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

陈小雅

　　题解：解放初，陈伯达因二十多年没用毛笔，重练毛笔字，把宋人张载的《西铭》全文抄写了一遍。《西铭》中有“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将明知要被晋献公处死却不逃走的申生，和甘愿被听信谗言的父亲放逐的伯奇，视为道德的典范。详见陈小雅采访录《陈伯达与毛泽东、林彪的关系——陈晓农谈父亲二三事》。

　　陈小雅：陈晓农，你好！今年正逢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也刚好是你六十岁——一个甲子的轮回。在这样一个时间里，我相信，你对自己的人生会有很多的感叹；对那场你父亲也曾参与，然后又被它打倒的、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给你自己的命运带来“戏剧性”转折的事件，会有很多的反思。这些年来，不少已故高层领导人的子女大写自己父亲的回忆录，但你们却不能写或者写了也不能发表，这使很多对当年政治定论不认同者，或者想获得多方位历史资讯的读者感到很不满意。

　　为此，有研究者建议我研究一下你父亲陈伯达的“公案”，并愿意提供全部资料。限于学力、精力和个人兴趣，我不可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且我觉得，就政治问题来说，你去年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足够说明问题。陈伯达在政治上是否能够被公正对待，问题并不在于事实不清楚，而在于中央彻底纠正和反思“文革”、反思毛泽东问题的决心。而且我认为，即使将来陈伯达获得政治上公允的评价，也不意味着一个复杂人物的问题研究就可以宣告结束。更何况，即使社会对一个人已再无争议，每一个个人，当然更包括他的家属、亲人，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一个健全社会的人文环境，不是要消弭个性，而是为千差万别的生命形态的生存繁衍提供安全保障。

　　所以，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人子，你对你父亲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这些看法，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你父亲三十年代首倡的“新启蒙运动”，曾因战争的硝烟而湮灭，而在半个世纪后的近二十年里，又不断地被思想新锐的人们高举；他所主张的“百家争鸣”，曾被毛泽东的文化专制所扼杀，但这已经或正在为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所肯定；他所坚持和关注的“发展生产力”、“电子中心”运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作为他的家人，却仍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且没能享受到这一切进步理应带来的欢乐，我想，你一定会有很多感想。

　　当然，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和人文学者，我希望你能暂时先放置一下那些沉重的历史话题，先让读者了解一下，你父亲不为世人所知道的那一面。在你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里，需要的不是你把自己的感觉去与社会的评价体系——譬如伦理规范、政治原则或理想楷模——的差别加以弥合，不是去求同，而是返回生命朴素的印象，挖掘你记忆中最受感动和留下刻痕的东西。

　　咱们就从头开始，先谈谈你父亲留在你记忆中最早的事情，好吗？

◇　我以为他真的就叫“陈教员”

　　陈晓农：好的。我对父亲最早的印象，是１９４９年我３岁时，父亲和我一起住在香山碧云寺的时候。那时，我们住在碧云寺哼哈二将门里左侧的一个院落。我因年小，出出进进都要父亲或别的大人牵着我的手。这里是山坡，台阶很多，尽管有大人牵着，我还是在一次上下台阶时摔倒，把鼻梁磕破了，请医生缝了好几针。

　　陈小雅：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心目中最早的父亲印象，你会在这些词中间选择哪一个？譬如：慈祥的、亲切的、严肃的、冷酷的、忙碌的……？

　　陈晓农：第一印象应该是“忙碌的”。此前一年，父亲和母亲已经离异。母亲文菲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错当作“特务”审查，虽然平反了，但因受了刺激，精神状况逐渐变差，没有照顾孩子的能力，所以我是由父亲抚养的。他的工作很忙，还要带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所以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警卫员郭运华叔叔照顾，有时父亲以前的助手田家英也过来领我玩。后来请了一个阿姨，就主要靠阿姨来照顾了。

　　陈小雅：小时候，你对父亲的职业，有什么样的意识？譬如说，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你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吗？

　　陈晓农：别人问我的父亲是谁，我总是回答：“陈教员。”这不仅是父亲让我这样回答，当时大人们也经常这样称呼他，所以我当时真的以为他就叫“陈教员”。

◇　陈伯达待子，与毛泽东迥异

　　陈晓农：５岁时，我家搬到了中南海。那时，叔宴妈妈和岭梅住一间房，我和父亲住一间房，两间房有门相通。父亲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床，我和父亲是一起睡的。半夜里我起来，就把父亲捅醒，他就把床边书桌上的台灯拧开。我在痰盂小便时，他往往又睡着了，我还得再次把他捅醒，让他关灯。他宁可麻烦，也不让小孩自己弄开关。

