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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的一些揭发材料 (2)
送交者: 一叶扁舟 2006年09月12日12:01:24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转帖】“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的一些揭发材料 (2)


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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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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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我党建立以来十次大的路线斗争,林陈路线是最大的一次。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其败亡之速,结局之惨,也超过以前任何叛徒和卖国贼。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处理这一反革命事变中,事前观察中央内部和党内阶级斗争的具体动态,察事机于微末,今秋南巡,再一次提出“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启发各地同志,提高警惕,所以没有酿成大变。事变发生后,措施得当,使全国秩序如常。这就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证明经过五十年锻炼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也再一次证明任何叛徒、汉奸卖国贼,职位越高,名声越大,就垮得越快,垮得越惨。历史的辨证法就是如此。林彪就是在这历史的审判台前,宣判了死刑──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

(—)

林彪是不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到湖南起义途中企图逃跑。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林彪曾企图逃跑。这是一九二九年夏林彪无意中漏出来的。那时在闽西,有次我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早已去世)到纵队司令部,见到林彪。我们谈到陈毅同志(时陈已由第一纵队党代表调军政治部主任),林对陈有牢骚,气愤的说:陈毅这个人非常专横,爱骂人,我们前年从三河坝退下来,就想跑的,但怕抓住枪毙云云。

二、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我说没有归公?耿说:“归什么公!”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和我都有同感:你并不那么老实呵!

三、林彪的右倾观点,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前就开始了。部队各级党委讨论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在白露的大会上也这样讲过。林的思想和毛主席是对立的,毛主席是为了到赣南广大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林是从“没有办法维持”和不满意吃红米南瓜的右倾思想出发的。这和当时有人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观点差不多──词句不同而已。下山之后,林还是悲观失望,甚至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方针。

四、林彪的军阀主义。在井冈山和粤、闽、赣边游击的时候,他很强调军官职权,对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不重视的。一九二八年冬初毛主席、前委派何挺颖为二十八团党代表、团委书记。这时林在后方休息,不久回队,召开军官会议,林不同何商量,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中的议程,也不向大家介绍(何来不久,没有同全体干部见过面),而由他个人主持讲话,让何坐冷板凳──和我们一般干部坐在下面听训。林讲得长,讲完就散会,林对何的态度,我们有些不满,会后就议论过。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何党代表如果在三十一团,就死不了(何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既强调军官职权,也就片面的强调行政权力,特别欣赏“层层节制”这句话,并解释说:营长就是管好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好三个排长……。他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九二九年夏在闽西之虎冈,纵队司令部勤务员某(湖南宜章人,我在宜章农民团当连长时的士兵),拿了老百姓一点什么东西,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抢打死。那年十二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有个炊事员偷了老百姓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了。一九三0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你做做看,我就在三纵队实行。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和士兵多数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经打长沙和吉安诸役,战斗力很快提高。他错误的认为是连坐法效果好,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四军推行,并美其名为“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有显著提高(其他部队并没有实行连坐法),才不讲了。

五、一九四五年夏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当批评彭德怀在临汾召开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的十二月会议错误时,林说他当时对会议中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是不同意的,我回忆林当时并没有这个主张,休息时就询问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说无此印象。过了两天,有人拿出会议的个人记录来,林同样是同意十二月会议,同样是强调了运动战。林彪见到记录,不老实承认,作怀疑状,但也无法辩解,我们很不高兴。

六、一九四九年夏,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桂军为主还有二三十万军队在湘南及广西布防,毛主席两次来电指示对桂系作战要实行战略大包围,以主力由北向南,主力之一部由黔东南插入广西西北,并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由广州沿西江入桂配合,这本是战胜最阴险狡猾的军阀白崇禧而战术上也较灵活的桂军的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林彪迟迟不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从战术上抓敌人,队伍在热天多方机动,才在衡宝线上抓住敌人三个师一个团。虽然消灭了这个敌人,但敌人主力退到广西,以后找不到从战术上抓敌人的任何机会了,又停了一个时期,林彪才死心,才执行毛主席战略大包围的方针。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由黔东南翻过大图山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入广西,五个军由湘南入广西,形成战略大包围。白崇禧三面受敌,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步调乱了,只五十天,对桂系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的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没有执行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

