均有疑慮的情況下強制推行的。如果說戰爭初期的南線出擊津浦路的外線戰略因粟裕上書等原因而修改並為實踐證明內線作戰之正確，那麼此次毛澤東堅持千里躍進的理由是什麼呢？一是繼續內線作戰解放區承受不起，會自己跨掉，因此要到國統區吃飯；二是陝北危急，再不出擊吸引敵軍陝北也支持不住。而建國後50年我們官方歷史對這次戰略躍進的評價是高唱讚歌：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是在獨特的形勢中以獨特的方式展開的。這裡說的“獨特形勢”，是指：經過一年作戰，國共兩軍兵力對比的懸殊情況雖然有了很大改變，但強弱形勢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國民黨軍雖然已在幾個戰場上轉入守勢，但在陝北和山東這兩個主要戰場上仍然保持着比較強勁的攻勢。在這種狀況下，捉住戰機，就果斷地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並取得巨大成功。這自然是獨特的。這裡說的“獨特方式”，是指：擔任戰略進攻任務的人民解放軍主力，採取了不要後方，不是正面穩步推進，而是千里躍進的方式；外線作戰和內線作戰同時並存，密切配合，在戰略上雙方形成犬牙交錯的狀態。這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上，也是獨特的。”

　　 可惜，無論是毛澤東的考慮還是“五十年不變”的高度評價，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解放戰爭第一年的作戰勝利，證明了內線殲敵的正確。國民黨軍重點進攻陝北和山東後，兵力密集，一時無戰機可尋，但正如毛澤東在孟良崮戰役前後電報一再強調的，必須要有極大耐心，不要性急，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總有殲敵機會。劉鄧表示，現在殲敵“形勢很好”； 陳粟認為“在內線殲敵是完全可能的，關鍵在於捕捉戰機”。但毛澤東因陝北局勢過於危急，倉促中強行要求執行外線躍進計劃。

　　 陝北“三戰三捷”後，胡宗南軍行動謹慎，我軍一時無戰機可尋，結果被敵軍奪取陝北全部縣城，我中央機關在敵重兵中周旋，夜晚宿營時甚至能看到敵軍篝火，更嚴重的是糧食不足。從1947年8月23日開始，毛澤東等在佳縣朱官寨住了將近一個月。這是他們轉戰陝北過程中糧食最困難的一段時間。由於陝北當年罕見的天災和頻繁的戰事，糧食物品奇缺，毛澤東和戰士們一樣常處於半飢餓狀態。極度的疲勞和嚴重的營養不良使毛澤東渾身浮腫。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於8月30日給陳粟發去了那封措辭嚴厲的“4A”電報。

　　 毫無疑問，劉鄧躍進大別山和陳粟出擊豫皖蘇，確實可以吸引大量敵軍，但我前面已指出，這畢竟是“揚湯止沸”。只有大打殲滅戰，才能“釜底抽薪”。劉鄧發起魯西南戰役，迫使蔣介石緊急從豫北、陝西、武漢、洛陽抽調5個師增援，真是捉襟見肘。而此前劉鄧的定陶殲滅戰，又迫使敵軍從山東抽調5軍、整編11師增援，山東我軍趁機取得宿北、魯南的大捷。當敵軍“三大主力”雲集山東後，劉鄧卻在魯西南殲敵9個半旅，兩軍你打我拉，使敵軍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就更為我軍創造了大量殲敵的機會。外線出擊前劉鄧、陳粟力主依託內線再殲敵20個旅左右，完全是有根據的。

　　 反之出擊外線，則失去大打殲滅戰的條件。上述大別山親歷者的回憶就是最好的說明：別說打仗，行軍都困難。劉鄧和陳粟依託內線打的大殲滅戰，每次都有幾十萬民工隨軍行動，往往是參戰兵力的2倍。這一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並不是每個解放區都具備的，如東北野戰軍“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前後，因根據地尚在建設時期，隨軍民工僅野戰部隊十幾分之一，故殲滅戰效果不顯著，不及關內我軍。外線出擊後，南線我軍就失去了這一有利條件。

　　 再說調動敵人。劉鄧躍進大別山，吸引了敵軍33個旅，但其中除桂系由山東抽調外，還是原來鄭州綏靖公署的兵力（此時已由徐州陸軍總部指揮），因此吸引山東、陝北兵力不多，反而惹出了敵軍武漢行營的兵力和白崇禧。蔣介石進攻解放區，需在後方留守大量兵力（這些兵力在前線失利時也會逐步前調，但我軍可各個擊破），但劉鄧躍進大別山搶占武漢行營的地盤，原本閒置的這支敵軍集團如羅廣文、張軫、夏威部就傾全力來爭奪，重兵雲集下我軍就難以開展殲滅戰。