　　陈小雅：你的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毛泽东对孩子的教训方法。据傅连璋的夫人陈真仁回忆，李敏小时候喜欢用手去摸炉子上的开水壶。陈阿姨不让她摸，她偏要摸。毛泽东就说，你让她摸，烫了一回，她就知道不摸了。看来，你父亲不敢让你去冒这个险。他对你的确是尽了做父亲的责任的。除此之外，在你们兄妹中，他有没有给你吃“偏食”或吃“独食”的习惯？譬如，生活上，教育上……

　　陈晓农：我哥哥在苏联留学时期，我是家里的大孩子，所以父亲对我的关注多一些。小时侯，父亲曾用楷书抄录了明代文嘉的《明日歌》，让我挂在床旁边的墙上。另外，他还用行书抄录了诸葛亮的《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挂在全家人吃饭的房间。这也是一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在我上学期间，父亲的工作是很忙碌的，他自称是“劳碌命”，所以对我功课之余的读书学习很少过问，但也有过零星的建议。小时候，他给过我一部线装的《课子随笔》，里面收集了古人教育子女的文章；他还给过我一部《幼学琼林》，我还没有看，就被一个亲戚拿走了。

　　有时他也让我背点古文，如《古文观止》中《左传》、《战国策》的某些篇章，陶渊明、韩愈、柳宗元、苏轼的一些名作，以及清代彭端淑的《为学》。他还给我买过一套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少年百科全书》和周建人主编的一套科普书，这些书我常翻翻。上中学后他就基本不问我读什么书了，只希望我把自然科学知识学好些。不过，我记得上高中时，有一次父亲看我在读一本中国哲学史，对我说：“最好还是先看古人原作，不要一开始就看议论，现在的议论不一定对。”

◇　作文编造田家英“历史”，遭受父亲严责

　　陈小雅：少年时期的教育，你父亲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情是什么？

　　陈晓农：上小学时，父亲只在每学期末看看我的成绩单。但有一次，父亲偶然看了我的作文，对我发了脾气。原来，那篇作文老师给的题目是《我熟悉的某某叔叔》，我写的是田家英，内容做了虚构，说田家英叔叔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经受过严刑拷打等等。父亲说：“你怎么能这样胡写？田家英从来没有坐过监狱！”我说：“老师说可以虚构。”父亲厉声说：“你这是胡编乱造！以后写文章不许胡编乱造！记住！”然后在作文后面批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是编造的！这篇作文不及格！”批完以后又说：“你把我写的话给老师看看！”我给老师看后，老师并没有说话。

◇　“群众不同意的事，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

　　陈小雅：你对父亲处理公务，最初留下了什么印象？

　　陈晓农：１０岁那年，父亲回家乡搞调查。年底，叔宴妈妈带我和两个妹妹一起去福建，跟父亲一起在福建过年。离开福州回北京后的第一个新年，叶飞家的孩子们还给我们寄来了他们自己做的贺年片。但父亲１９５８年底第二次回福建时，他和叶飞的关系就处得不好了……

　　陈小雅：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矛盾？

　　陈晓农：是父亲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和叶飞发生了争论。叔宴妈妈从福建回来后说，食堂的做法要不得，她在食堂吃饭时亲眼看到一个妇女把掉到地上的一大团米饭一脚踢开，这样子浪费，全不顾以后了。父亲１９５９年１月９日给中央写了信，我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里转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注释中对此信的摘录。但这个摘录很简略。前些时偶然看到《读书》１９９８年第４期一篇谈赵树理的文章，作者陈徒手写道：

　　“后来我看到１９５９年１月９日陈伯达致毛泽东的信（作为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文件之一散发），才发觉陈伯达在信中也有与赵树理相近似的感受，他在福建家乡走了一圈后，对密植、深耕、干部作风、虚报数字等问题对毛泽东直抒已见，他甚至明确地说：‘当群众不同意干的时侯，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