七、衡宝战役将结束,关于敌军兵力有两个不同的情报,一个是第七军三个师及四十六军之三十八师,一个是第七军全部及三十八师一个团,战斗刚结束,还弄不清楚,林立即上报消灭敌四个师一个军部。后桂军沿湘桂边布防,发现三十八师在全县附近。我曾向林说过,他说不可靠,竟不更正,我不好再说了。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多消灭一个师,少消灭一个师,无关大局,但为什么要作夸大的报告呢?我感到林彪在战果未明之前则要功,既明之后又要面子,这是很不老实。

前述诸问题,时间长了,同时林彪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不注意或慢慢忘了,直到林彪问题传达后,才慢慢回忆起来。

(二)

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到陕北牺牲)对他提过意见,林两次在纵队委员会借谢不戴帽子斥之为不讲军风纪,谢那时在第一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林常为难他,他感到不好处,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一九三○年夏派到上海中央联络,被捕,脱离关系,解放后才回来)曾问过我。又如一九五○年邓子恢同志由京回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意见,认为中南局在一九四九年夏提出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应放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发表了同意中央的意见,林不说中央不对,而说我是错误的,是否定一切。会开了几天,没有明确结论就结束了。从此,林彪对我很不满。有人说一九五○年我调军委,是林不满意的结果,不知确否。但林在一九五一年冬以不满的态度同我说,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党员在会议中提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许可的,而林就是不行。这都是打击报复(汉口这件事,我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直到六九年秋才作了检查──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是否正确,当再考虑)。土地革命时期向他提意见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批评了。会议时摆出一付主宰者的面孔,令人不安,甚至害怕。他对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又不让别人批评,这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后在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下,有所改进,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清除一切旧东西的时候,潜伏着的东西又发作了,并恶性发展了──堕落到要篡党篡军,用黑帮特务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发动反革命的内战,一直去当汉奸卖国贼。不了解他历史情况的,固然会大吃一惊,就是基本了解他或了解他若干情况的,也不能不吃惊。因为在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是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最阴险、最狡猾、最毒辣的──我也送给他几个最字吧!

(三)

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在江西时期,他自吹是最没有封建思想的人。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有人说他一贯正确,我们有些人虽然知道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及会理会议时期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但没有人讲。七大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林彪批评彭德怀,但不涉及彭在会理会议时期的错误,也就是为了隐蔽自己这个错误。而在另一场合,却说自己在临汾会议是正确的。尔后直到主持军委工作,尤其文化大革命后,地位更高,名声更大,他还和以前一样,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也不准别人批评。加以有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吹嘘捧场,于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的美名,就在全党全军全国完全合法了,写文章、讲话不按这个框子是不行的,并在全国作了大量宣传,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只知道他的好处和吹捧骗人的部分,根本不知道他的错误和伪造的历史。去年十、十一月我参加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经南昌、吉安、井冈山,又到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各地展览馆和宣传材料,有许多是宣传林彪的,而且口径都差不多或一样,内容有不少是伪造、吹嘘、骗人的。诸如:把林彪列入南昌起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是林彪首先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九二八年七溪岭之战,林彪召集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消灭杨池生师;一九二八年八月林彪率一营在桂东消灭进攻之敌(我们打得猛勇,却是一个败仗);在井冈山挑谷上山并找到了他的休息地点,其实他没有参加。一个团长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作假。诸如此类,我只在浏览一下后记到的一点点。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宣传,有些更是笑话,如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听了林的方案。小学一至十册都有林彪的语录、文章,有些地方还征询林彪的住地、住房及室内陈设,大概准备和毛主席并列。

收集编造前述材料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尤其年轻人,不知道林的黑暗面,形而上学看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仅末尾一小段,就用了二十个“最”字。只要看到好的,辗转传抄,人云亦云,不加调查,不加分析。也有些人是甘心抬轿子、当吹鼓手,甚至有野心想向上爬的,这两种人必须区别。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林在北京方面的死党,虽已一网打尽,但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特别是干部,他的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建议把他那些伪造、吹嘘及夸大的材料,整理公之于众,彻底肃清他的影响。

