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 三、　是人祸，不是天灾（三之二）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风调雨顺，气候出奇地好，全省范围基本
没有天灾。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别高达一百○三万、二百
五十七万，可见饿死人与老天爷毫无关系。特别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粮仓
──都江堰灌区所在的灌县，饿死四万多人，这是两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而造
成此大规模饥馑的唯一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国家分别
征购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粮食，而以往仅征购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灾，这正是丰、平、歉年交替的规律，
决不至饿死人，更不至成百万成百万地死人。纵观四川历史，人口曾两次锐减。
一次是十三世纪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几次攻破成都等数十城，大肆掳掠，“搜杀
不遗”。川人长达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终被入侵的元军打垮后，许多县“宋代遗民
惨遭杀戮，或徙或逃，无复存者”，全川六百万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万。又一次是
十七世纪明末清初，张献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祸绵延几十年，人口由三百多万
锐减至五十万。（１０）政府不得不组织往四川移民，谓之“湖广填四川”。那两次
灾难虽也属人祸，与一九六○年的灾难毕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国，既无内乱、
又无外患，却饿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

　　鱼米之乡湖北也一样，“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但是，“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１１）这显然也与天灾
毫无关系。

　　一九五八年大放粮食“高产卫星”时，河南省偃师县岳滩大队负责人刘应祥
怕当“白旗”，不得不虚报产量，宣布全大队平均“小麦亩产千斤”。可是他和几位
大队干部同时做了个手脚，压缩了该队的耕地面积，这样总产量就没有夸大，
于是也不用把口粮拿去充“余粮”上交了。结果是：“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
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１２）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
灾难非由天灾所致。

　　非正常死亡与天灾无关，若以县为单位来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
六个人就死了一个的安徽全椒县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没有
天灾，仅一九五九年有轻度旱灾，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两个夏天都轻
得多。“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县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
没有天灾，五九年仅有轻度水灾。一九六○年的夏旱与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
远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严重，也是不该死人的轻灾。可是每八个人就饿死
了一个。（１３）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甘肃武山县，那几年什么天灾也没有。从一九五八
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饭不要钱”，放开肚子吃饭，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
粮食吃光、发现要不要钱都没饭吃的时候，已为时太晚。三分之一社员死去，
与老天爷毫无关系。云南昆明郊区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二十年后一位学者前去调查时，人们告诉他，那几年气候好得很，四季如春
象往常一样，可是该公社也死了数百人。（１４）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
“遵义事件”，说遵义大批人饿死“主要责任在于县、市委。”“第一，他们…… 以
粗暴的办法扣发口粮，大搞反瞒产运动。第二，他们报喜不报忧……第三，对
人民生命漠不关心。第四，混进干部队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会
主义的富裕中农乘机进行破坏，残害人民。此外，从遵义地委来说，存在著
严重的官僚主义。”（１５）他完全没有提到天灾。可见贵州一九六○年春严重
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灾造成的。

　　全国普遍饿死人的灾难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许多地方秋收甫结束、
粮食被“国家征购”后不久就开始了。广西扶绥县是个典型的例子。“素称鱼米
之乡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队……秋收后口粮标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
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达百分之八点七”。（１６）

　　从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几个月间饿死的农民不是天灾
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与这场灾难无关。一九六○年的天
灾只是使饥馑持续而已。一九六○年，整个华北干旱，山东亦干旱少雨，一九
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减产，比一九六○年减产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
山东的农民已成百万地饿死，与老天爷的确无关。河北省的天灾也是在一九
六○年，位于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处的官厅水库，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
但在那干旱发生之前，大批河北农民已经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
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
个月不杀猪”（１８）（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
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
出口却增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这完全
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
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
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
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到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
一船船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２０）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
八十万吨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
农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
两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共中央竟
发出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文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
年六月底三四三亿斤的基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
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
铺底和正常周转。正是在对粮食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
的决定。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
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
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２１）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
用去购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
的事实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
买了几十万两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
很有关系。（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
可以 “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
吃不完”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
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成了灾。当时若留著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
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
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
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
“（一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
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
搞那么多。”（２３）

　　甘肃饿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率领的
工作组就发现甘肃饿死那么多人完全是由于省委“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
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当年征购入库的粮食后来有百分之
四十又返销给了甘肃农民，但那是饿死人之后的事了。（２４）

　　全国各省大同小异，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反瞒产”，横征暴敛之残酷、
之普遍，使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望尘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在他老家
湖南老家对乡亲们说：“中央只晓得多征粮，搞得下面没饭吃，家破人亡。”（２５）
真是一语中的！

　　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开始，无数农民成为饿殍，侥幸活下来的农民也
因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荒废了农作物，有的干脆就没有种上。正如当时的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所说，春耕季节，“地里看不见人迹，村里
看不见炊烟”。这是第二年大幅减产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风不调雨
不顺，而饥饿的农民无以对付天灾，抗旱、排涝都谈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
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灾，
但这不是当年大幅度减产的首要原因，更与死人无关。

　　一九六○年春天，国家仓库里还有粮食，问题是县委书记怕不怕戴“右倾”
帽子。譬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阳城县任兼职县委书记，在“反右倾”的声浪
中，他坚请上级拨给粮食，及时分发，救了不少人。赵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
被斗争、整死前，有人到阳城县去收集赵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说：“要不
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２７）可见，当时只要县委书记们如实向上报告，
还是可以得到“返销粮”的。

　　当然，也有县委书记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粮食的情况。河南省唐河县陷入
大饥馑时，县委书记毕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级拨给五百万斤粮食救急，可是南阳
地委无动于衷。毕可旦一粒粮食都没要到，反被点名批评为“反瞒产私分”不
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著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饿死。后来毕可旦全家跳井
自杀，还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于此。

　　据当时的河北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回忆：“鉴于蔚县死人太多，
省委工作队……来到蔚县……调查解决饿死人问题。他们惊异地发现，在大
多数公社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情况下，阳原片（丁注：蔚县后分为蔚县和
阳原县，阳原片指现在属阳原县的部分）却死人很少，特别是东城公社
情况最好。”原来东城公社的书记武万升瞒著县委秘密放粮，从公社的
储备粮中分给每个农民十斤，由社员领回家食用。相邻的公社闻讯，也
秘密放了粮，今阳原县的农民就是这样获救的。（２８）可见只要干部不
在乎“右倾”帽子，不怕引祸上身，农民是不致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