　　１９９１年初，一位已离休的老干部对我说：“１９５８年底你父亲来福建时，和我同到一个生产队蹲点，天天吃地瓜，后来工作队的人都吃不消了，犯胃酸。我还好，我是当地人，但后来也觉得顶不住了，可你父亲仍是一声不吭，天天吃地瓜。你父亲通过与群众同吃同住，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他严肃批评了脱离群众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后来我和叶飞说起此事，他说了一句：‘这样和群众同吃，很对，但是，也很难。’”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时，父亲因起草刘少奇的报告，很疲劳。中央让他到玉泉山休息，所以他未参加讨论。会议期间的一个星期天，全家人正在玉泉山，忽然中南海警卫室打来电话，说叶飞和一些福建的干部要求见父亲，……叶飞这次来，有表示抱歉之意，这也是不容易的。

　　陈小雅：你父亲替刘少奇起草报告，如此“玩儿命”，是不是也是毛泽东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说，在“重大问题上”，陈伯达从来没有同他合作过的原因之一？陈伯达与刘少奇的关系怎样？

　　陈晓农：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的批语，这个报告毛泽东是看过的，毛泽东没有看的是刘少奇在讨论报告时的一个讲话。关于“从来没有配合”的问题，我想后面再谈。至于陈伯达与刘少奇的关系，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上“批陈”的时候，有人揭发：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允诺，自己搬进新房子后，原来在中南海住过的旧房子陈伯达可以住，这确有其事。但结果是陈伯达没有住进去，因为杨尚昆对他说，这房子你不能住。后来是杨尚昆自己住进去了。

◇　为“惠女水库”解燃眉之急

　　陈小雅：你觉得你父亲的性格怎么样？

　　陈晓农：父亲本是个比较软弱的文人。我母亲亲口对我说过：“你爸爸是个老实精。”叔宴妈妈（刘叔宴，陈伯达的第三任妻子）也说过：“你爸爸性格太懦弱。”但有时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他也能独出己见，而且很倔强。家乡人告诉我：“大跃进时，惠安修水库，你父亲来工地劳动，看到工地上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很感动，就题了‘英勇的惠安妇女万岁’几个字，说：‘这个水库就叫惠女水库吧。’当时雨季将到，天空已阴沉，而工程已到关键时刻。如果大雨一来，工程将前功尽弃。你父亲着急了，在县委给叶飞打电话，说：‘请你立即派部队来帮助！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派的人来！你的人不来，我不离开。’叶飞派的部队和几十辆卡车赶来了，抢在大雨前修好了大坝。这个水库对惠安的生产起了很大作用，灌溉了很大面积的土地。过去每年都会发水淹死一些人，有了水库就不再有淹死人的事了。”父亲倒了以后，水库被改名，一个纪念碑的碑文中提到过父亲，也被用凿子凿去了他的名字。

◇　冠名“反动血统论”的第一人

　　陈晓农：我自己亲见的父亲表现倔强的事，就是文革初他对“血统论”的批判。当时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来势汹汹，猖獗一时。不同意这个对联的人一般也只是说这个对联“讲阶级路线过了头”、“过分了”、“过左了”，没有人把它和“反动”一词相联系。“红五类”、“黑五类”等说法也是这样。有些领导人对“黑五类”的说法表示过质疑，但是没有反对“红五类”的说法。而父亲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却毅然决然说道：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利用一部分年青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什么‘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

　　陈小雅：流行的说法，文革初最早对“血统论”提出质疑的，在民间首推遇罗克。但是他１９７０年被镇压了。前两年在互联网上读到遇罗克狱中难友张郎郎写的《遇罗克现象的反思》，其中谈到遇罗克文章产生的背景。张郎郎说：

　　“或许为还历史真实面目，应该指出，他的文章一开始可以出现并传播，可以说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因为，这篇文章出现，是在陈伯达发表了反对血统论的讲话以后，出身‘不好’的学生，等于听到了特赦令。……可以说陈伯达的讲话，当时使人们从长期不得喘息的压力下，突然得到心理解放。文革以来第一次，他们可以‘合法’地，理直气壮地对血统论说‘不’。”

　　张郎郎的这段回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我想了解的是，你父亲讲话以后，除了有支持者以外，是否也有反对者？

　　陈晓农：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将那个对联的思想，以及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等等行径，定性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是父亲力排众议做出的论断。“血统论”这个词就是父亲给那股披着“革命”外衣的思潮起的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在此之前，对联拥护者们是把它叫做“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当众多的对联拥护者都在以“最革命者”自居时，竟有人把他们的思想行为定为“反动的血统论”，这不啻如晴天霹雳。那些对联拥护者的恼怒之声，我曾亲耳听到过。