　　 再說白崇禧。蔣系、桂系原本誓不兩立，內戰時蔣介石給了白崇禧一個“國防部長”的空銜，實際不用。高山鋪慘敗之後，蔣介石終於決定放白崇禧進山。抗戰時間桂系就在大別山經營（當時新四軍4支隊長高敬亭曾建議我軍搶先奪占大別山根據地，被否決，高也被槍斃），建立嚴密的保甲制度，加之地形熟悉，結果敵軍在我根據地面對的無糧食、敵情不明，飽守襲擾等困難，現在輪到劉鄧大軍來身受。加上白崇禧被毛澤東稱為“中國境內最狡猾的軍閥”，又特別熟悉游擊戰那一套，不為劉鄧機動所調動，集中兵力穩步逐一攻占我大別山根據地全部縣城，最後迫使劉鄧轉出大別山。現在我們提到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都一致讚揚劉鄧爭取了最好的結果，即付出代價，站住了腳，實際根本不是如此。還在全國解放後，大別山還有十幾個縣城被土匪盤踞，是我國北方最大的一股，所以劉鄧創立的大別山根據地，是早已喪失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歷來為我軍作戰所利用。這次是捅了馬蜂窩，惹出了白崇禧。白崇禧對他多年經營的大別山十分看重，但對整個中原局勢就漠不關心。淮海戰役前蔣介石要求白崇禧指揮徐州、武漢兩大集團的百萬大軍，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第一次向桂系交權，但白崇禧根本不理，還扣住武漢行營的3兵團、2軍等精銳部隊不放，不投入淮海戰場。如果是白崇禧而不是劉峙坐鎮徐州，淮海戰役的進程就難以預料了。

　　 前面提到，劉鄧大軍轉出大別山後，兵力減半。就整個中原軍區而言，兵力也減少得厲害。淮海戰役前中原野戰軍15萬人，與劉鄧大軍躍進前野戰軍28萬相比，幾乎減半。與內線一年作戰兵力翻一倍相比，是越打越弱了。還有就是挺進大別山時丟棄了全部重型火炮。我在“歪打正着的朝鮮戰爭”一文中早就指出，現代戰爭的特點，是槍戰到炮戰的過渡，如炮兵不足，就會給攻城和圍殲敵軍重兵集團帶來極大困難。淮海戰役第二階段，劉鄧初期以本身力量獨力殲擊黃維兵團，但兵力不占優勢，火力更處絕對劣勢（火炮很少），結果遲遲不能解決。為此華野先抽調預備隊7、13縱隊增援，發起總攻，但5天激戰仍無進展。結果華野再次抽調3、11縱隊和魯中南縱隊以及特種兵縱隊一部加入打黃維，並由陳士榘指揮作為主力突擊集團，才硬行攻殲黃維。所以，淮海戰役三個階段，主要還是由華野承擔。粟裕後來回憶說淮海戰役中“華野任務一再變化，兵力使用已達極限”，就是指此。

　　 淮海戰役時兩相對比，使華野部分人員看不起中野，“中野不如華野，黃維兵團遲遲不能解決，中野到大別山後沒有打什麼大仗”（《陶勇將軍著作集》，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154頁）。粟裕決定，消滅黃維兵團的全部繳獲，全部交給中野。淮海戰役後，又決定華野每個縱隊抽調6000俘虜兵補充中野（《陶勇將軍著作集》，158頁）。，這樣中野才恢復元氣，渡江戰役前重新恢復到28萬人。一支原本“九戰九捷”威震敵膽的大軍落到如此地步，使人痛心，正如毛澤東所說，是被拖垮了。

　　 華野戰鬥力的衰退程度不及中野，主要還是因為不象劉鄧一樣完全不要後方的千里躍進，出擊豫皖蘇也還是依託老區作戰（正如劉鄧魯西南大捷一樣），但損耗之大也令人驚心。依託內線作戰，能接連取得一個個震驚全國的空前大捷，孟良崮戰役更是以“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氣概，從敵數十萬重兵集團中硬是“猛虎掏心”強行分割出戰鬥力最強的整編74師並予以全殲，使敵軍上下為之膽寒，而我軍損失僅為敵1/3（1萬人）。但“七月分兵”後的南麻、臨朐戰役，華野內線兵團殲敵1.8萬人，自身傷亡達2.1萬人；外線出擊魯南的葉飛、陶勇1、4縱隊，減員2萬。加上其他損失，以此5萬損失的代價（還要考慮許多重裝備丟棄），我軍在內線作戰的話，還可以多打幾個類似孟良崮的戰役，殲敵4—5個戰鬥力很強的整編師，實際上可完全打破山東敵軍的重點攻勢（這也與粟裕反對千里躍進江南的主要理由之一相似）。

　　 華野“七月分兵”後，主力分在豫皖蘇、膠東、蘇北三處，兵力最大的西兵團也只有6個縱隊（外加特種兵縱隊），既要殲滅敵軍大部隊又要阻擊敵援軍，是不夠的。解放戰爭時期，華東地區一直是敵我雙方的主戰場，戰局成敗關係重大，粟裕一貫用兵謹慎，深知阻援成敗直接關繫到戰場主動權，如不能有效阻止敵增援解圍，不但圍殲敵軍集團的目的不能達到，而且不能順利地撤離戰場，將陷入全面被動。在粟裕指揮的合圍作戰中，阻援兵力多於圍殲兵力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如孟良崮戰役以11個師的兵力圍殲整74師，而以18個師的兵力進行阻援作戰；豫東戰役第一階段，粟裕以2個縱隊圍攻開封，以7個縱隊阻擊邱清泉、孫元良兵團，第二階段則是以4個縱隊圍殲區兵團，以5個縱隊阻援；濟南戰役攻城14萬人，打援卻有18萬人。但“七月分兵”後我外線西兵團僅6個縱隊，除在沙土集和金剛寺打了中小型殲滅戰外（還有與陳賡兵團聯合攻克洛陽），基本上與敵軍主力來回拉鋸，疲憊不堪（這一點也是粟裕反對躍進江南的論據之一，下面再述），與內線作戰中一個個空前大捷有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