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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武装接取苏联援助的一次失败记录 (1)
送交者: 是地 2006年09月17日13:12:5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中共武装接取苏联援助的一次失败记录            

       ——一九三五至三六年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尝试                              

   杨奎松                                               

  中国和苏联有着太长的边界,正是这种便利的陆路连接和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使得许多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要想方设法争取苏联的支持。几乎每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都清楚地了解,这种支持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将意味着什么。难怪孙中山先生在苏俄的势力刚刚达到远厍徒佣乜继岢龃勇铰方油ㄋ斩淼纳柘肽酥辆咛宓木录苹ǎ保6宦壅庵衷姆绞饺绾危镏猩健⒎胗裣楹褪⑹啦啪樟诰律先〉贸晒Φ那榭觯浞炙得髁苏庵衷哂械募负跏橇⒏图暗男Ч?br>
  但是,在中国,究竟有谁同苏联的关系会比中国共产党来得更密切呢?如果不是孙中山、或者不是冯玉祥,也不是盛世才,而是中共得到这种援助……?然而,在中共历史上到底只有两次大规模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发生:一次是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一次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前一次失败了,历史差一点把中共抛进了灭顶之灾,于是有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么……。可是,假如换个提法:如果中共这一次而不是十年之后取得了成功,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还不是南京政府的一统天下,包括张学良在内的诸多地方实力派都在背地里与中共暗通信息,甚至秘密结盟,而他们与中共结盟的公开与否,很大程度上其实正是取决于中共是否能够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一旦这种援助成为事实,有谁能保证他们不会纷纷象张学良那样与中共站在一起呢?

  当然,本文并不讨论上述可能性,也不打算说明这一时期中共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李宗仁的桂系、刘湘的川军、以及宋哲元、韩复渠、马占山、甚至阎锡山等各个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秘密联系。本文只打算介绍中共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打通国际路线”的来龙去脉。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多半还只知道一九三六年有个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或风闻中共与个别地方实力派有关系,而不清楚当年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等等,恰恰都与此一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南下”与“北上”之争              

 中共最早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设想是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份,当时因宁汉决裂武汉政权在军事上开始陷入困难时期,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明确提出应当利用武汉军队继续北伐,占领平津并张家口,从西北接通与苏联和外蒙古的联系,从而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但是,这一主张自始就被多数激进的共产党人批评为“逃跑主义”。可见,“打通国际路线”的主张,在中共党内,从一开始提出就背上了个不大好的名声。这种情况显然在此后中共与苏联的军事关系上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一九三三年,中共各军事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时期,鄂豫皖苏区才又有过一个向西北发展的计划,再度考虑过在向陕甘扩大苏区的同时,有朝一日接通苏蒙,与苏联打成一片。但此仅计划而已。

  重新提到打通国际路线问题,据说是在一九三四年。在张国焘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  以靠近外蒙古。(2)

  张国焘记述的这个会议,从时间、内容及事后决议看,显然是中共目前史书所记的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但张所回忆的内容与目前中共保存的会议记录却颇多出入。首先,会议并非由毛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而是周恩来。其次,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张闻天,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因此,张在回忆如此不准确的情况下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确实,值得怀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的行动方向表明他们并没有执行这样一个指示的任何计划,在他们一度所争取过的重新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中,有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贵州、滇东北、川西,却丝毫没有向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影子(3)。

  根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份。当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苏联在新疆的影响,故决定向北发展,首先进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区,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4)。随着六月中旬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并准备设法与苏联接通。在六月十六日朱德等人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5)。不想,张国焘对此却颇表怀疑。

六月十七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我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六月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于是就有了两河口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进的北上计划并没有遇到象目前一些中共党史著作中所形容的来自张国焘的反对,当然也不存在象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到的那种争论不休和议而不决的情况。相反,张国焘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过草原,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6)。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       

两河口会议并没有具体的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是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要想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在这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苏联军事顾李德明确认为这种作法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至危及苏联安全。更多的人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有退却畏缩之嫌,因此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则考虑更多,他对打地方军阀的部队似乎很有信心,但对北上要与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交战,却顾虑重重,以致在同意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之后,很快又开始拖延部队行动。七月十日,一方面军已经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朱德、毛泽东等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7)

  为迫使张国焘能确实执行北上计划,中共中央于七月十二日经张闻天提议,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职,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并由四方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和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指挥和政委(8)。部队至此才开始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计划。但随后又因各部队严重缺粮,原定七月二十八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打乱,松潘战役计划遂因敌情变化而取消。

  松潘战役计划取消后,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加以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明确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毛泽东在发言中也集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解释了西北地区具有“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等特点之后,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9)

  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什么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什么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对北上方针实际上并不同意,但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而张国焘又在会后提出了避开北面胡宗南部,西去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制定了新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和《夏洮战役计划》,明确批评张国焘的西进青、新、宁的方针“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因而坚持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战役行动。但既然张国焘等人内心不赞成北上,其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又人多枪多,张又在名义上是军委总负责者,部队调动指挥及其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多方制肘。当九月初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之后,张国焘终于以缺粮和部队不能徒涉葛曲河等理由下令其率领下的左路军离开北上路线,西进阿坝地区,不走了。九月八日,张更避开中央,下令正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返。至此,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势不可免。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获张八日电令后,当晚即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包括陈昌浩、徐向前在内的政治局成员扩大会,提出反对意见。但张九日再电坚持原令之后,陈即改变态度准备执行南下命令。不得已,在右路军的几个中共中央常委于十日讨论并制定了紧急对策:

  (一)致电张国焘,说明“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二)以周恩来改任右路军指挥,并秘密下令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

  (三)指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于日内尾随一方面军主力后前进。

  (四)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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