　　陈小雅：这在高干子弟中，的确是一件犯众怒的事。当时，有人和你为难吗？

　　陈晓农：我接触的人不多，但有位老干部曾当着我说：“陈伯达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还有一位高干子弟，在中南海里发泄过恼怒情绪。为了制止血统论的严重危害，父亲不怕得罪自恃“血统高贵”者，不惜犯众怒，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陈小雅：这的确是一个人反封建的觉悟的底线的显露。

　　陈晓农：这是一次艰难的反潮流。其实，父亲对血统论的批判是由来已久的、一贯的。早在１９４３年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中，他就对蒋介石以血统立论进行了批驳。可见他对无论何党何派的人，无论其权势大小，凡持血统论观点者，都是加以批判的。

◇　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企图扭转文革路线

　　陈晓农：父亲另一次倔强的反潮流，就是他起草的强调生产的九大报告稿被否定以后，面对中央认可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在中央会议上无人提出异议，父亲却坦率指出：“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恼羞成怒地嚷道：“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两人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尽管也有人在心里对张、姚的稿子不满，但没有人出来说话。父亲却无所顾忌地对张、姚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击中了张、姚观点的要害，这大大出乎江、康、张、姚等人的意料，他们势必要寻机对父亲进行报复。记得九大后，１９６９年国庆节我回家时，父亲在与我谈话时说道：“一个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折才会有用。我现在也还在受挫折。”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在鼓励我不要害怕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挫折，没有想到他在中央因在路线问题上反了潮流，而的确正在经受挫折、经受磨折。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现在官方的史书都隐没了。

　　陈小雅：看得出，这件事情，你认为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由于官方的政治定论和一些趋时的描述，在外人眼里，大多觉得陈伯达至少是个很“窝囊”的人，好像被江青骂了也不敢顶嘴。不过，我最近从吴润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５月版）中看到，陈伯达居然也当众骂过江青，说“我瞧不起你！你听清了吗，我瞧不起你！不是毛泽东，谁会把你放在眼里！乌鸦！”而那位作者说，在那个年代，敢当面骂江青的人几乎没有，大多数人是背地里充好汉。这让我对陈伯达开始刮目相看。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陈晓农：过去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件事。父亲谈到他同江青有过很多次激烈的争论，但他没有描述细节。刚才你说九大报告是标志性的事件，我认为的确是这样。九大报告稿的争论本来是一个原则的争论，在十大的政治报告里是作为大事来说的，可是现在官方的史书却做了回避，这是令人遗憾的。史家的观点可以各有不同，但史书对重要的历史事实不应回避。

　　父亲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时候，也有愚忠盲从、偏听偏信的时候。父亲没有能力扭转党的路线错误，但是他在批判血统论，反对上海帮和起草九大报告稿等关键事情上，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或者收效有限，或者完全失败，但终究是一种路线转折的先声

◇　促使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不好的事实在太多”

　　陈晓农：父亲的另一令我佩服之处，是他做了一些公益事或帮助他人的事后，他自己是不说的，除非是不得已或很偶然的情况下，他才会提到。像他动员亲人捐献图书文物，除了前面说到叔宴妈妈偶然提到过一次外，父亲本人从未说过。父亲去世后，１９９１年我回家乡，一位乡亲拿出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５日《福建日报》的有关报道，我才知他向福建省图书馆捐献祖上图书文物的情况。还有他的稿费，他自己只说过１９５８年以后他没有再领取过稿费。但这些稿费到哪里去了，他一次也没有说起过。他去世后，我才听到他以前的秘书说，他１９５８年以后的稿费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秘书亲手经办的。

　　父亲去世时，领导指示后事悄悄处理，而且父亲也交代过他去世后不要发消息，所以我们没有发过讣告，可仍有几十位了解父亲的人闻讯后赶来向遗体告别。其中有国务院体改办离休的洪禹同志。他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受到错误审查时，写过一封申诉信。毛泽东于１９４６年３月写了回信，说明已指示安子文解决，并在信尾对洪禹说：

　　“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６９页）

　　洪禹在参加遗体告别后对我说：“我那封申诉信就是你爸爸转交给毛主席的。毛主席那时在生病，你爸爸催促他写了回信。这封回信使我和一大批受审查的同志得到了解脱。”

　　陈小雅：这么说，你父亲促使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不好的事实在太多”。

◇　“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

　　陈晓农：洪禹说的事我过去从未听说过。几天后他又打来电话，说：“请你找点你爸爸的遗物，哪怕是有签名的一本书也行，给我留做纪念。希望你理解我的心情。”当时，家徒四壁，我就找了一本我给父亲买的《世界中古史》，上有父亲签名“陈健相”（陈伯达的原名），送了过去。