时间久了,手头没有一点文字材料,只凭个人记忆,有些细节,可能不够准,谨供参考。

这材料请送毛主席审阅。

肖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于农林部永修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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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一九二九年,林彪是一个对革命没有胜利信心的悲观论者。毛主席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上集中,曾刊印过这封信,后来被人在此书上有意抽掉了,但书上还留有痕迹。

二、叛徒卖国贼林彪打仗时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三○年十月初,我军攻打吉安城时,黄公略同志向我说,总前委作了决定,毛主席指示攻打吉安城,命令红三军从城西南进攻,红四军从城西北进攻,等侯两军到齐,同时进攻。但是,林彪违抗毛主席的命令,不等红三军到,即指挥红四军攻城。结果,打了一天多,伤亡不小,攻城没有奏效。幸而守城的狡猾敌人夜晚向赣江逃跑了,但反动派的武器弹药我们无所获。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六节中指出:“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这就是批评林彪的。

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毛主席决定我部主要打正在撤退逃跑的敌军尾部,以迫使敌军快退出苏区,这样有利于苏区的恢复工作。可是,林彪却指挥红四军向高兴圩敌人发起攻击,打得相持不下。当时,毛主席到了前线,林彪才向主席说,原来以为打的是逃跑敌军的尾部,现在证明是蒋蔡主力。部队已伤亡近三千人。这说明林彪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当即命令退出战斗,部队转移到东古附近,在白沙岭打了一仗,把韩德勤一个师全部歼灭,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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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据我所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就是林彪这个大叛徒提出的。我到中央之后(五三年或五四年),我记得毛选上还刊有林彪的这封信。后林彪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把他这封信撤销。

二、反对抗美援朝。大概是五一年,我到中央开会,去见他,他就对我讲,我看现在不要出国作战,因为我们的国家刚刚初定,国内还有些残余匪徒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我看还是等敌人打到鸭绿江边,那时候我们以自卫的形式抗战,在政治上比较有利。后来,毛主席否定了他这个错误意见。

三、他对高岗非常赏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在汉口我同他同事近一年,他经常同我讲,高岗怎么了不起。到中央后,很多事情他袒护高岗。我记得五四年初,高饶事件爆发,我去见毛主席,陈云同志也在座,毛主席对陈云同志说,你去告诉林彪(林那时在西湖),要他对高岗再不要袒护,否则我们同他就要分裂了。

四、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一年时,我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四野第三政委,陶铸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去广西视察工作,发来电报说张云逸同志在广西剿匪不力。当时我们没有回电,但过几天后,中央来个命令,把张云逸同志调开,指定陶铸兼广西省委书记。那时林彪已到中央军委,此事估计是他的主张。他不向中南局,也不向我征求意见,就把张云逸同志调开了。

五、我在一九五一年以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出布告宣布四大自由,即买卖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房屋租赁自由,犯了路线错误。而林彪于一九五○年初,在武汉召见工商界首领时,就对那些资本家讲四大自由。

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在中南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造谣说,中央政治局意见,应该设国家主席。现在才知道,这是林彪搞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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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


一、一九三九年,林贼和张梅同去苏联治病,住在莫斯科近郊。当时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内,但没有什么接触,只有散步时碰到。我们于一九四○年回国,林贼回来比我们晚。一九六六年,我在三○一医院治病,遇到钟赤兵同志,钟告我,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发生后,林贼和刘亚楼,芦东生,钟赤兵、杨志成、谭家述等人编到军事学习班学习,后又编到苏军里去。那时,苏军注意林彪了,并找林谈了几次话。这是林贼和苏方有联系的一个线索。详情可问钟赤兵和谭家述。

二、一九四七年,我去东北哈尔滨,因东北局没有房子,叶贼说可以住到她家去。那时,我在她家住了一、两个星期,见到叶贼拼命学俄文。当时,苏联派了一个长期做特务工作的马里洛夫斯基在哈尔滨领事馆。我怀疑此人通过高岗的翻译卢竞如(吴克坚的老婆)与林贼有联系。

三、叶贼在延安女大学习(或当干部处长)的时候,同叛徒王明和孟庆树的关系特别好,来往很密切。王明许愿叶贼等将来当中央委员,叶贼称王明、孟庆树为慈父、慈母。这也是林、叶二贼里通外国的一个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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