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
将该市所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
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
牲品。（23）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
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
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
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
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百一十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
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
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给威远县
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24）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
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
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四万多人。
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25）

　　夹江县，顾名思义，风景如画的青衣江从中穿过，到乐山与松江会合。
会合处就是著名的乐山大佛所在。就在这块富庶的地方，每八个人里
饿死了一个！嘉陵江旁的江北县，没有因紧挨重庆市而免祸。不过直到
三十年后，官方文献才透露，该县在一九六○年饿死了十余万人！（26）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八点
七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
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
多烂在田里”，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
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27）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
死了一个。新编《井研县志》说，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正是实话。（28）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
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
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个大跃进期间，
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29）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毛泽东的秘书、
成都人田家英闻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后，
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领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弄清了真相：粮
食亩产只有几百斤，上报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将本应用作农民
口粮的稻谷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只有清汤稀饭给农民填肚子。一九五九
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
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
哪代没有人饿死！”（30）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应负全责。但他成功地用几个替罪羊
顶了罪。譬如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
何允夫，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
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
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
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
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饿死了八百万
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
李井泉就官升一级，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
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罢！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的
工作部曾就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
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
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
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李再次
轻易地混过了关。（３１）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事就成了一笔糊涂帐。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第一书记韦国清领导下，于一九五九年九月
开始“反瞒产”。他亲自坐镇桂林地区临桂县指挥，一场令人发指的
搜粮运动遂遍布广西。

　　韦国清的“反瞒产”成绩巨大，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
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给农民的口粮甚至一天不到
四两粮，结果当然是把人活活饿死。（32）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
“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
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
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搞得如此彻底，
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
“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
“灭火封锅”，逐门逐户将炉灶贴上封条，连取暖的火也一律灭掉。
在寒冬腊月里，区委派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
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33）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
外逃。环江县水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二百多名男女
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水源区
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祖文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枪镇压，
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34）

　　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
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
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
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十六万！（35）

　　但是，“反瞒产”运动是韦国清直接指挥的，他亲自坐镇的桂林
地区临桂县五通镇，七、八千人口也饿死了三分之一，死绝了一百
多户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开会讨论对贺亦然的处分
时，韦国清为贺开脱，“建议中央、中南局对贺不作组织处分。”（36）
这样，贺虽丢了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却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党委
宣传部副部长。（贺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说是受四人帮迫害，
平反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而升任柳州地委书记处
书记不久的原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则被当做替罪羊抛出，判处五年
徒刑，并死在了劳改农场。奉命枪杀抢粮的农民的环江县水源区委
书记韩祖文则判了十五年。

　　广西共死了多少人！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
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
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37）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
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
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
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
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
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
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38）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
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
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
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
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
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
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
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39）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
“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40）

　　安徽死人如此严重，震惊了北京。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
力图封锁消息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
中南海还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
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
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 ‘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
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
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
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
再隐瞒要开除党籍。”（41）但很可能他始终没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
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
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42）

　　贵州山区地势偏远，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
人无三分银。”一九五九年仅生产了七十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
产了一百五十亿斤，并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购任务三十八亿斤。（43）
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认为基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
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县“先吃
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
不得发粮食给公社食堂。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
对基层干部审讯拷打，逼迫他们交出粮食。结果造成“贵州死人事件”。
其中最严重的是遵义地区、毕节地区和铜仁地区。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开会、
毛泽东夺得领导权而闻名。但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却成了
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
成堆的埋人。本书作者朋友的一位亲戚，全家八、九口仅一人活了
下来。一九六○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
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省委闻知，下令
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
遵义死人的情况。可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
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
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著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李
亲去遵义处理事件时，只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
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