　　１９９６年底，因我再三请求，上面发还了父亲的墨迹、书籍等少许遗物，我又选了张父亲的字给洪禹。不幸为时不久，洪禹同志于１９９８年去世。

　　父亲自己偶然讲出的一事，是他想助人却落了空的事。一次和父亲谈话时，我提到文革中“批陈整风”的文件里有一篇杜畏之的交代，说他三十年代和父亲有过一两次来往。文件将此事作为父亲参与托派活动的例证。父亲说：“解放初抓托派，我看到名单上有杜畏之的名字，就和中央负责同志说了：‘杜畏之翻译过《自然辩证法》，还是应加以考虑。’我的意见没有起作用。杜畏之还是被抓了。”我想专案组直接去找杜畏之，或许正和父亲曾为杜畏之说情有关。

　　父亲常引《战国策　魏策》中唐睢说的那句话：“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他以此要求自己，并经常告诫亲属。他多次讲过三十年代在北平，他在一次逃避特务追捕时，吴承仕先生为他安排避难处所，并资助他一百元钱的故事。解放后，他找到了吴先生的夫人和女儿，带全家人请她们一起去香山郊游。在香山宴请她们时，父亲问起她们的生活情况，问是否需要帮助。吴夫人说，吴先生还有一点遗产留给她们，不需要帮助。

◇　对于父亲的遗憾

　　陈晓农：当然，你刚才谈到外界对于父亲性格的看法，我也是有些遗憾的。父亲为人处事，也有诸多缺点错误，也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时候，也有愚忠盲从、偏听偏信的时候。“驯服工具”和“齿轮螺丝钉”的观念也曾灌输于他。在那个不正常的时期，虽然他也利用自己的位置，进行过不能算“微弱”的抗争，但他更多的是身不由己。我在工厂当工人时，有一位技术员，考入清华大学时曾是总分第三名的高才生，因出身资本家，被分配到我所在的制药厂，他就曾对我说过：“说实话，谁在你父亲的位置上也不行。任何人当那个组长都不能不犯错误。我说的是任何人。当时情况太复杂了，怎么干呀？”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大潮流的席卷下，在强大力量的掌控下，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但实际上都有不由自主之处。父亲没有能力扭转党的路线错误，但是他在批判血统论，反对上海帮和起草九大报告稿等关键事情上，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或者收效有限，或者完全失败，但终究是一种路线转折的先声。

　　陈小雅：你谈到外界对于你父亲性格的看法，你也是有些遗憾的。这里，我们接着谈一个和性格有关，但主要是个人修养与思想路线的问题。在外人的印象中，陈伯达是一个文史或哲学方面的专家，但他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电子中心论”。据你看，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　陈伯达提出“电子中心论”的个人修养背景

　　陈晓农：父亲的专长虽然在文史哲，但他对科学是非常崇敬的。建国初，他提出过“五爱”的号召，其中之一就是“爱科学”。父亲在写字台玻璃版下面长期摆放着哥白尼、伽里略、巴斯德、巴甫洛夫的人物肖像。还有一张相片是他三十年代的好朋友吴承仕的。父亲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时，他是社会科学界的首席代表，但他内心里对自然科学更重视。他年轻时没有学过高等数学，这增加了他学习自然科学的困难，但他有自己的学习了解自然科学。家里一套大部头的《汤姆逊百科全书》和《苏联大百科辞典》，他经常翻阅。他偏爱生物学，认真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环球航行日记》。他仔细阅读科学发展史和一些着名科学家的传记，浏览各种科学杂志，注意物理学、化学和工业新技术的最新进展，经常和一些科学家交谈，虚心听取他们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意见。他六十年代初提出“电子中心论”，就是在天津和一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进行深入交谈的结果。父亲说：“那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说，日本在战后，开始经济很困难，很多人因没有布，连衣服都是穿报纸做的，可后来就是抓了电子技术，经济很快就上去了。日本发展电子技术是由国家立法的。”父亲常感叹中国科技的落后，希望国家能吸收各国的好经验，开辟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尽快把科学技术搞上去。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所以１９６５年当他得知我所在的人民大学附中要保送我去高级党校时，他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且不同意我考文科大学。可是我因种种原因，不愿考理工。这是促成我放弃高考，去内蒙古插队的一个原因。我虽然能力很不行，但他的其他孩子都选择了自然科学。