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是人祸，不是天灾（三之三）

　　反对虚报产量、把农民的口粮当做“余粮”交上去邀功的干部各省都有。
但他们往往要为说实话付出代价。山西河曲县委第一书记刘毅将本县虚报
产量后征购的二百万斤粮食压住，不让上交，结果不仅被撤职，中共中央还
发了个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号文件，把他“隐瞒产量”的问题通报全国。（２９）

　　由于“反右倾”运动清洗了一大批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许多干部
打肿脸充胖子，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不愿向上级承认缺粮。饿死四万人的
江苏宝应县就是一个例子。若不是县委书记徐向东“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
粮食他不要”（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语），宝应的四万农民是不会
被困在家中活活饿死的。（３０）

　　这个例子绝非个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个会
议上这样说：“省委曾经三申五令，要求各县如果粮食确实不够，会发生人口死
亡时，应该如实向省委报告，省委可以保证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粮。但是，不少
的县既没有反映情况，又没有很好安排群众生活，其结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
些人，而且超过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这难道还不应该追究责任吗？”（３１）他
所说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应包括死了两万人的德庆县，但所谓“追究责任”，
只不过是撤了县委书记的职而已。

　　江渭清和陶铸提到的“死官僚主义”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们，对子民饿死的
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了护住乌纱帽，他们竭力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以免饿死
人的实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对死了的人规定“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
深埋，上面种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 （３２）由于民兵把守
了交通要道，邮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状的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农村饿死人的实
情掩盖了很长时间。

　　城市回乡探亲或外界去搞调查的人虽可将消息传开去，但反右倾运动搞得
人人自危，敢说实话的不多。譬如有个省的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年到省内一个去
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吭声。有人问随该司令
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时，他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３３）

　　在党组织的严密控制下，就是敢讲话的也未必能帮农民做些什么。河南省
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去信阳调查，见到农民饿死的惨状后，回到省会郑州向民政
厅长和省委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亲赴北京向中央面陈，
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省里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不过，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那是有中共中央
文件作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张闻天夫人说“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
死人的警报”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
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
这是一九五六年农村搞社会主义之后出现的新名词。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来
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来，文件发了不少，“农民
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却一直解决不了。现在这份新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
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
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国都大抓起“盲流”来。除少数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
等地，成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会剥削对象的农民幸运地被准许“不予遣返”
外，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各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
其中数进入城市的遭遇最惨；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惨。因为大城市有外国人往来，
当局不愿让“外国朋友”看到他们，而收容遣返他们后，他们还是会设法往外跑，
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将他们成百上千地押往劳改农场。名曰“收容安置”，实则将
他们视作劳改犯，与真正的犯人无异，尽管他们的唯一罪过只是未经政府许可
“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
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饥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阳地委
指令各县“消灭外流”后，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
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惨案”。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
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
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
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一九六○年我们哪儿
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当然，成功外逃的人总还有。但那时城镇居民也都吃不饱，“盲流”们很难
讨到食物充饥，不少人千辛万苦到了城里，最后还是饿死。据北京作家黄秋耘
回忆，当时“在北京前门外的某些贫民区，例如龙须沟、金鱼池一带，几乎每天
都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人，其中多数是从附近农村逃荒来的。”（３６）

　　在党的控制力稍弱的边疆地区，把关堵道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
机会才比较大。所以，在千万人饿死时，边疆部分人民逃离中国，寻到了活路。
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起的几年间，云南边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国外。如云南潞西
县景颇族聚居的三台区与缅甸接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大量外出
缅甸。” 一九六○年，阎红彦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后曾说：“边疆跑人多，震动
很大”，“跑人问题，跑了那么多人……”可见问题之严重。广东毗邻香港，起先，
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获者都是五花大绑往回押，有的人还未到收容站就
倒下不起了。后来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决定放百姓一条生路，指示“对逃港者不要
武装扣押，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３７）结果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人成
功地逃出中国，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怀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那固然
与苏联暗中挑唆有关，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大跃进人祸使
那里的百姓也沦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苏联人用面包、黄油一诱惑，对人民公社
失了望的边民们连同中共的县委书记、县长们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国，逃亡了。
对这件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如实说：“因为这几年新疆少数民族
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发生了叛乱。”（３８）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所以空前，还由于有个史无前例的公社
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了没几个月就险象丛生，各地
开始零星饿死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一九五九年
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发现已有不少人饿死，气得斥骂县委书记：“你把
人还给我！”他应农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无为县的几千个食堂。那时，公社
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泽东也同意作政策调整，在食堂问题上对农民作些
让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间，中共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
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结余全部归己”。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
一个中央会议上还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
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
可以不参加。”六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
时，他没有打官腔，只说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离开韶山，后头
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转
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 “反社会主义”。并把和他一样
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张凯帆定成了“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他“蓄谋破坏
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其反动的目的” 云云。（３９）（题外话：黄山
玉屏楼门额的题字是张凯帆书写的；笔者一九七二年登黄山时，“玉屏楼”三
个字还在，张凯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现在不知恢复了没有？）

　　张凯帆作为“反革命”进了监狱，几亿农民则又被赶进了公社食堂。中国
人从没见过的大灾难就此蔓延开去，再也无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贵州省委闭眼不看正在大批饿死人的现实，给中共中央
送上一份《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说公社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
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亲笔将该报告批转全国，说它“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在全国仿行，
不要例外。”（４０）

　　《人民日报》立即响应领袖指示，为食堂大造声势，用通栏黑体大字刊登
长文：《贵州农村公共食堂成为社会主义坚强阵地》。当时，贵州至少已有数十
万人饿死，奄奄待毙的更多；省检察院已将“革命圣地”遵义人吃人的报告秘密
上报。可是《人民日报》竟然宣称：贵州“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社员
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在毛泽东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国百分之八十、
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
的规定，重新规定：缴了“征购粮”后，收获的粮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
分给农民。（４１）

　　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并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饿死人的祸源，可是努力贯彻
中央指示是他们的天职。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
统计，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于吴芝圃下令“不许
一家农户烟囱冒烟”，入食堂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山沟沟里的
农民也赶进了食堂。（４２）

　　对一九五九年已经饿死了一万六千多人的江苏高邮县县委书记来说，
解救饥民是小事，学习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们于四月初召开了一个有一千
多人参加的“办好食堂现场会”，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
高邮县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继饿死了两万人！（４３）

　　“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只是《人民日报》画出来的仙境。
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
岁的孩子提著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
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
饭吗？”孩子答道： “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
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著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
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４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